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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党史还是军史上，红军长征都是值得重笔描述的一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这段艰苦卓绝的长征经历，我党我军才逐步成熟起来，并且奠定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实根基。然而，长征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最后的胜利，更有着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遵义会议之前，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几乎让党和中央红军陷入绝境；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几乎让党和红军分崩离析。尤其是后者，是在结束了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和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好形势下发生的，十分令人痛惜，而结局又令人庆幸，党中央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图谋，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和张国焘进行了四次激烈的交锋，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此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李德实行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作战失利后，他们又奉行全面防御战略。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时，他们又匆匆指挥红军开始了长征。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湘江之战惨烈异常，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逐步产生了怀疑乃至反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在会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革命力量的骤然壮大，让广大指战员欣喜不已。就在人们满怀希望之时，张国焘却打出了一张“南下”牌，挑起了与中央的第一次争执。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两支先头部队会师的喜讯，通过电台迅速传回了各自的总部。在先头部队会师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军胜利会师。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贺电，张国焘称“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央很重视，次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从两封电文可以看出，当此之时，张国焘与中央之间可谓肝胆相照，孰不知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几天，一场关于两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锋在双方领导人尚未谋面前就悄然展开。
其实，在两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张国焘也对南下与北上的方针举棋不定，因此在先头部队会师不久，张国焘就指示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到“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谓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当时胡宗南在陕甘地区，刘湘拥兵四川，这其实就蕴含了两个战略方向：北上陕甘和南下四川。
此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正在着手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根据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缜密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据此，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文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也就是说，中央主张北上。
但张国焘、陈昌浩却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感兴趣，他们未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就直接电复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
为消除两种战略方针的严重分歧，中央在通过电文和张国焘交换意见的同时，决定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5日，张国焘到达两河口，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国焘也不忘趁此机会窥探中央红军的实力，结果让他欣喜不已：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余人，而自己拥兵八万。
6月2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鉴于会议代表普遍支持上述提议，张国焘在作出了同意北上的表示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南下主张，结果遭到了会议的否决。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并且根据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张国焘在会师初期挑起的南下与北上之争暂以“北上”胜出而告一段落，但在此后，关于南下与北上的争执并未停止，最后导致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裂。
二、“红军总政委”之争
正如上面提到的，张国焘在到达两河口后，乘机向周恩来、朱德等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最后弄清了中央红军经过一路拼杀人乏马困，只有两万余人的兵力时，张国焘的内心便不再平静。两河口会议，张国焘的意见被束之高阁，这更使他愤愤不平，自视拥兵八万，人强马壮，更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因此，两河口会议上，他表面表示接受北上方针，但内心却在坚持自己的南下方针，故而在“松潘战役计划”开始执行后，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有意拖延阻挠红军北上行动，
两军会合后，为实现两军之间的团结，同时鉴于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已经摸清中央红军底细的张国焘并不满足，继续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的夺权行动开始了。起初，张国焘试图分化中央红军，他把目标锁定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身上。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又是拨给兵力又是送慰问品，但这些手法并未奏效。
张国焘无计可施，便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公开向中央提要求。7月1日，张国焘借口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并以此来实现消灭胡宗南部的计划。恰好此时，中共中央为表示对红四方面军的关心与诚意，派出了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得知后，急忙赶往杂谷脑，对慰问团的行动处处设限，同时向李富春表示很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以决定战略问题。这是张国焘自两军会师后第一次明确向中央提出了人事要求，试图通过这种人事安排来控制中央红军，从而实现自己统帅红军的野心。
两河口会议召开前，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列宁论联邦》一文，文章里引用列宁反对“欧洲联邦”一事批评了张国焘曾擅自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认为这是中央借凯丰的笔来指责他本人。7月8日，张国焘专门召开了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对凯丰的文章进行指责。
7月9日，张国焘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他还指示陈昌浩向中央致电，表示希望“指挥统一”。此时，张国焘已经开始了向中央逼宫。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中央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周恩来表示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以满足张国焘的要求。
经过充分酝酿，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刚开始，朱德突然接到陈昌浩给他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陈昌浩的这份电报是在张国焘的示意下发出的，企图以此要挟中央作出决议。
但电文一经宣布，即遭到常委们的一致反对。张闻天按照中央先前的酝酿提出了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
经过会议的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天，中革军委向红一、四方面军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命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至此，在中央以大局为重的团结忍让下，张国焘攫取了红军总政委职务，这令他沾沾自喜，暂时满足了自己的野心，他和中央的关系也得以暂时的缓和。
三、“中央”正统之争
确定了张国焘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后，组织问题初步得到解决。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准备执行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但蒋介石洞察了红军的战略动向，重新布置对红军的包围。在此种形势下，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计划。
8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采纳张国焘建议，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红军各部开始做北上准备，此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统一认识，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主张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何畏、李先念、傅钟都放到政治局。但会议最后决定只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一来，张国焘的目的未能全部达到，他对中央的不满不断加深，在会后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对中央的方针刻意指责。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未出席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否定了张国焘曾提出的西渡黄河的主张，改为向东进攻。此后，右路军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征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经过六七天的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组织了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但此时张国焘又在党内挑起了斗争。8月21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阿坝，张国焘却滞留阿坝按兵不动。后来在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力劝之下，他才命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向右路军靠拢。
9月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葛曲河，但张国焘却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裹足不前，实际上此时他已决心南下。张国焘的这一举动让中央始料不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试图通过徐向前、陈昌浩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决定。9月8日，徐、陈致电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但张国焘接电后仍坚持南下，并开始调动部队。为劝阻他的错误行径，当晚中共中央又发电报向张国焘陈述利害，但他南下之意已决，并且电令陈昌浩裹中央南下，必要时以“武力解决之”。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向俄界进发，叶剑英也以“打粮南下”为名带走了军委纵队，此后徐、陈率其余右路军南下与张国焘会合，张国焘在和中央决裂的路途上又多了一个筹码。
在南下途中，张国焘公开向中央提出了挑战，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了指责党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及坚持张国焘南下才是出路的决议。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他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在他的操纵下，会议还通过了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成立了由他控制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撕下了虚伪的面纱，成立了“第二中央”，一手制造了党的历史上最恶劣的事件。
当然，由于其成立“第二中央”的程序是非法的，张国焘做贼心虚，在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对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此事，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但强烈的权利欲让他欲罢不能，12月5日他终于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且要求“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中央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在坚决与之斗争的同时，也以很大的耐心对他进行了教育和挽救。此期间，还专门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但张国焘对此并不理会，甚至在1936年1月20日致电林育英，称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随后，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同时明确指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封电报无疑给寄希望于共产国际仲裁的张国焘当头一棒。当天张闻天也致电朱德，“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此时，一直被张国焘视为左膀右臂的陈昌浩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决定，张国焘顿觉失落，同时广大的红四军指战员也逐渐认识到南下路线的无望，张国焘渐失人心，朱德乘机劝他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
面对困境，张国焘表示可以成立西南局，但仍坚持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要求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实质上他仍然对中共中央持反对态度。随着张国焘南下方针带来的一连串失败，左路军不断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在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确立了西进康北、准备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然极不情愿，却也难拂众议。
在被迫向西北转进的过程中，张国焘仍然对党中央进行肆意攻击。3月15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了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他在鼓吹自己南下路线的同时，指出“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4月1日，他在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在鼓吹南下路线的同时，继续指责毛、周、张、博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5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称“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迫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形势，又得到了中央同他“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电诺，张国焘断无理由再维持“第二中央”。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宣布“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并成立西北局。至此，虽然张国焘擅自宣称党中央也取消名义，他对党中央仍不予尊重，但这毕竟宣告了他为时9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活动的破产，张国焘已经沦为强弩之末。
四、“北上”与“西进”之争
在张国焘挥师南下并与中央分庭抗礼之时，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毕节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路上，朱德、张国焘和贺龙等取得了联系，两军确定了会师事宜。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胜利会师的喜悦没维持多久，张国焘又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争执在所难免。
诚然，朱德、张国焘一直盼望着红二、六军团与自己的会师，但张国焘显然有着另一个不可告人的打算，他力图把红二、六军团控制在自己手里，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增强自己与中央抗衡的筹码。会师伊始，张国焘就筹划着要分化拉拢红二、六军团，他还企图通过召开党的会议，利用组织手段迫使自己的主张在红二、六军团中推行。但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两支大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一同踏上了最后的一段征程。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中央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已经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谅解，而“两广事变”的发生，又迫使蒋介石将陕甘一带的“剿共”主力调往湖南，从而造成了甘南地区的敌兵力空虚，极大减轻了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北上的军事压力。
党中央为加强对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于7月5日发出命令，决定以二、六军团为基础组建红二方面军，同时把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从而把原中央红军一部重新牢牢掌握在党中央手中，但这一决定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中央的电促下，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长征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张国焘却在最后关头再次向中央发难。
7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一直比较顺利，在朱德等人的正确指挥下，从8月5日到9月7日，红二、四方面进行了历时34天的岷洮西战役，红军先后进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歼敌7000余人，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说，在这一时期，由于形势对红军很有利，张国焘对北上并没有太大的抵触。
但到9月初，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他急令重庆行营顾祝同派川军孙震、邓锡侯等军，由川北进入陇东堵截；令兰州朱绍良以王钧、毛炳文等军，在陇南堵截；令西安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等军进至平凉、固远堵截；同时，胡宗南部正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宁西段，以切断红军会合的通路。
敌情突变，这样一来，如何对付胡宗南部成为问题的关键。此时，中央接连电令朱德、张国焘等，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宁西段，同时令一方面军一师进至静、会北端之单家集一带，配合四方面军作战。
面对红四方面军单独迎战胡宗南部的现实，张国焘迟迟不下决断。在中央电催下，他才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了西北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和他的得力干将陈昌浩发生了激烈争执，陈昌浩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实施对胡宗南的决战。张国焘则提出了西进计划，即四方面军由临潭、赵州西渡黄河，挺进青海，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借此东山再起。但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主张，他气急败坏，宣布辞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带着警卫部队赶往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
张国焘到达前敌指挥部后，随即又制定了西进的具体部署，并于9月23日在漳县召开了西北局会议。会上，张国焘一意孤行，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实施西进，并通报中央。对于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中央在9月27日致电张国焘等，要求“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恰在此时，张国焘派去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带来一个让他失望的消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道路难行，渡河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北上，下达了部队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这场“北上”与“西进”的争锋又一次以张国焘的失败而告终。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此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李德实行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作战失利后，他们又奉行全面防御战略。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时，他们又匆匆指挥红军开始了长征。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湘江之战惨烈异常，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逐步产生了怀疑乃至反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并在会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革命力量的骤然壮大，让广大指战员欣喜不已。就在人们满怀希望之时，张国焘却打出了一张“南下”牌，挑起了与中央的第一次争执。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两支先头部队会师的喜讯，通过电台迅速传回了各自的总部。在先头部队会师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军胜利会师。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贺电，张国焘称“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央很重视，次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从两封电文可以看出，当此之时，张国焘与中央之间可谓肝胆相照，孰不知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几天，一场关于两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锋在双方领导人尚未谋面前就悄然展开。
其实，在两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张国焘也对南下与北上的方针举棋不定，因此在先头部队会师不久，张国焘就指示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到“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谓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之为盼”。当时胡宗南在陕甘地区，刘湘拥兵四川，这其实就蕴含了两个战略方向：北上陕甘和南下四川。
此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正在着手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根据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缜密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据此，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文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也就是说，中央主张北上。
但张国焘、陈昌浩却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感兴趣，他们未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就直接电复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
为消除两种战略方针的严重分歧，中央在通过电文和张国焘交换意见的同时，决定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5日，张国焘到达两河口，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国焘也不忘趁此机会窥探中央红军的实力，结果让他欣喜不已：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余人，而自己拥兵八万。
6月2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鉴于会议代表普遍支持上述提议，张国焘在作出了同意北上的表示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南下主张，结果遭到了会议的否决。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并且根据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张国焘在会师初期挑起的南下与北上之争暂以“北上”胜出而告一段落，但在此后，关于南下与北上的争执并未停止，最后导致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裂。
二、“红军总政委”之争
正如上面提到的，张国焘在到达两河口后，乘机向周恩来、朱德等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最后弄清了中央红军经过一路拼杀人乏马困，只有两万余人的兵力时，张国焘的内心便不再平静。两河口会议，张国焘的意见被束之高阁，这更使他愤愤不平，自视拥兵八万，人强马壮，更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因此，两河口会议上，他表面表示接受北上方针，但内心却在坚持自己的南下方针，故而在“松潘战役计划”开始执行后，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有意拖延阻挠红军北上行动，
两军会合后，为实现两军之间的团结，同时鉴于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已经摸清中央红军底细的张国焘并不满足，继续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的夺权行动开始了。起初，张国焘试图分化中央红军，他把目标锁定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身上。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又是拨给兵力又是送慰问品，但这些手法并未奏效。
张国焘无计可施，便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公开向中央提要求。7月1日，张国焘借口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并以此来实现消灭胡宗南部的计划。恰好此时，中共中央为表示对红四方面军的关心与诚意，派出了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得知后，急忙赶往杂谷脑，对慰问团的行动处处设限，同时向李富春表示很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以决定战略问题。这是张国焘自两军会师后第一次明确向中央提出了人事要求，试图通过这种人事安排来控制中央红军，从而实现自己统帅红军的野心。
两河口会议召开前，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列宁论联邦》一文，文章里引用列宁反对“欧洲联邦”一事批评了张国焘曾擅自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认为这是中央借凯丰的笔来指责他本人。7月8日，张国焘专门召开了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对凯丰的文章进行指责。
7月9日，张国焘以中共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他还指示陈昌浩向中央致电，表示希望“指挥统一”。此时，张国焘已经开始了向中央逼宫。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中央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周恩来表示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以满足张国焘的要求。
经过充分酝酿，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刚开始，朱德突然接到陈昌浩给他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陈昌浩的这份电报是在张国焘的示意下发出的，企图以此要挟中央作出决议。
但电文一经宣布，即遭到常委们的一致反对。张闻天按照中央先前的酝酿提出了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
经过会议的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天，中革军委向红一、四方面军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命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至此，在中央以大局为重的团结忍让下，张国焘攫取了红军总政委职务，这令他沾沾自喜，暂时满足了自己的野心，他和中央的关系也得以暂时的缓和。
三、“中央”正统之争
确定了张国焘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后，组织问题初步得到解决。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准备执行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但蒋介石洞察了红军的战略动向，重新布置对红军的包围。在此种形势下，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计划。
8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采纳张国焘建议，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红军各部开始做北上准备，此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统一认识，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主张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何畏、李先念、傅钟都放到政治局。但会议最后决定只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一来，张国焘的目的未能全部达到，他对中央的不满不断加深，在会后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对中央的方针刻意指责。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未出席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否定了张国焘曾提出的西渡黄河的主张，改为向东进攻。此后，右路军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征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经过六七天的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组织了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但此时张国焘又在党内挑起了斗争。8月21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阿坝，张国焘却滞留阿坝按兵不动。后来在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力劝之下，他才命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向右路军靠拢。
9月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葛曲河，但张国焘却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裹足不前，实际上此时他已决心南下。张国焘的这一举动让中央始料不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试图通过徐向前、陈昌浩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决定。9月8日，徐、陈致电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但张国焘接电后仍坚持南下，并开始调动部队。为劝阻他的错误行径，当晚中共中央又发电报向张国焘陈述利害，但他南下之意已决，并且电令陈昌浩裹中央南下，必要时以“武力解决之”。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向俄界进发，叶剑英也以“打粮南下”为名带走了军委纵队，此后徐、陈率其余右路军南下与张国焘会合，张国焘在和中央决裂的路途上又多了一个筹码。
在南下途中，张国焘公开向中央提出了挑战，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了指责党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及坚持张国焘南下才是出路的决议。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他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在他的操纵下，会议还通过了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成立了由他控制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撕下了虚伪的面纱，成立了“第二中央”，一手制造了党的历史上最恶劣的事件。
当然，由于其成立“第二中央”的程序是非法的，张国焘做贼心虚，在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对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此事，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但强烈的权利欲让他欲罢不能，12月5日他终于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且要求“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中央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在坚决与之斗争的同时，也以很大的耐心对他进行了教育和挽救。此期间，还专门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但张国焘对此并不理会，甚至在1936年1月20日致电林育英，称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随后，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同时明确指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封电报无疑给寄希望于共产国际仲裁的张国焘当头一棒。当天张闻天也致电朱德，“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此时，一直被张国焘视为左膀右臂的陈昌浩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决定，张国焘顿觉失落，同时广大的红四军指战员也逐渐认识到南下路线的无望，张国焘渐失人心，朱德乘机劝他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
面对困境，张国焘表示可以成立西南局，但仍坚持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要求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实质上他仍然对中共中央持反对态度。随着张国焘南下方针带来的一连串失败，左路军不断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在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确立了西进康北、准备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虽然极不情愿，却也难拂众议。
在被迫向西北转进的过程中，张国焘仍然对党中央进行肆意攻击。3月15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了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他在鼓吹自己南下路线的同时，指出“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4月1日，他在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在鼓吹南下路线的同时，继续指责毛、周、张、博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5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称“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迫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形势，又得到了中央同他“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电诺，张国焘断无理由再维持“第二中央”。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宣布“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并成立西北局。至此，虽然张国焘擅自宣称党中央也取消名义，他对党中央仍不予尊重，但这毕竟宣告了他为时9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活动的破产，张国焘已经沦为强弩之末。
四、“北上”与“西进”之争
在张国焘挥师南下并与中央分庭抗礼之时，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毕节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路上，朱德、张国焘和贺龙等取得了联系，两军确定了会师事宜。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胜利会师的喜悦没维持多久，张国焘又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争执在所难免。
诚然，朱德、张国焘一直盼望着红二、六军团与自己的会师，但张国焘显然有着另一个不可告人的打算，他力图把红二、六军团控制在自己手里，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增强自己与中央抗衡的筹码。会师伊始，张国焘就筹划着要分化拉拢红二、六军团，他还企图通过召开党的会议，利用组织手段迫使自己的主张在红二、六军团中推行。但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两支大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一同踏上了最后的一段征程。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中央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已经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谅解，而“两广事变”的发生，又迫使蒋介石将陕甘一带的“剿共”主力调往湖南，从而造成了甘南地区的敌兵力空虚，极大减轻了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北上的军事压力。
党中央为加强对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于7月5日发出命令，决定以二、六军团为基础组建红二方面军，同时把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从而把原中央红军一部重新牢牢掌握在党中央手中，但这一决定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中央的电促下，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长征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张国焘却在最后关头再次向中央发难。
7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一直比较顺利，在朱德等人的正确指挥下，从8月5日到9月7日，红二、四方面进行了历时34天的岷洮西战役，红军先后进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歼敌7000余人，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说，在这一时期，由于形势对红军很有利，张国焘对北上并没有太大的抵触。
但到9月初，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他急令重庆行营顾祝同派川军孙震、邓锡侯等军，由川北进入陇东堵截；令兰州朱绍良以王钧、毛炳文等军，在陇南堵截；令西安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等军进至平凉、固远堵截；同时，胡宗南部正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宁西段，以切断红军会合的通路。
敌情突变，这样一来，如何对付胡宗南部成为问题的关键。此时，中央接连电令朱德、张国焘等，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宁西段，同时令一方面军一师进至静、会北端之单家集一带，配合四方面军作战。
面对红四方面军单独迎战胡宗南部的现实，张国焘迟迟不下决断。在中央电催下，他才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了西北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和他的得力干将陈昌浩发生了激烈争执，陈昌浩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实施对胡宗南的决战。张国焘则提出了西进计划，即四方面军由临潭、赵州西渡黄河，挺进青海，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借此东山再起。但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主张，他气急败坏，宣布辞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带着警卫部队赶往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
张国焘到达前敌指挥部后，随即又制定了西进的具体部署，并于9月23日在漳县召开了西北局会议。会上，张国焘一意孤行，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实施西进，并通报中央。对于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中央在9月27日致电张国焘等，要求“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恰在此时，张国焘派去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带来一个让他失望的消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道路难行，渡河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北上，下达了部队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这场“北上”与“西进”的争锋又一次以张国焘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