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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信念都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不同的理想信念决定着不同的意识境界和人生追求。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边界军民曾被一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搅得沸沸扬扬。那么，“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究竟是什么人提出来的呢？
“短线”与“长线”的纠结使一些人不时萌生一种悲观情绪
1928年4月下旬，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在一起，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然而，会师的喜悦不能掩盖住许多人郁积于心的一种悲观情绪。而牵起这种悲观心理有着一长一短的两根“线条”，或者说是一种远虑近忧纠结的疑惑。
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亦即革命道路的认识，是引起悲观思想的“长线”。毋庸置疑，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对革命的道路问题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囿于共产国际的一再指示，中共中央仍把下一步的斗争目标放在城市暴动上面，欲以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因此，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武装行动，如南昌兵变、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等，都是以攻夺城市为战略目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在起义遇挫的情形下，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而退到井冈山，则被中央斥责为“右倾逃跑”，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也被撤销。而现在几支部队又聚集在井冈山这样的山地，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吗？
如果认为在山沟里闹革命没有前途是远虑的话，那么，还有在现实困境方面存在的近忧。秋收起义部队被调往湘南，导致了井冈山的“三月失败”，造成了几近前功尽弃的损失。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的上山之举，本身就是应对暴动失败的，到了井冈山又得知湘赣边界也遭受敌人的浩劫。为什么革命老是失败？这点点力量在井冈山能有多大的作为？
正是这种“短线”与“长线”的纠结，紧紧地攫住了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不时萌生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
杨岳彬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始作甬者
知识分子思维活跃，因而容易有感而发。杨岳彬，这个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部的宣传干事，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制造者。其实，湖南华容籍的杨岳彬是很能干的。他能说会道，会画画，会刻钢板，也善于在各种环境活跃气氛。流行一时的几句调笑语，就是他编出来的。什么“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等，成为他与别人谈笑时的“杰作”。
这天，杨岳彬与红军医院党代表曹嵘等人，坐在茅坪被称为“枫石”的大石头上聊天。聊得正在兴头的时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走过来，同杨岳彬打招呼说：“杨干事，这些天你给我们一营添两面红旗吧。”
添制红旗是个顶麻烦的事。先要去买红布，请裁缝做成旗样，特别是旗杆的底下，要请铁匠打一副很尖的“旗脚”，装上去就能使旗子插在地上。这些都属于杨岳彬的工作范围。谈兴正浓的杨岳彬有些不耐烦地回应道：“添什么旗哟？这红旗子还打得下去么？”“什么？你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员一民指责道。杨岳彬察觉到口误，连忙改口说：“我不是讲打不下去，我是说不晓得还能打多久？”陕西汉中籍的员一民对杨岳彬批评了几句，便离开了。待他走得远了些，曹嵘不禁用手肘碰了一下杨岳彬，说道：“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好到位哟！”杨岳彬听了有些得意地回道：“我也是有感而发嘛，目前不是这个情况吗？”
别看杨岳彬的这句话简单，但是他无形中制造了一个疑问性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长脚，但却比长了脚还要流行得快。只要听了这一疑问的人，都可能在心里产生一种共鸣。这些人寻思着：是呀，我们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米南瓜，穿的是草鞋单衣，哪里像一支队伍呢？在井冈山这样的山沟里进行什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样下去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吗？
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地在湘赣边界散播开了，连一些农民也受到了影响，毛泽东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1928年5月15日上午，毛泽东来到茅坪的坝上乡，在坝上村检查工作。村上的很多农民认识毛泽东，纷纷走过来同他打招呼。人群中有个草药郎中叫刘亮玉，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毛泽东了，这会儿把最想问的事提了出来：“毛委员，最近有人讲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你是怎样看的？”
毛泽东听到刘亮玉的问话，大为吃惊：“哎呀，农民都是这样提的，问题很严重呐！”他感到在这种时候一定要回话了，于是以特有的湘音说道：“是啊，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边界党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有些同志在革命遇到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悲观的情绪，这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看小了革命力量的缘故。”
毛泽东稍作停顿，接着说：“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曾不是这样？湘南暴动失败了，井冈山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上，我们上山不到1000人，尔今怎么样呢？我们有井冈山这么好的地形，又有湘赣边界广大民众的拥护，我们的红旗子一定能够打下去！”
在场的八九个农民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纷纷点头，都讲“毛委员说得好”。而刘亮玉又向毛泽东发问：“毛委员，照你这么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还要搞多久？”
迎着刘亮玉询问的目光，毛泽东感觉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他望着对面的山头凝思了几秒钟，然后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刘亮玉等人：“我们的革命，20年后一定胜利！”
听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坝上的农民人人犹觉一股清风泛起，拂散了心中的迷雾，感到豁然开朗。刘亮玉激动之余，不禁连连点头说：“毛委员，我们相信！相信！”
毛泽东在坝上的预言性讲话，经刘亮玉等人传播出去，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年后”这句话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仅仅是农民当中有人对革命的前景产生疑虑，就是红四军军中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持有右倾悲观的情绪。这时候的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林彪、红四军医院党代表曹嵘等人，基于对革命前途的关心，也有“靠红米南瓜打不出天下”的疑惑，但在他们的内心是希望革命能够取胜的。
毛泽东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是善于在基层了解各种情况的。他通过在坝上与刘亮玉等农民的交谈，对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在边界军民中形成的负面影响，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明了这是一个对边界军民斗争信心冲击很大的严重的思想问题。如果不向边界的军民回答这一疑问，右倾悲观的情绪就很难扫除，红军和割据区就不能向前推进。
从坝上回来的当天，毛泽东对袁文才、宛希先等人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对他们说道：“有人提出这么个疑问，而且流行得这么快，是要引起边界党注意的！这种右倾悲观思想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斗争，甚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着一大片人，成为四军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讲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作出答复，就不能稳定军心和民心，我们必须把它指出来，端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情绪！”
宛希先等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深表赞同。担任过前委组织委员的宛希先点头说道：“是呀，这种悲观情绪对部队的士气影响很大，不从思想上消除这种疑虑，势必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找个机会来解答这个疑问，我看非常必要！”
毛泽东见自己的想法与他们的意见相一致，心里感到欣慰，又说道：“过几天等朱德他们从永新回来，再就这个问题碰个头。”
机会来了。就在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次打下永新县城这天——5月17日，中共吉安县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酃县及宁冈、莲花、永新、遂川）可于5月21、22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纪律问题、选举负责人等”。毛泽东阅信后即向红四军军部传令班布置，要他们派人骑马赴永新传讯。
1928年5月20日、21日两天，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来自边界6县和红四军中的党代表共60余人出席会议。祠堂上首的花格板上，横挂着一块红色长布，贴着一尺见方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标，下面是柳炭条所画的马克思、列宁画像。昔日点香敬祖的长条供桌，成了会议主席台。代表们用砖头垫着木板当板凳。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方面，他欣喜地看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历经7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终于得到重建和发展，建起了5个县委和1个特别区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中枢，于今后的割据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涤荡一些同志的右倾悲观情绪，再由各级党政组织向军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军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按照事先与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商议，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作为讲话的重要内容。
谢氏慎公祠里回荡着毛泽东的湖南湘潭口音。他以特有的手势、动作和通俗语言，总结了7个月来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他的讲话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有力地批判了右倾悲观情绪。
毛泽东对在这次会议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时隔多年仍是记忆犹新。8年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的讲话，深刻而又透彻，让人心悦诚服。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右倾悲观论调，唱响“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的主旋律。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对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回答，及时地遏制了右倾悲观情绪的蔓延，使一些人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割据区域的军事和地方工作，带来了5月至7月各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与红色割据的发展。
然而，一个关系边界军民革命信念的问题，并不因为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就太平无事了。树欲静而风不止。1928年的8月，井冈山割据区域又遭到了比“三月失败”损失更为惨重的“八月失败。”边界的“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可胜数”，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被敌摧毁。在危险形势下，少数原先就怀疑红色政权能否持久的同志，再次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边界党意识到了“疑问”再度泛滥的危害性。红四军从湘南回师宁冈后，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多次召开军民座谈会，深层次地了解情况。在1928年10月4日、5日召开的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边界党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再次予以批判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他为大会写的决议第一部分，即《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是专门回答疑问的（编入《毛泽东选集》后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不久，毛泽东又在八角楼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毛泽东的与众不同和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那么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仍然注重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两篇文章着力于解答疑问，批判右倾悲观思想，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杨岳彬的冰炭人生
作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的始作甬者，杨岳彬的人生起落反差很大，悲喜如同冰炭。他在井冈山制造了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疑问，并非当时就有多么的坏，他不过是把内心的忧虑坦露出来，以致形成了一个流行一时的“经典”。但是，他的这一悲观思想意识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历经了时间的嬗变之后，不断恶性发展。中央苏区时期，曾经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的杨岳彬，1934年9月因工作不力并屡出差错而被撤销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1935年4月，瑞金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杨岳彬潜出苏区，叛变投敌。然而，从来叛徒下场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翌年——1950年3月，潜回华容的杨岳彬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题图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谢氏慎公祠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短线”与“长线”的纠结使一些人不时萌生一种悲观情绪
1928年4月下旬，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在一起，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然而，会师的喜悦不能掩盖住许多人郁积于心的一种悲观情绪。而牵起这种悲观心理有着一长一短的两根“线条”，或者说是一种远虑近忧纠结的疑惑。
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亦即革命道路的认识，是引起悲观思想的“长线”。毋庸置疑，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对革命的道路问题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囿于共产国际的一再指示，中共中央仍把下一步的斗争目标放在城市暴动上面，欲以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因此，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武装行动，如南昌兵变、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等，都是以攻夺城市为战略目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在起义遇挫的情形下，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而退到井冈山，则被中央斥责为“右倾逃跑”，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也被撤销。而现在几支部队又聚集在井冈山这样的山地，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吗？
如果认为在山沟里闹革命没有前途是远虑的话，那么，还有在现实困境方面存在的近忧。秋收起义部队被调往湘南，导致了井冈山的“三月失败”，造成了几近前功尽弃的损失。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的上山之举，本身就是应对暴动失败的，到了井冈山又得知湘赣边界也遭受敌人的浩劫。为什么革命老是失败？这点点力量在井冈山能有多大的作为？
正是这种“短线”与“长线”的纠结，紧紧地攫住了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不时萌生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
杨岳彬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始作甬者
知识分子思维活跃，因而容易有感而发。杨岳彬，这个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部的宣传干事，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制造者。其实，湖南华容籍的杨岳彬是很能干的。他能说会道，会画画，会刻钢板，也善于在各种环境活跃气氛。流行一时的几句调笑语，就是他编出来的。什么“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等，成为他与别人谈笑时的“杰作”。
这天，杨岳彬与红军医院党代表曹嵘等人，坐在茅坪被称为“枫石”的大石头上聊天。聊得正在兴头的时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走过来，同杨岳彬打招呼说：“杨干事，这些天你给我们一营添两面红旗吧。”
添制红旗是个顶麻烦的事。先要去买红布，请裁缝做成旗样，特别是旗杆的底下，要请铁匠打一副很尖的“旗脚”，装上去就能使旗子插在地上。这些都属于杨岳彬的工作范围。谈兴正浓的杨岳彬有些不耐烦地回应道：“添什么旗哟？这红旗子还打得下去么？”“什么？你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员一民指责道。杨岳彬察觉到口误，连忙改口说：“我不是讲打不下去，我是说不晓得还能打多久？”陕西汉中籍的员一民对杨岳彬批评了几句，便离开了。待他走得远了些，曹嵘不禁用手肘碰了一下杨岳彬，说道：“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好到位哟！”杨岳彬听了有些得意地回道：“我也是有感而发嘛，目前不是这个情况吗？”
别看杨岳彬的这句话简单，但是他无形中制造了一个疑问性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长脚，但却比长了脚还要流行得快。只要听了这一疑问的人，都可能在心里产生一种共鸣。这些人寻思着：是呀，我们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米南瓜，穿的是草鞋单衣，哪里像一支队伍呢？在井冈山这样的山沟里进行什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样下去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吗？
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地在湘赣边界散播开了，连一些农民也受到了影响，毛泽东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1928年5月15日上午，毛泽东来到茅坪的坝上乡，在坝上村检查工作。村上的很多农民认识毛泽东，纷纷走过来同他打招呼。人群中有个草药郎中叫刘亮玉，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毛泽东了，这会儿把最想问的事提了出来：“毛委员，最近有人讲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你是怎样看的？”
毛泽东听到刘亮玉的问话，大为吃惊：“哎呀，农民都是这样提的，问题很严重呐！”他感到在这种时候一定要回话了，于是以特有的湘音说道：“是啊，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边界党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有些同志在革命遇到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悲观的情绪，这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看小了革命力量的缘故。”
毛泽东稍作停顿，接着说：“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曾不是这样？湘南暴动失败了，井冈山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上，我们上山不到1000人，尔今怎么样呢？我们有井冈山这么好的地形，又有湘赣边界广大民众的拥护，我们的红旗子一定能够打下去！”
在场的八九个农民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纷纷点头，都讲“毛委员说得好”。而刘亮玉又向毛泽东发问：“毛委员，照你这么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还要搞多久？”
迎着刘亮玉询问的目光，毛泽东感觉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他望着对面的山头凝思了几秒钟，然后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刘亮玉等人：“我们的革命，20年后一定胜利！”
听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坝上的农民人人犹觉一股清风泛起，拂散了心中的迷雾，感到豁然开朗。刘亮玉激动之余，不禁连连点头说：“毛委员，我们相信！相信！”
毛泽东在坝上的预言性讲话，经刘亮玉等人传播出去，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年后”这句话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仅仅是农民当中有人对革命的前景产生疑虑，就是红四军军中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持有右倾悲观的情绪。这时候的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林彪、红四军医院党代表曹嵘等人，基于对革命前途的关心，也有“靠红米南瓜打不出天下”的疑惑，但在他们的内心是希望革命能够取胜的。
毛泽东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是善于在基层了解各种情况的。他通过在坝上与刘亮玉等农民的交谈，对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在边界军民中形成的负面影响，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明了这是一个对边界军民斗争信心冲击很大的严重的思想问题。如果不向边界的军民回答这一疑问，右倾悲观的情绪就很难扫除，红军和割据区就不能向前推进。
从坝上回来的当天，毛泽东对袁文才、宛希先等人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对他们说道：“有人提出这么个疑问，而且流行得这么快，是要引起边界党注意的！这种右倾悲观思想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斗争，甚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着一大片人，成为四军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讲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从理论上作出答复，就不能稳定军心和民心，我们必须把它指出来，端正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情绪！”
宛希先等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深表赞同。担任过前委组织委员的宛希先点头说道：“是呀，这种悲观情绪对部队的士气影响很大，不从思想上消除这种疑虑，势必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找个机会来解答这个疑问，我看非常必要！”
毛泽东见自己的想法与他们的意见相一致，心里感到欣慰，又说道：“过几天等朱德他们从永新回来，再就这个问题碰个头。”
机会来了。就在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次打下永新县城这天——5月17日，中共吉安县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酃县及宁冈、莲花、永新、遂川）可于5月21、22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纪律问题、选举负责人等”。毛泽东阅信后即向红四军军部传令班布置，要他们派人骑马赴永新传讯。
1928年5月20日、21日两天，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来自边界6县和红四军中的党代表共60余人出席会议。祠堂上首的花格板上，横挂着一块红色长布，贴着一尺见方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标，下面是柳炭条所画的马克思、列宁画像。昔日点香敬祖的长条供桌，成了会议主席台。代表们用砖头垫着木板当板凳。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方面，他欣喜地看到，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历经7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终于得到重建和发展，建起了5个县委和1个特别区委，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中枢，于今后的割据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从理论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涤荡一些同志的右倾悲观情绪，再由各级党政组织向军民们做说服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军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按照事先与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商议，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作为讲话的重要内容。
谢氏慎公祠里回荡着毛泽东的湖南湘潭口音。他以特有的手势、动作和通俗语言，总结了7个月来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他的讲话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有力地批判了右倾悲观情绪。
毛泽东对在这次会议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时隔多年仍是记忆犹新。8年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毛泽东的讲话，深刻而又透彻，让人心悦诚服。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右倾悲观论调，唱响“红旗一定能够打下去”的主旋律。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对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回答，及时地遏制了右倾悲观情绪的蔓延，使一些人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割据区域的军事和地方工作，带来了5月至7月各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与红色割据的发展。
然而，一个关系边界军民革命信念的问题，并不因为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就太平无事了。树欲静而风不止。1928年的8月，井冈山割据区域又遭到了比“三月失败”损失更为惨重的“八月失败。”边界的“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可胜数”，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被敌摧毁。在危险形势下，少数原先就怀疑红色政权能否持久的同志，再次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边界党意识到了“疑问”再度泛滥的危害性。红四军从湘南回师宁冈后，毛泽东在茅坪八角楼多次召开军民座谈会，深层次地了解情况。在1928年10月4日、5日召开的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边界党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再次予以批判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他为大会写的决议第一部分，即《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是专门回答疑问的（编入《毛泽东选集》后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不久，毛泽东又在八角楼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毛泽东的与众不同和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那么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仍然注重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两篇文章着力于解答疑问，批判右倾悲观思想，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杨岳彬的冰炭人生
作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疑问的始作甬者，杨岳彬的人生起落反差很大，悲喜如同冰炭。他在井冈山制造了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疑问，并非当时就有多么的坏，他不过是把内心的忧虑坦露出来，以致形成了一个流行一时的“经典”。但是，他的这一悲观思想意识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历经了时间的嬗变之后，不断恶性发展。中央苏区时期，曾经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的杨岳彬，1934年9月因工作不力并屡出差错而被撤销职务。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1935年4月，瑞金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杨岳彬潜出苏区，叛变投敌。然而，从来叛徒下场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翌年——1950年3月，潜回华容的杨岳彬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题图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谢氏慎公祠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