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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运行走势应该说不难预判，最大可能性是在四季度实现经济运行企稳筑底以后回升，全年GDP增长7.5%目标有较大把握在年度内如愿实现，而且可以使我们对明年经济运行进行较好的年度规划安排。因为第四季度经济回升会有惯性，如果延续到2013年一季度，正好对应于2012年一季度下滑0.8个点的低基数，所以2013年一季度宏观数据会比较好看，整个市场信心会进一步增强，对于景气的提升和经济的稳定有一定正面效应，而且“稳增长”措施还会继续发挥积极的政策效应。这些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从短期和年度中国经济的运行来看，问题不大。
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实际上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是伴随经济社会的转轨过程，特别是配套改革的攻坚过程出现的，是制约我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低劳动成本优势曾经支持了持续三十多年被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优势，或者说中国比较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明显滑坡。民工荒问题几年前已经出现，现在较普遍了，不少中心城市的保姆雇工市场上都出现了“高价”、“稳不住人”的局面，实际用工成本明显急剧提高。而成规模的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其用人紧张局面也总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即使现在转移到了与沿海拉开一定距离的中原地区，比如河南，也很快就出现了类似原来在深圳出现过的紧张局面。经济学理论中讨论的刘易斯拐点确实正在逼近。学者的数据分析显示，我国人口红利在2015年之后迅速消退，同时老龄化压力会迅速显现。
特别是要指出，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矛盾的凸显，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非常有挑战性、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命运有威胁力的深刻问题。有些学者说不要简单套用拉美的情况，中国情况跟他们有诸多差异，但是大的逻辑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那些国家开始发展一直很好，但一旦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却难以前行。中国前面30多年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但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套路，是不是就可以像邓小平勾画的三步走战略那样在2050年前后如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非如此简单。现在已有一系列令人堪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这样的前景就会被不确定性因素所困扰，就不能够有把握地说中国可以避免拉美和其他一些经济体走过的道路：即到了某个时刻突然增长失速，而其他问题一起表现出来，跌入某种低速增长的状态而一蹶不振。
目前，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两头够不上”的两难现象比较明显，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另一方面，产业升级换代能力和高科技附加值又没有培育出来。此时，民众还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造成“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压力。老百姓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对迅速致富、迅速享受高档生活充满憧憬，且公民意识不断提升，对政府所作所为都可能感到不满意。只要某个公民出来发声，表明感觉政府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要求尽快改进，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这种声音立马一呼百应。政府面对这样的压力，自然而然要考虑回应民众呼声。拉美国家普遍套用直接选举这个政治框架，谁想当选，就要给出尽可能让民众满意的允诺，当选之后要连任，就要竭尽全力实现这种允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他们并没有走远，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一旦没有了后劲，从云端跌落尘埃，就往往造成福利赶超没有了，经济赶超也泡汤了，一蹶不振几十年。
中国现在很多社会现象与此很有相似之处，同时伴随政府公信力的迅速滑坡，导致威权快速递减。这种迅速滑坡中，是不是还可能出现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呢？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威胁发展到某一个临界点，政府再说什么，哪怕推出非常好的值得肯定的政策改进和制度改革措施，老百姓都不认账，只要政府发声就会迎来一片讥讽一片攻击，到了这个程度，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只要稍微有点远见，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十八大是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十八大以后必然引出一轮顶层规划的全面配套改革设计，将体现应有的远见和配套水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当然，除了有很大的勇气实施改革以外，还要更好地与民众互动，面对利益已经分化，各种诉求明显有所区别的现实，要更好地引导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学会理性交流和探讨，在共和导向之下更多注入建设性的东西，对冲互联网上出现的暴戾之气，从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个报告已经从战略层面延伸到可操作层面，这些思路是从学者的角度和政策研讨设计者的高度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还需高度关注技术更新换代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现在长三角、珠三角普遍出现发展壮大起来的、一定规模的民间资本为主的标准股份制企业，无法突破其升级换代的技术天花板，典型的是温州几十家当地代表性企业的老板以“跑路”避祸。如果实体经济层面的升级换代迟迟上不去，一旦竞争力丧失，资金链吃紧，加上外部压力的作用，以高利贷和准高利贷为基础的资金融通体系就禁不住这个压力，只能断裂。断裂的同时，整个经济生活便会进入非常严重的局部危机。温州这样的事情，实由高端决策层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应急处理进行“灭火”才平息事态，实际上现在还余波未平，也逼出了以温州为先导的金融综合改革，后边延伸出的很多改革应该与之一起发力突破技术天花板。在使中国实体经济真正如愿升级换代的同时，必须也解决制度天花板的突破问题（如建成多样化的、有效、可持续的融资制度）。
对于制度天花板，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还有减税问题。财政的结构性减税原则早已确立，但还有人认为应该全面减税，大幅度减税。我认为，我国当下全面减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需要有增有减。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部分，不是简单的减少的问题，而是要更好地降低低端税负，同时增加高端税负的问题。另一些项目，比如房产税，其改革试点还要往前推进。另一个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实现结构性增税的事项，就是资源税。它对突破技术天花板、产品升级换代有重大意义。它可以促成配套改革来校正现在经济生活命脉层面的基础能源价格不合理，堆积如山的非常严重的矛盾导致比价关系多年不能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越来越背离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副作用越来越强的电力部门的过度垄断和对电价的行政管制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目前中国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并不能感受到基础能源这种资源制约的经济压力，自然将节能降耗看成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资源税改革的启动，可使稀缺、金贵的资源表现出它的份量，依法透明地、可预期地加入以从价税收为代表的与市场经济波动内恰的价格形成因子。这样激励所有企业一起努力节能降耗，一起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种税负变化，从煤传导到电，会导致电价上涨，促使大家更注意省电，节约能源。平时所说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无非就是各个主体的具体经济活动组成的一个经济过程。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就是要靠经济杠杆的力量处理千千万万的市场经济主体怎么自发去节能降耗的机制问题。政府要做的是，在力度操作上，保证大多数企业可以通过努力继续生存，少数企业淘汰出局。以社会保障系统负责解决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并及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标准，使得实际收入水平不下降，其他中等收入及以上的人自动改变消费习惯，顺应低碳化的经济压力。这些想法都可以在此报告的基础上继续讨论。需要强调的是，要重视以制度建设支撑我们突破实体经济更新换代的技术天花板。
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实际上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是伴随经济社会的转轨过程，特别是配套改革的攻坚过程出现的，是制约我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低劳动成本优势曾经支持了持续三十多年被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优势，或者说中国比较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明显滑坡。民工荒问题几年前已经出现，现在较普遍了，不少中心城市的保姆雇工市场上都出现了“高价”、“稳不住人”的局面，实际用工成本明显急剧提高。而成规模的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其用人紧张局面也总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即使现在转移到了与沿海拉开一定距离的中原地区，比如河南，也很快就出现了类似原来在深圳出现过的紧张局面。经济学理论中讨论的刘易斯拐点确实正在逼近。学者的数据分析显示，我国人口红利在2015年之后迅速消退，同时老龄化压力会迅速显现。
特别是要指出，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矛盾的凸显，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非常有挑战性、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命运有威胁力的深刻问题。有些学者说不要简单套用拉美的情况，中国情况跟他们有诸多差异，但是大的逻辑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那些国家开始发展一直很好，但一旦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却难以前行。中国前面30多年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但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套路，是不是就可以像邓小平勾画的三步走战略那样在2050年前后如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非如此简单。现在已有一系列令人堪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这样的前景就会被不确定性因素所困扰，就不能够有把握地说中国可以避免拉美和其他一些经济体走过的道路：即到了某个时刻突然增长失速，而其他问题一起表现出来，跌入某种低速增长的状态而一蹶不振。
目前，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两头够不上”的两难现象比较明显，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另一方面，产业升级换代能力和高科技附加值又没有培育出来。此时，民众还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造成“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压力。老百姓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对迅速致富、迅速享受高档生活充满憧憬，且公民意识不断提升，对政府所作所为都可能感到不满意。只要某个公民出来发声，表明感觉政府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要求尽快改进，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这种声音立马一呼百应。政府面对这样的压力，自然而然要考虑回应民众呼声。拉美国家普遍套用直接选举这个政治框架，谁想当选，就要给出尽可能让民众满意的允诺，当选之后要连任，就要竭尽全力实现这种允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他们并没有走远，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一旦没有了后劲，从云端跌落尘埃，就往往造成福利赶超没有了，经济赶超也泡汤了，一蹶不振几十年。
中国现在很多社会现象与此很有相似之处，同时伴随政府公信力的迅速滑坡，导致威权快速递减。这种迅速滑坡中，是不是还可能出现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呢？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威胁发展到某一个临界点，政府再说什么，哪怕推出非常好的值得肯定的政策改进和制度改革措施，老百姓都不认账，只要政府发声就会迎来一片讥讽一片攻击，到了这个程度，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只要稍微有点远见，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十八大是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十八大以后必然引出一轮顶层规划的全面配套改革设计，将体现应有的远见和配套水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当然，除了有很大的勇气实施改革以外，还要更好地与民众互动，面对利益已经分化，各种诉求明显有所区别的现实，要更好地引导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学会理性交流和探讨，在共和导向之下更多注入建设性的东西，对冲互联网上出现的暴戾之气，从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个报告已经从战略层面延伸到可操作层面，这些思路是从学者的角度和政策研讨设计者的高度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还需高度关注技术更新换代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现在长三角、珠三角普遍出现发展壮大起来的、一定规模的民间资本为主的标准股份制企业，无法突破其升级换代的技术天花板，典型的是温州几十家当地代表性企业的老板以“跑路”避祸。如果实体经济层面的升级换代迟迟上不去，一旦竞争力丧失，资金链吃紧，加上外部压力的作用，以高利贷和准高利贷为基础的资金融通体系就禁不住这个压力，只能断裂。断裂的同时，整个经济生活便会进入非常严重的局部危机。温州这样的事情，实由高端决策层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应急处理进行“灭火”才平息事态，实际上现在还余波未平，也逼出了以温州为先导的金融综合改革，后边延伸出的很多改革应该与之一起发力突破技术天花板。在使中国实体经济真正如愿升级换代的同时，必须也解决制度天花板的突破问题（如建成多样化的、有效、可持续的融资制度）。
对于制度天花板，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还有减税问题。财政的结构性减税原则早已确立，但还有人认为应该全面减税，大幅度减税。我认为，我国当下全面减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需要有增有减。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部分，不是简单的减少的问题，而是要更好地降低低端税负，同时增加高端税负的问题。另一些项目，比如房产税，其改革试点还要往前推进。另一个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实现结构性增税的事项，就是资源税。它对突破技术天花板、产品升级换代有重大意义。它可以促成配套改革来校正现在经济生活命脉层面的基础能源价格不合理，堆积如山的非常严重的矛盾导致比价关系多年不能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越来越背离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副作用越来越强的电力部门的过度垄断和对电价的行政管制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目前中国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并不能感受到基础能源这种资源制约的经济压力，自然将节能降耗看成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资源税改革的启动，可使稀缺、金贵的资源表现出它的份量，依法透明地、可预期地加入以从价税收为代表的与市场经济波动内恰的价格形成因子。这样激励所有企业一起努力节能降耗，一起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种税负变化，从煤传导到电，会导致电价上涨，促使大家更注意省电，节约能源。平时所说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无非就是各个主体的具体经济活动组成的一个经济过程。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就是要靠经济杠杆的力量处理千千万万的市场经济主体怎么自发去节能降耗的机制问题。政府要做的是，在力度操作上，保证大多数企业可以通过努力继续生存，少数企业淘汰出局。以社会保障系统负责解决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并及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标准，使得实际收入水平不下降，其他中等收入及以上的人自动改变消费习惯，顺应低碳化的经济压力。这些想法都可以在此报告的基础上继续讨论。需要强调的是，要重视以制度建设支撑我们突破实体经济更新换代的技术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