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四年（1799年），会泽娜姑人郑清选和艾姓叔侄在前人的基础上凿通了乐里村水洞（上水洞），引以礼河水灌溉娜姑农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东川府饬令郑清选之孙郑兴东于娜姑海坝南部棠梨树山下再凿隧洞（下水洞），排泄娜姑坝子积水和灌溉干海子农田。娜姑镇的上下水洞和配套沟渠，形成了完整的农业水利系统，娜姑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从此旱涝保收，“数千年永获丰盈”。
　　清光绪九年（1883年），郑兴东在上水洞附近创建了纪念性建筑仁智庵（又名龙王庙），庵内供奉首创开凿水洞的三洞主牌位，亦置有岁修田地（用田租作为每年维修水洞及沟渠的费用）多亩，且一直由郑姓管理。岁修田地和仁智庵究竟是属郑氏所有还是归全乡公有，产权并不明晰，这就为郑氏后人和当地绅民之间埋下了纠纷隐患，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从清朝打到民国，从会泽打到昆明，历时20多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崇礼乡（今娜姑镇）若干士民到会泽县和东川府状告郑端本兄弟有霸吞公益项目钱款等行为，争论的焦点就是岁修费用余额500两银子的归属问题。原告认为这笔钱是公益钱款，被郑氏贪污；被告认为岁修田亩本来就是郑氏划出，这笔钱当然归郑氏所有。此案由东川知府凌应梧、会泽县令陈月溪共同审理并判决，判决书被勒石刻碑，告示所有乡绅士民“该乡水洞岁修田亩租桓，永着郑姓子孙经管。”刻着这份判决书的《上水洞晓谕碑》现存于龙王庙内。
　　这场官司郑家赢得很彻底，于是郑端本就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把三洞主牌位从仁智庵移除，庵内只供奉郑氏先祖；他在岁修田地粮册上添注了“郑姓”字样；民国八年（1919年），郑端本病故，其子郑汝翼接管家业后将“仁智庵”匾额改为“郑氏家祠”，这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该乡绅民的强烈不满，白雾乡绅邹学富、陈琨等人一纸诉状又将郑汝翼告到会泽县知事公署。
　　会泽县判决郑汝翼将水洞岁修田地契据交出，由娜姑镇推举四人分任收租及修理等事，限年更换，并委郑姓子孙一人监督岁修田地、刊刻碑记，永远遵守；将所立“郑氏家祠”匾额仍改为“仁智庵”，所供神位不得变更，其庵内田地除香灯田由郑姓收租交付看祠作为香资外，余归郑姓照契管业；郑汝翼因涂改粮册，判自愿捐银五百元归乐善救灾会添作赈款。
　　被告郑汝翼不服此判决，原告邹学富、陈琨等人也不服，双方都上诉至云南省高等审判厅（省高院）。在高等审判厅民事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水洞岁修田地及仁智庵产业是否该乡共有，抑系郑姓私有。”
　　郑氏在上诉状中大量引用光绪二十六年东川府的判决内容，因为这是官府定为“永远归郑姓子孙经管”之铁案。郑姓对民国八年会泽县的判决有三点不服：一、水洞岁修田地系祖先郑清选于自己所有之田划出，有案可查。二、仁智庵为祖辈购地建造，供奉龙神及郑氏祖先多年，系郑姓家庙，并非一乡公产。三、粮册为公有之物，岁修田地之置在郑氏，维持经管之责亦永久属于郑氏，随即禀请于粮册上添注“郑姓”二字，为此勒缴银五百元作捐赈款，并非自愿。
　　邹学富、陈琨等人不服的也是以上三点，概括起来就是：岁修田地和仁智庵都是公产，郑姓所为即为侵吞公产。
　　经云南省高等审判厅民事庭审理，于民国九年（1920年）六月十四日做出判决：“水洞为郑清选与郑兴东先后开凿，载明前《东川府续志》，亦属毫无疑义。”清光绪二十六年告示载明“郑姓划捐田亩作为沟洞岁修”及“永着郑姓子孙经管”字样，并无“永着郑姓子孙所有”之语。法庭认为，此项水洞岁修田地无论由何人购置捐助，均应认为该乡共有之业；依《东川府续志》记载：“仁智庵创建之始，既系因水洞告成，意在建以报功”，则与家祠之性质迥然不同。郑汝翼将仁智庵匾额改为郑氏家祠的行为，“与创建此庵之本旨显有违背。”原判郑汝翼将所立郑氏家祠匾额仍改为仁智庵，内中所供神位不得变更，尚属允协；原判郑姓涂改粮册自愿捐银五百元归乐善救灾会添作赈款一项，因捐助赈款属行政范围，不能为民事诉讼上之裁判。再则郑姓改粮册一事，究竟是谁所为，应负有什么责任也不在民事诉讼裁决范围之内，所以原判决中关于郑汝翼涂改粮册、捐银五百元之部分，“于法显有未合，应将原判此部撤销，其余控诉及附带控诉均予驳回。”本案诉讼费肆两五钱、抄录费三元，由双方平均负担。这份民国时期的判决书《云南高等审判厅民事判决九年控字第三九号》，详细记载了控辩双方关于公益设施产权归属的陈述，对研究娜姑水利史和水工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摘自《曲靖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