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不平等仍然折磨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尤其如此。由此还滋生出许多其他的社会弊病，包括犯罪和社会不稳定。不过，针对两个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只要有更多的投入，它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得到根除。
　　联合国于2000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要在2015年以前使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事实上，许多国家已经提前五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很多人现在十分乐观，认为在未来几年贫困人口会减少得更快。
　　迄今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可以归因于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和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中国取得的成就绝对可以说是最大，从1981年至2010年，它已經使大约6.8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与此同期，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收入低于每天1.25美元）下的人口所占比例则从大约84%直降到了10%。
　　在非洲，强劲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改革、审慎的财政政策和执政能力的改进也都有效地减少了贫困。政府变得更加民主，经济变得更加开放。长期的暴力冲突（发生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以及其他地方）已经结束。非洲，这块一度总是同腐败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伤心之地，如今，它的发展已经变得总是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外国投资者现在把这块大陆视为他们下一个要开拓的疆域。例如，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就指出，非洲的潜力远远不限于它拥有的自然资源。这块大陆现在正在沿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曾经走过的消费、城市化或许还有工业化的道路向上攀登”。的确，在非洲的某些地方，那里居民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了金砖四国。
　　非洲虽然获得了新生，有旺盛的活力，但是那里仍然有太多的人 （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把他们称作“最底层的亿万人”）要继续遭受贫困、失业、文盲和本来可以治愈的疾病的折磨。非洲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给出的排名是非常低的，只有毛里求斯和塞舌尔进入到了前100名国家（毛里求斯列在第80位，塞舌尔列在第46位）。
　　换句话说，在非洲，一部分人抢先利用了大多数的新机遇，结果是，他们与落在后面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内罗毕、拉各斯和罗安达等城市，建筑用的大吊车和大高楼四处林立，然而在这些城市的内陆腹地以及城市以外的穷乡僻壤，人们身处极度贫困和毫无希望的严酷现实当中。
　　各个国家内部的极度不平等是造成更严重的贫困、失业和犯罪的重要原因。非洲的最贫困人口得不到最基本的服务，这种情况腐蚀了社会的凝聚力并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制度。所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要采取与之相配合的行动来减少不平等。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方法，只能靠行动，也必须行动。第一，在任何一个反贫困项目中都应该有公民社会组织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非政府团体只有在得到非洲领导人承认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但是这些非政府团体可以在即使面临强大阻力的情况下也支持当地的政治家们担负起他们的责任，以此为扶贫倡议的贯彻实施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第二，政策制定者需要把重点放在“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以此来减轻贫困、不平等和经济波动的压力。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年轻人的高失业率也非常容易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本应该是从欠发达国家的现实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普遍因素）。
　　第三，良好的公私合作有助于缓解阻碍贸易的各种瓶颈的约束。政府能够也应该通过与跨国公司协作共事来改善经营条件，先将农业、能源和运输等部门发展起来，此后再带动其他经济领域。
　　最后，要想根除贫困和极端不平等，在实现自身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非洲人一定不能让自己完全依赖于富人世界的投资者们和专家意见。当地企业必须在政府的帮助下不断创新，开发适合本国消费者的产品，找到能够切实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因地制宜的出路。
　　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该认识到，他们能够给所在国带来的全部价值就在于通过利用当地的投资、聪明才智和劳动力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洲人不应该指望独自完成一切，但是他们最终必须要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