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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我父亲贺龙和许多日后成为他亲密战友的伯伯叔叔，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危急时刻，从四面八方汇聚南昌，毅然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而在这个改变自身命运、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节点，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我父亲，却站在了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
许多年后我想明白了，是坚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让我们的前辈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虽然那时候我们党的力量还那么单薄，手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甚至无立锥之地。但父辈们知道，我们这个党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把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祖国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中间。就像有了火种，就总有一天会形成燎原之势。正因为我们这个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信仰，使跟随它前进的那些人，有了无穷无尽的动力、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坚信，只要路是对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上来，我们没有枪，可以去夺枪；没有政权，可以建立政权。前提是，我们必须为它战斗，为它付出，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父亲，不，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一群战斗者。
历史清楚地记录下来这样的事实：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国共两党齐心协力进行的北伐战争，正从南方向北方席卷而来，国民革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但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单独建立国民政府，把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因宁汉分裂，正在北伐路上喋血奋战的我父亲，奉命率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驻扎汉口。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对北方老军阀张作霖和南京新军阀蒋介石两个政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先北伐讨张，后东征讨蒋。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父亲率部进军河南，一路克逍遥镇，占许昌城，夺省城开封，与冯玉祥骑兵旅胜利会师。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嘉奖我父亲的部队，决定将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番号。月底，第20军班师回汉，父亲的官邸一时说客盈门。争取他的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高官相许的蒋介石，二是几天后就搞“宁汉合流”追随蒋介石“清共”的汪精卫，三是刚升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周逸群。我父亲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共产党。周恩来通过周逸群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我父亲积极响应，说共产党早就应该走这一步了。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父亲从位于英租界的辅堂里92号私人公馆搬进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公馆，与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保持亲密接触。7月23日，我父亲率部到达江西九江，谭平山以党的名义，最后试探他参加起义的态度，我父亲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对1927年8月1日，我父亲系着红领带，站在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下達起义命令的那幅油画，都十分熟悉。人们不知道的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我父亲在第8次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才终于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被批准入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父亲在革命处在最低潮、中国的天空最黑暗的时候，追随共产党，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那杆信仰的大旗，始终树立在他心目中。就是凭着这种信仰，他从香港辗转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回湘西，几年后，又浩浩荡荡地带出了一支红二方面军。
当然，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失败后，不光是我父亲在继续战斗，把革命的火种撒向湘鄂西和湘鄂川黔，其他的伯伯叔叔也把自己当成火种，勇敢地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几个月过去，再几年或十几年过去，百川归大海，他们陆陆续续带着自己的队伍，在井冈山，在瑞金，在延安，重新汇聚在党的旗帜下。28年后的1955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表彰那些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为创立新中国而建立卓越功勋的军事指挥员，这时我们才惊奇地看到，被授予最高军衔的十大元帅，有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大将、上将更不在少数。南昌起义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的摇篮。
如今，我想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十大元帅，在参加南昌起义和其他起义前，差不多都是从旧军队或黄埔军校开始的军事生涯，有的还做到了穿皮靴、住公馆，前呼后拥的大官。但一举行起义，宣布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心甘情愿地穿草鞋，走险路，不拿一分钱薪水，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甚至心甘情愿倒在枪林弹雨中。说到底，他们坚守的是共产党人的真理之路、信仰之路，也是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之路。
如今，我们的党成了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党，我们的军队也成了一支让世界瞩目的军队。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顾我军和我父亲走过的历程，我从内心感到，不忘初心，坚守支撑着我们从最艰难的年代走到今天的革命信仰，是一件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信仰的旗帜不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共产党人的信仰，就像天上的星光，无论多么大的风，不论是台风、飓风，还是龙卷风，都不能把它吹灭。
许多年后我想明白了，是坚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让我们的前辈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虽然那时候我们党的力量还那么单薄，手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甚至无立锥之地。但父辈们知道，我们这个党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把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祖国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中间。就像有了火种，就总有一天会形成燎原之势。正因为我们这个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信仰，使跟随它前进的那些人，有了无穷无尽的动力、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坚信，只要路是对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上来，我们没有枪，可以去夺枪；没有政权，可以建立政权。前提是，我们必须为它战斗，为它付出，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父亲，不，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一群战斗者。
历史清楚地记录下来这样的事实：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国共两党齐心协力进行的北伐战争，正从南方向北方席卷而来，国民革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但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单独建立国民政府，把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因宁汉分裂，正在北伐路上喋血奋战的我父亲，奉命率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驻扎汉口。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对北方老军阀张作霖和南京新军阀蒋介石两个政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先北伐讨张，后东征讨蒋。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父亲率部进军河南，一路克逍遥镇，占许昌城，夺省城开封，与冯玉祥骑兵旅胜利会师。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嘉奖我父亲的部队，决定将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番号。月底，第20军班师回汉，父亲的官邸一时说客盈门。争取他的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高官相许的蒋介石，二是几天后就搞“宁汉合流”追随蒋介石“清共”的汪精卫，三是刚升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周逸群。我父亲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共产党。周恩来通过周逸群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我父亲积极响应，说共产党早就应该走这一步了。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父亲从位于英租界的辅堂里92号私人公馆搬进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公馆，与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保持亲密接触。7月23日，我父亲率部到达江西九江，谭平山以党的名义，最后试探他参加起义的态度，我父亲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对1927年8月1日，我父亲系着红领带，站在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下達起义命令的那幅油画，都十分熟悉。人们不知道的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我父亲在第8次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才终于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被批准入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父亲在革命处在最低潮、中国的天空最黑暗的时候，追随共产党，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那杆信仰的大旗，始终树立在他心目中。就是凭着这种信仰，他从香港辗转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回湘西，几年后，又浩浩荡荡地带出了一支红二方面军。
当然，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失败后，不光是我父亲在继续战斗，把革命的火种撒向湘鄂西和湘鄂川黔，其他的伯伯叔叔也把自己当成火种，勇敢地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几个月过去，再几年或十几年过去，百川归大海，他们陆陆续续带着自己的队伍，在井冈山，在瑞金，在延安，重新汇聚在党的旗帜下。28年后的1955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表彰那些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为创立新中国而建立卓越功勋的军事指挥员，这时我们才惊奇地看到，被授予最高军衔的十大元帅，有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大将、上将更不在少数。南昌起义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的摇篮。
如今，我想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十大元帅，在参加南昌起义和其他起义前，差不多都是从旧军队或黄埔军校开始的军事生涯，有的还做到了穿皮靴、住公馆，前呼后拥的大官。但一举行起义，宣布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心甘情愿地穿草鞋，走险路，不拿一分钱薪水，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甚至心甘情愿倒在枪林弹雨中。说到底，他们坚守的是共产党人的真理之路、信仰之路，也是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之路。
如今，我们的党成了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党，我们的军队也成了一支让世界瞩目的军队。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顾我军和我父亲走过的历程，我从内心感到，不忘初心，坚守支撑着我们从最艰难的年代走到今天的革命信仰，是一件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因为，只要信仰的旗帜不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共产党人的信仰，就像天上的星光，无论多么大的风，不论是台风、飓风，还是龙卷风，都不能把它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