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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条首禁“抗日雷剧”'
陈燕民：禁雷剧是因为控制不住了。原来审查电视剧是在总局终审。卫视平台建立起来后，大家对总局意见很大，总局就把权利放下了，但是给你权利不好好使，禁令也是不得已为之。前一阵，涉案剧、穿越剧不让播了，古装剧限制比例等等，抗战剧从审查上来讲比较好，所以大家都一窝蜂拍起来，但是你不能拿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做娱乐消费，这样是无论如何不对的。那么三令五申说完了不听，所以只要回到正常状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陈家林：原来为什么会拍出这么多抗战雷人戏？第一好通过，政治上没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这个也不许拍，那个也要审查的情况下，谁挂上“鬼子”就能审过去。第二，不管质量。最近发现一个词是“传奇”，“传奇”就是瞎编，历史戏过不去，一点史料没有能编出50集，一挂上“传奇”你就无话可说。
阎建钢：我觉得倒是有一条需要我们自省，现在高收视率有一大批是雷剧，但是也有好剧，我们现在就是要提高这个比例。有的认真创作的戏，不雷的戏，电视台也要，我们能不能多拍这种戏，提高好剧的占有率。
巴特尔：今天好多剧就是为了满足了一下观众的兴奋点和无聊的心态等，追求短暂的感官满足，那些让我们慢慢会品味到人生真谛，真善美，呼唤人与人之间真情的东西，太少了。现在要求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比例加大，会导致单方面追求数量，水平就会有所下降。同时，还要严防鼓励的剧变成雷剧。我觉得限制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但是就现在来讲，不限制又是不行的。抗日的剧一样可以拍，反腐剧、涉案剧也要拍好，但不能雷不能过头，要有这个标准在，就会自然好转。
“收视率”是个老梗'
都晓：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命题，收视率是什么，有的觉得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是错的，也有人觉得收视率是电视剧的生命。最近我也反复在想，在社会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赶得上社会，是否能理解这个社会并与其同步。有时候觉得收视率是一种表达方式，有时候又觉得收率不全面，在扼杀一些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东西，让我们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
温成林：除了娱乐剧之外，现在能不能让一些有情怀的导演，拍一些有情怀的电视剧？当然现在电视台是以收视率来衡量电视剧的好坏，但是如果有情怀的、有思想性的电视剧能出来，多起来，则会把这个导向改过来。所以紧接着的问题就电视台收视率标杆是什么，标杆不准，就全乱了。收视率是“两低一高”：低文化，低收入，高年龄。我非常怀疑这些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不是主流价值观，虽然不能改变但是我觉得要呼吁一下。
车径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大家不敢创新，收视率使然，包括播出单位等等大家都在考虑收视率，所以在创作上一定会跑偏。衡量电视剧得标准是什么，收视率只是标准之一，而不是全部标准，当收视率是唯一标准的时候，那么就跑偏了。我们能够坚守，一方面要在形式上有一定创新，另一方面就是要坚守。我认为电视剧可以通俗，但是不能庸俗，低俗也不能媚俗。
洪宝生：现在的收视率本身也不太真实，还是要靠政府部分与创作者互动的来制定一些东西，提供一些建议标准，但是只要划定这个剧能不能播，肯定会雷。只要是正能量的，只要是正确的价值观，不管什么类型，都是可以的。
袁牧女：我就觉得不能都唯收视率，唯点击率，我们总得为自己的孩子，为我们的后代负点责任吧。
创作者应该与观众互动'
王瑞：我觉得一大危机是什么呢？我们丢失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他们都在看美剧，这在未来几年对我们一定是一个影响。现在看电视剧是老太太、保姆，他们的文化程度偏低，拍他们能看懂的，一定会影响电视剧的出路。在80年代末，搞对象的和民工进电影院，就拍武打戏、爱情片，我们就拍这两种，就拍死了。当美国的大片来了，发现进电影院的观众一下就变成白领了，所以我们提供给观众什么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电视剧还按着老路走，是肯定不行的。
都晓：我在想，一些非常好的片子，为什么观众不喜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观众和我们一样迷茫，观众不知道要看什么，我们不知道要拍什么，制作者是迷茫的，观众也是迷茫的。有些时候制作者撞到好片子，观众去接受，有时候制作者没有好片子，拍一些雷人剧，观众也会接受。我经常想到底是观众是第一位的，还是制作者的引导是第一位的，现在我发现，我们要认识到他们是互动的。所以，我们作为创作者和观众的接近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和观众的脉搏在共振的话，可能观众就接受了我们。现在往往我们和观众之间的共振不一样，我们在激烈震动的时候，观众可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雷剧，和观众也不是共振的，但是它在讨好观众，在随着观众的频率在振动，而不是引导观众。
李路：现实主义题材是每个电视台抓的最主要的一个份额，这其实不是广电总局硬性规定的，因为现实主义题材本子好写，关切到所有观众的自身生活，而且又让老百姓触及到自己的心灵。所以电视台包括制作机构，下面可能会出现现实主义题材一窝蜂，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什么类型的，还有待探索。现在好多好剧、英剧美剧，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看，他们已经精品到极致了，你会觉得自己看的是一个连续电影。我去年专门去了哈佛大学等一些大的机构，观摩了下英剧、美剧的拍法，包括编剧公司的整个流程，他们都有专门的编剧团队，专门负责对剧本构架，非常流程化。
龚朝：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有原创性。我们要激励年轻的导演，是不是该有个学术的小团体，谁可能这段时间在，我们就对这个项目进行论证，我们与电视台联手，我们开一个创作会。我们把有原创性的导演推出来之后，让他们自己做一个短片，或者PPT，做个20来分钟，然后自己上来讲述一下，如果是值得做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启动，我们评个奖。因为有些导演是有技术的，有些导演是创作型的，这样我们的电视剧在学术上是有一个探索的。
导演的自我坚守'
陈家林：政府的事情，我们是无能为力，大腕儿的事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只能管自己。管自己怎么管，我就是俩字，选择。田部长讲的很好，22条也是及时的，刚才同志们说得也很好，我们要等一等，时间会把这一切都解决。380多个导演，上岗的正在拍戏的得将近200多人，现在在拍戏的就应该感到幸福。我同意坚守，我也在坚守，但是瞎摸着走道，有正道，也有背道。怎么坚守，我不害儿童，我不害未来，不拍雷戏，但是人家要是把你炒了，你也要无怨无悔。 阎建钢：我也想谈职业认证的问题。以前演员虽然不是导演完全决定，但起码导演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现在演员和副导演都是独立的行当，由制片方管，那么后面选演员的过程中就有许多吃回扣的乱象存在。每个行当都有资格认证，我们这个行当也应该有所规范，没有门槛，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用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说，我们这个行当没城管。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从业者，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底线，政府不能光列举不能怎么样，要把不能怎么样的根源找到，并进行铲除和根治。
康洪雷：我始终相信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有好的投资人或者公司在等待着，关键就是你够不够好，你选择的题材是不是准确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抱怨，就做你相信的事情。我总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关键就是你够不够好，你选择的题材跟他是否是准确的。我们作为导演，导演要单纯，这个社会特别复杂，大家都愿意往复杂了想，但是我们导演要单纯。就是这件事你信么，你要信的话，你就不断地去说服做你后盾的人，我相信不断的说服，别人是能听懂的。
都晓：我们做一部电视剧，做不好几千万就砸进去了，一年的时间浪费了，也没有第二年了。我们要感受一下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对在什么地方，我们坚守的东西哪些是我们该坚守的，哪些是该放弃的。我们在坚守的是社会责任感、道德良心和对历史的责任感，我们要放弃的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自认为是精英分子的这部分。我认为《赵氏孤儿案》就是个不错的例子，坚守的很好，把责任感与收视率结合。我看重的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融入新的道德价值观、新的历史观和新的人生观，有新鲜感，是让观众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融进去的不是新的，是教科书上的历史，那么就没人看了。我们还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脉搏与时代跳动在一个频率上，与观众对话。与观众对话是我们创作者面临的最重要一个问题，我们抱怨政府也没有用，我们改变不了政府，我们对观众抱怨没用，也改变不了观众。
萧锋：实际上现在的导演没有话语权，老板不管事，教给制片人管，制片人既不懂艺术，也不懂生产。当制片人没有抓好的时候，导演很难坚守。我们过了50，可还在坚守，实际上很可悲。
习辛：我还好，我是制片人，或者会自己找一个制片人，我必须把这个位置霸住，依照我的标准来。其实我们所说的坚守，是内心的坚守，但外面要适当放开，不放开真的没有活路，现在这个底线经常会被“强奸了”。所以这个坚守，除了要解决上面的事，比如资方，还要解决下面的事。我认识很多资方，他跟我们的一些大导演不太熟悉，但其实他们太想找到我们的大导演们了，他们也想直接把钱给导演拍。所以导演们要是解决了投资方，能够一担挑，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坚持自己想创作的东西。
林楠：年轻一代也有坚守的。以前一直有很多埋怨，觉得遇人不淑，突然觉得跟你有共同志向的都是一些同行们，前辈们，恰恰是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制片方。所以从《南少林》开始我就自己抓剧本，到《楠南林2》剧本做完了，首先我自信，我不会把制片人的利益抛下，给资方留足了利益空间，现在我有一个强烈建议，我们能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发行网络，来解决这种后顾之忧，哪怕有一两家也行。
陈燕民：禁雷剧是因为控制不住了。原来审查电视剧是在总局终审。卫视平台建立起来后，大家对总局意见很大，总局就把权利放下了，但是给你权利不好好使，禁令也是不得已为之。前一阵，涉案剧、穿越剧不让播了，古装剧限制比例等等，抗战剧从审查上来讲比较好，所以大家都一窝蜂拍起来，但是你不能拿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做娱乐消费，这样是无论如何不对的。那么三令五申说完了不听，所以只要回到正常状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陈家林：原来为什么会拍出这么多抗战雷人戏？第一好通过，政治上没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这个也不许拍，那个也要审查的情况下，谁挂上“鬼子”就能审过去。第二，不管质量。最近发现一个词是“传奇”，“传奇”就是瞎编，历史戏过不去，一点史料没有能编出50集，一挂上“传奇”你就无话可说。
阎建钢：我觉得倒是有一条需要我们自省，现在高收视率有一大批是雷剧，但是也有好剧，我们现在就是要提高这个比例。有的认真创作的戏，不雷的戏，电视台也要，我们能不能多拍这种戏，提高好剧的占有率。
巴特尔：今天好多剧就是为了满足了一下观众的兴奋点和无聊的心态等，追求短暂的感官满足，那些让我们慢慢会品味到人生真谛，真善美，呼唤人与人之间真情的东西，太少了。现在要求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比例加大，会导致单方面追求数量，水平就会有所下降。同时，还要严防鼓励的剧变成雷剧。我觉得限制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但是就现在来讲，不限制又是不行的。抗日的剧一样可以拍，反腐剧、涉案剧也要拍好，但不能雷不能过头，要有这个标准在，就会自然好转。
“收视率”是个老梗'
都晓：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命题，收视率是什么，有的觉得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是错的，也有人觉得收视率是电视剧的生命。最近我也反复在想，在社会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赶得上社会，是否能理解这个社会并与其同步。有时候觉得收视率是一种表达方式，有时候又觉得收率不全面，在扼杀一些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东西，让我们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
温成林：除了娱乐剧之外，现在能不能让一些有情怀的导演，拍一些有情怀的电视剧？当然现在电视台是以收视率来衡量电视剧的好坏，但是如果有情怀的、有思想性的电视剧能出来，多起来，则会把这个导向改过来。所以紧接着的问题就电视台收视率标杆是什么，标杆不准，就全乱了。收视率是“两低一高”：低文化，低收入，高年龄。我非常怀疑这些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不是主流价值观，虽然不能改变但是我觉得要呼吁一下。
车径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大家不敢创新，收视率使然，包括播出单位等等大家都在考虑收视率，所以在创作上一定会跑偏。衡量电视剧得标准是什么，收视率只是标准之一，而不是全部标准，当收视率是唯一标准的时候，那么就跑偏了。我们能够坚守，一方面要在形式上有一定创新，另一方面就是要坚守。我认为电视剧可以通俗，但是不能庸俗，低俗也不能媚俗。
洪宝生：现在的收视率本身也不太真实，还是要靠政府部分与创作者互动的来制定一些东西，提供一些建议标准，但是只要划定这个剧能不能播，肯定会雷。只要是正能量的，只要是正确的价值观，不管什么类型，都是可以的。
袁牧女：我就觉得不能都唯收视率，唯点击率，我们总得为自己的孩子，为我们的后代负点责任吧。
创作者应该与观众互动'
王瑞：我觉得一大危机是什么呢？我们丢失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他们都在看美剧，这在未来几年对我们一定是一个影响。现在看电视剧是老太太、保姆，他们的文化程度偏低，拍他们能看懂的，一定会影响电视剧的出路。在80年代末，搞对象的和民工进电影院，就拍武打戏、爱情片，我们就拍这两种，就拍死了。当美国的大片来了，发现进电影院的观众一下就变成白领了，所以我们提供给观众什么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电视剧还按着老路走，是肯定不行的。
都晓：我在想，一些非常好的片子，为什么观众不喜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观众和我们一样迷茫，观众不知道要看什么，我们不知道要拍什么，制作者是迷茫的，观众也是迷茫的。有些时候制作者撞到好片子，观众去接受，有时候制作者没有好片子，拍一些雷人剧，观众也会接受。我经常想到底是观众是第一位的，还是制作者的引导是第一位的，现在我发现，我们要认识到他们是互动的。所以，我们作为创作者和观众的接近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和观众的脉搏在共振的话，可能观众就接受了我们。现在往往我们和观众之间的共振不一样，我们在激烈震动的时候，观众可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雷剧，和观众也不是共振的，但是它在讨好观众，在随着观众的频率在振动，而不是引导观众。
李路：现实主义题材是每个电视台抓的最主要的一个份额，这其实不是广电总局硬性规定的，因为现实主义题材本子好写，关切到所有观众的自身生活，而且又让老百姓触及到自己的心灵。所以电视台包括制作机构，下面可能会出现现实主义题材一窝蜂，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什么类型的，还有待探索。现在好多好剧、英剧美剧，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看，他们已经精品到极致了，你会觉得自己看的是一个连续电影。我去年专门去了哈佛大学等一些大的机构，观摩了下英剧、美剧的拍法，包括编剧公司的整个流程，他们都有专门的编剧团队，专门负责对剧本构架，非常流程化。
龚朝：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有原创性。我们要激励年轻的导演，是不是该有个学术的小团体，谁可能这段时间在，我们就对这个项目进行论证，我们与电视台联手，我们开一个创作会。我们把有原创性的导演推出来之后，让他们自己做一个短片，或者PPT，做个20来分钟，然后自己上来讲述一下，如果是值得做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启动，我们评个奖。因为有些导演是有技术的，有些导演是创作型的，这样我们的电视剧在学术上是有一个探索的。
导演的自我坚守'
陈家林：政府的事情，我们是无能为力，大腕儿的事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只能管自己。管自己怎么管，我就是俩字，选择。田部长讲的很好，22条也是及时的，刚才同志们说得也很好，我们要等一等，时间会把这一切都解决。380多个导演，上岗的正在拍戏的得将近200多人，现在在拍戏的就应该感到幸福。我同意坚守，我也在坚守，但是瞎摸着走道，有正道，也有背道。怎么坚守，我不害儿童，我不害未来，不拍雷戏，但是人家要是把你炒了，你也要无怨无悔。 阎建钢：我也想谈职业认证的问题。以前演员虽然不是导演完全决定，但起码导演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现在演员和副导演都是独立的行当，由制片方管，那么后面选演员的过程中就有许多吃回扣的乱象存在。每个行当都有资格认证，我们这个行当也应该有所规范，没有门槛，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用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说，我们这个行当没城管。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从业者，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底线，政府不能光列举不能怎么样，要把不能怎么样的根源找到，并进行铲除和根治。
康洪雷：我始终相信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有好的投资人或者公司在等待着，关键就是你够不够好，你选择的题材是不是准确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抱怨，就做你相信的事情。我总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关键就是你够不够好，你选择的题材跟他是否是准确的。我们作为导演，导演要单纯，这个社会特别复杂，大家都愿意往复杂了想，但是我们导演要单纯。就是这件事你信么，你要信的话，你就不断地去说服做你后盾的人，我相信不断的说服，别人是能听懂的。
都晓：我们做一部电视剧，做不好几千万就砸进去了，一年的时间浪费了，也没有第二年了。我们要感受一下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对在什么地方，我们坚守的东西哪些是我们该坚守的，哪些是该放弃的。我们在坚守的是社会责任感、道德良心和对历史的责任感，我们要放弃的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自认为是精英分子的这部分。我认为《赵氏孤儿案》就是个不错的例子，坚守的很好，把责任感与收视率结合。我看重的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融入新的道德价值观、新的历史观和新的人生观，有新鲜感，是让观众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融进去的不是新的，是教科书上的历史，那么就没人看了。我们还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脉搏与时代跳动在一个频率上，与观众对话。与观众对话是我们创作者面临的最重要一个问题，我们抱怨政府也没有用，我们改变不了政府，我们对观众抱怨没用，也改变不了观众。
萧锋：实际上现在的导演没有话语权，老板不管事，教给制片人管，制片人既不懂艺术，也不懂生产。当制片人没有抓好的时候，导演很难坚守。我们过了50，可还在坚守，实际上很可悲。
习辛：我还好，我是制片人，或者会自己找一个制片人，我必须把这个位置霸住，依照我的标准来。其实我们所说的坚守，是内心的坚守，但外面要适当放开，不放开真的没有活路，现在这个底线经常会被“强奸了”。所以这个坚守，除了要解决上面的事，比如资方，还要解决下面的事。我认识很多资方，他跟我们的一些大导演不太熟悉，但其实他们太想找到我们的大导演们了，他们也想直接把钱给导演拍。所以导演们要是解决了投资方，能够一担挑，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坚持自己想创作的东西。
林楠：年轻一代也有坚守的。以前一直有很多埋怨，觉得遇人不淑，突然觉得跟你有共同志向的都是一些同行们，前辈们，恰恰是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制片方。所以从《南少林》开始我就自己抓剧本，到《楠南林2》剧本做完了，首先我自信，我不会把制片人的利益抛下，给资方留足了利益空间，现在我有一个强烈建议，我们能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发行网络，来解决这种后顾之忧，哪怕有一两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