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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内需疲弱、日元升值以及债务负担沉重这三重压力,日本未来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算,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3亿美元,低于中国之前公布的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13369亿美元,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落后于中国,让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
与此同时,受制于内需疲弱、日元升值以及债务负担沉重这三重压力,日本未来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今年第二季度GDP折合年率增长0.4%,该数据不仅大大低于之前的经济学家预期,且是日本三个季度以来最低GDP增速。对此。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秀夫熊野称,日本二季度GDP数据显示该国经济增长“异常脆弱”,日本经济恐·怕在明年“很难出现可自我维持的复苏”。
长期通缩
人们早就把199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的夭折归罪于桥本龙太郎政权过早收紧财政刺激政策,将消费税从3%调到5%,从而引发了消费低迷,并导致所谓通缩的恶性循环:消费萎靡——触发企业降价销售影响利润空间——企业为降低成本转移生产到海外——国内产业空洞化——雇用环境变差国民收入下降——消费低迷物价继续下跌。
日本经济已是当今世界经济另类。实际上日本从1997年以来就陷入了长期的通缩。虽然在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日本一度改变了持续通缩的局面,但是之后再次进入核心物价指数持续下滑的局面。而在这十几年间。全球的多数经济体的物价是上升的。
更与众不同的是,日本的现象也不大符合经济常识和传统经济理论。因为在2000年以后,由于日本已抵达零利率区间,利率工具已被穷尽,所以日本央行改用数量工具,启动“定量宽松”的办法来避免通缩。按照经济学常识和理论,零利率加上海量的货币发放,必然造成通胀。但事实上日本居然在长期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陷入了持续通缩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长期通缩的状况呢?谈及日本时,人们喜欢用“失去的十年”或者是“失去的二十年”来作概括。而为何会这样?人们往往以“广场协议”来一言以蔽之。但根据历史数据不难发现,1985年9月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汇率确实从215附近一直上涨至1995年的80附近,可实际上日本从广场协议签署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维持着顺差地位,而且平均顺差额也没有明显下降。同时,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離广场协议签署已是好几年了,而日本通缩的出现更是广场协议签署12年以后的事情。同样,德国也签署了广场协议,德国马克和以后的欧元兑美元也是升值的,但是德国并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
因此,对于日本长期陷入通缩的原因。还得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根据常识,消费物价长期陷入萎靡状态,应该是对应于消费萎缩。也就是需求不足。一般认为日本的消费低迷源于日本的老龄化、国土狭小人口不足、储蓄率高等。这些因素对于日本消费不振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但是说服力不强。因为日本的民间消费率并不低,而最终消费比例近些年一直超过70%,且日本人口是美国的40%。所以日本人的消费不能算是低迷。
如果我们从经济结构上去看,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日本自1984年以后,一直是稳定的出口国。从1984年到2008年7月,平均每月日本的贸易余额是6642亿日元。因此,在这20多年里,日本是个贸易大国。实际上日本确实是靠海外市场的需求来发展经济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出口大国自然隐含着国内的消费不振呢?由于日本的最终消费率并不低,因此可能是贸易立国的国策,使其因为出口大国的原因而压制了国内的需求,导致了国内物价指数的逐级下滑。
同样的,出口大国,也可以认为必然隐含着最终导致强势货币。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是日本的第一出口目的地国家,那么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对于日本具有重要性。所以。日本对于美国的长期大量出口,隐含的结果就是日元兑美元必然强势。由于日元是自由浮动汇率,我们发现这种隐含的结果就变成了显性的。从1985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升值了200%以上。由于日本是个原材料贫乏的国家,巨大的出口也对应着巨大的进口,因此,日元的长期巨大升值,必然导致进口输入物价指数走低,进而压制日本国内的物价。
所以,按照这个思维,日本的通缩,也许可以从贸易结构上找到原因,即日本出口大国的地位导致了其长期的通缩。或者至少是导致日本长期通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日本要改变长期的通缩直至长期衰退的局面,就必须放弃出口大国的追求,改变倚重外需的局面。
日元升值
数据显示,日元兑美元汇率今年大幅上涨了7.9%,8月11日曾升至1:84.73的自1995年7月以来新高。
事实上,日元几乎是最近3年来表现最为强劲的国际货币。数据显示,2007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分别升值了27%、30%与43%,对资源出口国货币加元与澳元也分别升值了24%与22%。
面对这样的数字,人们似乎很难将其与至今仍在与通缩抗争的日本经济基本面建立联系。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因素支撑着日元的强势?
笔者认为。支持日元强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欧美等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需求。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中,由于日本央行常年推行低利率,很多投资者以低息借入日元后在外汇市场将其转化为高息货币或用于其它币种的高回报资产投资。日元的这一身份决定了在外部市场环境好、投资者风险偏好强的时候,外汇市场上日元供过于求,导致日元汇率走低;而在外部市场环境恶化、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又会急于撤出高风险市场,将资产兑换为日元来偿还贷款,从而推高日元汇率。
事实上,日元近期的强势事实上也是遵循上述规律。进入今年第二季度以后,全球复苏脚步有所减弱,欧债危机形势不明,美国经济指标逊于预期,加之有关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也有所增加。这一切带动投资者避险情绪出现了短期内的急剧上升,日元也因此大幅攀升。
除日元套利平仓这一因素外。日元本身固有的避险功能也是推动本轮日元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日本面临着甚至比欧美等国更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债务在GDP中占比超过200%),但由于其政府债务中90%以上都是内债,主要为本国居民持有,其遭遇大规模抛售的风险极低。这与外债占比较高的欧美等国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有避险需求的投资者形成较大吸引力。
问题在于,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日元 升值对于日本国内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日元升值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的创伤主要表现为:
首先,也是最为致命的就是出口打击。到目前为止,日本复苏仍然主要依赖出口。一旦这一链条因为日元升值而被中断。那么整个日本经济将有可能陷入一潭死水之中。据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测算,1美元兑换的日元数每减少1日元,日本主要的400家出口企业2010财年的利润就将减少0.5%。
其次。日元的升值进一步加剧将促使更多的日本企业转向海外投资,而这将引发日本国内产业的新一轮空心化,其直接影响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甚至将地方经济拖入衰退。
最后,日元升值将加剧日本的通缩问题。因为从其直接影响来看,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更加便宜;而从其间接影响来看。前面提到的出口企业业绩下滑、国内产业空心化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和收入状况恶化,都将制约投资与消费,从而加剧通缩。
日本官员此前常常使用“适当行动”这样的字眼来间接指代干预外汇市场,市场猜测日本政府与央行联手干预的可能正在加大。眼下全球经济仍然走势低迷,各国都非常重视出口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因此考虑到来自欧美等国的压力,日本当局会尽可能地选择静观其变。
不过,目前日本政府正对200多家企业展开紧急调查,以了解日元飙升给其带来的压力,日元的强劲升值已引发日本出口商的不满。丰田汽车、本田汽车和佳能公司都表示,日元升值将导致产品海外竞争力减弱以及企业利润缩水。
一旦发现日元升值突破了经济可以承受的底线,那么不排除日本政府大笔抛售日元以干预外汇市场的可能。日本曾在2003年和2004年期间十几次干预汇市,总计向市场抛售了20万亿日元,最终将日元汇率打压下去。
巨额债务
进入2010年以后,“日本破产”的传言突然甚嚣尘上——到2010年3月,日本多年来累积的债务数额,包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已经高达949万亿日元(约10万亿多美元)。
以日本现在GDP总额500万亿日元来计算,日本债务已经是GDP的1.97倍,每一个国民一出生就要负担约750万日元(约8万多美元)债務。
经济评论家浅井隆在“日本在2014年破产”中严重警告说,一般国家破产大约是债务为GDP的2倍,日本已濒临破产边缘。
而日本新任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政策演说时称,如果日本不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日渐上涨的债务问题,将面临着与希腊一样的债务危机。菅直人表示,日本不能继续任由当前政府债务膨胀而不顾,也不能任由该国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因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趋势承压而不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众多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负债水平最高。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公共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了218.6%。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
在此之前,日本都还很乐观地认为,日本国民储蓄率很高,国债的持有人都是日本国民,所以即使国债依赖度高过希腊,应该不至于像希腊一样带来全球的金融危机。
但是菅直人没有这样想。他说,日本如果再无限制地发行公债,将在国债市场上失去信赖,导致财政破产。过度依赖发行国债的政策难以为继。希腊等欧元区爆发的债务危机就已经为日本敲响了警钟。一旦民众对国债丧失信心,日本财政可能就会面临崩溃的命运。
他强调,建立强大的财政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整顿财政,需实施彻底的税制改革,所以他建议新设“财政健全化讨论会议”,要求朝野共商提高消费税率事宜。
具体做法是,根绝浪费,推进发展战略,在编列预算时制定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的优先顺序。他希望在2020年前使GDP平均每年增长2%。
总之,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仍将备受日元升值的挑战,而严重的赤字问题以及通缩等“疑难杂症”将继续困扰日本经济。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算,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3亿美元,低于中国之前公布的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13369亿美元,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落后于中国,让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
与此同时,受制于内需疲弱、日元升值以及债务负担沉重这三重压力,日本未来复苏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今年第二季度GDP折合年率增长0.4%,该数据不仅大大低于之前的经济学家预期,且是日本三个季度以来最低GDP增速。对此。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秀夫熊野称,日本二季度GDP数据显示该国经济增长“异常脆弱”,日本经济恐·怕在明年“很难出现可自我维持的复苏”。
长期通缩
人们早就把199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的夭折归罪于桥本龙太郎政权过早收紧财政刺激政策,将消费税从3%调到5%,从而引发了消费低迷,并导致所谓通缩的恶性循环:消费萎靡——触发企业降价销售影响利润空间——企业为降低成本转移生产到海外——国内产业空洞化——雇用环境变差国民收入下降——消费低迷物价继续下跌。
日本经济已是当今世界经济另类。实际上日本从1997年以来就陷入了长期的通缩。虽然在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日本一度改变了持续通缩的局面,但是之后再次进入核心物价指数持续下滑的局面。而在这十几年间。全球的多数经济体的物价是上升的。
更与众不同的是,日本的现象也不大符合经济常识和传统经济理论。因为在2000年以后,由于日本已抵达零利率区间,利率工具已被穷尽,所以日本央行改用数量工具,启动“定量宽松”的办法来避免通缩。按照经济学常识和理论,零利率加上海量的货币发放,必然造成通胀。但事实上日本居然在长期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陷入了持续通缩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长期通缩的状况呢?谈及日本时,人们喜欢用“失去的十年”或者是“失去的二十年”来作概括。而为何会这样?人们往往以“广场协议”来一言以蔽之。但根据历史数据不难发现,1985年9月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汇率确实从215附近一直上涨至1995年的80附近,可实际上日本从广场协议签署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维持着顺差地位,而且平均顺差额也没有明显下降。同时,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離广场协议签署已是好几年了,而日本通缩的出现更是广场协议签署12年以后的事情。同样,德国也签署了广场协议,德国马克和以后的欧元兑美元也是升值的,但是德国并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
因此,对于日本长期陷入通缩的原因。还得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根据常识,消费物价长期陷入萎靡状态,应该是对应于消费萎缩。也就是需求不足。一般认为日本的消费低迷源于日本的老龄化、国土狭小人口不足、储蓄率高等。这些因素对于日本消费不振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但是说服力不强。因为日本的民间消费率并不低,而最终消费比例近些年一直超过70%,且日本人口是美国的40%。所以日本人的消费不能算是低迷。
如果我们从经济结构上去看,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日本自1984年以后,一直是稳定的出口国。从1984年到2008年7月,平均每月日本的贸易余额是6642亿日元。因此,在这20多年里,日本是个贸易大国。实际上日本确实是靠海外市场的需求来发展经济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出口大国自然隐含着国内的消费不振呢?由于日本的最终消费率并不低,因此可能是贸易立国的国策,使其因为出口大国的原因而压制了国内的需求,导致了国内物价指数的逐级下滑。
同样的,出口大国,也可以认为必然隐含着最终导致强势货币。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是日本的第一出口目的地国家,那么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对于日本具有重要性。所以。日本对于美国的长期大量出口,隐含的结果就是日元兑美元必然强势。由于日元是自由浮动汇率,我们发现这种隐含的结果就变成了显性的。从1985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升值了200%以上。由于日本是个原材料贫乏的国家,巨大的出口也对应着巨大的进口,因此,日元的长期巨大升值,必然导致进口输入物价指数走低,进而压制日本国内的物价。
所以,按照这个思维,日本的通缩,也许可以从贸易结构上找到原因,即日本出口大国的地位导致了其长期的通缩。或者至少是导致日本长期通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日本要改变长期的通缩直至长期衰退的局面,就必须放弃出口大国的追求,改变倚重外需的局面。
日元升值
数据显示,日元兑美元汇率今年大幅上涨了7.9%,8月11日曾升至1:84.73的自1995年7月以来新高。
事实上,日元几乎是最近3年来表现最为强劲的国际货币。数据显示,2007年8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分别升值了27%、30%与43%,对资源出口国货币加元与澳元也分别升值了24%与22%。
面对这样的数字,人们似乎很难将其与至今仍在与通缩抗争的日本经济基本面建立联系。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因素支撑着日元的强势?
笔者认为。支持日元强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欧美等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需求。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中,由于日本央行常年推行低利率,很多投资者以低息借入日元后在外汇市场将其转化为高息货币或用于其它币种的高回报资产投资。日元的这一身份决定了在外部市场环境好、投资者风险偏好强的时候,外汇市场上日元供过于求,导致日元汇率走低;而在外部市场环境恶化、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又会急于撤出高风险市场,将资产兑换为日元来偿还贷款,从而推高日元汇率。
事实上,日元近期的强势事实上也是遵循上述规律。进入今年第二季度以后,全球复苏脚步有所减弱,欧债危机形势不明,美国经济指标逊于预期,加之有关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也有所增加。这一切带动投资者避险情绪出现了短期内的急剧上升,日元也因此大幅攀升。
除日元套利平仓这一因素外。日元本身固有的避险功能也是推动本轮日元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日本面临着甚至比欧美等国更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债务在GDP中占比超过200%),但由于其政府债务中90%以上都是内债,主要为本国居民持有,其遭遇大规模抛售的风险极低。这与外债占比较高的欧美等国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有避险需求的投资者形成较大吸引力。
问题在于,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日元 升值对于日本国内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日元升值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的创伤主要表现为:
首先,也是最为致命的就是出口打击。到目前为止,日本复苏仍然主要依赖出口。一旦这一链条因为日元升值而被中断。那么整个日本经济将有可能陷入一潭死水之中。据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测算,1美元兑换的日元数每减少1日元,日本主要的400家出口企业2010财年的利润就将减少0.5%。
其次。日元的升值进一步加剧将促使更多的日本企业转向海外投资,而这将引发日本国内产业的新一轮空心化,其直接影响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甚至将地方经济拖入衰退。
最后,日元升值将加剧日本的通缩问题。因为从其直接影响来看,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更加便宜;而从其间接影响来看。前面提到的出口企业业绩下滑、国内产业空心化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和收入状况恶化,都将制约投资与消费,从而加剧通缩。
日本官员此前常常使用“适当行动”这样的字眼来间接指代干预外汇市场,市场猜测日本政府与央行联手干预的可能正在加大。眼下全球经济仍然走势低迷,各国都非常重视出口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因此考虑到来自欧美等国的压力,日本当局会尽可能地选择静观其变。
不过,目前日本政府正对200多家企业展开紧急调查,以了解日元飙升给其带来的压力,日元的强劲升值已引发日本出口商的不满。丰田汽车、本田汽车和佳能公司都表示,日元升值将导致产品海外竞争力减弱以及企业利润缩水。
一旦发现日元升值突破了经济可以承受的底线,那么不排除日本政府大笔抛售日元以干预外汇市场的可能。日本曾在2003年和2004年期间十几次干预汇市,总计向市场抛售了20万亿日元,最终将日元汇率打压下去。
巨额债务
进入2010年以后,“日本破产”的传言突然甚嚣尘上——到2010年3月,日本多年来累积的债务数额,包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已经高达949万亿日元(约10万亿多美元)。
以日本现在GDP总额500万亿日元来计算,日本债务已经是GDP的1.97倍,每一个国民一出生就要负担约750万日元(约8万多美元)债務。
经济评论家浅井隆在“日本在2014年破产”中严重警告说,一般国家破产大约是债务为GDP的2倍,日本已濒临破产边缘。
而日本新任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政策演说时称,如果日本不尽快采取措施应对日渐上涨的债务问题,将面临着与希腊一样的债务危机。菅直人表示,日本不能继续任由当前政府债务膨胀而不顾,也不能任由该国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因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趋势承压而不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众多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负债水平最高。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日本公共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了218.6%。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
在此之前,日本都还很乐观地认为,日本国民储蓄率很高,国债的持有人都是日本国民,所以即使国债依赖度高过希腊,应该不至于像希腊一样带来全球的金融危机。
但是菅直人没有这样想。他说,日本如果再无限制地发行公债,将在国债市场上失去信赖,导致财政破产。过度依赖发行国债的政策难以为继。希腊等欧元区爆发的债务危机就已经为日本敲响了警钟。一旦民众对国债丧失信心,日本财政可能就会面临崩溃的命运。
他强调,建立强大的财政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整顿财政,需实施彻底的税制改革,所以他建议新设“财政健全化讨论会议”,要求朝野共商提高消费税率事宜。
具体做法是,根绝浪费,推进发展战略,在编列预算时制定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的优先顺序。他希望在2020年前使GDP平均每年增长2%。
总之,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仍将备受日元升值的挑战,而严重的赤字问题以及通缩等“疑难杂症”将继续困扰日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