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鲁迅”在年轻鲁迅研究学人那里渐有理论自觉的气象，钟诚的专著《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即是证明。很明显，围绕“政治鲁迅”的讨论，接纳了来自“政治哲学”的知识谱系，对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预设均构成了坦率、尖锐的挑战。鲁迅研究的重返政治性，其实是研究所倚重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转换，在“政治鲁迅”的命题里，“政治哲学”知识谱系里的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古今之争等命题正在高密度地进入鲁迅研究。我们乐于捕捉、呈现这一变化，邀请几位青年学人率性而谈、激发思考，鲁迅的价值或许正在于，他从不畏惧各路思想潮流的冲刷，自我诘问才是他的本色，所以，“政治鲁迅”的讨论可以更勇敢些，以此栏目为由头，期待更多学人的参与。 ——编者
　　自鲁迅生活的时代直到当下，国人对于鲁迅其人其思的巨大争议似乎都难以完全跳脱出政治的范畴。对鲁迅文学的特质和风格的争论尽管也有，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因为这种争论常常可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处理，本质上更接近一个技术问题。而广义的政治范畴的争议则往往并不如此，其因为涉及根本性的价值立场，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争论的双方甚至多方自说自话，自我证明。
　　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对于政治本身的理解，国人至少是知识人阶层其实经历了不少转变。这种转变没有目的论式的进化信念在指引，是无法全盘规划和预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同经济学和社会学比起来，政治学对于自身最核心概念的困惑和争吵要更杂多更纷乱。这种本属学院派内部（比如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今天交流已经很少的学术共同体）的分歧早已跨越了单纯专业学术的圈子而开始辐射到其他学科乃至公众舆论当中。时至今日，这种影响的扩散和种种变形又逐步开始“反哺”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本身的理解。“政治鲁迅”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成为一个兼具思想性、学术性与公共性的三位一体的跨学科议题。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者，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从一开始就不是跳脱于政治之外的。他青年时代对于《天演论》和进化论的着迷，留日时期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以及带有强烈主体性思路的早期文言论文，都指向如何形成可使其成员“遂生达意”的共同体这一目标（鲁迅曾用“人国”这一概念来接近这种问题意识）。对于置身“现代”却又来自后发国家的鲁迅而言，“人国”的实现不是依赖所谓理性的狡计，或历史规律的自我展开，而是必然要在具体的时空中摸索的艰难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十年沉默”，鲁迅文学的“实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抵抗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表达，它已经同现实政治发生了某种复杂的关联。我们需要明白，思想中有政治元素是一回事，真正试图将自己关于政治的思考落实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是后者的话，便会付出真实的代價，比如卷入政治论争和身份冲突，经历思想的困境与挣扎，以及还有可能要承担其思想主张在落实过程中带来的未曾意图的后果。而鲁迅恰恰是付出了此类代价的文学者，竹内好所谓的“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也可从这个角度理解，虽然这里已经将竹内好的原意进行了某种扩展式解读。那么，是否可能寻找某种不同于既有学术传统的新的“政治鲁迅”叙述？
　　我们不妨在这里插入一段看起来与主题无关的文字。这就是关于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至少从十几年前开始，这一领域在政治学的学院建制中就被视作“夕阳产业”，似乎前辈学者如萧公权、刘泽华诸先生的学术高度再也难以超越。的确，单纯的学案体写作和纯知识积累的学院化生产已经极大地压缩了发现并提出问题以及继而展开原创性思考的能力。但近年来，其他学科学者的介入又重新刺激了这一领域的思想产出。比如法学学者所著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就以思想史研究为切入点，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习者所熟知的民初政治图景，并且突破了长期以来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盛行的由“激进”“保守”等概念编织成的解释框架，尽管学界关于此书立场存有争议，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有创见之作。另外，近年来学者们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新意迭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领域仍有诸多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
　　相比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鲁迅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学院体制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活力和反思性。由竹内好所开创的日本鲁迅研究自不待言，英语世界中如夏济安、李欧梵和林毓生等学者的鲁迅研究背后亦有丰富的问题意识。国内的鲁迅研究虽然有过意识形态盛行的时期，但其实现研究范式的突破主要也是源于内在的、自发的推动力。这当然与鲁研界对主体性的特别重视和对现实议题的关切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背后，还有一个鲁迅研究界天然需要处理的问题，即怎样理解现代世界以及现代之于中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既关乎如何看待前面提及的“真实的代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厘清前述有关政治的深层观念分歧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从“文学鲁迅”“人间鲁迅”向一种更具综合性视野的“政治鲁迅”的迈进是否能够成功。
　　学界关于何为现代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这里也不罗列赘述。概而言之，依托启蒙理性而产生的现代世界一方面带来了人类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亦生成了难以化解的精神危机，虚无主义便是表现之一。影响鲁迅甚深的尼采克服虚无的途径是哲学式的和依托于哲人个体的，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则提倡“革命之道德”，这些都成为日渐脱离传统古典价值观影响的鲁迅抵抗虚无的重要思想中介，只是，在经历了十年沉默和“狂人”的诞生后（从“超人”到“狂人”的变化值得我们再三品味），鲁迅这种对虚无的克服方式导致了其“孤独者”的自我定位。可以说，孤独者和狂人乃是一体两面：孤独者就是众人眼中的狂人，而狂人就是自己眼中的孤独者。狂人的诞生这一文学或者说思想事件本身就暗示了用尼采式“超人”的方式去超越虚无是徒劳无功的（《狂人日记》处理的不仅仅是走向虚无的精神危机问题，还涉及“相互主体性”的制度变迁问题，此两者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尽管尼采哲学强调“忠实于大地”，但这种个体的意志无法对所身处的“铁屋子”有实质性的影响，而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如“救救孩子”的呼吁，对进化论的某种信念）克服虚无则仍然与现实有着无法真正逾越的隔膜。 　　面对现代（这种现代更多的是外生性的而非内生性的）的袭来，鲁迅首先感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危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敏锐和超前，然而，这种敏锐和超前却是以同身边的群体和个体存有隔膜，并且深陷主体意志的荒原为代价的，也即无法在公共性层面有所作为，打破令人气闷的“铁屋子”。如果说中国传统世界中的精英的虚无是以无确信、无特操为特征，还在义利之辨的视域中的话，那么鲁迅的这种带现代意味的虚无则呈现了一种真诚的追寻所遭遇的难题：他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思维模式并不能为其行动和实践提供一以贯之的逻辑。他既不愿简单退回到世俗性的人的选择逻辑中，又不能凭自身的主体意志和主体承担在公共性层面实现真正的价值超越。这后面还有一个古今之别的大背景，即制度的巨变。鲁迅的敏锐和超前在某种意义上也生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这一方面造成他对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的理解有偏差，另一方面也生产出某种关于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的洞见。颇有意味的是，常被视作“激进”的鲁迅关于制度的洞见多在微观层面，而被新文化思潮目为保守的康有为则在宏观制度构建方面做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思考。学界当下对康氏有关保教立国的制度思考多有阐发，而鲁迅以文学为中介的微观制度探寻却乏人问津。这或许和今日学科壁垒日益固化进而导致学人问题意识的狭窄化、专门化不无关系。
　　就理解鲁迅的思想而言，张钊贻所提的文化现代性与实用现代性的区分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文化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的区分来进一步发展和推进张钊贻的讨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文化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并不合拍，这两者之间并非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有一道明显的裂痕。前述政治学内部的观念分歧和立场冲突与此种裂痕及学者们试图弥合裂痕的冲动大有关系。文化现代性更多呈现的是主体性、超越性的一面甚至是主体内部荒芜含混的一面;政治现代性则是建立在普遍的、抽象的规则基础上的，这种规则所依凭的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理想秩序，而是经验中的世界和世俗的人性。此种现代规则意识源于对无序和混乱的恐惧，而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然科学的挑战。自然科学的兴起促成了传统目的论世界观的崩溃，这不光在个体层面而且在共同体层面都造成了意义危机。文化现代性实际上与这一系列危机关系密切。旧的规则信念已然失效，被释放出来的并非想象中的人性的自由，而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托马斯·霍布斯语），目的论世界观崩溃后霍布斯的这一有关自然状态的判断，其实就是暗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秩序下的某种我们未必明确意识到，却随时可能走到台前的可能性。于是，强制、规则和具强大行动力的国家便显得格外重要。政治现代性也正是在如何平衡强制、规则和个体自由空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管多么高妙的政治想象和政治沉思，都必须认识到政治现代性之于现代社会的根本性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只能对政治噤声，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政治固然是应当警惕的，但文学还可以另外一种审慎的进路来接近甚至介入对政治的思考。“政治鲁迅”不应是简单地从政治看鲁迅，甚至也不只是局限于鲁迅本身，还应有更具普遍性的思想关怀。由此，“鲁迅作为方法”，也可以重新予以理解。它将不再局限于主体性的文学实感，而是经由这种实感开出某种制度思考的空间。这种制度思考的空间，恰恰可以是文学对于政治学的某种“反哺”。
　　试举一例。同霍布斯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戰争”相对应，鲁迅的《狂人日记》提到了“吃人”，这种吃人同样是潜藏在表面的日常性秩序之下的，但鲁迅的揭示却不是通过理性的途径而是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迫害狂病症）来达成。鲁迅思路的聚焦点似乎也不是西方世界熟知的自然科学的挑战带来的目的论世界观（以及政治观）的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现代性的产生和成型，“新神思宗”的提法暗示了鲁迅在青年时期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跳过了政治现代性的阶段而进入文化现代性的视域之中，而狂人的诞生其实在客观上就意味着强调主体性的文化现代性不得不与中国情境下的经验世界（这种经验世界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亦分有政治现代性的质素）打交道。正是在这种“超前”与“应时”的错位和矛盾中，鲁迅文学的实感带出了和政治现代性紧密关联的常规社会科学所忽视的制度变迁的微观问题，也即启蒙者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难以如愿扩散的问题。在小说中，这种经验被鲁迅的文学有意识地表达为一个迫害狂病人眼里颠三倒四的世界。在现实中，鲁迅的“非理性”的揭示固然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但此种代入感往往是以忽视作者文学的深度为代价的，狂人的难题被简化为启蒙需要彻底化、激进化的吁求。这就意味着，前述的难以扩散是双重的，既存在于文学文本中，亦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彼时并未真正完成国家整合任务的新生民国其实更多受到霍布斯笔下的混乱可能性的威胁，而鲁迅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以一种超前和貌似激进的方式提醒我们，微观的知识问题对于包括国家构建在内的宏观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可以认为，鲁迅此后的种种文学和实践都可以通过这个线索来理解。“革命鲁迅”亦不例外。
　　和卢梭主张在共同体当中实现真正的自由些许相似的是，鲁迅也不认同尼采式的孤独者状态，从“精神界之战士”向狂人的转变就意味着人的真正自由必然要在社会共同体的领域中才能实现，或者说，狂人只有通过融入好的共同体才可以真正避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这也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听将令”的思想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就是通过社会改造以实现政治更新。在此视野中，国家只具有功能性和第二位的意义，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鲁迅与后来的阶级革命之间的某种思想层面的“选择性亲和”。有了上述认知，亦可明白，用激进的标签来概括鲁迅的走向政治显然有失简单。“激进VS渐进”的思维框架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们不能看到另外一种更重要的有关理论逻辑与现实境况的区分：逻辑上应该是社会塑造国家，而在现实中则是需要以国家塑造来社会。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身处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而非纯粹的思想者！）所面临的过高的制度变迁成本。鲁迅的走向政治在主观上当然不是直接指向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而是直接指向社会层面），但客观上他所参与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阶级革命都不得不首先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不过，这种充满政治现代性意味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并未清晰地认知到一个制度变迁的重要细节，即，鲁迅文学所昭示的微观制度层面的个人知识问题。这也可以从鲁迅始终与革命阵营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得到印证。虽然支撑鲁迅深层思维模式的仍旧是过高的规范性标准，但正因为有这种微观层面的文学实感，使得鲁迅思想的建构性资源（区别于之前的批判性资源）被挖掘成为可能。
　　应该说，政治现代性从其产生开始就被立意甚高的思想者如卢梭等所批评，于19世纪末其更是遭遇文化现代性的强力冲击，至少在精英知识阶层那里如此。自晚清以来的中西交通的时代，源自西方的两种现代性的对碰最早影响到的自然是那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中国知识人，而鲁迅的思想成长史恰好与这一时期有相当的重叠。值得重视的是，鲁迅并未简单接受前述对碰的影响，而是以自己的文学实感“超克”了那种简单的思想模仿，这里面就包含有关于现代如何在中国生根的重要思考。鲁迅文学对于个人知识难以扩散的发现提示了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以及制度背后的观念机制的重要性，只是这不再是宏观层面的“观念→制度”的简单逻辑，而指向了微观的人类互动机制及其背后复杂的知识分布。我以为，要继续推进鲁迅的这些思考，仍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人形成某种合力，这亦是“政治鲁迅”议题的内在要求。
　　作者： 钟诚，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著有《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