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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适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此刊登王鹤珍先生口述《七十年前的那一天》，重拾我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文中提到的金九先生，韩国独立运动领袖，1919-1945年间，在中国各地辗转20余年，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被誉为“韩国国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并合后，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流亡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曾于抗战期间搬迁至重庆。
家父王鹤珍少校，民国二十七年肄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政经系二年级，曾于抗战时，负责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之后勤补给，这是他口述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不孝儿克璋恭录（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
——王克璋
8月15日一早，会同葛军需，自朝天门搭船赴南岸。朝天门那天早上特别热闹，与以往迥异的情况是副食品的摊子特别多。那时抗战已然精疲力尽，物质十分匮乏，我特别注意，竟然有卖烤红薯的，对我这个天天吃杂粮的穷军需来说，确实有点馋人。
从南岸下了船，上了一部道奇烧炭的卡车（那时油供给不上），到了下浩觉林寺。小路蜿蜒，远远就看见八角的报恩塔。进了庙门，方丈十分热情，但也就只有清水一杯。我们也不多话，直赴后院，草席子下面盖的是六百箱迫击炮弹和二千杆步枪，均是贵阳兵工厂生产的。我和葛军需分头清点后，拉上铅封，签好文件，准备回市里转交韩国临时政府的驻重庆人员。
正准备离开，这时方丈走来，留我们吃饭。我们一看时间已近晌午，也就说声叨扰了，一起进入灶间，里面放了张大圆桌，我们随处坐下。饭菜上来，也就是水煮萝卜。一边吃饭一边敲碗，整个灶间里，都是叮叮当当的敲碗声。原来饭里夹杂着的，都是秕子、石头、草籽，还有老鼠屎等等，边挑着，边在碗边上磕了去，才能继续吃一口。好不容易吃完了素斋，起身告别。
在搭船回北岸的江上，景象让人有点困惑，许多小船在江上分送广柑和小鱼。我们老家来自白洋淀，自小喜食鱼虾，1939年来到重庆，此城市虽位于两江间，五年多的时间，物质匮乏，从未尝吃一顿鱼鲜。我想给家里带二条，无奈时间紧凑，还要去复兴关缴回文书。
刚从朝天门下船，约莫下午四点多，就听到有人嘶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赶忙和葛军需两人，奔赴复兴关。一路上已然车水马龙，车子都走不动了，老百姓全部堵到街上，这时两边商铺开始贴出庆祝胜利的红对联，（比方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们两人只好下车步行，一路怀着兴奋的心情，总算走到两街口的牌坊前，看见牌坊正中的四个大字——“还我河山”，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进入警卫室，警卫说里面的人全去了邹容路。我们只好带上公文，赶赴民权路和邹容路口，因为韩国临时政府的金九先生，还等着此文件，以便将武器紧急送往东北。
当我们到了民族路和民权路口，看到的是人山人海，精神堡垒上的火炬冲向天际，到处都是鞭炮声，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管是挑滑杆的老汉，还是挑棒棒的川娃儿，或者穷学生、小商贩，大家都大声问好。胜利了，压抑在大伙心头的闷气，一夕之间，仿佛全要吐光才过瘾。人群仍然一波一波涌上街头，如同欢乐的海洋。
我和葛军需在众人堆里，寻觅半晌，估计是找不到部里的人了，只能打道回单位。在回沙坪坝的路上，路过校场口的防空洞，我俩均低头不语，为在此地被日本轰炸殉难的成千上万同胞，默然哀悼，希望此时此刻亡魂得以安息。
路过中央公园时，门口摆了十口大锅，平常一碗粥一角钱，今天全部免费。我走近一看，锅里还可以看到菜叶呢！人们喝着粥，咧着嘴，开怀大笑，相互恭喜。如此这般摩肩接踵，总算回到我们办公室的防空洞。
还没进去，我就呼喊卫兵去买鞭炮。这时金九先生已忙不迭的到我们的山洞来洽询。我们告知他，武器清点无误，只是部里的文件还未盖章。他说不要紧，估计不那么急了。金九一向是我最尊敬的英雄，后来更是如此。这时卫兵回来说鞭炮全买不着了，但是我难掩兴奋之情，只能让碉堡上的那两挺机枪，对空交叉射击，子弹在夜空里形成美丽的V字形火线。突然临近单位的枪哨也开始对空射击了，和我们形成了无数条美丽的火网。
此时我看着金九先生的背影，他兀然沉默，也许还在为他苦难的国家祈祷吧！
一直到晚上九点来钟，才踏上回家的归途。家在沙坪坝大溪沟电厂小学旁边，孩子的母亲早煮了一大锅鱼汤等着我呢！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焦急的盼着我回家。此时外面的鞭炮声仍不绝于耳，我们全家一同围着小桌坐下，小兄妹端着斑驳的粗碗，津津有味，狼吞虎咽夹着汤里的面片。我也端起碗，咽下一口热乎乎的鱼汤，那样的美味，永生难忘！毕竟那是五年多来，在重庆的第一口鲜鱼的滋味，更是幸福的滋味！
（王克璋，王鹤珍之子，现为济南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
文中提到的金九先生，韩国独立运动领袖，1919-1945年间，在中国各地辗转20余年，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被誉为“韩国国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并合后，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流亡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曾于抗战期间搬迁至重庆。
家父王鹤珍少校，民国二十七年肄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政经系二年级，曾于抗战时，负责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之后勤补给，这是他口述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不孝儿克璋恭录（以下以第一人称叙述）。
——王克璋
8月15日一早，会同葛军需，自朝天门搭船赴南岸。朝天门那天早上特别热闹，与以往迥异的情况是副食品的摊子特别多。那时抗战已然精疲力尽，物质十分匮乏，我特别注意，竟然有卖烤红薯的，对我这个天天吃杂粮的穷军需来说，确实有点馋人。
从南岸下了船，上了一部道奇烧炭的卡车（那时油供给不上），到了下浩觉林寺。小路蜿蜒，远远就看见八角的报恩塔。进了庙门，方丈十分热情，但也就只有清水一杯。我们也不多话，直赴后院，草席子下面盖的是六百箱迫击炮弹和二千杆步枪，均是贵阳兵工厂生产的。我和葛军需分头清点后，拉上铅封，签好文件，准备回市里转交韩国临时政府的驻重庆人员。
正准备离开，这时方丈走来，留我们吃饭。我们一看时间已近晌午，也就说声叨扰了，一起进入灶间，里面放了张大圆桌，我们随处坐下。饭菜上来，也就是水煮萝卜。一边吃饭一边敲碗，整个灶间里，都是叮叮当当的敲碗声。原来饭里夹杂着的，都是秕子、石头、草籽，还有老鼠屎等等，边挑着，边在碗边上磕了去，才能继续吃一口。好不容易吃完了素斋，起身告别。
在搭船回北岸的江上，景象让人有点困惑，许多小船在江上分送广柑和小鱼。我们老家来自白洋淀，自小喜食鱼虾，1939年来到重庆，此城市虽位于两江间，五年多的时间，物质匮乏，从未尝吃一顿鱼鲜。我想给家里带二条，无奈时间紧凑，还要去复兴关缴回文书。
刚从朝天门下船，约莫下午四点多，就听到有人嘶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赶忙和葛军需两人，奔赴复兴关。一路上已然车水马龙，车子都走不动了，老百姓全部堵到街上，这时两边商铺开始贴出庆祝胜利的红对联，（比方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们两人只好下车步行，一路怀着兴奋的心情，总算走到两街口的牌坊前，看见牌坊正中的四个大字——“还我河山”，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进入警卫室，警卫说里面的人全去了邹容路。我们只好带上公文，赶赴民权路和邹容路口，因为韩国临时政府的金九先生，还等着此文件，以便将武器紧急送往东北。
当我们到了民族路和民权路口，看到的是人山人海，精神堡垒上的火炬冲向天际，到处都是鞭炮声，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管是挑滑杆的老汉，还是挑棒棒的川娃儿，或者穷学生、小商贩，大家都大声问好。胜利了，压抑在大伙心头的闷气，一夕之间，仿佛全要吐光才过瘾。人群仍然一波一波涌上街头，如同欢乐的海洋。
我和葛军需在众人堆里，寻觅半晌，估计是找不到部里的人了，只能打道回单位。在回沙坪坝的路上，路过校场口的防空洞，我俩均低头不语，为在此地被日本轰炸殉难的成千上万同胞，默然哀悼，希望此时此刻亡魂得以安息。
路过中央公园时，门口摆了十口大锅，平常一碗粥一角钱，今天全部免费。我走近一看，锅里还可以看到菜叶呢！人们喝着粥，咧着嘴，开怀大笑，相互恭喜。如此这般摩肩接踵，总算回到我们办公室的防空洞。
还没进去，我就呼喊卫兵去买鞭炮。这时金九先生已忙不迭的到我们的山洞来洽询。我们告知他，武器清点无误，只是部里的文件还未盖章。他说不要紧，估计不那么急了。金九一向是我最尊敬的英雄，后来更是如此。这时卫兵回来说鞭炮全买不着了，但是我难掩兴奋之情，只能让碉堡上的那两挺机枪，对空交叉射击，子弹在夜空里形成美丽的V字形火线。突然临近单位的枪哨也开始对空射击了，和我们形成了无数条美丽的火网。
此时我看着金九先生的背影，他兀然沉默，也许还在为他苦难的国家祈祷吧！
一直到晚上九点来钟，才踏上回家的归途。家在沙坪坝大溪沟电厂小学旁边，孩子的母亲早煮了一大锅鱼汤等着我呢！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焦急的盼着我回家。此时外面的鞭炮声仍不绝于耳，我们全家一同围着小桌坐下，小兄妹端着斑驳的粗碗，津津有味，狼吞虎咽夹着汤里的面片。我也端起碗，咽下一口热乎乎的鱼汤，那样的美味，永生难忘！毕竟那是五年多来，在重庆的第一口鲜鱼的滋味，更是幸福的滋味！
（王克璋，王鹤珍之子，现为济南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