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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所公立医院都会有医务部。医务部主要是管理各科室各项医疗安全制度。广西一公立医院医务部的典大齐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谁来背锅？患者的呼吸机停了
“让老子顶锅，做你的梦去吧！”医疗设备科的华科长拉着脸，骂骂咧咧地从医务部办公室冲出来，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响。2019年5月的一天，典大齐捏着院长交代送医务部的材料，在门口小心试探，邹主任招呼他进去说：“你跟小贾一起去内科病房看看吧。事情让他跟你说，免得我跟院长汇报的时候要再说一遍。”
发生了什么事情？典大齊一头雾水。在院长办公室工作的典大齐才工作一年，在医院还是个新人。
小贾带他来到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里面有四张床，除了其中一张收治的是患有心血管等疾病的精神病患者，其余三张床因没有人住，都撤掉了床单。小贾拿着手机，一顿狂拍。只见床的围栏上，散落着几个解开的约束带（一般是拿来约束不受控制的精神疾病患者）。旁边有几台仪器，最显眼的是一台呼吸机，线管散乱地搭在床上。
小贾说：“这个患者是精神分裂，又是肺癌，常规的吸氧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所以要靠呼吸机来维持。本来说好了，等市院能空出一张床，他就转过去。可今早查房，呼吸机不知道怎么停了，病房里又没监控……现在，尸体在太平间。所以邹主任想趁事情还没发酵，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呼吸机上，反正医院最后肯定是要赔偿，大家伙都保个名声吧。”
典大齐恍然大悟，难怪华科长这么大火气。
事情很快发酵，第二天，医院里个个都在议论这件事。还有个更意外的消息传出来——死亡的患者，竟是后勤科安姐的公公！邹主任向院长汇报：“设备科检查过了，呼吸机是好的，不可能是设备的问题。现在，如果对外说是意外，肯定站不住脚。再说，死的又是职工家属……”最终，院长决定让典大齐配合邹主任先进行内部调查。
这时，安姐上门来哭丧了，门外还站着个男人，40多岁，是安姐的老公郑哥。安姐抹着眼泪要求按最高标准来索赔，邹主任好不容易把她劝走了。
接着，邹主任叫来了当晚的值班护士小陆和内科护士长，可小陆一直低头不吭声。护士长解释说：“这小妮子当晚去住院部帮了一会忙，6点往后的记录是后来补上的……”补上的？邹主任一听，仰天一声长叹。
由于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就诊患者较少，甚至有时候没有人住院，内科的护士时不时会被调到其他病房当帮手，所以后补记录很常见——虽然不合规矩。但今天，这个原本的小问题却成了大问题。5月20日下午，邹主任又带着典大齐去找胡主任。
“老胡！”还未进门，邹主任先大喊了一声。胡主任从电脑后面探出头，看清人后，立即起身招呼。邹主任神色凛然道：“老胡，我知道你跟安姐有点不和，事出在你科室，关于她公公的死，你知道多少还是跟我说一下。”
胡主任惊慌失措：“老邹！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去问问，这两天我公休，人都不在办公室，怎么会跟我有关系！”从胡主任那儿出来，邹主任问典大齐看出点什么，典大齐挠挠头，根本不知道邹主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邹主任便讲了一件旧事。这个安姐和胡主任是同期来院的员工，当初医院精神专科要设立内科时，负责人本来定的是安姐，但最后成了胡主任。安姐便怀恨在心，后来，她去了后勤，负责物料的分配。平日里，为“报复”胡主任，安姐时常拖发、漏发本该分给内科的物资，借此表达内心的愤懑。“你看！”邹主任掏出手机递给典大齐。这是一条短信，内容是：事发前一晚，安曾到内科见胡，有过争执。发信人：陆。
典大齐脑子“嗡”了一下——安姐的公公在胡主任那里吊着命，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跟他吵？
贼喊捉贼？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三天之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来了——安姐带着她公公的遗像来了医院。这次她没有坐在医院门口，而是在内科的走道里支棱起一张折叠床，抱着遗像躺在上面，在胡主任门口骂骂咧咧：“给我滚出来，多少天了？不给个说法，你们等着，内科、医务部、院长办公室，老娘一个一个门砸过去！”
邹主任脸色丝毫没有被激怒的模样，反而很耐心地说：“安姐，再给我两天，就两天，行不行？两天后要是还没结果，就报警！”安姐这才消停：“好！最后再给你们两天！”劝走安姐后，邹主任说：“老胡，再不跟我说真话，这屎盆子就只能扣你头上了。”胡主任神色一滞：“唉……”
原来，安姐那天找胡主任的目的，是想停了她公公的呼吸机，放弃治疗。
“病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他们自己也签了家属告知书，等着转院，老邹你说，这个时候谁敢答应她？”胡主任委屈至极：“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放了两天公休假，不就是想躲着嘛！”
“那前几天你为什么不说？”典大齐忍不住问道。
胡主任压低嗓子：“我跟她有矛盾，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去说这个，那不是端起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这时，一阵老土的电话铃声传出，邹主任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把手机贴上耳朵，异常惊喜地说：“找到了？好！”
邹主任拍着典大齐的肩，“走！跟我去保卫科！”到了保卫科，安保队队长指着监控屏幕说：“邹哥你看，就这儿。”典大齐也把头拱了上去。视频里的场景，正是医院大楼的侧门，时间是事发当天的早上6点多。侧门有两个身影，一男一女，女的明显是安姐。
视频里，两人大约出现了半分钟，男的拉着要进门的安姐，而安姐扒着手不断挣扎，大约10来秒后，安姐指着男的怒骂了一会，那男的就松手离开了。
“这男的有点眼熟啊。”邹主任皱着眉，眼睛都快贴上去了。
“这不是郑哥吗？”典大齐一眼就认出来。
邹主任也凑上去仔细地看了两眼，很笃定地说：“是他！”回到办公室，邹主任和典大齐把事情整理了一番。
事发前一晚，安姐找过胡主任，要求停止对公公的治疗，胡主任没同意。事发当天一大早，安姐和她老公出现在医院侧门。 典大齐去后勤科查过考勤记录，安姐当天应该是上班，但她与人换了班，是轮休，按理来说，她不应该出现在医院。典大齐有点兴奋：“我感觉咱们现在是福尔摩斯上线了！”“兴奋个屁！”邹主任斜眼望向他，说：“你看到她进内科了？”他拍了拍大腿，“还有最后一步，就看行不行了。”
邹主任说的最后一步，是要典大齐私下先找安姐丈夫郑哥出来面谈。他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给典大齐讲了一大堆与郑哥谈话的要点。原本以为单独把郑哥约出来会很难，没想到典大齐一个电话过去，郑哥就答应了。“如果可以，先不要跟安姐說。”典大齐有点难为情地补充了一句。“嗯。”回复很简短，郑哥挂了电话。
谈话的地方，选在医务部隔壁的一间空房，里面常年没人。郑哥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半蜷在靠背椅里，没有先开口的意思。
26岁的典大齐没什么社会经验，他看着郑哥那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涌出一阵强烈的同情。邹主任教的那些“循循善诱”的说辞，着实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典大齐拿起视频截图，递给了他：“郑哥，其实，事实我们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只见郑哥死死盯着手机里的截图，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猛地一把按在脸上，突然，他仰躺着，先是大笑了几声，接着又抽搐般地鬼哭狼嚎。守在外面的邹主任猛地推门进来，迅速走到郑哥身边，“你别太激动啊。”
郑哥终于冷静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忽然好像变得无比轻松，摆摆手，示意他没事，说：“我跟她说过，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
原来，事发当天，安姐确实去过内科，目的就是拔掉郑哥的父亲——她公公的呼吸机。
“她以为换了班，内科也没有监控，所有的计划进行得天衣无缝，回来的时候还安慰我，说偷偷进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郑哥说得慢条斯理，十分清晰。
“我还是要问一下，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吗？”邹主任追问。郑哥看了看窗外，像泄掉气的气球：“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你可以把她拉走啊？”典大齐有些愤怒。
郑哥看了一眼典大齐，眼神变得很轻：“要不是有孩子，我也会跟我爸一起走，你懂吗？”
后来，邹主任把郑哥送出门后，掏出了口袋里的录音笔——这是一早准备好的。
“您准备怎么做？”典大齐忍不住问。邹主任慢慢塞回自己的口袋，“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人命关天，生死岂能随意裁定
与安姐约定的两天之期到了，邹主任主动给她打了电话。
安姐夹着镶了框的遗像走了进来，看到办公室里依旧只有邹主任和典大齐两个人，愣了一下，说：“你们能做主吗？不是又准备拖几天吧？”
邹主任亲自给她拉了一张椅子，说：“放心吧，咱们今天解决。”安姐甩了甩头坐下，把手里的遗像随手放在凳脚，抱着双臂：“怎么个说法呀，是我自己去闹，还是你们爽快点赔？”
“安姐！”邹主任有点怒了，喊了一句。但安姐根本没有领会到邹主任内心的急切，态度依然嚣张：“怎么个意思？”她微微站起身子，带动了凳子，遗像“啪”地倒在了地上。邹主任拿起那两张监控截图，递到她手里。只看了一眼，安姐就突然泄了气，她使劲把纸砸在地上：“这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
这时，典大齐拿出录音笔，放了郑哥亲口承认的那段话。
“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吗？”
“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安姐慢慢张开嘴，摇着头，无声地笑。她的五官紧紧凑到一起，渐渐地，咽喉里发出闷憋的呜咽声。她低头看见地上的遗像，猛地嚎啕大哭。
其实，安姐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复杂。她的公公是一位老年精神分裂患者，同时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像这样同时有躯体性疾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用药要极其谨慎，同时也要预防着很多意外情况，治疗的费用比一般的患者大很多。安姐在后勤科的收入并不高，郑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每个月大几千的住院和治疗费用，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开销，他们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
2017年，安姐的大儿子要上高中，成绩不够，需要一笔“择校费”。但在这个时候，公公又得了肺癌，这对他们家来说简直是雪上添霜。
安姐抹了把眼泪，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对方：“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比谁都清楚，像这样的病人，继续治下去，最好的可能也不过是多活几年！可别忘了，他还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活一天，就是多遭一天的罪。无论是他还是我们，这都是煎熬啊！何况我们家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个时候，治还是不治？”
典大齐与邹主任不约而同地低下头，没有再问。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他们身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十分完美地处理好。
后来，典大齐问邹主任：“假如，一个患者已经需要用仪器来支撑生命，甚至都知道他救不回来了，医院是否会劝家属放弃治疗？或者家属是否可以主动放弃治疗？”邹主任说：“我只会强调这类生命支持仪器对于患者现下的重要性，最多说下撤销后会有什么后果。”事后，典大齐将整件事写成报告，交给了院长。
“报警？”院长征询邹主任的意见。邹主任眨了眨眼说：“报！”
无疑，当患者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家属也在饱受折磨。可是，无论如何，谁都不能轻易去结束患者的生命，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生而为人的基本。
等待安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经此一事，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是防患于未然，还是处理各类医患纠纷，典大齐都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再谨慎，因为我们是医者，人命关天！”
编辑/邵鸾飞
谁来背锅？患者的呼吸机停了
“让老子顶锅，做你的梦去吧！”医疗设备科的华科长拉着脸，骂骂咧咧地从医务部办公室冲出来，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响。2019年5月的一天，典大齐捏着院长交代送医务部的材料，在门口小心试探，邹主任招呼他进去说：“你跟小贾一起去内科病房看看吧。事情让他跟你说，免得我跟院长汇报的时候要再说一遍。”
发生了什么事情？典大齊一头雾水。在院长办公室工作的典大齐才工作一年，在医院还是个新人。
小贾带他来到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里面有四张床，除了其中一张收治的是患有心血管等疾病的精神病患者，其余三张床因没有人住，都撤掉了床单。小贾拿着手机，一顿狂拍。只见床的围栏上，散落着几个解开的约束带（一般是拿来约束不受控制的精神疾病患者）。旁边有几台仪器，最显眼的是一台呼吸机，线管散乱地搭在床上。
小贾说：“这个患者是精神分裂，又是肺癌，常规的吸氧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所以要靠呼吸机来维持。本来说好了，等市院能空出一张床，他就转过去。可今早查房，呼吸机不知道怎么停了，病房里又没监控……现在，尸体在太平间。所以邹主任想趁事情还没发酵，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呼吸机上，反正医院最后肯定是要赔偿，大家伙都保个名声吧。”
典大齐恍然大悟，难怪华科长这么大火气。
事情很快发酵，第二天，医院里个个都在议论这件事。还有个更意外的消息传出来——死亡的患者，竟是后勤科安姐的公公！邹主任向院长汇报：“设备科检查过了，呼吸机是好的，不可能是设备的问题。现在，如果对外说是意外，肯定站不住脚。再说，死的又是职工家属……”最终，院长决定让典大齐配合邹主任先进行内部调查。
这时，安姐上门来哭丧了，门外还站着个男人，40多岁，是安姐的老公郑哥。安姐抹着眼泪要求按最高标准来索赔，邹主任好不容易把她劝走了。
接着，邹主任叫来了当晚的值班护士小陆和内科护士长，可小陆一直低头不吭声。护士长解释说：“这小妮子当晚去住院部帮了一会忙，6点往后的记录是后来补上的……”补上的？邹主任一听，仰天一声长叹。
由于精神专科的内科病房就诊患者较少，甚至有时候没有人住院，内科的护士时不时会被调到其他病房当帮手，所以后补记录很常见——虽然不合规矩。但今天，这个原本的小问题却成了大问题。5月20日下午，邹主任又带着典大齐去找胡主任。
“老胡！”还未进门，邹主任先大喊了一声。胡主任从电脑后面探出头，看清人后，立即起身招呼。邹主任神色凛然道：“老胡，我知道你跟安姐有点不和，事出在你科室，关于她公公的死，你知道多少还是跟我说一下。”
胡主任惊慌失措：“老邹！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去问问，这两天我公休，人都不在办公室，怎么会跟我有关系！”从胡主任那儿出来，邹主任问典大齐看出点什么，典大齐挠挠头，根本不知道邹主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邹主任便讲了一件旧事。这个安姐和胡主任是同期来院的员工，当初医院精神专科要设立内科时，负责人本来定的是安姐，但最后成了胡主任。安姐便怀恨在心，后来，她去了后勤，负责物料的分配。平日里，为“报复”胡主任，安姐时常拖发、漏发本该分给内科的物资，借此表达内心的愤懑。“你看！”邹主任掏出手机递给典大齐。这是一条短信，内容是：事发前一晚，安曾到内科见胡，有过争执。发信人：陆。
典大齐脑子“嗡”了一下——安姐的公公在胡主任那里吊着命，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跟他吵？
贼喊捉贼？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三天之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来了——安姐带着她公公的遗像来了医院。这次她没有坐在医院门口，而是在内科的走道里支棱起一张折叠床，抱着遗像躺在上面，在胡主任门口骂骂咧咧：“给我滚出来，多少天了？不给个说法，你们等着，内科、医务部、院长办公室，老娘一个一个门砸过去！”
邹主任脸色丝毫没有被激怒的模样，反而很耐心地说：“安姐，再给我两天，就两天，行不行？两天后要是还没结果，就报警！”安姐这才消停：“好！最后再给你们两天！”劝走安姐后，邹主任说：“老胡，再不跟我说真话，这屎盆子就只能扣你头上了。”胡主任神色一滞：“唉……”
原来，安姐那天找胡主任的目的，是想停了她公公的呼吸机，放弃治疗。
“病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他们自己也签了家属告知书，等着转院，老邹你说，这个时候谁敢答应她？”胡主任委屈至极：“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放了两天公休假，不就是想躲着嘛！”
“那前几天你为什么不说？”典大齐忍不住问道。
胡主任压低嗓子：“我跟她有矛盾，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去说这个，那不是端起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这时，一阵老土的电话铃声传出，邹主任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把手机贴上耳朵，异常惊喜地说：“找到了？好！”
邹主任拍着典大齐的肩，“走！跟我去保卫科！”到了保卫科，安保队队长指着监控屏幕说：“邹哥你看，就这儿。”典大齐也把头拱了上去。视频里的场景，正是医院大楼的侧门，时间是事发当天的早上6点多。侧门有两个身影，一男一女，女的明显是安姐。
视频里，两人大约出现了半分钟，男的拉着要进门的安姐，而安姐扒着手不断挣扎，大约10来秒后，安姐指着男的怒骂了一会，那男的就松手离开了。
“这男的有点眼熟啊。”邹主任皱着眉，眼睛都快贴上去了。
“这不是郑哥吗？”典大齐一眼就认出来。
邹主任也凑上去仔细地看了两眼，很笃定地说：“是他！”回到办公室，邹主任和典大齐把事情整理了一番。
事发前一晚，安姐找过胡主任，要求停止对公公的治疗，胡主任没同意。事发当天一大早，安姐和她老公出现在医院侧门。 典大齐去后勤科查过考勤记录，安姐当天应该是上班，但她与人换了班，是轮休，按理来说，她不应该出现在医院。典大齐有点兴奋：“我感觉咱们现在是福尔摩斯上线了！”“兴奋个屁！”邹主任斜眼望向他，说：“你看到她进内科了？”他拍了拍大腿，“还有最后一步，就看行不行了。”
邹主任说的最后一步，是要典大齐私下先找安姐丈夫郑哥出来面谈。他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给典大齐讲了一大堆与郑哥谈话的要点。原本以为单独把郑哥约出来会很难，没想到典大齐一个电话过去，郑哥就答应了。“如果可以，先不要跟安姐說。”典大齐有点难为情地补充了一句。“嗯。”回复很简短，郑哥挂了电话。
谈话的地方，选在医务部隔壁的一间空房，里面常年没人。郑哥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半蜷在靠背椅里，没有先开口的意思。
26岁的典大齐没什么社会经验，他看着郑哥那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涌出一阵强烈的同情。邹主任教的那些“循循善诱”的说辞，着实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典大齐拿起视频截图，递给了他：“郑哥，其实，事实我们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只见郑哥死死盯着手机里的截图，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猛地一把按在脸上，突然，他仰躺着，先是大笑了几声，接着又抽搐般地鬼哭狼嚎。守在外面的邹主任猛地推门进来，迅速走到郑哥身边，“你别太激动啊。”
郑哥终于冷静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忽然好像变得无比轻松，摆摆手，示意他没事，说：“我跟她说过，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
原来，事发当天，安姐确实去过内科，目的就是拔掉郑哥的父亲——她公公的呼吸机。
“她以为换了班，内科也没有监控，所有的计划进行得天衣无缝，回来的时候还安慰我，说偷偷进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郑哥说得慢条斯理，十分清晰。
“我还是要问一下，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吗？”邹主任追问。郑哥看了看窗外，像泄掉气的气球：“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你可以把她拉走啊？”典大齐有些愤怒。
郑哥看了一眼典大齐，眼神变得很轻：“要不是有孩子，我也会跟我爸一起走，你懂吗？”
后来，邹主任把郑哥送出门后，掏出了口袋里的录音笔——这是一早准备好的。
“您准备怎么做？”典大齐忍不住问。邹主任慢慢塞回自己的口袋，“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人命关天，生死岂能随意裁定
与安姐约定的两天之期到了，邹主任主动给她打了电话。
安姐夹着镶了框的遗像走了进来，看到办公室里依旧只有邹主任和典大齐两个人，愣了一下，说：“你们能做主吗？不是又准备拖几天吧？”
邹主任亲自给她拉了一张椅子，说：“放心吧，咱们今天解决。”安姐甩了甩头坐下，把手里的遗像随手放在凳脚，抱着双臂：“怎么个说法呀，是我自己去闹，还是你们爽快点赔？”
“安姐！”邹主任有点怒了，喊了一句。但安姐根本没有领会到邹主任内心的急切，态度依然嚣张：“怎么个意思？”她微微站起身子，带动了凳子，遗像“啪”地倒在了地上。邹主任拿起那两张监控截图，递到她手里。只看了一眼，安姐就突然泄了气，她使劲把纸砸在地上：“这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
这时，典大齐拿出录音笔，放了郑哥亲口承认的那段话。
“你确定，她亲口说，停掉呼吸机吗？”
“我有必要说假话吗？”
安姐慢慢张开嘴，摇着头，无声地笑。她的五官紧紧凑到一起，渐渐地，咽喉里发出闷憋的呜咽声。她低头看见地上的遗像，猛地嚎啕大哭。
其实，安姐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复杂。她的公公是一位老年精神分裂患者，同时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像这样同时有躯体性疾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用药要极其谨慎，同时也要预防着很多意外情况，治疗的费用比一般的患者大很多。安姐在后勤科的收入并不高，郑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每个月大几千的住院和治疗费用，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开销，他们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
2017年，安姐的大儿子要上高中，成绩不够，需要一笔“择校费”。但在这个时候，公公又得了肺癌，这对他们家来说简直是雪上添霜。
安姐抹了把眼泪，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对方：“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比谁都清楚，像这样的病人，继续治下去，最好的可能也不过是多活几年！可别忘了，他还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活一天，就是多遭一天的罪。无论是他还是我们，这都是煎熬啊！何况我们家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个时候，治还是不治？”
典大齐与邹主任不约而同地低下头，没有再问。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他们身上，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能十分完美地处理好。
后来，典大齐问邹主任：“假如，一个患者已经需要用仪器来支撑生命，甚至都知道他救不回来了，医院是否会劝家属放弃治疗？或者家属是否可以主动放弃治疗？”邹主任说：“我只会强调这类生命支持仪器对于患者现下的重要性，最多说下撤销后会有什么后果。”事后，典大齐将整件事写成报告，交给了院长。
“报警？”院长征询邹主任的意见。邹主任眨了眨眼说：“报！”
无疑，当患者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家属也在饱受折磨。可是，无论如何，谁都不能轻易去结束患者的生命，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生而为人的基本。
等待安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经此一事，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是防患于未然，还是处理各类医患纠纷，典大齐都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再谨慎，因为我们是医者，人命关天！”
编辑/邵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