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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人是世人所公认的崇尚理性与秩序的民族，但是这样一个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尤其在纳粹掌权期间，德国民众为何如此一致地相信希特勒那些显而易见的谎言和残酷狰狞的政策？毫无疑问，纳粹德国对本国民众的宣传鼓动是十分成功的，而宣传鼓动的基础在于纳粹主义为民众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的各个理论环环相扣，具有首尾一贯的逻辑性。本文就将以纳粹德国的“元首绝对正确”的领袖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存空间论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理论环”。
【关键词】：纳粹德国；对内宣传；领袖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
一、领袖原则：元首绝对正确的宗教崇拜
纳粹党全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有着酷似宗教的崇拜，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尔曼·戈林在1941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效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
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普遍被配以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关于希特勒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部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中用多种手段表现希特勒的光辉伟岸，特写镜头从下往上拍表现他伟岸的身躯；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希特勒握成杯状的手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光亮；纳粹党人大声宣誓，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德国民众掀起的对希特勒的宗教式的崇拜并非凭空出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国家、民族、种族、团体都在遵循着领袖原则。一战过后，德国战败，民众一方面认为德国战败受到的制裁过于严重，一方面又认为战败乃是受盟国拖累所致，加之经济危机的打击，德国民众极其向往一个极权政权来结束当前的混乱状态，渴望英雄式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迷。而希特勒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出场。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上台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演说，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8%，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2]
纳粹创造了奇迹，一个正处于战败阴影和经济危机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此欢欣鼓舞，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让民众对希特勒信赖有加。在这个基础上，纳粹党人极力宣扬希特勒的神圣，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使广大下层民众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宣传上，纳粹党人更是不遗余力，戈培尔曾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
于是，在困境下的德国民众被纳粹党努力达成的“经济繁荣”和极力塑造出来的元首的伟大所折服，并表现为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德国民众的热情推高了希特勒的地位，却反过来为纳粹党的宣传所利用并进一步强化，最终使德国步步逼近战争。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球语境下的普遍生存规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纳粹德国的一个重要的宣传理论，是19世纪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因和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有关系而有此名。在《物种的起源》中，达尔文认为：在有机的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而主导这一进程的是不可更改的“自然选择”铁律，也即在由种类繁衍而带来的“资源短缺”压力下，各物种之间以及同一物种内部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它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主义开始向社会政治哲学领域移植，代表人物是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是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后世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应用到“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作一种“准生物学的解释”，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最高的解释原则”。[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美国甚至是中国都十分流行。美国作为殖民地国家，本身就建立在适者生存原则上；在中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引入，成为“变法图强”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欧洲，工业革命也将竞争与生存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优渥，并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国家危亡时的最优选择。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出了一种种族观念，即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这种观念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具体到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
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理论基础，坚定地支持着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在文化上与生理上优越于一切其他人种，尤其是犹太人种”的说法。
三、生存空间论：侵略与扩张的原动力
“生存空间”源于德语Lebensraum，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该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4]
希特勒上台后，发誓要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新的帝国，在《我的奋斗》中，他也详细阐述“生存空间”的理论。在他看来，“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90万人”，“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
他认为土地有两大来源：一则失去的土地，一则新的土地。“失去的土地”包括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这都是在一战中失去的；“新的土地”则只有通过战争来获取。
因此，也就有了极力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的希特勒等纳粹头子带领下的一系列纳粹霸行。
希特勒以“先大陆后海洋”作为扩张政策。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分析到，“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德国先要打败的必然是法国等大陆强国。事实证明，希特勒此后一直严格执行生存空间理论，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把德国纳入了全面战时轨道，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将其“生存空间理论”运用得淋璃尽致。
注释：
[1]丛金龙：论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1933-1938年）[D].内蒙古大学.2011年
[2]黄钟：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J].炎黄春秋.2005（7）.
[3]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J].近代西方思想史讲座.2011（05）.
[4]戴妍雨：德国纳粹党的宣传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关键词】：纳粹德国；对内宣传；领袖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
一、领袖原则：元首绝对正确的宗教崇拜
纳粹党全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有着酷似宗教的崇拜，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尔曼·戈林在1941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效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
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普遍被配以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关于希特勒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部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中用多种手段表现希特勒的光辉伟岸，特写镜头从下往上拍表现他伟岸的身躯；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希特勒握成杯状的手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光亮；纳粹党人大声宣誓，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德国民众掀起的对希特勒的宗教式的崇拜并非凭空出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国家、民族、种族、团体都在遵循着领袖原则。一战过后，德国战败，民众一方面认为德国战败受到的制裁过于严重，一方面又认为战败乃是受盟国拖累所致，加之经济危机的打击，德国民众极其向往一个极权政权来结束当前的混乱状态，渴望英雄式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迷。而希特勒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出场。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上台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演说，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8%，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2]
纳粹创造了奇迹，一个正处于战败阴影和经济危机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此欢欣鼓舞，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让民众对希特勒信赖有加。在这个基础上，纳粹党人极力宣扬希特勒的神圣，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使广大下层民众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宣传上，纳粹党人更是不遗余力，戈培尔曾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
于是，在困境下的德国民众被纳粹党努力达成的“经济繁荣”和极力塑造出来的元首的伟大所折服，并表现为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德国民众的热情推高了希特勒的地位，却反过来为纳粹党的宣传所利用并进一步强化，最终使德国步步逼近战争。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球语境下的普遍生存规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纳粹德国的一个重要的宣传理论，是19世纪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因和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有关系而有此名。在《物种的起源》中，达尔文认为：在有机的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而主导这一进程的是不可更改的“自然选择”铁律，也即在由种类繁衍而带来的“资源短缺”压力下，各物种之间以及同一物种内部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它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主义开始向社会政治哲学领域移植，代表人物是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是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后世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应用到“人类社会”，并对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作一种“准生物学的解释”，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最高的解释原则”。[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美国甚至是中国都十分流行。美国作为殖民地国家，本身就建立在适者生存原则上；在中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引入，成为“变法图强”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欧洲，工业革命也将竞争与生存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优渥，并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国家危亡时的最优选择。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出了一种种族观念，即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这种观念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具体到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
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理论基础，坚定地支持着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在文化上与生理上优越于一切其他人种，尤其是犹太人种”的说法。
三、生存空间论：侵略与扩张的原动力
“生存空间”源于德语Lebensraum，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该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4]
希特勒上台后，发誓要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新的帝国，在《我的奋斗》中，他也详细阐述“生存空间”的理论。在他看来，“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90万人”，“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
他认为土地有两大来源：一则失去的土地，一则新的土地。“失去的土地”包括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这都是在一战中失去的；“新的土地”则只有通过战争来获取。
因此，也就有了极力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的希特勒等纳粹头子带领下的一系列纳粹霸行。
希特勒以“先大陆后海洋”作为扩张政策。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分析到，“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德国先要打败的必然是法国等大陆强国。事实证明，希特勒此后一直严格执行生存空间理论，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把德国纳入了全面战时轨道，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将其“生存空间理论”运用得淋璃尽致。
注释：
[1]丛金龙：论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1933-1938年）[D].内蒙古大学.2011年
[2]黄钟：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J].炎黄春秋.2005（7）.
[3]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J].近代西方思想史讲座.2011（05）.
[4]戴妍雨：德国纳粹党的宣传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