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我患目疾,好几个月都在医院间奔走。住医院,上手术台,对我都不是新鲜事,这一次却怀着极大的恐惧,我怕变为盲人。我怎能忍受那黑暗里的生活,怎能忍受那黑暗、那茫然、那隔绝。
　　我在等待第三次手术,日子一天天过去,还在等待。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而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做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考入北大时,报的是文科。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转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父亲依言报了法科,考取了,但他还是转入文科。如果他要进仕途,可以从入法科开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父亲那样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他在1942年写的《新原人》中写出了他的境界说——他的哲学的灵泉。此书自序一开始就写了张载四句,接下去便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我一直认为,贞元六书的几篇短序都是绝妙文章,表现了父亲的心胸气魄。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家致太平,为亿兆安身立命这种深情的人并非少数。
　　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說出来的。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决不甘心。
　　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 1982年,父亲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首诗:“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薪火相传的意思出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他要像浇了油的木柴一样,前面的木柴烧完了,后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父亲那一代人责任感太强了。他们无暇逍遥。其实父亲心底是赞成孔子“吾与点也”那一句话。曾点说,他的愿望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父亲是欣赏这种境界的。
　　四十年代,常有人请父亲写字,父亲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有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这两首诗,父亲写过几十幅,现在家中只有“月下披云啸一声”那一幅,没有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一幅。父亲的执着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很多年以前,父亲为我写了一幅字,写的是龚定庵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后来父亲又为我和外子做过一首诗,“七字堪为座右铭,莫抛心力贸才名。乐章奏到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谆谆教诲,不要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在寂静中也许会有更好的音乐。想到这些常觉得是父亲坐在那里,以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在沉默中,让人想到“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诗句。可是那涵义,那境界,有谁领会。
　　我做了手术,出院回家,在屋中走来走去,想倾听原来的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但是只有寂静。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都会这样坐下去。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其女宗璞,为当代著名女作家,另外其胞弟冯景兰为中国当代著名地质学家,其胞妹冯沅君为现代著名女作家,学者等。冯家在中国可谓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