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我父亲19岁走出河北雄县李庄头村参军，在部队入团学文化。1960年4月，他从“抗美援朝”的汽车兵转业到国营新光机械厂即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进入80车间即火箭装配试验车间所在地的沈阳棋盘山东部山区的中和村。1967年春天，母亲和我被父亲从乡下接到他工作的地方，再次见到父亲我已6岁。那一年他29岁，一双明澈的眼睛，笑着看我，有一种军人的英气和挺拔。
　　7岁半我上小学，穿的是妈妈缝制的露脚面子的布鞋过冬，吃的是玉米面、地瓜、高粱米……那天，我尿血了。“孩子全身浮肿，身上挺热的……”父亲一进家门母亲就告诉他。父亲伸出手在我身上抚摸了一会，一脸的焦急和满眼的疼爱，转身背起我出门。从家到医院有三十多里路，先要走二十来里山路，我一直伏在他的背上，折腾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赶到山下的18路公交车始发站。坐上公交车赶到沈阳二四五医院，我被诊断为慢性肾炎，随即住院。贫寒的生活和偏远山区的艰苦条件，耽误了我的早期治疗，急性肾炎已转为慢性。
　　打点滴时，父亲紧紧按住我，不许我哭叫，可他的眼角却有泪珠闪动。母亲小声对我说：“你爸心疼你。”在我住的四人病房中，三个月里已有两个和我相仿的孩子被亲人哭着推向太平间。父亲尽最大可能满足我的愿望，常给我买爱吃的橘子。每次父亲花5毛钱买回2个橘子，因为他相信，我每吃下一个橘子，那个患肾病女儿苍白的脸色就会多一丝笑容。“权作她救不活了，喜欢吃啥就买点啥。”后来我才知道，那水果叫橙子，那是我最爱吃的水果，它成为我童年时最深刻的印记。
　　住院治疗半年多，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病未痊愈，已掏空家徒四壁的双亲。父亲不得不向工厂互助会借5000元钱支付医疗费。
　　回到家，父亲担起护士的职责，消毒酒精散發的味道让我觉得很舒服，在被窝里、炕头边，一剂剂青霉素融入我血脉。再疼我也没有哭一声，因为那个酸甜可口的橙子已经在我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那会儿，没有一次性注射器。母亲每天都用铝锅煮沸消毒注射器和针头。双亲无言的配合很默契，带给我难忘的幸福回忆。一天，父亲听同事说有一位医治肾病的杏林高手。第二天，我们早早爬起来直奔沈阳城东小津桥一个巷子里的老中医家。“他已八十多岁了，不给人看病了……”老中医的老伴跟我们说。我双膝跪地，泣不成声。老中医见我年幼，又念及本家，心怀慈悲地说：“就看这一次吧。”
　　6个多月的治疗，父亲每次到老中医家取药，都无限感激地拎上自家产的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抑或自家养的母鸡以及地头各种蔬菜……在老中医精心配制的一副副中药的作用下，我的病越来越轻。我每次去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不已。
　　2013年，古稀之年的父亲罹患糖尿病，合并症导致双目失明。2014年他被诊断为贲门癌晚期。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见他双目失明的眼睛里含有泪花。在弥留之际，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的病治不好了，不能花冤枉钱治不治之症，把有限的钱给活人用……”他所说的活人是指我的母亲。即使他在进食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仍然不让我们为他使用人体白蛋白……
　　2015年11月5日，父亲沉疴不起。父亲去世以后，大弟告诉我，父亲总爱打听你的近况。在童年的褶皱里，父亲的脊背是我温暖的床，托载着我相依为命，他用生命绽放的微笑伴随我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