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军史的完整，再立新功
1991年，汤光恢将军要我协助他写“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并上报中央军委。据说军史编辑资料就缺少抗日战争时期保卫工作这一部分，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军（新四军、八路军）保卫部长一职的干部，尚健在的只有汤光恢。
汤老曾说：“这是党和中央军委交给我晚年的一次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对待，圆满完成。”然而，这时汤老已经8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医生嘱咐每次谈话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但记得有一次汤老谈兴特浓，一口气谈了50分钟还不肯停下来，汤夫人出来劝止才作罢。我猜想，汤老每次谈话前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去查资料和回忆往事，不然几十年前的事，怎么可能谈得如此顺畅完整，甚至连细节都能描述得很生动。
下面是汤老讲述的自己亲手审讯处理的五大案件之一——“茅山地下交通员案”。
抗战初期，我们党的保卫工作还没有形成体系。汤光恢认为，保卫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放走敌人，不冤枉好人，把对党负责和对人负责统一起来，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威信。
1943年，刘少奇同志调回延安，饶漱石接任新四军政委。饶漱石长期搞白区工作，对部队工作是外行，看问题比较主观。他把斯大林那套肃托办法搬到中国来，总想借破案来提高威信。
江南茅山地区电台坏了，和党失去了联系。茅山地区负责人汪大明（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过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福建担任过地委书记）急得要命，便派了一位拉黄包车出身的地下交通员找新四军接头。临行前，汪大明只交了一张他写的条子，其他什么也没有交待。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淮南黄花塘。这个地下交通员跋山涉水，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军部，把条子交给了军部接待的同志。饶漱石认为联系方法不对，产生了怀疑，便对参谋长赖传珠说：“这个人是冒充茅山地区来联系的。”并指示汤光恢要严加审讯。
在了解了交通员的一些基本情况后，汤光恢问他：“参加共产党很危险，你为什么要参加？”来人答：“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一阵对答后，汤光恢感到来人的真实身份一时很难弄清楚，为了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便暗示说：“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怀疑、委屈，甚至牺牲生命都不能动摇，共产党员就是在困难中工作，为真理而牺牲。”
反复思考后，汤光恢把审讯情况向饶漱石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饶漱石有点不高兴：“你不能随便相信他，你不用刑，他能说真话？”汤说：“随便用刑，影响不好。”饶漱石把手一摆，大声说：“我负责！”他直接指使典狱长用子弹夹来人的10个指头，严刑逼供。这个前来联系的交通员真是好样的，不管用什么刑，始终坚持原来的交代。汤光恢再次向饶漱石提出：“先拘留审查，同时派人和茅山联系，弄清真伪。”饶漱石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此时，军部某领导人正在干部中大造舆论，夸饶漱石了不起，识别能力强，抓住了一个大特务。
不久，到茅山调查的同志回来了，证实来联系的人确实是汪大明派来的。由于汪大明办事不老练，没有交代清楚联系的方法，使这个同志受了委屈，吃了苦头。
汤光恢立即找来联系的同志谈话：“要正确对待这次审查。现在部队驻地四周都是敌人，党不得不提高警惕。”这个前来联系的同志是地下交通员，党性很强，对严刑审查表示理解和谅解。汤光恢立即妥善安排了他养伤。
这个所谓的“特务大案”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领导者头脑冷静一点，实事求是一点，不迷信肉刑的威力，这场误伤就可以避免，保卫工作的威信就更高。
大约花了半年时间，我协助汤老完成了上报材料。后来汤老告诉我：“军委对上报材料满意；最高军事法院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新四军保卫工作的政策掌握得很好，特别是审理。所举实例是很珍贵的，已将有关材料列入最高军事法院档案。”我看得出，汤老像在战场上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样，满脸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请调江西，萧华犹豫再三
由于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汤光恢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过深思，他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申请报告，要求调回故乡江西工作。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看了报告后，犹豫再三，便在电话中和他商量：“你是副兵团职干部，江西没有合适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到总政来当组织部长，再说北京的医疗条件也很好。”汤光恢恳切地回答：“谢谢萧主任的关心！我的病是气候、环境造成的。江西是故土，对恢复健康是有利的。留在总政占了位置不工作，影响不好。至于职务安排，我不考虑，干什么都行，请首长放心！”萧华只好同意汤光恢的要求，于1960年8月将他调任江西军区政委，同时交代省军区，汤光恢的副兵团职不变，在医疗、住房方面给予照顾。
沐浴在战友的深情中
德高望重的汤光恢在离休前后的日子里，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们，纷纷前来看望，这种战友的深情厚意，温暖着他的晚年。
1992年，军委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来南昌视察工作时，登门看望汤老。一进门，他就向汤老敬军礼，说：“老首长，周克玉来看望你，看到你这样的健康，我十分高兴！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1993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来江西视察工作，临离开江西前要接见师级以上干部，省军区也通知了汤光恢参加。迟浩田进入会场时，一眼就看到汤光恢坐在前排，他快步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说：“老首长，你怎么也来了？我是接见在职的师以上干部。”汤老要站起来，迟浩田双手扶他坐下。汤老说：“我以前怎么不认识你？”迟浩田说：“解放上海时，我是营教导员，你是军政委，老首长当然不会认识我。”汤老说：“现在你是中央军委首长，我应该来听听你的报告，知道部队现代化建设情况，我很高兴。”
2005年9月，张云逸之子张光东、江华之子虞大江，谭震林之女谭泾远、赖传珠之子赖小鹏、徐海东之女徐文惠等也结伴来南昌看望汤光恢。
多才多难的杨帆
有一天，我去看望汤老。汤老从书桌上拿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是公安出版社出版的，是写杨帆的，你带回去看看，不要转借，不要丢失。”书中主要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杨帆写的诗、文，记述了杨帆带领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宣传爱国和抗日救国的一些活动。后来，汤老又和我聊起了杨帆的一些事。 20世纪30年代，杨帆是上海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文艺演出队的党的负责人之一。上海解放后，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时分管上海市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是潘汉年。1954年，潘汉年、杨帆同时被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潘杨事件”得到平反，但是潘汉年已冤死狱中，杨帆侥幸留得生命，却因青光眼得不到治疗而失明。
杨帆在上海治病期间，汤老曾去看望。看见杨帆和老伴站在门口等候，汤老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杨帆的双手：“杨帆，汤光恢看你来了！”杨帆听到汤老的声音，激动得发出近乎哭泣的声音：“老首长，想不到今生我杨帆还能听到您那熟悉而温暖的声音，我真高兴啊，谢谢老首长前来看我！”
进入厅堂坐下后，杨帆欲哭无泪，讲述在狱中遭受的苦难。但是，他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痛失美好的年华，未能为党和国家作出点滴的贡献。汤老安慰他，鼓励他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过去。汤老说：“现在好了，恢复了你的党籍和待遇，同志们没有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的党仍然是伟大的党。过去的冤假错案，既伤害了忠诚党的事业的同志，也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是党的一个深刻的教训。目前你的主要任务是治病，尽快让身体恢复起来。”
在汤老告别时，杨帆说：“老首长今天对我说的话，我会牢记心中。公安部门的同志们没有忘记我，又为我出版了书，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安慰。我的老伴已代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送给我最敬爱的老首长作纪念。”
汤老讲完和杨帆见面的情况后，又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忆起杨帆的一些往事。
1952年，杨帆到苏联访问，听说江青在莫斯科治病，他专门去看望她。一见面，江青就说：“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多方打听都找不到你的下落。”杨帆以革命战友的情怀去理解江青的话，很高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利用红卫兵大肆查抄文艺界人士的家，残酷迫害当年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而杨帆对江青以前在上海的经历知道得最清楚，自然不能幸免。汤老说：“杨帆被捕入狱是否和江青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调查，去评说吧！”
不让革命文物成商品
1993年秋的一天，我问汤老被授予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的情况。汤老到房间把这枚奖章拿出来给我看，这枚60年前造的奖章，依然银光闪闪。
汤老简要介绍了获得奖章的情况。1933年8月，部队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召开运动会，同时召开军事、政治工作评比总结大会。会上，他获得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获此奖章人数极少，因此，这枚奖章是极珍贵的革命文物。汤老决定把它捐给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让后代从中能受到革命教育。他说，这枚奖章是革命文物，不能落入炒文物者手中，变成为个人谋利的商品。○
责任编辑 潘 瑀
1991年，汤光恢将军要我协助他写“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保卫工作”并上报中央军委。据说军史编辑资料就缺少抗日战争时期保卫工作这一部分，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军（新四军、八路军）保卫部长一职的干部，尚健在的只有汤光恢。
汤老曾说：“这是党和中央军委交给我晚年的一次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对待，圆满完成。”然而，这时汤老已经8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医生嘱咐每次谈话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但记得有一次汤老谈兴特浓，一口气谈了50分钟还不肯停下来，汤夫人出来劝止才作罢。我猜想，汤老每次谈话前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去查资料和回忆往事，不然几十年前的事，怎么可能谈得如此顺畅完整，甚至连细节都能描述得很生动。
下面是汤老讲述的自己亲手审讯处理的五大案件之一——“茅山地下交通员案”。
抗战初期，我们党的保卫工作还没有形成体系。汤光恢认为，保卫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放走敌人，不冤枉好人，把对党负责和对人负责统一起来，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威信。
1943年，刘少奇同志调回延安，饶漱石接任新四军政委。饶漱石长期搞白区工作，对部队工作是外行，看问题比较主观。他把斯大林那套肃托办法搬到中国来，总想借破案来提高威信。
江南茅山地区电台坏了，和党失去了联系。茅山地区负责人汪大明（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过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福建担任过地委书记）急得要命，便派了一位拉黄包车出身的地下交通员找新四军接头。临行前，汪大明只交了一张他写的条子，其他什么也没有交待。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淮南黄花塘。这个地下交通员跋山涉水，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军部，把条子交给了军部接待的同志。饶漱石认为联系方法不对，产生了怀疑，便对参谋长赖传珠说：“这个人是冒充茅山地区来联系的。”并指示汤光恢要严加审讯。
在了解了交通员的一些基本情况后，汤光恢问他：“参加共产党很危险，你为什么要参加？”来人答：“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一阵对答后，汤光恢感到来人的真实身份一时很难弄清楚，为了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便暗示说：“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怀疑、委屈，甚至牺牲生命都不能动摇，共产党员就是在困难中工作，为真理而牺牲。”
反复思考后，汤光恢把审讯情况向饶漱石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饶漱石有点不高兴：“你不能随便相信他，你不用刑，他能说真话？”汤说：“随便用刑，影响不好。”饶漱石把手一摆，大声说：“我负责！”他直接指使典狱长用子弹夹来人的10个指头，严刑逼供。这个前来联系的交通员真是好样的，不管用什么刑，始终坚持原来的交代。汤光恢再次向饶漱石提出：“先拘留审查，同时派人和茅山联系，弄清真伪。”饶漱石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此时，军部某领导人正在干部中大造舆论，夸饶漱石了不起，识别能力强，抓住了一个大特务。
不久，到茅山调查的同志回来了，证实来联系的人确实是汪大明派来的。由于汪大明办事不老练，没有交代清楚联系的方法，使这个同志受了委屈，吃了苦头。
汤光恢立即找来联系的同志谈话：“要正确对待这次审查。现在部队驻地四周都是敌人，党不得不提高警惕。”这个前来联系的同志是地下交通员，党性很强，对严刑审查表示理解和谅解。汤光恢立即妥善安排了他养伤。
这个所谓的“特务大案”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领导者头脑冷静一点，实事求是一点，不迷信肉刑的威力，这场误伤就可以避免，保卫工作的威信就更高。
大约花了半年时间，我协助汤老完成了上报材料。后来汤老告诉我：“军委对上报材料满意；最高军事法院院长也给我打了电话，说新四军保卫工作的政策掌握得很好，特别是审理。所举实例是很珍贵的，已将有关材料列入最高军事法院档案。”我看得出，汤老像在战场上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样，满脸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请调江西，萧华犹豫再三
由于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汤光恢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过深思，他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申请报告，要求调回故乡江西工作。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看了报告后，犹豫再三，便在电话中和他商量：“你是副兵团职干部，江西没有合适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到总政来当组织部长，再说北京的医疗条件也很好。”汤光恢恳切地回答：“谢谢萧主任的关心！我的病是气候、环境造成的。江西是故土，对恢复健康是有利的。留在总政占了位置不工作，影响不好。至于职务安排，我不考虑，干什么都行，请首长放心！”萧华只好同意汤光恢的要求，于1960年8月将他调任江西军区政委，同时交代省军区，汤光恢的副兵团职不变，在医疗、住房方面给予照顾。
沐浴在战友的深情中
德高望重的汤光恢在离休前后的日子里，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们，纷纷前来看望，这种战友的深情厚意，温暖着他的晚年。
1992年，军委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来南昌视察工作时，登门看望汤老。一进门，他就向汤老敬军礼，说：“老首长，周克玉来看望你，看到你这样的健康，我十分高兴！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1993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来江西视察工作，临离开江西前要接见师级以上干部，省军区也通知了汤光恢参加。迟浩田进入会场时，一眼就看到汤光恢坐在前排，他快步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说：“老首长，你怎么也来了？我是接见在职的师以上干部。”汤老要站起来，迟浩田双手扶他坐下。汤老说：“我以前怎么不认识你？”迟浩田说：“解放上海时，我是营教导员，你是军政委，老首长当然不会认识我。”汤老说：“现在你是中央军委首长，我应该来听听你的报告，知道部队现代化建设情况，我很高兴。”
2005年9月，张云逸之子张光东、江华之子虞大江，谭震林之女谭泾远、赖传珠之子赖小鹏、徐海东之女徐文惠等也结伴来南昌看望汤光恢。
多才多难的杨帆
有一天，我去看望汤老。汤老从书桌上拿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是公安出版社出版的，是写杨帆的，你带回去看看，不要转借，不要丢失。”书中主要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杨帆写的诗、文，记述了杨帆带领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宣传爱国和抗日救国的一些活动。后来，汤老又和我聊起了杨帆的一些事。 20世纪30年代，杨帆是上海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文艺演出队的党的负责人之一。上海解放后，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时分管上海市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是潘汉年。1954年，潘汉年、杨帆同时被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潘杨事件”得到平反，但是潘汉年已冤死狱中，杨帆侥幸留得生命，却因青光眼得不到治疗而失明。
杨帆在上海治病期间，汤老曾去看望。看见杨帆和老伴站在门口等候，汤老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杨帆的双手：“杨帆，汤光恢看你来了！”杨帆听到汤老的声音，激动得发出近乎哭泣的声音：“老首长，想不到今生我杨帆还能听到您那熟悉而温暖的声音，我真高兴啊，谢谢老首长前来看我！”
进入厅堂坐下后，杨帆欲哭无泪，讲述在狱中遭受的苦难。但是，他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痛失美好的年华，未能为党和国家作出点滴的贡献。汤老安慰他，鼓励他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过去。汤老说：“现在好了，恢复了你的党籍和待遇，同志们没有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的党仍然是伟大的党。过去的冤假错案，既伤害了忠诚党的事业的同志，也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是党的一个深刻的教训。目前你的主要任务是治病，尽快让身体恢复起来。”
在汤老告别时，杨帆说：“老首长今天对我说的话，我会牢记心中。公安部门的同志们没有忘记我，又为我出版了书，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安慰。我的老伴已代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送给我最敬爱的老首长作纪念。”
汤老讲完和杨帆见面的情况后，又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忆起杨帆的一些往事。
1952年，杨帆到苏联访问，听说江青在莫斯科治病，他专门去看望她。一见面，江青就说：“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多方打听都找不到你的下落。”杨帆以革命战友的情怀去理解江青的话，很高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利用红卫兵大肆查抄文艺界人士的家，残酷迫害当年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而杨帆对江青以前在上海的经历知道得最清楚，自然不能幸免。汤老说：“杨帆被捕入狱是否和江青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调查，去评说吧！”
不让革命文物成商品
1993年秋的一天，我问汤老被授予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的情况。汤老到房间把这枚奖章拿出来给我看，这枚60年前造的奖章，依然银光闪闪。
汤老简要介绍了获得奖章的情况。1933年8月，部队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召开运动会，同时召开军事、政治工作评比总结大会。会上，他获得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获此奖章人数极少，因此，这枚奖章是极珍贵的革命文物。汤老决定把它捐给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让后代从中能受到革命教育。他说，这枚奖章是革命文物，不能落入炒文物者手中，变成为个人谋利的商品。○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