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六章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耕得了重病，孔子前去看望，冉耕却没有开门，而是隔着窗户与孔子交谈。冉耕为什么没让自己的老师进屋呢？南宋大儒朱熹在给《论语》做的注中道明了原因。原来，冉耕长了癞疮，因此他主动把自己隔离在屋内，以防传染给别人。孔子隔着窗户探望冉耕，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对传染病进行“隔离”的较早的记录。
　　 在华夏文明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面对疫情，人们除了加强医疗救治、改善卫生环境等手段外，最常用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
　　设立专门场所隔离病患
　　 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方法。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以防止瘟疫传播。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河南邓州等地瘟疫肆虐，官府让传染者躲进单独的房间，将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送饭菜、倒便桶。亲属们传饭送菜时，不能跟患者接触，只能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隔离”病患的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据《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郎将皇甫规奉命西征，讨伐羌人。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汉军中突发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被感染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庵庐”之中。
　　 基本上，在每个朝代，都有应对疫情而设置的隔离病患的专门场所。除了前面提到的秦代的“疠所”、汉代军中的“庵庐”之外，南朝齐的“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治疫场所，除了具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的性质外，也带有较浓的“隔离”色彩。
　　积极主动自我隔离
　　 在中国古代，无病者主动自我隔离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一些统治阶级身上。如明末清兵入关之前，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清皇室曾设置“避痘所”，以供皇亲国戚躲避瘟疫之用。
　　 众所周知，清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顺治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里，移驾到行宫去居住，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同时，顺治帝令惜薪司（管理宫廷柴炭的机关）对太监宫女进行检验，只要看见哪个人有一点儿感染天花的迹象，就驱逐出去。
　　 乾隆皇帝夏天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居住。承德距离内蒙古较近，于是乾隆经常在这里接见蒙古王公大臣。但乾隆规定，不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如果有谁非要见乾隆一面，只能在乾隆出去打猎时，离得远远地看。这可以算作是主动隔离病源、避免接触感染的一种做法。
　　隔离病患还须悉心救治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交替，在瘟疫“隔离”和患者救治方面做得相对较好的朝代，当数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每位君主在防治瘟疫、救治病患方面都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在宋真宗时期，朝廷拨付给每个州购买防疫药物的资金是五十贯，到宋仁宗时期已经提高到两百贯，药局里要配置防疫药物，以防疾疫，并从此延续下去。除了政府拨款，商业繁荣的宋朝还利用民间力量，提倡商人捐资救助，劝谕富有人家施医舍药，多头齐下，消灭疾疫。除了地方州县，对于人群聚集的京师，有医博士宣传防疫知识。在军队里，还要求按时服用防疫药物。在救治上，也采取了多种渠道。宋太宗时，京城发生瘟疫，太宗命朝廷选派良医十人去诊视病人。高宗时，临安发生瘟疫，高宗拿出柴胡制药，“救活者甚众”。孝宗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和剂局制成防疫汤药，免费发放，救治百姓。
　　 在“隔离”方面，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但是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时好时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阻隔病源战胜疫情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有数据显示，在中国古代，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疫情，三年发生一次小规模的疫情。据不完全统计，从周代到清代，有史书记载的大型疫病就发生过238次。每次疫情暴发时，总会夺取不少人的生命。瘟疫虽然可怕，但人类却更加伟大。在每次与瘟疫的对抗中，最终都是人类战胜了病魔，取得了胜利。其经验之一便是阻隔病源。熟悉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是一曲通过“隔离”最终战胜疫情的凯歌，虽然每次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换回的却是亿万人民的平安健康。
　　 1910年11月，中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这场鼠疫规模空前，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感染人数无法统计。当时的清政府邀请了疫病专家、华侨伍连德出马，华夏儿女齐努力，采用“隔离”的方法，成功地在数月之内便将疫情控制，将死亡率降到最低，为国际医学界称道。
　　 当时，伍连德建议清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一、调集物资，筹集资金，动员、招募各地医务人员前去东北;二、在山海关设三道卡，把疫区跟关内隔离，除了必需品，限制车辆和人员通行，通行者需隔离观察5天;三、向国人通报疫区真相，稳定人心，在疫区宣传普及防鼠疫知识，免费发放口罩，买不到的就用医用纱布自制，要求强制佩戴，大搞消毒和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四、征用学校、军营、码头和仓库，对患者集中隔离，并为患者治病，在疫情严重的地方划区，各区域发放不同颜色的口罩，军警把守巡逻，发现不同颜色口罩的人进入其他区域，立刻隔离，每家每户检查疫情，每栋房子都实施消毒;五、敞开大门接受国际援助，尤其是争取日本和俄国（因当时的东北地区是这两国的势力范围）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六、对发生疫情的房屋进行封锁或者销毁，对死亡的病人尸体进行登記和集中焚烧。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这场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被成功消灭。
　　 瘟疫与战争、灾荒一样，从来都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密不可分。但与战争和灾荒不同的是，瘟疫这个古老的幽灵，并不因科学昌明而隐退，也不因社会进步而消亡，它同样与时俱进，徘徊于现代社会，伺机而动，侵害着现代人的健康，甚至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有着太多实施“隔离”、悉心救治而最终战胜疫情的生动事例。了解这些事例，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也为我们当前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战胜疫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