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每周质量报告”2007年3月报道了河北省晋州市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后经相关部门检验，该厂毛巾虽然不合格，但并未含禁止使用的强致癌物质。海龙棉织厂随后对央视提出侵害名誉权控告。近日，北京市一中院认定商品生产者应容忍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终审驳回海龙棉织厂的侵害控告。（《京华时报》5月6日）
　　北京市一中院在判决中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与此同时，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毛巾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可以说，法院的这段判词堪称司法保护舆论监督的经典之词。但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法院与北京市一中院对于舆论监督的认识却存在天壤之别，我国的大部分法院也没有或缺乏基于公众利益需要而对舆论监督进行保护的意识和程序设计。比如，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拘传。（《中国青年报》1月7日）
　　据统计，我国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率是69.27%，而在美国，媒体在遭起诉时的败诉率仅为8%。即便在新闻诉讼中，我国法院给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仅仅30%多一点，而在美国，法院给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权的权重是92%。媒体的这种遭遇，正揭示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所面临的困扰。
　　社会需要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人们理应对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多一些理解与宽容。事实上，不允许媒体出错，跟不允许司法机关逮捕嫌疑犯一样，都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更是一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而且，媒体调查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在没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记者只能凭借所见、所闻、所感对事实进行记录，期间不免会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百分之百地反映全部过程和细节。对此，前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有过一番生动的阐释：“媒体不是中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
　　由此想到了被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组织声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广告《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镇压，其中包括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蒙市负责警察工作的公共事务专员沙利文认为广告是对他的诽谤，遂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判决《纽约时报》败诉。《纽约时报》提出上诉，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二审判决，确认尽管这一广告中的某些说法并不真实，但《纽约时报》对沙利文不构成诽谤，因为《纽约时报》只是在行使舆论监督权，说法上的一些错误不能代表媒体有诽谤的故意，在批评政府官员时，媒体应该有一定的豁免权。
　　不难看出，在保护言论自由等方面，法律的天平倾向了媒体。事实上，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可见舆论监督是受我国宪法保护的公众权利。那么以此来考虑，对于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就应该持保护和宽容的态度。而对新闻媒体宽容，要特别表现在媒体在进行批评监督时，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出错。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曾撰文指出：“如果犯错之人的确是为了寻求真理，那么他要求自由就是绝对需要的。”也就是说，为了让舆论监督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应该在程序设计上和法律执行上给予媒体更多的保护。唯此，才能建构一个负责任，敢做敢言的新闻界。
　　当然，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也必须尊重事实，努力做到不出差错。如果因为报纸的不实报道对批评对象造成严重损失或伤害，也应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