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军队的军费问题都是外媒记者的关注焦点。
　　3月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例外地没有直接谈及2013年军费的具体数额，而是强调，观察一国国防力量的方向，主要是要看其国防政策的内涵、政策的性质，而中国的国防政策一贯是“和平的，防御性的”。
　　“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安全，这对世界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她说。
　　如何看待军费问题，如何看待武器装备与人的关系，应该树立怎样的现代战争理念——围绕这些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战略学者、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余爱水少将。
　　中国军费应继续调高增幅
　　《瞭望东方周刊》：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军费开支都会成为关注焦点。军费规模是否适度事关重大，过大或过小都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何从战略高度科学理性地加以把握？
　　余爱水：军费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根据诸因素对军费进行调整很正常，也是军事与经济互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军费的增减是军费存在的基本趋势。但是，军费增减的幅度及持续时间，必须依据理性原则来确定。在极特殊情况下，诸如经济严重衰退或安全压力增大，迫于生存需要，采取偏重一方的政策，以解危机、危亡，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偏重应是短时期的，而不能成为长期的政策稳固下来，待到危机、危亡基本消除，必须迅速转入正常状态，即同步、协调、平衡发展状态。同时，对未偏重的另一方要实行弥补性举措，使之大力加快追赶步伐，以适应国际综合竞争的形势，保持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在2%～5%之间，而中国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其军费规模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底线状态。对中国而言，需要深入思考、总结军费规模变迁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军事与经济不是单向服从服务关系，不仅军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经济也要服务于军事，必要时，经济还得服从于军事，两者相依互动，共同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一定历史阶段，军事可以而且必须有所削减、压缩，以确保、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同时在特定背景和条件具备情况下，经济某些方面也有必要控制、紧缩，以向军事领域大幅倾斜，强力超速推进军力跃升。
　　目前，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已到了迫切需要加倍补偿和强化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不仅与一些国家军事实力对比会出现更大差距，同时给国家整个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也将是无法挽回的。中国军费近几年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还很不够，今后还应继续调高增幅。这既是经济决定军事的直接体现，又是军事驱动经济的客观要求。
　　根据需要与可能，在今后5～7年内，中国的军费占GDP比例可控制在4. 5%左右。此后，再逐步回落到3%～3. 5%。因为现在是军费补偿期，而不是正常期、发展期，按照军事与经济互动原理，军费投入需要经历一个正常加弥补的过程，然后再转入正常状态，才能获得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综合利益最大化，使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
　　不能用牺牲生命的思路节省军费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军队的职能？和平时期，军队的职能似乎增加了。
　　余爱水：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表现就是保卫和平，为国家和人民提供和平的劳动生活环境，这是军人最神圣、最崇高的使命，其他方面做多少事都无法与之相比。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和军人的根本职责和职能所在。
　　在信息化战争中，不可沿袭以大量牺牲将士生命来换取胜利的作战思想。牺牲了几十万甚至百万人换取战争的“胜利”，这是不可思议的。军人的生命也应珍惜，也要得到保护，哪怕是在战争中，也需要尽一切可能把伤亡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对作战理论和指导原则进行重大调整，使之产生革命性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不怕牺牲，怎么看“为了胜利不惜伤亡代价”的观念？美军强调“零伤亡”，我们能做到吗？
　　余爱水：零伤亡不是美国人的专利，是战争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应该谋求的一个思想，也是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
　　我们的零伤亡不仅要体现在战争中、战场上，更要表现在推迟战争的发生、延长和平时间上。推迟战争发生、延长和平时间，要靠我们具备打赢的能力。打赢的能力越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和平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要用经费换生命，用投入换信念。要用加大国防投入、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来换取和平，从而换取低伤亡、零伤亡，而决不能用勇于牺牲生命的思路和办法来节省军费投入，那样太残酷了。
　　再勇敢的人也比不上无人武器装备的“勇敢”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军队武器装备很好、很先进，军人的素质很高，在世人心目中这支军队很强大，可能它永远不会打仗。
　　余爱水：军队可以起到慑战、止战、消战的作用。
　　人和武器的关系，要科学理性加以分析。从即时和现实的角度讲，当作战双方武器装备先进程度比较接近的时候，人的决定性因素就显示得更充分。当武器装备差距拉大特别是出现代差甚至隔代差时，人的决定性因素就会发生明显而重大的变化。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一方，企图用所谓人的决定性因素去改变战争的结局几乎不可能，尤其在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
　　相反地，武器装备明显占优势的一方，其意志力将会随着装备的强势而增强，智慧力也必然增强，因而取胜的把握更大。这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个战争规律。
　　我们不能把人的决定作用变成一种幻想，拔高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状态。不能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要拿到战争规律中来检验，拿到战争游戏规则中来考验。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时候的武器已经不是单纯物质性的了，已经把人的智慧凝结在里面了？
　　余爱水：这个时候的武器已经成为“超人”，武器上已经附着了人的“灵魂”，已经展现出人性、人格，装进了人的智慧、人的意志，其意志力、智慧力远远超过了人本身的意志力和智慧力。再勇敢的人也比不上无人武器装备那样的“勇敢”。
　　新的军事革命首先是人的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对人的决定作用、决定因素，多年来大家都是认可的。但具体到推进军事变革，如何关注人，如何充分发挥人的决定作用，有人认为推进军事变革是一种物质的变化，一种体制编制的变化，一种武器装备的变化。那么，人在其中是怎样变化的？
　　余爱水：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误区。
　　新军事革命或叫新军事变革，首先是理论上的变革、思想上的变革、观念上的变革，所有这些都直接来源于人。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是一切革命的先导，科技革命、装备上的革命、物质上的革命，都是思想理论革命的执行者、落实者、体现者。一切革命都发生在人的身上，都是由人引发的，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都是由人操作的、评估的。新的军事革命第一位是人的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历史上，中国人最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你怎么看？
　　余爱水：我们以往讲人的因素第一，一个很大的偏差和误区，主要是讲人的精神、人的思想政治因素的第一，而没有很好地包含甚至排除了人的智力因素的第一，人的综合素质的第一。
　　在信息化背景下，人的科技素质、文化素质、战略素质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同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构成人的综合素质。我们用人的勇敢精神、牺牲精神、吃苦精神来包容和替代人的所有因素，这就发生了偏差。人的因素第一，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今世界，乃至未来、永远的未来，都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律。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围着人来展开和运动的，人不能成为第一因素，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运动。
　　失去智慧的勇敢精神将一事无成
　　《瞭望东方周刊》：在今天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入、不断掀起高潮的时代，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从来没有这样高过，仅有一种吃苦的精神、不怕死的精神，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军事变革的需要。
　　余爱水：是的，它们甚至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人在没有获得科学素质之前的牺牲精神、吃苦精神，往往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人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越不怕吃苦、不怕死，越容易打败仗，越容易给事业和建设带来损失。这种吃苦和不怕死精神，只有在智慧的力量主导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正确作用。
　　武器装备处于机械化状态之前，以人力为主的时代，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对战争的胜利具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装备比较差的时候。越是武器装备现代化、信息化程度高的时候，人的勇敢精神与智慧相比，其份量就越来越显现衰减，而智慧的力量越来越上升。
　　勇敢精神要寄托在智慧上，以智慧为平台、为载体。失去智慧的勇敢精神，将一事无成、茫然无措、无能为力。
　　以劣胜优的观点是不科学的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现在的武器装备？
　　余爱水：武器装备是人的意志力、智慧力的结晶。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武器装备长期落后，能说明这个国家军人的创造力、积极性和人的第一因素、人的决定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一个军队人的决定因素得到很好发挥，既使现在武器装备有些落后，未来的武器装备也一定会是先进的。
　　人类战争的规律，主体方向从来不是以劣胜优，以劣胜优是违背客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我们可以找到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例，但是这种战例在所有战例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过去批判唯武器论，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唯意志论，好像一强调以劣胜优，就不需要发展武器装备。
　　余爱水：我们过去曾经以劣势装备打败过优势装备的敌人，但那是无奈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获取优势装备，再加上人的第一因素和决定作用，是不是比劣势装备取胜的把握更大？
　　人和武器有四种关系，第一种是武器优人也优，第二种是武器优人不优，第三种是武器劣人优，第四种是武器劣人也不优。作为一个国家进行战略策划的时候，一定要谋求双赢，武器优人也优。只有这样，才有全胜的把握，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