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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各国首脑纷纷来沪，各级工会的成立，每年召开的人代会、党代会，五一、十一的大游行，重大的聚会，欢迎各国企业团体，如当时的苏联、东欧的体育代表团到上海来表演，都要上海管乐团前去奏国歌、奏迎宾曲。所以仪仗成了当年管乐团首要任务。
上海管乐团的前身是由两支军乐团合并而成的。其中一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的军乐队（队长是著名的作曲家朱践耳先生），进城后改称为新安旅行团文工团军乐队（队长是宗弼先生）。这个军乐队跟随陈毅元帅进城。另一支是原国民党警察乐队改编成的上海市公安学校军乐队，参加了上海各级工会组织的成立大会作仪仗演出。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公安学校的军乐队在上海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时为了确保军乐队能按时到达会场，还动用了当年飞虎队曾用过的特警车接送乐队演奏员。
1952年9月，上海音乐工作团成立（后改称上海乐团，团址在湖南路105号，即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址），下设五个队：上海交响乐队、上海合唱队、上海民族乐队，上海管乐队（由新旅文工团军乐队与上海公安学校军乐队合并而成）、上海红旗舞蹈队。因排练场地拥挤，五个队无法同时开展业务活动，1956年上海乐团解体，分别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管乐团。红旗舞蹈队并入上海歌剧院舞蹈团。
新中国成立后，外事活动非常繁忙，各国元首相继来访。访沪的元首就有金日成将军、尼赫鲁总理、苏加诺总统、伏罗希洛夫主席等。上海管乐团承担了所有大型仪仗任务，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1953年斯大林逝世，沪上组织了一支以上海管乐团为主的两百人的大型乐团奏哀乐，场面颇为壮观。同年管乐团还赴三林塘汇演，慰问归国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
1956年由霍夫曼为团长率领的德累斯顿警察乐团访华演出，上海管乐团在当时的锦江饭店文化俱乐部与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当管樂团的首席圆号范正和奏出《蓝色多瑙河》的前奏时，外国同行们陶醉了。霍夫曼团长高度评价了管乐团的演奏水平。此后，管乐团由演奏单一的军乐曲向“交响化”的方向发展，在编制上增设了定音鼓、低音提琴，配齐了萨克斯管声部，还增加了木琴、手风琴等各类色彩性的乐器。为了提高演奏水平，乐团先后邀请了贺绿汀、黄贻钧、黄晓同、曹鹏、洪潘（此人曾留学奥地利，是原国民党军乐团的指挥）等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来团指挥训练和演出。贺绿汀院长又邀请了周小燕、高芝兰、蔡绍序、王昆、胡松华、周碧珍、董爱玲、戚长伟、郑倜、吴逸文、陈伟等著名歌唱家参加管乐团的演出，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董源先生出点子，管乐团在文化广场成功举行了亚非拉美轻音乐音乐会，一周演出全部满座，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此后，管乐团编写了一本普及音乐的小册子，专为中小学生开音乐会，介绍乐器，在沪开创了普及音乐会的先河。音乐会上演奏员用大管演奏《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旋律，用长笛演奏花腔女高音唱段，用双簧管演奏抒情女高音的乐曲，受到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新华社为此作了专门报导，上海市文化局给予了表彰。为丰富演出形式，1962年管乐团还从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调来了声乐演员，专门成立一个声乐小组，所演曲目更丰富多彩。大型的管乐交响曲有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瓦络纳的《罗恩格林》序曲、哈恰图良的《马刀舞》及民族交响管乐曲《嘎达梅林》 等，小节目有朱广顺先生的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王鸣祥先生独奏的《长号波尔卡》，另有单簧管、低音提琴、手风琴三重奏等等。
乐团还把青年演奏员派到北京学习，以提高团内演奏质量，有小号演奏员徐瑞础、打击乐演奏员朱忠德等。他们通过赴京进修，业务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乐团的中坚力量。大管演奏员周希文赴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后，与金士英和金重华合作创作了大管独奏曲《贫农老汉当代表》，参加“上海之春”独奏，后经唱片厂录音，并由中央文艺台在全国播放。另外，上海音乐学院还输送了一批有才华的毕业生到管乐团，使团内实力大增。他们中有现在成为上音教授的林华先生，还有金士英、宋柏林、施安同、鲍善龙、杨恩羚、潘俐等专业人士。
管乐团多年来积极为沪上各大专院校、工厂企业的管乐队进行辅导。其中有交大、复旦、华师大、化工、二医、华纺等；有江南造船厂、上海开关厂、上海管乐器厂、电车三场、上海纺织机器厂等；当时的市文化局副局长钟望阳还为管乐团辅导的陕北中学开办的业余管乐学校主持了开学典礼。
经过了10年的艰苦创业，上海管乐团在朱践耳、宋弼、董源、金重华、陈润生等诸位领导的带领下，从一个编制不齐的军乐队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演奏水平的拥有80多位演奏家的双管制大型交响管乐团，为发展上海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但在“文革”中，却因政治流氓王洪文的一句话，就把好端端的一个管乐团赶到了上海电车三场，撤销了它的专业编制。一朵盛开的管乐之花就此凋零消失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盛，人民安康。上海逐步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类重大的庆典活动、外事活动均需有一支高水平的职业管乐团进行仪仗和演出。但上海现已没有一支真正的职业管乐团。1992年上海有一支40多人的金盾文工团军乐团（属公安部），后因指令而于2002年解体。2001年由程寿昌先生自筹资金，组建了上海申城爱乐交响管乐团，由于无固定成员和充足资金，举步维艰。1996年，由下岗女工组成的永昌女子管乐团，时下仅剩下20多人，只在东方明珠塔作仪仗演奏。目前，上海“两会”所用的仪仗乐团，均为业余乐手临时拼凑而成。接待外宾及举行重大庆典活动，有时也请学生管乐团担当演奏任务。显然这种状况与上海的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经过几代管乐界同仁的辛勤努力，上海管乐团曾有过辉煌的岁月，沪上的管乐力量日见壮大。目前参加考级的管乐爱好者，每年有7000多人次，他们中不乏佼佼者，上音每年有众多管乐毕业生，解体后的金盾军乐团、武警军乐团、警备区军乐团、海军军乐团仍有不少业务骨干等，如此人才的聚集，上海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组建一支高水平的职业管乐团。我们热切期待上海管乐团的重生！
上海管乐团的前身是由两支军乐团合并而成的。其中一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的军乐队（队长是著名的作曲家朱践耳先生），进城后改称为新安旅行团文工团军乐队（队长是宗弼先生）。这个军乐队跟随陈毅元帅进城。另一支是原国民党警察乐队改编成的上海市公安学校军乐队，参加了上海各级工会组织的成立大会作仪仗演出。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公安学校的军乐队在上海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时为了确保军乐队能按时到达会场，还动用了当年飞虎队曾用过的特警车接送乐队演奏员。
1952年9月，上海音乐工作团成立（后改称上海乐团，团址在湖南路105号，即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址），下设五个队：上海交响乐队、上海合唱队、上海民族乐队，上海管乐队（由新旅文工团军乐队与上海公安学校军乐队合并而成）、上海红旗舞蹈队。因排练场地拥挤，五个队无法同时开展业务活动，1956年上海乐团解体，分别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管乐团。红旗舞蹈队并入上海歌剧院舞蹈团。
新中国成立后，外事活动非常繁忙，各国元首相继来访。访沪的元首就有金日成将军、尼赫鲁总理、苏加诺总统、伏罗希洛夫主席等。上海管乐团承担了所有大型仪仗任务，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1953年斯大林逝世，沪上组织了一支以上海管乐团为主的两百人的大型乐团奏哀乐，场面颇为壮观。同年管乐团还赴三林塘汇演，慰问归国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
1956年由霍夫曼为团长率领的德累斯顿警察乐团访华演出，上海管乐团在当时的锦江饭店文化俱乐部与他们进行文化交流。当管樂团的首席圆号范正和奏出《蓝色多瑙河》的前奏时，外国同行们陶醉了。霍夫曼团长高度评价了管乐团的演奏水平。此后，管乐团由演奏单一的军乐曲向“交响化”的方向发展，在编制上增设了定音鼓、低音提琴，配齐了萨克斯管声部，还增加了木琴、手风琴等各类色彩性的乐器。为了提高演奏水平，乐团先后邀请了贺绿汀、黄贻钧、黄晓同、曹鹏、洪潘（此人曾留学奥地利，是原国民党军乐团的指挥）等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来团指挥训练和演出。贺绿汀院长又邀请了周小燕、高芝兰、蔡绍序、王昆、胡松华、周碧珍、董爱玲、戚长伟、郑倜、吴逸文、陈伟等著名歌唱家参加管乐团的演出，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董源先生出点子，管乐团在文化广场成功举行了亚非拉美轻音乐音乐会，一周演出全部满座，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此后，管乐团编写了一本普及音乐的小册子，专为中小学生开音乐会，介绍乐器，在沪开创了普及音乐会的先河。音乐会上演奏员用大管演奏《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旋律，用长笛演奏花腔女高音唱段，用双簧管演奏抒情女高音的乐曲，受到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新华社为此作了专门报导，上海市文化局给予了表彰。为丰富演出形式，1962年管乐团还从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调来了声乐演员，专门成立一个声乐小组，所演曲目更丰富多彩。大型的管乐交响曲有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瓦络纳的《罗恩格林》序曲、哈恰图良的《马刀舞》及民族交响管乐曲《嘎达梅林》 等，小节目有朱广顺先生的独奏《单簧管波尔卡》、王鸣祥先生独奏的《长号波尔卡》，另有单簧管、低音提琴、手风琴三重奏等等。
乐团还把青年演奏员派到北京学习，以提高团内演奏质量，有小号演奏员徐瑞础、打击乐演奏员朱忠德等。他们通过赴京进修，业务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乐团的中坚力量。大管演奏员周希文赴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后，与金士英和金重华合作创作了大管独奏曲《贫农老汉当代表》，参加“上海之春”独奏，后经唱片厂录音，并由中央文艺台在全国播放。另外，上海音乐学院还输送了一批有才华的毕业生到管乐团，使团内实力大增。他们中有现在成为上音教授的林华先生，还有金士英、宋柏林、施安同、鲍善龙、杨恩羚、潘俐等专业人士。
管乐团多年来积极为沪上各大专院校、工厂企业的管乐队进行辅导。其中有交大、复旦、华师大、化工、二医、华纺等；有江南造船厂、上海开关厂、上海管乐器厂、电车三场、上海纺织机器厂等；当时的市文化局副局长钟望阳还为管乐团辅导的陕北中学开办的业余管乐学校主持了开学典礼。
经过了10年的艰苦创业，上海管乐团在朱践耳、宋弼、董源、金重华、陈润生等诸位领导的带领下，从一个编制不齐的军乐队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演奏水平的拥有80多位演奏家的双管制大型交响管乐团，为发展上海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但在“文革”中，却因政治流氓王洪文的一句话，就把好端端的一个管乐团赶到了上海电车三场，撤销了它的专业编制。一朵盛开的管乐之花就此凋零消失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盛，人民安康。上海逐步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类重大的庆典活动、外事活动均需有一支高水平的职业管乐团进行仪仗和演出。但上海现已没有一支真正的职业管乐团。1992年上海有一支40多人的金盾文工团军乐团（属公安部），后因指令而于2002年解体。2001年由程寿昌先生自筹资金，组建了上海申城爱乐交响管乐团，由于无固定成员和充足资金，举步维艰。1996年，由下岗女工组成的永昌女子管乐团，时下仅剩下20多人，只在东方明珠塔作仪仗演奏。目前，上海“两会”所用的仪仗乐团，均为业余乐手临时拼凑而成。接待外宾及举行重大庆典活动，有时也请学生管乐团担当演奏任务。显然这种状况与上海的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经过几代管乐界同仁的辛勤努力，上海管乐团曾有过辉煌的岁月，沪上的管乐力量日见壮大。目前参加考级的管乐爱好者，每年有7000多人次，他们中不乏佼佼者，上音每年有众多管乐毕业生，解体后的金盾军乐团、武警军乐团、警备区军乐团、海军军乐团仍有不少业务骨干等，如此人才的聚集，上海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组建一支高水平的职业管乐团。我们热切期待上海管乐团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