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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义遒教授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兼教育学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在教学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等方面都有突出业绩。他既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钻研教育的理论功底。他的《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一书详尽分析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几个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材料丰富而翔实，观点确切而鲜明，既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直面当今现实问题。笔者结合王义遒教授在书中的观点和阐述，深入探讨及思考了何为世界一流大学、何为大学精神、何为北大精神的问题。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精神;北大精神
何为世界一流大学
自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建校100周年之时起，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便逐渐出现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各个条件较好的研究型大学更是跃跃欲试，纷纷招揽人才、制定计划、设定目标、采取措施，甚至在增添学科、扩大招生、扩充学校规模和设备、美化校园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争创一流大学的热潮中，又出现各校纷纷合并和扩招的趋势，学校越办越大，招生越来越多，并且竞相改名，如把“xx学院”改成“xx大学”;把“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都去掉“师范”二字，改成“xx大学”或“xx理工学院”等，不一而足。名义上是为了“学科互补”“文理兼容”“资源共享”，实际上则是提升学校的级别，争立项目，争取国家拨款和在扩招中增加收入。这样，原来有些特色或专长学科的学校消失了，原来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再也找不到了。而且由于扩招严重，师资力量不足，整个教学质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王义遒教授是这一热潮和过程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他在《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一文中，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高校以规模求效益，过度扩张，万人大学成为‘小大学’，五万、七万有的是;班级规模动辄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同年级学生还不认识，遑论教师识学生，更不用说不同院系师生相互交流了。”“有些学校规模扩得过大，标榜‘学科交叉’的‘综合’，却由于规模过大而妨碍交流，并造成管理‘尾大不掉’，成本激增。”[1]其实，“一流大学”之大，并不一定是综合大学，并不在于学校规模之大和招生数量之多，王义遒教授多次提到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以及国内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不过一二千人，多至数千人，却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或标志究竟是什么？国内学界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有的学者划出九条标准：“教师素质、学生素质、课程设置、研究经费、师生比、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成就、综合声誉”，[2]但没给出定量化指标。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制定了九个指标的體系，其中大部分都有硬的定量化指标，而有关教学质量的元素却更少了。还有学校和个人按照这一类的指标体系给大学排名，排在前几名的就算“一流”，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就算是“世界一流”了。还有的排名指标更简单，就按教师和校友中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收录数，以及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数五项指标来给大学排名。王义遒教授指出，这类指标体系中，都忽略了育人这个学校最主要的使命。“这就显得非常片面，很容易产生误导。”[3]
“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种标准，可以说是文化的标准。王义遒教授认为，大学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通常讲大学的“三大功能”，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培养人才（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从对待知识的角度来说，就是：“传授（传播）知识，扩增（产生）知识和应用知识”。王义遒教授认为，后者“更突出大学的‘文化性’”。有人觉得“传授”二字太消极被动，其实传授正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代与代的传承关系。创新与传承并不矛盾，创新基于传承”[4]。“教育反映了人类代与代的关系，老与新的人间关系。老一代希望新一代能传承和发扬上一代的优秀的东西，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5]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把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到很高的水平，使世界瞩目。
1947年，胡适先生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要求“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要求这种大学通过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够解决本国在科学、工业、医药与公共卫生、国防工业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并且“和世界各国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6]这种学术独立、能够为本国解决重大问题，并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显然也就是文化上能够传承、创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可惜这个计划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王义遒教授认为，就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做出定量的指标体系，便于对照和进行建设，固属必要，但他更倾向于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大学的社会影响及其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样容易抓到主线，不致被众多的具体指标所迷惑，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去筹划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大计。”[7]
现代化世界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强国必须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来建设，而一流人才又要靠一流大学来培养。虽然，少数现代化强国不一定有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不仅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而且是人口众多、资源并不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必须勇于创新，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这就更加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培养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学问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服务于社会，而且要引领社会、引领未来。从国际范围和北大校史上看，“哈佛大学毕业生中产生过7位美国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多位普利策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对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贡献;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作的贡献都是众所周知的。而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她起了带头作用，引领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潮流……”在王义遒教授看来，“指标终究是表面的，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发展的深远作用。”“能把中国引入世界一流强国行列的大学”，便是“世界一流大学”。[8]可见，一流大学和一流强国两者互为因果。但“中国的一流大学会比中国成为一流强国走得更前面一点，会先行一步。”[9]显然，这些见解是切中时弊，令人深思的。 王义遒教授并不完全排斥“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数量指标，他倒是独辟蹊径地提出另一种指标：作为一流大学，来这里学习的外国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人数应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但还是要看他们主要学习的学科和动机，应当主要是来学习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如果是这样，在全球化的今天，说明这所大学现代科学的学术、管理或技术水平和师资力量，已在世界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已在国际上被承认。这一项指标，可以胜过其他许多项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当前国内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何为大学精神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强大的师资力量、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硬件设施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大学精神支撑。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这也是众说纷纭的，王义遒教授说，“‘谷歌’上的解释就有83万条。”笔者感到“大学精神”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它可能因不同学校而各具特色，也会与时俱进，因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1.从字义上看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最早出现于西欧，英语名称“University”，是“uni”与“verse”二词的组合。王义遒教授指出，“uni”是一、合一的意思，“verse”是诗节的意思，转义也有变化、多样的意思。所以“大学”一词的本义，就是把多种多样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让大家来共同学习、研究。这里就有包容、自由的学习、研究的含义。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充分体现了“大学之所以为大”。
2.从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宗旨上看
王义遒教授多次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教育使人成为人”。并且说明前者是未受过教育的自然的人，后者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的人，或曰“大写”的人。又引证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话：“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可见教育的基本宗旨和使命就是“育人”。所谓“人才”，也是先成人，再成才。夸美纽斯还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归纳为三点：知识、道德、虔诚的信仰或虔敬。王义遒教授认为这里的“虔敬”可看成对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信仰和操守。这正是蔡元培所说塑造“健全（完善）人格”所必不可少的。蔡元培曾主张的德育、美育、世界观教育，与智育、体育相融合，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教育的宗旨。大学的这种育人精神，是时刻不容忽视的。
3.从文化的视角看
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文化机构。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王义遒教授喜欢《周易》中的说法：“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他从这里抽出“人文化成”四个字来解释“文化”。“文化”就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亦即中国传统观念所说的“教化”，即“人化”。大学的文化、学术水平，大学的人文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否强盛的标尺。大学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又是文化的扩增、创新者。王义遒教授由此指出：大学最本质的文化特征，是“保守与改造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北大中文系提倡的“守正创新”，正体现了这种大学文化的真谛。
4.从中西文化传统的视角看
与西方文化着重个人、个体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着重群体与整体。中國知识分子还特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和人文情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又从西方引进并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现代大学的主导思潮。
以上大致是王义遒教授谈论较多的大学精神的共同方面。这种大学文化精神的共同性特征，他概括出两点：一是深沉性，因为它是一种理性的内在精神;二是包容性，因为它又是一种自由的科学精神。总之，大学精神应当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同时，王义遒教授又指出，“大学精神是因校而异的”，一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这个精神应该能够反映这个大学的使命、宗旨和办学理念，以及它的基本追求和目标。”[10]而且，大学精神又是与时俱进的。例如：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确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不少优秀的工程师。但曾几何时，她又恢复成一所学科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她的校训便确定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清华人对他们追求目标形成的共识。
何为“北大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北大精神”呢？这显然有不同观点和各种说法。2008年，纪念北大建校110周年时，出版了《北大之精神》（赵为民主编）一书，书中不同作者对北大精神、风格的表述或描述，就不下二十来种。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便曾发表《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将北大精神表述为“牺牲精神”，他说：“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他的《新人口论》受到无理围剿时，他毫无顾忌地实践了这种精神。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则在1923年把“北大之精神”表达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与蔡元培在1918年所述北大实施“思想自由之通则”和“兼容并收之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北大建校至今，没有形成为广大师生首肯或公认的校歌和校训。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前，有关领导曾组织队伍，或酝酿、讨论，或作词、谱曲，以至排练、演唱，却并未成功，往后便鲜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北大历史照样前行，师生并不介意此事。在王义遒教授看来，这种“不从众”或“特立独行”的风貌，也许正是北大特色，或特色之一。
王义遒教授试图“从北大的使命、职能中寻找反映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从北大的奋斗历程和历史影响中探索北大的特色”。由此他认为，北大人应当把“为国”“爱国”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相结合，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尽力。还要“警惕不能把‘为国’与‘爱国’当做某些特殊人群和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在这方面，‘正义’应该成为是非判断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信念，而科学‘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态度，应该成为当下中国人行为的准绳。这样，人文与科学就在新的高度上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1]而为了实现这种结合，为了追求真理，进行原始创新，为祖国富强和人类文明作贡献，那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别是早已在北大深入人心的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应该成为具有特色的北大精神。
当前，关于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的思考与讨论，最基本的说法是两种：一种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或“民主、改革、科学、进步”）;另一种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但却失去了北大的鲜明特色，没有把握北大传统的要领。笔者主张区分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北大有没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改革之类的传统？当然有。但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北大之所以能作出重大的历史贡献，主要就在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群社会精英，在北大坚决贯彻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方针。她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这是北大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笔者历来认为，这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这就是北大人历来传承的学术文化上的鲜明气象、特殊风格。从“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文化机构”的视角来看，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2][3][4][5][7][8][9][10][11]王义遒.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61，287，287，205，207，213，214-215，223，309，354.
[6]胡适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卜 珺]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精神;北大精神
何为世界一流大学
自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建校100周年之时起，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便逐渐出现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各个条件较好的研究型大学更是跃跃欲试，纷纷招揽人才、制定计划、设定目标、采取措施，甚至在增添学科、扩大招生、扩充学校规模和设备、美化校园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争创一流大学的热潮中，又出现各校纷纷合并和扩招的趋势，学校越办越大，招生越来越多，并且竞相改名，如把“xx学院”改成“xx大学”;把“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都去掉“师范”二字，改成“xx大学”或“xx理工学院”等，不一而足。名义上是为了“学科互补”“文理兼容”“资源共享”，实际上则是提升学校的级别，争立项目，争取国家拨款和在扩招中增加收入。这样，原来有些特色或专长学科的学校消失了，原来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再也找不到了。而且由于扩招严重，师资力量不足，整个教学质量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王义遒教授是这一热潮和过程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冷静的观察者和思索者，他在《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一文中，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高校以规模求效益，过度扩张，万人大学成为‘小大学’，五万、七万有的是;班级规模动辄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同年级学生还不认识，遑论教师识学生，更不用说不同院系师生相互交流了。”“有些学校规模扩得过大，标榜‘学科交叉’的‘综合’，却由于规模过大而妨碍交流，并造成管理‘尾大不掉’，成本激增。”[1]其实，“一流大学”之大，并不一定是综合大学，并不在于学校规模之大和招生数量之多，王义遒教授多次提到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以及国内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不过一二千人，多至数千人，却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或标志究竟是什么？国内学界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有的学者划出九条标准：“教师素质、学生素质、课程设置、研究经费、师生比、硬件设施、财源、毕业生成就、综合声誉”，[2]但没给出定量化指标。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制定了九个指标的體系，其中大部分都有硬的定量化指标，而有关教学质量的元素却更少了。还有学校和个人按照这一类的指标体系给大学排名，排在前几名的就算“一流”，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就算是“世界一流”了。还有的排名指标更简单，就按教师和校友中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收录数，以及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数五项指标来给大学排名。王义遒教授指出，这类指标体系中，都忽略了育人这个学校最主要的使命。“这就显得非常片面，很容易产生误导。”[3]
“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种标准，可以说是文化的标准。王义遒教授认为，大学既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通常讲大学的“三大功能”，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培养人才（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从对待知识的角度来说，就是：“传授（传播）知识，扩增（产生）知识和应用知识”。王义遒教授认为，后者“更突出大学的‘文化性’”。有人觉得“传授”二字太消极被动，其实传授正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代与代的传承关系。创新与传承并不矛盾，创新基于传承”[4]。“教育反映了人类代与代的关系，老与新的人间关系。老一代希望新一代能传承和发扬上一代的优秀的东西，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5]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把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到很高的水平，使世界瞩目。
1947年，胡适先生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要求“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要求这种大学通过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够解决本国在科学、工业、医药与公共卫生、国防工业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并且“和世界各国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6]这种学术独立、能够为本国解决重大问题，并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显然也就是文化上能够传承、创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可惜这个计划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王义遒教授认为，就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做出定量的指标体系，便于对照和进行建设，固属必要，但他更倾向于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大学的社会影响及其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样容易抓到主线，不致被众多的具体指标所迷惑，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去筹划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大计。”[7]
现代化世界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强国必须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来建设，而一流人才又要靠一流大学来培养。虽然，少数现代化强国不一定有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不仅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国家，而且是人口众多、资源并不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必须勇于创新，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这就更加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培养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学问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服务于社会，而且要引领社会、引领未来。从国际范围和北大校史上看，“哈佛大学毕业生中产生过7位美国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多位普利策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对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贡献;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作的贡献都是众所周知的。而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她起了带头作用，引领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潮流……”在王义遒教授看来，“指标终究是表面的，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发展的深远作用。”“能把中国引入世界一流强国行列的大学”，便是“世界一流大学”。[8]可见，一流大学和一流强国两者互为因果。但“中国的一流大学会比中国成为一流强国走得更前面一点，会先行一步。”[9]显然，这些见解是切中时弊，令人深思的。 王义遒教授并不完全排斥“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数量指标，他倒是独辟蹊径地提出另一种指标：作为一流大学，来这里学习的外国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人数应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但还是要看他们主要学习的学科和动机，应当主要是来学习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如果是这样，在全球化的今天，说明这所大学现代科学的学术、管理或技术水平和师资力量，已在世界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已在国际上被承认。这一项指标，可以胜过其他许多项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当前国内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何为大学精神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强大的师资力量、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硬件设施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大学精神支撑。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这也是众说纷纭的，王义遒教授说，“‘谷歌’上的解释就有83万条。”笔者感到“大学精神”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它可能因不同学校而各具特色，也会与时俱进，因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1.从字义上看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最早出现于西欧，英语名称“University”，是“uni”与“verse”二词的组合。王义遒教授指出，“uni”是一、合一的意思，“verse”是诗节的意思，转义也有变化、多样的意思。所以“大学”一词的本义，就是把多种多样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让大家来共同学习、研究。这里就有包容、自由的学习、研究的含义。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充分体现了“大学之所以为大”。
2.从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宗旨上看
王义遒教授多次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教育使人成为人”。并且说明前者是未受过教育的自然的人，后者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的人，或曰“大写”的人。又引证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话：“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可见教育的基本宗旨和使命就是“育人”。所谓“人才”，也是先成人，再成才。夸美纽斯还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归纳为三点：知识、道德、虔诚的信仰或虔敬。王义遒教授认为这里的“虔敬”可看成对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信仰和操守。这正是蔡元培所说塑造“健全（完善）人格”所必不可少的。蔡元培曾主张的德育、美育、世界观教育，与智育、体育相融合，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教育的宗旨。大学的这种育人精神，是时刻不容忽视的。
3.从文化的视角看
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文化机构。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王义遒教授喜欢《周易》中的说法：“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他从这里抽出“人文化成”四个字来解释“文化”。“文化”就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亦即中国传统观念所说的“教化”，即“人化”。大学的文化、学术水平，大学的人文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否强盛的标尺。大学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又是文化的扩增、创新者。王义遒教授由此指出：大学最本质的文化特征，是“保守与改造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北大中文系提倡的“守正创新”，正体现了这种大学文化的真谛。
4.从中西文化传统的视角看
与西方文化着重个人、个体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着重群体与整体。中國知识分子还特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和人文情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又从西方引进并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现代大学的主导思潮。
以上大致是王义遒教授谈论较多的大学精神的共同方面。这种大学文化精神的共同性特征，他概括出两点：一是深沉性，因为它是一种理性的内在精神;二是包容性，因为它又是一种自由的科学精神。总之，大学精神应当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同时，王义遒教授又指出，“大学精神是因校而异的”，一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这个精神应该能够反映这个大学的使命、宗旨和办学理念，以及它的基本追求和目标。”[10]而且，大学精神又是与时俱进的。例如：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确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不少优秀的工程师。但曾几何时，她又恢复成一所学科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她的校训便确定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清华人对他们追求目标形成的共识。
何为“北大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北大精神”呢？这显然有不同观点和各种说法。2008年，纪念北大建校110周年时，出版了《北大之精神》（赵为民主编）一书，书中不同作者对北大精神、风格的表述或描述，就不下二十来种。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便曾发表《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将北大精神表述为“牺牲精神”，他说：“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他的《新人口论》受到无理围剿时，他毫无顾忌地实践了这种精神。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则在1923年把“北大之精神”表达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与蔡元培在1918年所述北大实施“思想自由之通则”和“兼容并收之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北大建校至今，没有形成为广大师生首肯或公认的校歌和校训。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前，有关领导曾组织队伍，或酝酿、讨论，或作词、谱曲，以至排练、演唱，却并未成功，往后便鲜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北大历史照样前行，师生并不介意此事。在王义遒教授看来，这种“不从众”或“特立独行”的风貌，也许正是北大特色，或特色之一。
王义遒教授试图“从北大的使命、职能中寻找反映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从北大的奋斗历程和历史影响中探索北大的特色”。由此他认为，北大人应当把“为国”“爱国”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相结合，为建立和谐世界而尽力。还要“警惕不能把‘为国’与‘爱国’当做某些特殊人群和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在这方面，‘正义’应该成为是非判断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信念，而科学‘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态度，应该成为当下中国人行为的准绳。这样，人文与科学就在新的高度上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1]而为了实现这种结合，为了追求真理，进行原始创新，为祖国富强和人类文明作贡献，那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别是早已在北大深入人心的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应该成为具有特色的北大精神。
当前，关于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的思考与讨论，最基本的说法是两种：一种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或“民主、改革、科学、进步”）;另一种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但却失去了北大的鲜明特色，没有把握北大传统的要领。笔者主张区分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北大有没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改革之类的传统？当然有。但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北大之所以能作出重大的历史贡献，主要就在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群社会精英，在北大坚决贯彻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方针。她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这是北大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笔者历来认为，这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这就是北大人历来传承的学术文化上的鲜明气象、特殊风格。从“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文化机构”的视角来看，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2][3][4][5][7][8][9][10][11]王义遒.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61，287，287，205，207，213，214-215，223，309，354.
[6]胡适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卜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