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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环境保护法》在罚则编重“企业罚”而轻“政府罚”导致的环境执法监督不力，饱受学界诟病与指摘。新法不仅加大了生产经营主体的环境责任，更加大了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尤其以“区域限批”罚、“越级罚”和“引咎辞职”罚吸引公众眼球。然而，由于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尤其是中央对地方政府依法问责机制缺失、政出多门和多头执法、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督机制缺位，使得新法较之旧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责任，但其实施效果仍有赖于基本法层面的深层法律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