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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著名导演翟俊杰什么是幸福，他回答说：“我今年63岁了，我的老母亲86岁，在我这样的年纪，回到家还能喊一声妈，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是啊，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该是怎样一种幸福！
今年春节，单位刚放假，我就从北京匆匆赶回郑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弟弟家把老母亲接过来。
之后，在郑州学习工作的两个侄子和从乡下赶来的弟弟，也一块儿住进了我家，连同在郑州生活的两个弟弟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家的氛围浓烈极了。我和爱人每天忙着烧菜做饭、打扫卫生、清洗餐具、整理房间等，劳动量比平时增加了数倍，但脸上的笑容也比平时多了数倍。母亲看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和和乐乐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满足、恬淡的笑容。我和爱人说，我们一定要加倍孝敬母亲，让母亲在幸福中安享晚年，以告慰刚刚去世的父亲。
父亲是去年春天去世的。父亲活到77岁就去世，完全出乎我们全家人的预料。因为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讲，父亲至少应该活到九十多岁。我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们，不乏百岁以上的老人，去世最早的也有九十来岁。后来我想，父亲之所以早逝，应该是因为劳累过度所致。
我的老家非常贫穷。2006年夏天，我到濮阳市调研，周末，朋友们坚持要去和濮阳只有一河之隔的我老家看看。我拗不过他们，只好带他们回了老家。但到家后看着映入眼帘的一切，他们很显然傻眼了：低矮的砖房千疮百孔，陈旧的房梁用木棍顶着，屋内的摆设简单而原始，父亲母亲身上的衣服虽然干净但显然已经穿了许多年。返回的路上，朋友们默不作声，气氛一时有些沉重。我赶紧笑着向大家赔罪，说不该让他们来，扫了大家的兴。朋友们这才接二连三地打开了话匣子，说：“没想到你们老家这么穷，你能从这里考上大学出来真是不容易。”2006年的时候还这样贫穷，之前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了。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养了六个儿子，为了把我们养活大，父亲拖着年轻时在煤矿上受过重伤的身体，起早贪黑地劳作，从来没有说过一声累，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两个弟弟也当兵入伍留在了城市，全家人的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但父亲母亲依旧过着像过去那样清苦的日子。给他们寄钱，他们不舍得花，给他们买衣服，他们不舍得穿，给他们带回去好酒，他们不舍得喝。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他们从没有张口问我要过一分钱。他们说：“衣服能保暖就行，饭菜能填饱肚子就行，好酒自己喝了浪费，留给客人喝了传名，再说，钱多少是个够啊？你们在城市开销大，我们现在老了，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总不能再给你们添累赘吧！只要你们都过得好好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父母啊，为儿女操心唯恐一点不周到。每每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都感觉酸酸的，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父亲是个“父父子子”观念很重的人，他对我们的感情很少表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他连正面看我的次数都很少，更甭提对我笑了。可是大前年的冬天，我往老家打电话时，偶然得知父亲病了，已经两月有余，可他怕我挂心，不让家里人告诉我。我问是什么病，家里人说父亲深更半夜突然坐起来，两眼瞪着前方，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重复着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任谁劝也没用，十几分钟后再突然躺下去，第二天醒来丝毫不记得夜里发生的事。我急忙赶回老家把父亲接到郑州，去了几个医院检查都没发现问题，但我明显感到父亲对我的爱和思念更加强烈和直白了。这使我又想起父亲对我的四次笑：第一次是我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高中，第二次是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第三次是我结婚后把媳妇带回家，第四次是我在城市有了自己的住房。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严肃的外表下，其实一直掩藏着他对我们浓烈炽热的感情啊！
那几天，在郑州的家里，父亲和我说了很多话，那是我记忆里父亲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他的每一言、每一语，都浸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无限深情与沉重惦记，每一眸、每一笑，都闪现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期盼与切切嘱托。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就坚持要回山东老家，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他送了回去。
老人年纪大了，再加上经常牵挂远在异乡的儿女，就很容易生病。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父亲又是生病卧床。我急忙把他带回郑州住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们全家人都懵了：父亲患了肺癌，已到晚期。我哭着责问母亲和老家的弟弟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爸病了？为什么不早点带爸爸去看病啊？”弟弟们说：“爸爸怕你分心不让告诉你。”母亲说：“你爸怕花钱，他说你们挣钱不容易。”我沉默了，心如刀割。我静静走进父亲的病房，默默趴在他的床头，轻轻抚摸着他的双颊，凝望着他的双眼，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爸爸，您不是还没去过北京吗？儿子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等天气暖和些的时候，我把您和妈妈接到北京，咱们去天安门、去毛主席纪念堂、去故宫和长城参观，您可要快点好起来呀！”父亲开心地笑了，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笑，也是我见到的父亲最后一次笑。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走的时候一脸祥和。我连夜赶回老家，跪爬在父亲的遗体旁泪如雨下，在心里发誓，一定孝敬好母亲。
父亲走了，母亲一夜间衰老了许多。那时候，我和弟弟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握着她那双干瘪颤抖的手，看着父亲依然对我们微笑的遗像，往事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我十岁那年，被父亲暴打过一次，那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挨父亲打。那时，父亲是生产大队会计，他常常在家里记账办公。有一天，我看到桌上有五毛钱，拿着就去买了小人书。父亲回来后，追问谁拿走了钱，我支吾着说没看见。父亲看我的神情就明白了，厉声让我跪下说实话。我知道要坏事，赶紧往院子里跑。父亲见状追了上来，顺手摸起一根木棍就朝我背上打。我接着跑，他就接着追，接着打，直到邻居们赶来拉住他，他才罢手。父亲虽然放下了棍子，可依然怒气不减，喝令我跪下听训。在母亲和邻居们的劝说下，我心惊胆战地跪在了父亲面前。父亲说：“孩子，这钱是公家的，不是咱家的，公家的钱是不能随便拿的！你想买小人书，应该对爸爸妈妈说，我们给你钱。你自己随随便便拿钱买东西，也不跟大人说一声，往小处说，是不懂规矩，往大处说，就是小偷，长大了就是罪犯！我现在要是不管你，长大了你还能有什么出息？”我很害怕，哭了起来，我真不知道放在自己家桌上的钱是公家的，但我知道小偷是很坏很坏的人，我不要当小偷。看我哭得很伤心，父亲拍了拍我的头，没有再说什么。
1973年，我初中毕业。照公社往年的惯例，4名初中生只能推荐1名上高中，那届我们大队恰恰有4名初中生。究竟推荐谁上高中，一时间成为大队里人们议论的焦点和热点。论学习成绩，我是全班最好的，大队推荐我本应是理所应当的。可父亲是大队会计，那些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事，说什么的都有。终于有一天，父亲非常难过地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很想上高中，爸爸也很想让你上，但我是大队干部，我不能只推荐自己的孩子呀！你是个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咱不上高中了，把名额让给你的同学，你跟着我在家好好干活吧！”听了父亲的话，我哭了，母亲也哭了。两天后，班主任知道了这个消息，专门赶到我家，严肃批评了父亲，并当场表示他去公社要名额，一定要让我上高中。正好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下发了“入学必考”的文件。于是，我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公社考场。当父亲接到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时，他笑了，眼含热泪，百感交集。
1978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高考结束后，我腰部长出个大疖子，疼得整天龇牙咧嘴的，不敢弯腰。苦苦坚持了一段时间，父亲终于忍不住强拉着我去公社医院就诊。回家路过公社大院，门口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谈论着高考成绩揭晓的事。我赶紧拉着父亲进了公社大院。院子里人头攒动，我们挤到张贴“红榜”的大墙前，父亲从后面找，我从前面找，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分数后就挤出了人群，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父亲出来。父亲在人群里一边挤着，一边找着，时而踮脚，时而弯腰，满脸都是极度渴望而又分外忐忑的焦虑。终于，父亲在看完第一张“红榜”时挤了出来，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话，但我能明显感受到父亲兴奋难耐的喜悦，他甚至一遍遍哼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回家后，院子里坐满了人，大家争相夸赞着我。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找来一辆地排车，装了满满一车草，没有理会母亲的问话径直拉了出去。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样子，父亲回来了，车上的草没了，他手里拎着一件蓝色学生服。我一看就哭了：那正是一个多月前我陪父亲赶集、在公社门市部看到的那件要价六块钱的衣服。当时我非常喜欢，但父亲兜里没钱。那天，父亲用一车冬天还要烧火做饭的草把它换了回来！
1984年夏天，我结婚了，爱人是大学生，也是城里人。带她回老家那天，父母高兴极了，在简陋的屋子里挂满了画，还在我们的床边墙上贴满了纸，我们用的蚊帐是新的，被褥是新的，枕套、枕巾、毛巾也是新的。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可父母说：“你媳妇是城里人，爱干净，不能让你们太遭罪了。”那时我老家刚通电，父母为了迎接我们回家，专门从集市上买回一台电风扇（据说是全村第一台）。白天，我爱人坐到哪里，有人就把电风扇搬到哪里。晚上，父母忍受着难耐的酷热，坚持把电风扇让给我们用。我和爱人有意见，父母就说：“你们在城市用电风扇习惯了，我们在家不用电风扇也习惯了，咱们家条件差，只要你们不嫌弃这个家就好。”这么多年来，我们每次回家，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却从来不让我们动手做一点粗活。我和爱人有了小摩擦、小争吵，父母知道后，总是一边倒地站在我爱人一边，痛骂我不懂疼人、说话霸道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让儿子的家庭和睦幸福。普天下，大概也只有父母会这样为孩子着想了吧。
……
看着父亲的遗像，我突然间悟出许多过去似乎已经知晓的道理：世上最伟大的感情，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世上最痛苦的遗憾，莫过于无法回报父母恩情的遗憾。遗憾是痛苦的，因为逝去的父亲不会再醒来；遗憾有时又是可以补救的，母亲仍健在，我仍有机会承欢于她膝下，好好孝敬她。
妈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让儿子有妈可喊的幸福长一点，再长一点！
〔编辑：潘金瑞〕
是啊，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该是怎样一种幸福！
今年春节，单位刚放假，我就从北京匆匆赶回郑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弟弟家把老母亲接过来。
之后，在郑州学习工作的两个侄子和从乡下赶来的弟弟，也一块儿住进了我家，连同在郑州生活的两个弟弟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家的氛围浓烈极了。我和爱人每天忙着烧菜做饭、打扫卫生、清洗餐具、整理房间等，劳动量比平时增加了数倍，但脸上的笑容也比平时多了数倍。母亲看我们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和和乐乐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满足、恬淡的笑容。我和爱人说，我们一定要加倍孝敬母亲，让母亲在幸福中安享晚年，以告慰刚刚去世的父亲。
父亲是去年春天去世的。父亲活到77岁就去世，完全出乎我们全家人的预料。因为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讲，父亲至少应该活到九十多岁。我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们，不乏百岁以上的老人，去世最早的也有九十来岁。后来我想，父亲之所以早逝，应该是因为劳累过度所致。
我的老家非常贫穷。2006年夏天，我到濮阳市调研，周末，朋友们坚持要去和濮阳只有一河之隔的我老家看看。我拗不过他们，只好带他们回了老家。但到家后看着映入眼帘的一切，他们很显然傻眼了：低矮的砖房千疮百孔，陈旧的房梁用木棍顶着，屋内的摆设简单而原始，父亲母亲身上的衣服虽然干净但显然已经穿了许多年。返回的路上，朋友们默不作声，气氛一时有些沉重。我赶紧笑着向大家赔罪，说不该让他们来，扫了大家的兴。朋友们这才接二连三地打开了话匣子，说：“没想到你们老家这么穷，你能从这里考上大学出来真是不容易。”2006年的时候还这样贫穷，之前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了。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养了六个儿子，为了把我们养活大，父亲拖着年轻时在煤矿上受过重伤的身体，起早贪黑地劳作，从来没有说过一声累，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两个弟弟也当兵入伍留在了城市，全家人的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但父亲母亲依旧过着像过去那样清苦的日子。给他们寄钱，他们不舍得花，给他们买衣服，他们不舍得穿，给他们带回去好酒，他们不舍得喝。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他们从没有张口问我要过一分钱。他们说：“衣服能保暖就行，饭菜能填饱肚子就行，好酒自己喝了浪费，留给客人喝了传名，再说，钱多少是个够啊？你们在城市开销大，我们现在老了，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总不能再给你们添累赘吧！只要你们都过得好好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父母啊，为儿女操心唯恐一点不周到。每每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都感觉酸酸的，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父亲是个“父父子子”观念很重的人，他对我们的感情很少表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他连正面看我的次数都很少，更甭提对我笑了。可是大前年的冬天，我往老家打电话时，偶然得知父亲病了，已经两月有余，可他怕我挂心，不让家里人告诉我。我问是什么病，家里人说父亲深更半夜突然坐起来，两眼瞪着前方，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重复着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任谁劝也没用，十几分钟后再突然躺下去，第二天醒来丝毫不记得夜里发生的事。我急忙赶回老家把父亲接到郑州，去了几个医院检查都没发现问题，但我明显感到父亲对我的爱和思念更加强烈和直白了。这使我又想起父亲对我的四次笑：第一次是我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高中，第二次是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第三次是我结婚后把媳妇带回家，第四次是我在城市有了自己的住房。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严肃的外表下，其实一直掩藏着他对我们浓烈炽热的感情啊！
那几天，在郑州的家里，父亲和我说了很多话，那是我记忆里父亲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他的每一言、每一语，都浸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无限深情与沉重惦记，每一眸、每一笑，都闪现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期盼与切切嘱托。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就坚持要回山东老家，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他送了回去。
老人年纪大了，再加上经常牵挂远在异乡的儿女，就很容易生病。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父亲又是生病卧床。我急忙把他带回郑州住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们全家人都懵了：父亲患了肺癌，已到晚期。我哭着责问母亲和老家的弟弟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爸病了？为什么不早点带爸爸去看病啊？”弟弟们说：“爸爸怕你分心不让告诉你。”母亲说：“你爸怕花钱，他说你们挣钱不容易。”我沉默了，心如刀割。我静静走进父亲的病房，默默趴在他的床头，轻轻抚摸着他的双颊，凝望着他的双眼，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爸爸，您不是还没去过北京吗？儿子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等天气暖和些的时候，我把您和妈妈接到北京，咱们去天安门、去毛主席纪念堂、去故宫和长城参观，您可要快点好起来呀！”父亲开心地笑了，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笑，也是我见到的父亲最后一次笑。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走的时候一脸祥和。我连夜赶回老家，跪爬在父亲的遗体旁泪如雨下，在心里发誓，一定孝敬好母亲。
父亲走了，母亲一夜间衰老了许多。那时候，我和弟弟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握着她那双干瘪颤抖的手，看着父亲依然对我们微笑的遗像，往事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我十岁那年，被父亲暴打过一次，那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挨父亲打。那时，父亲是生产大队会计，他常常在家里记账办公。有一天，我看到桌上有五毛钱，拿着就去买了小人书。父亲回来后，追问谁拿走了钱，我支吾着说没看见。父亲看我的神情就明白了，厉声让我跪下说实话。我知道要坏事，赶紧往院子里跑。父亲见状追了上来，顺手摸起一根木棍就朝我背上打。我接着跑，他就接着追，接着打，直到邻居们赶来拉住他，他才罢手。父亲虽然放下了棍子，可依然怒气不减，喝令我跪下听训。在母亲和邻居们的劝说下，我心惊胆战地跪在了父亲面前。父亲说：“孩子，这钱是公家的，不是咱家的，公家的钱是不能随便拿的！你想买小人书，应该对爸爸妈妈说，我们给你钱。你自己随随便便拿钱买东西，也不跟大人说一声，往小处说，是不懂规矩，往大处说，就是小偷，长大了就是罪犯！我现在要是不管你，长大了你还能有什么出息？”我很害怕，哭了起来，我真不知道放在自己家桌上的钱是公家的，但我知道小偷是很坏很坏的人，我不要当小偷。看我哭得很伤心，父亲拍了拍我的头，没有再说什么。
1973年，我初中毕业。照公社往年的惯例，4名初中生只能推荐1名上高中，那届我们大队恰恰有4名初中生。究竟推荐谁上高中，一时间成为大队里人们议论的焦点和热点。论学习成绩，我是全班最好的，大队推荐我本应是理所应当的。可父亲是大队会计，那些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事，说什么的都有。终于有一天，父亲非常难过地对我说：“孩子，我知道你很想上高中，爸爸也很想让你上，但我是大队干部，我不能只推荐自己的孩子呀！你是个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咱不上高中了，把名额让给你的同学，你跟着我在家好好干活吧！”听了父亲的话，我哭了，母亲也哭了。两天后，班主任知道了这个消息，专门赶到我家，严肃批评了父亲，并当场表示他去公社要名额，一定要让我上高中。正好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下发了“入学必考”的文件。于是，我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公社考场。当父亲接到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时，他笑了，眼含热泪，百感交集。
1978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高考结束后，我腰部长出个大疖子，疼得整天龇牙咧嘴的，不敢弯腰。苦苦坚持了一段时间，父亲终于忍不住强拉着我去公社医院就诊。回家路过公社大院，门口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谈论着高考成绩揭晓的事。我赶紧拉着父亲进了公社大院。院子里人头攒动，我们挤到张贴“红榜”的大墙前，父亲从后面找，我从前面找，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分数后就挤出了人群，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父亲出来。父亲在人群里一边挤着，一边找着，时而踮脚，时而弯腰，满脸都是极度渴望而又分外忐忑的焦虑。终于，父亲在看完第一张“红榜”时挤了出来，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话，但我能明显感受到父亲兴奋难耐的喜悦，他甚至一遍遍哼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回家后，院子里坐满了人，大家争相夸赞着我。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找来一辆地排车，装了满满一车草，没有理会母亲的问话径直拉了出去。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样子，父亲回来了，车上的草没了，他手里拎着一件蓝色学生服。我一看就哭了：那正是一个多月前我陪父亲赶集、在公社门市部看到的那件要价六块钱的衣服。当时我非常喜欢，但父亲兜里没钱。那天，父亲用一车冬天还要烧火做饭的草把它换了回来！
1984年夏天，我结婚了，爱人是大学生，也是城里人。带她回老家那天，父母高兴极了，在简陋的屋子里挂满了画，还在我们的床边墙上贴满了纸，我们用的蚊帐是新的，被褥是新的，枕套、枕巾、毛巾也是新的。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可父母说：“你媳妇是城里人，爱干净，不能让你们太遭罪了。”那时我老家刚通电，父母为了迎接我们回家，专门从集市上买回一台电风扇（据说是全村第一台）。白天，我爱人坐到哪里，有人就把电风扇搬到哪里。晚上，父母忍受着难耐的酷热，坚持把电风扇让给我们用。我和爱人有意见，父母就说：“你们在城市用电风扇习惯了，我们在家不用电风扇也习惯了，咱们家条件差，只要你们不嫌弃这个家就好。”这么多年来，我们每次回家，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却从来不让我们动手做一点粗活。我和爱人有了小摩擦、小争吵，父母知道后，总是一边倒地站在我爱人一边，痛骂我不懂疼人、说话霸道等。我知道，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让儿子的家庭和睦幸福。普天下，大概也只有父母会这样为孩子着想了吧。
……
看着父亲的遗像，我突然间悟出许多过去似乎已经知晓的道理：世上最伟大的感情，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世上最痛苦的遗憾，莫过于无法回报父母恩情的遗憾。遗憾是痛苦的，因为逝去的父亲不会再醒来；遗憾有时又是可以补救的，母亲仍健在，我仍有机会承欢于她膝下，好好孝敬她。
妈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让儿子有妈可喊的幸福长一点，再长一点！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