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上君子”历朝历代都有，但当下堕入扒窃行列的人数之众多大约堪称历代之最。据一位熟悉长三角列车发案情况的业内人士称，每年在这个地区列车上失窃的财物价值数以亿计。偷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有“鼠害”，自然就有灵猫。猫鼠博弈，绵延不绝。
在参加镇江市的一个活动时，报告文学作家陈歆耕听到了警察胡雪林许多神奇的反扒故事，于是开始关注小偷这个行当。“我很想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如何从一个个普通人转变为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病毒’的？而这些‘病毒’的基因是如何构成的？社会是否有清除这些‘病毒’的能力？”
一个个问号在陈歆耕脑中盘旋，历时三年艰苦采写，一部展示反扒“神警”胡雪林傳奇经历和众多小偷“口述实录”的精彩报告文学《猫鼠博弈——小偷回忆录》出现在新年的书店里。虽然关注的是一群社会边缘人，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却是一个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反扒神警胡雪林
在沪宁线上的镇江市，已经成为小偷闻风丧胆之地。稍稍知道一点行情的小偷，都会避而远之。因为，在这里作案的风险系数太大，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胡大个子”的手掌心。“胡大个子”，就是反扒神警胡雪林。
现为镇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兼反扒大队长的胡雪林，从事反扒工作20余年， “胡大个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抓获的小偷数量却越来越少。从最初一年抓600多人，到现在一年只能抓到几十个——除了“下水”时间不长或从远方而来不知行情的小偷才敢贸然到镇江来。
在陈歆耕的笔下，胡雪林的反扒经历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雪林顶替父亲进了镇江市猪鬃厂，一下子鲤鱼跳龙门，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由于脑瓜活络，肯干且能干，很快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80年代，很多人开始下海经商，胡雪林也怦然心动。他果断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把一个普通职工需要完成的定量工作承包给一位临时工，自己则一心一意做起了生意。他起步经营活动是倒卖中华香烟，每个月到外地去批发中华香烟到镇江来卖，每次的利润在2000元左右。后来，他又承包了一家小旅馆，同时在旅馆外的街头上摆了一张台球桌，来玩的人计时收费。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胡雪林很可能早就成为身家千万的老板。但一次偶然的机缘，却使他干起了“反扒”的行当，而且成为名震一方的抓小偷“九段”高手。
促使胡雪林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非常具有戏剧性。
小旅馆老板胡雪林照例每天在车站出口处拉客。正当又一批旅客蜂拥而来时，忽然有人用胳膊顶了他一下，大喊：“大个子，帮我抓人！”胡雪林懵了，问：“抓谁？”一个人说：“我是公安的便衣，帮我抓小偷！你抓那个大个子，我去抓那个小个子！”
胡雪林几乎没费太大劲，就制服了小偷。便衣警察跑过来，从青年的三角裤里掏出一大把他刚刚偷来的钱。这时，一个老汉跑来，一头跪倒在胡雪林脚下，连声呼叫：“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啊……”
原来，老汉是淮安农村人，这次为治疗老伴的食道癌，向亲友借了1400块钱到镇江来寻医。没料到，在下车时揣在怀里的钱全被小偷掏了。事后，胡雪林了解到抓小偷的便衣警察叫田野。完全出于好奇，他很想弄明白，田野是如何发现小偷的？他们都有哪些特征？
胡雪林主动邀请田野吃饭。“你可以留心观察，小偷的眼神和衣着跟常人有明显不同。小偷的眼神总是在别人装钱包的口袋上溜来溜去。他们穿的鞋子大多数为运动鞋或休闲鞋，不求好看，而是为了便于逃跑。小偷身边一般会背一个空包，或者胳膊上夹一件衣服，或者手里拿几份报纸，这些都是小偷用来掩护自己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道具……”
在了解到不少抓小偷的秘籍之后，胡雪林开始跃跃欲试。很快他就在公交车上抓住了三个从重庆流窜而来的小偷。初战告捷，胡雪林心中有一种出征后凯旋的满足感。从此他迷上了抓小偷这个行当，第一年就抓了600多个小偷，甚至有一个月就抓了118个！在继续开旅馆的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抓小偷上。到后来，抓小偷成了主业，开旅馆成了副业。再后来，他索性就把小旅馆关掉了。在业余反扒两年后，公安局把他的工作关系转到下属一个“三产”单位，胡雪林成了专业的反扒人员，两年之内又抓获了1000多个小偷。
在陈歆耕眼中，胡雪林迷上反扒，就像自己的一个朋友迷上收藏一样，“上瘾了”。
反扒奇闻
抓获了上千名小偷，胡雪林经手的案件也常常让人感叹闻所未闻。“千岁女贼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贼团专门趁庙会之机向农村人下手。她们以两人为一组，一个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个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看到别人口袋里有“货”，老女贼就从嘴巴里取出含着的刀片，在受害人的口袋下面迅速地划出一道裂缝，钱包就会顺着裂缝掉下来，与老太结伴的中年女贼则在瞬间捡起钱包，塞进自己口袋。然后迅速离开人群，跑到街边的巷子里，把钱取出来，又若无其事地与老太会合。
这一个庙会上，竟然有10多对贼搭子，年龄最大的居然高达82岁，所有老太的年纪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岁！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团伙跟着河南来的大篷车演出团一起，专门到各地庙会或者集市作案，演出团的老板就是“贼头儿”，他手下有一帮人负责演出，而这帮老太则装着逛庙会的模样专门偷窃。老板的工作笔记上详细地记录着全国各地小城镇举行庙会的时间，他们的“生意”还真是忙都忙不过来。
四男两女组成的自助旅行团从武汉一路吃喝玩乐到镇江，沿途所有开销都有人“报账”，靠的正是那神奇的“第三只手”。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贼头居然是某市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猫鼠博弈变成了猫鼠一家亲，每当有同伙被发现，贼头就亮出自己的法官身份，然后煞有介事地拿出身上的手铐和小警棍，将同伙铐走，并义正言辞地说道：“交给我吧，我是法官。”
就这样，“老鼠”一次次得以安然脱险，“猫”和“老鼠”一次次举杯同欢、额手相庆，世人是如此地容易被戏弄。贼头由“法官”领衔担当，这样的旷世奇闻就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眼下，“猫”、“鼠”一家的亲密联姻恐怕已经算不得奇闻异事了。
另类“药家鑫”则是胡雪林反扒经历中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险些丧命的案例。当时，胡雪林还是编外的反扒人员，两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用大夹钳钳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锁时被胡雪林发现，其中一人抡起沉重的大夹钳就朝胡雪林的头部劈过来。如果不是胡雪林头一歪避让过去，不死也得残了。因为小偷向他抡长柄大夹钳时使出了浑身力气，试图置他于死地。钳头落空砸到水泥地上，溅出一片火星。钳柄散离，小偷的手掌被震麻，痛得嘴巴直咧咧。要不是有两个路人恰好路过，胡雪林真是凶多吉少。
事后的调查让人震惊。与此二人同宿舍的12个男生均为偷窃各类名牌自行车的窃贼。他们成了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偷窃团伙，已经偷窃自行车127辆。他们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全部是来自镇江郊区的住宿生，父母鞭长莫及管不着；二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三是学习成绩均不佳，逃课、逃学已成家常便饭……
盗贼为何多？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进入盗窃这个行列？为什么盗贼行为难以遏制？
犯罪心理学博士廖建清指出，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中有一种失范理论或称紧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遵从的生命，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简言之，特定社会下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也就是社会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根据失范理论，中国现阶段社会提倡财富和地位的积聚最重要，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之奋斗，但是，具化到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社会大肆宣传的这些目标，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和平台却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社会关系，他们通过私人交往和家庭努力以达到这些目标，而另有一些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人，他们并没有机遇、教育和必要的社会关系以获取物质财富，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当人们所珍视的财富价值观和目标以及特定社会所信奉的高自尊，与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可利用的合法手段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和矛盾被个体感知到的时候，犯罪必将发生。
陈歆耕在书中正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小偷“群像”。
陆某某对金钱充满强烈欲望，在他的感知中，“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有钱人让别人看得起他”，于是他进入了犯罪的行列。在《活闹鬼》一节中，施某某说：“你问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我想朋友的影响很大吧。跟朋友在一起看到他们大把花钱、抽好烟、喝好酒，心里很羡慕，没钱就感到脸上无光，在朋友圈里混不开，我晓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但这世道没人关心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有钱就是大爷，没有钱就是龟孙子。自己挣钱？没别的本事，就只好干这个（偷窃）了。”
陈歆耕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去偷窃的最大理由就是“来钱快”。他们生活的所有目标就是弄到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现实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
陈歆耕表示，在他口述实录的对象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窘迫而又短期无法改变现状，走上偷窃之路。但更多的时候，“情境”成为小偷人性变化轨迹中一只强有力的无形推手。“比如我写的那个辗转于各个夜总会的服务生，为了一下子从客人手中拿到4000元小费，一口气灌进一扎洋酒，随后倒地不省人事，他受情境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他看到那些老板在夜店一掷千金、摆足派头，便在脱下服务生的工作服后到别的夜店也模仿老板大把大把地掼人民币，曾经有一个晚上，他带两个朋友上夜总会消费，每人挑了两个小姐陪唱陪喝，一共叫了6个小姐，每个小姐2000元消费，再加上豪華包厢费、洋酒费、一共花掉了4万块。”
“看到小姐、服务生围着我们转，老板，老板不停地叫，小姐夸我年纪这么轻就当老板，白花花的胸脯不停地在我的胳膊上蹭，那感觉我比皇帝老儿还快活。”服务生在监狱里对陈歆耕描述自己像流水一样花钱的快感。
在陈歆耕看来，这种“情境”包含童年记忆、人际关系、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等。这些普遍受教育较低的小偷们，由于崇高理想的缺失，普遍没有自尊感。因种种因素，很早就辍学，然后进入生存竞争的挣扎中。“他们在生存竞争中，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占有社会特殊资源的人群比，显然处于劣势。当他们不断膨胀的对财富占有的欲望，与他们的生存能力形成巨大的落差时，就离铤而走险、以偷窃为致富捷径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陈歆耕的采访中，一名50出头的小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我采访的所有的小偷中最精明也最世故的一个。”小偷对世道人心看得非常透彻，有些话似乎精辟得堪称经典。他对政府部门存在的腐败现象极度不满，说：“把看守所的牌子可以挂到区政府去，把每个人都查查，难保谁没有问题。”他对自己的偷盗行为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他眼中，某些成天在电视上道貌岸然的官员，未必就比他这个小偷高尚。“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所有好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劳模；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坏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罪犯。”
他的另外一个“极端”观点引起了陈歆耕的深思。“监狱能把人改造好？这是骗骗人的。一个普通的人进监狱，学不到好东西，可能学到坏东西。”其他一些小偷也有类似的表述。陈歆耕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监狱改造工作者的关注。“我们传统的罪犯改造仍然停留在劳动改造上，即将劳动视为惩罚性的手段或工具，并未从心理上去纠正或者干预小偷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根子就不正，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出来以后改邪归正呢？”
在参加镇江市的一个活动时，报告文学作家陈歆耕听到了警察胡雪林许多神奇的反扒故事，于是开始关注小偷这个行当。“我很想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如何从一个个普通人转变为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病毒’的？而这些‘病毒’的基因是如何构成的？社会是否有清除这些‘病毒’的能力？”
一个个问号在陈歆耕脑中盘旋，历时三年艰苦采写，一部展示反扒“神警”胡雪林傳奇经历和众多小偷“口述实录”的精彩报告文学《猫鼠博弈——小偷回忆录》出现在新年的书店里。虽然关注的是一群社会边缘人，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却是一个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反扒神警胡雪林
在沪宁线上的镇江市，已经成为小偷闻风丧胆之地。稍稍知道一点行情的小偷，都会避而远之。因为，在这里作案的风险系数太大，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胡大个子”的手掌心。“胡大个子”，就是反扒神警胡雪林。
现为镇江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兼反扒大队长的胡雪林，从事反扒工作20余年， “胡大个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抓获的小偷数量却越来越少。从最初一年抓600多人，到现在一年只能抓到几十个——除了“下水”时间不长或从远方而来不知行情的小偷才敢贸然到镇江来。
在陈歆耕的笔下，胡雪林的反扒经历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雪林顶替父亲进了镇江市猪鬃厂，一下子鲤鱼跳龙门，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由于脑瓜活络，肯干且能干，很快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80年代，很多人开始下海经商，胡雪林也怦然心动。他果断辞去了车间主任的职务，把一个普通职工需要完成的定量工作承包给一位临时工，自己则一心一意做起了生意。他起步经营活动是倒卖中华香烟，每个月到外地去批发中华香烟到镇江来卖，每次的利润在2000元左右。后来，他又承包了一家小旅馆，同时在旅馆外的街头上摆了一张台球桌，来玩的人计时收费。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胡雪林很可能早就成为身家千万的老板。但一次偶然的机缘，却使他干起了“反扒”的行当，而且成为名震一方的抓小偷“九段”高手。
促使胡雪林命运再次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非常具有戏剧性。
小旅馆老板胡雪林照例每天在车站出口处拉客。正当又一批旅客蜂拥而来时，忽然有人用胳膊顶了他一下，大喊：“大个子，帮我抓人！”胡雪林懵了，问：“抓谁？”一个人说：“我是公安的便衣，帮我抓小偷！你抓那个大个子，我去抓那个小个子！”
胡雪林几乎没费太大劲，就制服了小偷。便衣警察跑过来，从青年的三角裤里掏出一大把他刚刚偷来的钱。这时，一个老汉跑来，一头跪倒在胡雪林脚下，连声呼叫：“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啊……”
原来，老汉是淮安农村人，这次为治疗老伴的食道癌，向亲友借了1400块钱到镇江来寻医。没料到，在下车时揣在怀里的钱全被小偷掏了。事后，胡雪林了解到抓小偷的便衣警察叫田野。完全出于好奇，他很想弄明白，田野是如何发现小偷的？他们都有哪些特征？
胡雪林主动邀请田野吃饭。“你可以留心观察，小偷的眼神和衣着跟常人有明显不同。小偷的眼神总是在别人装钱包的口袋上溜来溜去。他们穿的鞋子大多数为运动鞋或休闲鞋，不求好看，而是为了便于逃跑。小偷身边一般会背一个空包，或者胳膊上夹一件衣服，或者手里拿几份报纸，这些都是小偷用来掩护自己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道具……”
在了解到不少抓小偷的秘籍之后，胡雪林开始跃跃欲试。很快他就在公交车上抓住了三个从重庆流窜而来的小偷。初战告捷，胡雪林心中有一种出征后凯旋的满足感。从此他迷上了抓小偷这个行当，第一年就抓了600多个小偷，甚至有一个月就抓了118个！在继续开旅馆的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抓小偷上。到后来，抓小偷成了主业，开旅馆成了副业。再后来，他索性就把小旅馆关掉了。在业余反扒两年后，公安局把他的工作关系转到下属一个“三产”单位，胡雪林成了专业的反扒人员，两年之内又抓获了1000多个小偷。
在陈歆耕眼中，胡雪林迷上反扒，就像自己的一个朋友迷上收藏一样，“上瘾了”。
反扒奇闻
抓获了上千名小偷，胡雪林经手的案件也常常让人感叹闻所未闻。“千岁女贼团”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贼团专门趁庙会之机向农村人下手。她们以两人为一组，一个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个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看到别人口袋里有“货”，老女贼就从嘴巴里取出含着的刀片，在受害人的口袋下面迅速地划出一道裂缝，钱包就会顺着裂缝掉下来，与老太结伴的中年女贼则在瞬间捡起钱包，塞进自己口袋。然后迅速离开人群，跑到街边的巷子里，把钱取出来，又若无其事地与老太会合。
这一个庙会上，竟然有10多对贼搭子，年龄最大的居然高达82岁，所有老太的年纪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岁！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团伙跟着河南来的大篷车演出团一起，专门到各地庙会或者集市作案，演出团的老板就是“贼头儿”，他手下有一帮人负责演出，而这帮老太则装着逛庙会的模样专门偷窃。老板的工作笔记上详细地记录着全国各地小城镇举行庙会的时间，他们的“生意”还真是忙都忙不过来。
四男两女组成的自助旅行团从武汉一路吃喝玩乐到镇江，沿途所有开销都有人“报账”，靠的正是那神奇的“第三只手”。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贼头居然是某市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猫鼠博弈变成了猫鼠一家亲，每当有同伙被发现，贼头就亮出自己的法官身份，然后煞有介事地拿出身上的手铐和小警棍，将同伙铐走，并义正言辞地说道：“交给我吧，我是法官。”
就这样，“老鼠”一次次得以安然脱险，“猫”和“老鼠”一次次举杯同欢、额手相庆，世人是如此地容易被戏弄。贼头由“法官”领衔担当，这样的旷世奇闻就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眼下，“猫”、“鼠”一家的亲密联姻恐怕已经算不得奇闻异事了。
另类“药家鑫”则是胡雪林反扒经历中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险些丧命的案例。当时，胡雪林还是编外的反扒人员，两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用大夹钳钳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锁时被胡雪林发现，其中一人抡起沉重的大夹钳就朝胡雪林的头部劈过来。如果不是胡雪林头一歪避让过去，不死也得残了。因为小偷向他抡长柄大夹钳时使出了浑身力气，试图置他于死地。钳头落空砸到水泥地上，溅出一片火星。钳柄散离，小偷的手掌被震麻，痛得嘴巴直咧咧。要不是有两个路人恰好路过，胡雪林真是凶多吉少。
事后的调查让人震惊。与此二人同宿舍的12个男生均为偷窃各类名牌自行车的窃贼。他们成了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偷窃团伙，已经偷窃自行车127辆。他们几乎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全部是来自镇江郊区的住宿生，父母鞭长莫及管不着；二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三是学习成绩均不佳，逃课、逃学已成家常便饭……
盗贼为何多？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进入盗窃这个行列？为什么盗贼行为难以遏制？
犯罪心理学博士廖建清指出，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中有一种失范理论或称紧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遵从的生命，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简言之，特定社会下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也就是社会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根据失范理论，中国现阶段社会提倡财富和地位的积聚最重要，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之奋斗，但是，具化到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社会大肆宣传的这些目标，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和平台却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社会关系，他们通过私人交往和家庭努力以达到这些目标，而另有一些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人，他们并没有机遇、教育和必要的社会关系以获取物质财富，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当人们所珍视的财富价值观和目标以及特定社会所信奉的高自尊，与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可利用的合法手段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和矛盾被个体感知到的时候，犯罪必将发生。
陈歆耕在书中正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小偷“群像”。
陆某某对金钱充满强烈欲望，在他的感知中，“这个社会太现实了，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有钱人让别人看得起他”，于是他进入了犯罪的行列。在《活闹鬼》一节中，施某某说：“你问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我想朋友的影响很大吧。跟朋友在一起看到他们大把花钱、抽好烟、喝好酒，心里很羡慕，没钱就感到脸上无光，在朋友圈里混不开，我晓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但这世道没人关心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有钱就是大爷，没有钱就是龟孙子。自己挣钱？没别的本事，就只好干这个（偷窃）了。”
陈歆耕书中记录的每一个人去偷窃的最大理由就是“来钱快”。他们生活的所有目标就是弄到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现实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市场。
陈歆耕表示，在他口述实录的对象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窘迫而又短期无法改变现状，走上偷窃之路。但更多的时候，“情境”成为小偷人性变化轨迹中一只强有力的无形推手。“比如我写的那个辗转于各个夜总会的服务生，为了一下子从客人手中拿到4000元小费，一口气灌进一扎洋酒，随后倒地不省人事，他受情境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他看到那些老板在夜店一掷千金、摆足派头，便在脱下服务生的工作服后到别的夜店也模仿老板大把大把地掼人民币，曾经有一个晚上，他带两个朋友上夜总会消费，每人挑了两个小姐陪唱陪喝，一共叫了6个小姐，每个小姐2000元消费，再加上豪華包厢费、洋酒费、一共花掉了4万块。”
“看到小姐、服务生围着我们转，老板，老板不停地叫，小姐夸我年纪这么轻就当老板，白花花的胸脯不停地在我的胳膊上蹭，那感觉我比皇帝老儿还快活。”服务生在监狱里对陈歆耕描述自己像流水一样花钱的快感。
在陈歆耕看来，这种“情境”包含童年记忆、人际关系、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等。这些普遍受教育较低的小偷们，由于崇高理想的缺失，普遍没有自尊感。因种种因素，很早就辍学，然后进入生存竞争的挣扎中。“他们在生存竞争中，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占有社会特殊资源的人群比，显然处于劣势。当他们不断膨胀的对财富占有的欲望，与他们的生存能力形成巨大的落差时，就离铤而走险、以偷窃为致富捷径仅有一步之遥了。”
在陈歆耕的采访中，一名50出头的小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我采访的所有的小偷中最精明也最世故的一个。”小偷对世道人心看得非常透彻，有些话似乎精辟得堪称经典。他对政府部门存在的腐败现象极度不满，说：“把看守所的牌子可以挂到区政府去，把每个人都查查，难保谁没有问题。”他对自己的偷盗行为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他眼中，某些成天在电视上道貌岸然的官员，未必就比他这个小偷高尚。“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所有好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劳模；如果把一个人一生中做的坏事都集中起来，他就是罪犯。”
他的另外一个“极端”观点引起了陈歆耕的深思。“监狱能把人改造好？这是骗骗人的。一个普通的人进监狱，学不到好东西，可能学到坏东西。”其他一些小偷也有类似的表述。陈歆耕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监狱改造工作者的关注。“我们传统的罪犯改造仍然停留在劳动改造上，即将劳动视为惩罚性的手段或工具，并未从心理上去纠正或者干预小偷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一个人的根子就不正，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出来以后改邪归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