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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美剧《律师风云》第一季第七集出现过一则有趣的案例：被告蒙面抢劫一个便利店，被店主持枪击伤。就医期间，警方找到被告，但是，唯一能够证明被告抢劫的，只有射入他体内的子弹。为求自保，被告拒绝取出子弹。聪明的女律师劳瑞以这么做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的规定为由，说服法官驳回了警方的申请。当然，因为子弹没及时取出，被告几乎流血身亡，最后还是靠男主人公艾伦·肖介绍，跑到地下诊所做手术才保住了性命。虽然这个故事有不少演绎成分，但绝不是编剧凭空捏造出来的案例。它的现实素材，就是最高法院1985年宣判的“温斯顿诉李案”。
1982年7月18日凌晨，弗吉尼亚州居民拉尔夫·温斯顿开设的商店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人持枪闯入，意图抢劫。温斯顿先发制人，开了一枪，击中劫匪左半身。对方还击，打中温斯顿的脚，然后逃之夭夭。闻讯赶来的警察将温斯顿送往医院就诊。医治期间，温斯顿发现一名中枪者被送进急诊室，认出此人就是劫匪，连忙报警。
中枪者名叫鲁道夫·李，声称自己是另一起抢劫案的受害者。但李的中弹部位，与温斯顿的描述完全相符，而且，在警方的讯问下，李的供述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警方还是决定指控李涉嫌抢劫未遂、故意伤害等罪名。为进一步取证，弗州检察官向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对李采取麻醉手术，取出卡在他左侧胸腔的子弹。
李内心很清楚，子弹一旦取出，只要与温斯顿所持枪支的弹道相符，自己的罪名就算坐实了。与《律师风云》中的嫌犯一样，他以可能有生命危险为由，反对进行手术。弗州地方法院为此先后召开了两次听证会。检方聘请的专家证人作证说，子弹卡在李的皮肤表层1.5厘米之下，这样的手术只需要局部麻醉，不会有生命危险。
地方法院法官同意进行局部麻醉手术，李又向弗州最高法院上诉，但被后者驳回。无奈之下，李向联邦地区法院求救，认为州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的规定。但是，联邦法院也拒绝了他的请求。
手术预定于1982年10月18日进行，但是，或许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在术前检查过程中，李的胸腔X光片显示，子弹实际上卡在他胸腔内深约2至3.5厘米的肌肉组织内。医生认为，除非进行一般麻醉，才可能取出子弹。李随即以发现新证据为由，申请地方法院再审，遭到拒绝后，又向联邦法院求助。重新召开听证会后，联邦地区法院终于伸出援手，签发了禁止令，禁止可能危害嫌犯生命安全的手术。这一决定也得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官司一波三折，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摆在大法官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护公民个人隐私和安全利益与“公正执法”的重大利益之间进行权衡。需要指出的是，最高法院并不是首次处理这类涉及身体侵入的“搜查”案件。在1966年的“施默博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被告因酒醉驾车被送进医院，拒绝警察采集血液化验酒精浓度，但是，警察仍要求医生强行从被告身上抽取血样。事后，被告提起诉讼，认为警察这么做违反第四修正案，属于无理搜查。最高法院审理后判定，宪法第四修正案保障公民“合理期待的隐私权”，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抽血检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造成外伤和疼痛”，“在定期体检中非常普遍”。考虑到政府的“公正执法”关系到大众利益，警方的抽血行为算不上“无理”。
但是，“温斯顿案”毕竟不同于“施默博案”。医生若想确定子弹的位置，就得在嫌犯的肌肉组织里翻找，难免会对胸腔内的神经、血管和其他组织造成伤害，甚至增加并发感染的危险。对李来说，这样的手术会严重侵害到他的个人隐私和人身尊严，甚至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公正执法”涉及的大众利益可能就得退居其次了。
除了价值权衡，大法官们还得考虑这么做的必要性。弗州检察官提出，之所以坚持要取出子弹，是为了进行弹道比对，证明子弹是从温斯顿的枪支中射出，进而证明李就是持枪抢劫的罪犯。但是，大法官们认为，检方并非只有取出子弹这一条证明嫌犯有罪的途径，现有证据对李已经非常不利。例如，温斯顿在医院就当场指认了李。李中枪的部位与温斯顿的描述一致。李无法说出自己遭劫的准确地点，但他被警方发现时，距离抢劫案发地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总之，强制取出李身内的子弹似乎没有必要，检方的要求很难构成“合理”搜查。
综合以上理由，大法官们指出，在判断政府是否可以通过手术获得被告体内的证据时，应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手术对被告生命或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第二，手术对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侵犯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第三，如果不通过手术取得证据，对最终能否定罪的影响到底如何。本案中，手术麻醉非但危险，还会让嫌犯陷入无意识状态，侵犯到他的人格尊严。更何况，检方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有罪，不一定非取出子弹不可。所以，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检方强行取出子弹的要求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的“无理搜查”。
“温斯顿案”中的嫌犯最终遭遇如何，子弹是不是一直留在体内，从官方记录中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起案件确立的侵入身体的“搜查”原则却沿用至今。需要指出的是，大法官在两起案件的判决中，都没有说采取麻醉手术就一定是“无理”，抽血检验就一定是“合理”，归根结底，处理任何个案，都是一个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也正是美国人实用主义思想的司法体现。
1982年7月18日凌晨，弗吉尼亚州居民拉尔夫·温斯顿开设的商店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人持枪闯入，意图抢劫。温斯顿先发制人，开了一枪，击中劫匪左半身。对方还击，打中温斯顿的脚，然后逃之夭夭。闻讯赶来的警察将温斯顿送往医院就诊。医治期间，温斯顿发现一名中枪者被送进急诊室，认出此人就是劫匪，连忙报警。
中枪者名叫鲁道夫·李，声称自己是另一起抢劫案的受害者。但李的中弹部位，与温斯顿的描述完全相符，而且，在警方的讯问下，李的供述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警方还是决定指控李涉嫌抢劫未遂、故意伤害等罪名。为进一步取证，弗州检察官向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对李采取麻醉手术，取出卡在他左侧胸腔的子弹。
李内心很清楚，子弹一旦取出，只要与温斯顿所持枪支的弹道相符，自己的罪名就算坐实了。与《律师风云》中的嫌犯一样，他以可能有生命危险为由，反对进行手术。弗州地方法院为此先后召开了两次听证会。检方聘请的专家证人作证说，子弹卡在李的皮肤表层1.5厘米之下，这样的手术只需要局部麻醉，不会有生命危险。
地方法院法官同意进行局部麻醉手术，李又向弗州最高法院上诉，但被后者驳回。无奈之下，李向联邦地区法院求救，认为州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的规定。但是，联邦法院也拒绝了他的请求。
手术预定于1982年10月18日进行，但是，或许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在术前检查过程中，李的胸腔X光片显示，子弹实际上卡在他胸腔内深约2至3.5厘米的肌肉组织内。医生认为，除非进行一般麻醉，才可能取出子弹。李随即以发现新证据为由，申请地方法院再审，遭到拒绝后，又向联邦法院求助。重新召开听证会后，联邦地区法院终于伸出援手，签发了禁止令，禁止可能危害嫌犯生命安全的手术。这一决定也得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官司一波三折，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摆在大法官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护公民个人隐私和安全利益与“公正执法”的重大利益之间进行权衡。需要指出的是，最高法院并不是首次处理这类涉及身体侵入的“搜查”案件。在1966年的“施默博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被告因酒醉驾车被送进医院，拒绝警察采集血液化验酒精浓度，但是，警察仍要求医生强行从被告身上抽取血样。事后，被告提起诉讼，认为警察这么做违反第四修正案，属于无理搜查。最高法院审理后判定，宪法第四修正案保障公民“合理期待的隐私权”，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抽血检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也不会造成外伤和疼痛”，“在定期体检中非常普遍”。考虑到政府的“公正执法”关系到大众利益，警方的抽血行为算不上“无理”。
但是，“温斯顿案”毕竟不同于“施默博案”。医生若想确定子弹的位置，就得在嫌犯的肌肉组织里翻找，难免会对胸腔内的神经、血管和其他组织造成伤害，甚至增加并发感染的危险。对李来说，这样的手术会严重侵害到他的个人隐私和人身尊严，甚至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公正执法”涉及的大众利益可能就得退居其次了。
除了价值权衡，大法官们还得考虑这么做的必要性。弗州检察官提出，之所以坚持要取出子弹，是为了进行弹道比对，证明子弹是从温斯顿的枪支中射出，进而证明李就是持枪抢劫的罪犯。但是，大法官们认为，检方并非只有取出子弹这一条证明嫌犯有罪的途径，现有证据对李已经非常不利。例如，温斯顿在医院就当场指认了李。李中枪的部位与温斯顿的描述一致。李无法说出自己遭劫的准确地点，但他被警方发现时，距离抢劫案发地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总之，强制取出李身内的子弹似乎没有必要，检方的要求很难构成“合理”搜查。
综合以上理由，大法官们指出，在判断政府是否可以通过手术获得被告体内的证据时，应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手术对被告生命或健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第二，手术对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侵犯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第三，如果不通过手术取得证据，对最终能否定罪的影响到底如何。本案中，手术麻醉非但危险，还会让嫌犯陷入无意识状态，侵犯到他的人格尊严。更何况，检方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有罪，不一定非取出子弹不可。所以，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检方强行取出子弹的要求属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的“无理搜查”。
“温斯顿案”中的嫌犯最终遭遇如何，子弹是不是一直留在体内，从官方记录中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起案件确立的侵入身体的“搜查”原则却沿用至今。需要指出的是，大法官在两起案件的判决中，都没有说采取麻醉手术就一定是“无理”，抽血检验就一定是“合理”，归根结底，处理任何个案，都是一个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也正是美国人实用主义思想的司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