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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微,列强侵略加剧。沙俄、英国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西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清政府注重西北边防,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左宗棠、张穆、何秋涛、洪亮吉和徐松诸人分别撰文,或亲历其地,呼吁西北开发。深为大家熟悉的林则徐被发配新疆期间,就十分注重新疆的开发,它不遗余力勘查南疆土地,推广坎儿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贡献不菲。龚自珍著有《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西域,在此设置行省,巩固边防,虽然“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更大”,然而“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尔后的史实证明龚确有先见之明。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先后五次上书清政府,请求新疆建省,终于在1884年新疆改建行省,正式纳入了与内地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兰州开办了“兰州二局”,即兰州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拉开了甘肃近代化的序幕,也被视之为近代第一次开发西北的高潮。鉴于兰州在西北突出的地缘优势,左宗棠一度设想修建黄河铁桥,但由于财力不殆,最终作罢。但修建铁桥的蓝图已经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1901~1910年,清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教育改革,史称“清末新政”。甘肃省也开始一系列新政举措,掀起了第二次开发西北的高潮。斯时,在工业上,兴办官铜厂、洋蜡胰子厂、栽绒厂、制革厂和玻璃厂等工厂;在教育上,废私塾,设立新式学堂;在交通建设上,修建黄河铁桥。上述诸事宜中兴建的工厂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而旋兴旋辍;设置新式学堂方面取得了循序渐进的成就,而唯独黄河铁桥的建成则立竿见影,收效甚宏。诚如督办铁桥修建的陕甘总督升允所说:“斯桥之成,有以续前贤未竟之功,而可资一劳永逸也……俾此桥千百年如一日而为利无穷也。”诚哉斯言,铁桥已历百年,商贾行旅、金甲铁马川流不息于桥上,先贤之业绩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黄河铁桥给金城兰州留下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但我们只把它当作风景去欣赏还不够。铁桥是近代开发西北的产物,更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修桥伊始,反对之声不断,“群相疑阻,胥动浮言,甚有谓无成,冀其言之必验者”。反对最强烈者当数代理兰州知府傅秉鉴和庄浪县举人牛献珠。后者在1908年给力主修建铁桥的兰州道彭英甲上书,提出了六条不宜修建铁桥的理由。认为与先前的船桥相比,修建铁桥不仅“劳民伤财”,铺张浪费,而且“事少实际,徒饰美观,甚非瘠省所宜有也”;再者修桥使黄河无险可守,一有战事,“川桥灵而铁桥滞”;他甚至臆测将来省会必移于宁夏,建议将桥建于宁夏,如建于兰州是“虚掷一筹于无用之地”。总之,“此桥若成,常则利一,而变则害九,必然之数也”。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牛所提各项诚属孤陋之见。彭英甲接到上书,作了如下批复,铁桥“可否停修,非本总办所敢擅专”。进而他表明了自己修桥的决心:“惟当此推广路政之世界,铁桥之修,所在皆有,岂人皆昧于后患,而该举人独知预防耶?”显然,彭是一个识时务者,将发展路政放在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量,此确系过人之识。
彭英甲何许人也?河北承德人,1906年受命兰州道,1912年离职,在七年当中,对发展甘肃经济竭忠尽瘁,政绩尤多。彭英甲撰有《陇右纪实录》一书,书中专写《甘肃商务情形说略》一节,主张开发甘肃资源,发展商品经济,与西方进行“商战”,这一思想与以往开发西北只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打转的作法迥异,也是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大势相吻合的。因此,他力主修建黄河铁桥,打通甘肃与青海、宁夏、新疆的商路,为发展甘肃商务乃至西北商务,抵制洋货奠定坚实基础。其实早在受命兰州道之前,彭英甲他曾很长时间在沈阳干事,在日俄战争前和战争期间他都在。这就使他既接触俄国人也接触日本人,还给了他一个机会从许多方面来评估现代技术的真正价值,从而使他成为改革的推崇者。
当然如果没有总督升允修桥的意愿,彭难得尽心舒展。陕、甘总督升允以守旧著称,“辛亥革命”在陕西爆发时,曾调兵前往镇压。但在修建黄河铁桥一事上,升允鼎力促成。他说借助外力修桥利大于弊,“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辅我所不及,用人之长,亦奚足异”。到过西北的马达汉也承认升允 “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因为年轻时,他曾在中国驻彼得堡公使馆任过职” 。以彭英甲为首的开明派终于战胜了保守顽固派,铁桥在中外合力之下,历两年而告竣。便利行旅,自不待言。
此外,在清末国人反洋思潮日盛一日,对洋人恨之入骨、避而远之的当下,与洋人合作建桥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尤其在少受西风美雨侵染的甘肃,由外国人设计,从外国进口材料,这确是破天荒的大事,没有超人的毅力和信心,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思想的解放,很难想象如何完成此桥建设。在修建过程中,外方常借强权,在一些问题上固执己见,彭多次据理力争,针锋相对,最终还中方以公道。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时代造就了彭英甲这样熟悉洋务、思想超前、敢为天下先、勇于为甘肃建设奉献力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铁桥又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时至今日,开发建设大西北如火如荼,这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开发都要恢宏壮阔。在此汹涌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更需要一些胸怀大志、远见卓识之人。近年来,兰州提出建设“大兰州”、打造西部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大西北物流中心等发展路径,实是一种开阔的胸襟,一种大气的作为。历史在传承中行进,我们要秉承彭英甲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大视野,践行“河汇百流、九曲不回,创新创业,和谐共进”的兰州精神。
铁桥是一座历史之桥,一座思想解放之桥。
黄河千古,铁桥千古。
站在黄河铁桥上,我作如斯想。
1901~1910年,清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教育改革,史称“清末新政”。甘肃省也开始一系列新政举措,掀起了第二次开发西北的高潮。斯时,在工业上,兴办官铜厂、洋蜡胰子厂、栽绒厂、制革厂和玻璃厂等工厂;在教育上,废私塾,设立新式学堂;在交通建设上,修建黄河铁桥。上述诸事宜中兴建的工厂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而旋兴旋辍;设置新式学堂方面取得了循序渐进的成就,而唯独黄河铁桥的建成则立竿见影,收效甚宏。诚如督办铁桥修建的陕甘总督升允所说:“斯桥之成,有以续前贤未竟之功,而可资一劳永逸也……俾此桥千百年如一日而为利无穷也。”诚哉斯言,铁桥已历百年,商贾行旅、金甲铁马川流不息于桥上,先贤之业绩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黄河铁桥给金城兰州留下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但我们只把它当作风景去欣赏还不够。铁桥是近代开发西北的产物,更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修桥伊始,反对之声不断,“群相疑阻,胥动浮言,甚有谓无成,冀其言之必验者”。反对最强烈者当数代理兰州知府傅秉鉴和庄浪县举人牛献珠。后者在1908年给力主修建铁桥的兰州道彭英甲上书,提出了六条不宜修建铁桥的理由。认为与先前的船桥相比,修建铁桥不仅“劳民伤财”,铺张浪费,而且“事少实际,徒饰美观,甚非瘠省所宜有也”;再者修桥使黄河无险可守,一有战事,“川桥灵而铁桥滞”;他甚至臆测将来省会必移于宁夏,建议将桥建于宁夏,如建于兰州是“虚掷一筹于无用之地”。总之,“此桥若成,常则利一,而变则害九,必然之数也”。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牛所提各项诚属孤陋之见。彭英甲接到上书,作了如下批复,铁桥“可否停修,非本总办所敢擅专”。进而他表明了自己修桥的决心:“惟当此推广路政之世界,铁桥之修,所在皆有,岂人皆昧于后患,而该举人独知预防耶?”显然,彭是一个识时务者,将发展路政放在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量,此确系过人之识。
彭英甲何许人也?河北承德人,1906年受命兰州道,1912年离职,在七年当中,对发展甘肃经济竭忠尽瘁,政绩尤多。彭英甲撰有《陇右纪实录》一书,书中专写《甘肃商务情形说略》一节,主张开发甘肃资源,发展商品经济,与西方进行“商战”,这一思想与以往开发西北只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打转的作法迥异,也是与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大势相吻合的。因此,他力主修建黄河铁桥,打通甘肃与青海、宁夏、新疆的商路,为发展甘肃商务乃至西北商务,抵制洋货奠定坚实基础。其实早在受命兰州道之前,彭英甲他曾很长时间在沈阳干事,在日俄战争前和战争期间他都在。这就使他既接触俄国人也接触日本人,还给了他一个机会从许多方面来评估现代技术的真正价值,从而使他成为改革的推崇者。
当然如果没有总督升允修桥的意愿,彭难得尽心舒展。陕、甘总督升允以守旧著称,“辛亥革命”在陕西爆发时,曾调兵前往镇压。但在修建黄河铁桥一事上,升允鼎力促成。他说借助外力修桥利大于弊,“外人奇技巧思,每可以宜民利用,而足辅我所不及,用人之长,亦奚足异”。到过西北的马达汉也承认升允 “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因为年轻时,他曾在中国驻彼得堡公使馆任过职” 。以彭英甲为首的开明派终于战胜了保守顽固派,铁桥在中外合力之下,历两年而告竣。便利行旅,自不待言。
此外,在清末国人反洋思潮日盛一日,对洋人恨之入骨、避而远之的当下,与洋人合作建桥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尤其在少受西风美雨侵染的甘肃,由外国人设计,从外国进口材料,这确是破天荒的大事,没有超人的毅力和信心,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思想的解放,很难想象如何完成此桥建设。在修建过程中,外方常借强权,在一些问题上固执己见,彭多次据理力争,针锋相对,最终还中方以公道。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时代造就了彭英甲这样熟悉洋务、思想超前、敢为天下先、勇于为甘肃建设奉献力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铁桥又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时至今日,开发建设大西北如火如荼,这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开发都要恢宏壮阔。在此汹涌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更需要一些胸怀大志、远见卓识之人。近年来,兰州提出建设“大兰州”、打造西部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大西北物流中心等发展路径,实是一种开阔的胸襟,一种大气的作为。历史在传承中行进,我们要秉承彭英甲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大视野,践行“河汇百流、九曲不回,创新创业,和谐共进”的兰州精神。
铁桥是一座历史之桥,一座思想解放之桥。
黄河千古,铁桥千古。
站在黄河铁桥上,我作如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