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高毡帽，及履的灰长袍，令人目眩的苏菲舞，一个早已灰飞烟灭的庞大帝国，或者还有充满了蒸汽和白毛巾的浴室。
　　这大概是我们心目中的土耳其了。所以，当那些线条分明、穿铅笔裤和大V字领开衫的靓丽女孩子们，偷瞟着你那陌生的东方面孔擦身而过，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她们与其身后正在播放着虔诚祷文的巨大清真寺建立起丝毫的联系。
　　不论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这个被拿破仑称为“世界首都”的文明之城，在我这个渤海边出生的戍边人后代看来，与我们的历史都是那样遥远而陌生。
　　迎面走来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十一二岁的年纪，黑而卷曲的头发，见我举起相机，用英语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们从哪儿来？”“China!”我回答。
　　这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一愣，显然他不知道这个地方，而他的同学则半嘲笑着告诉他：“Qin!”
　　“秦！”又一个路边的拐角，同样的问题，我学会了这样回答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他眼睛一亮，“秦”，他举起手，做出一个张弓搭箭的动作，冲我点点头。
　　太史公说，他们也是夏族的后裔。只隔两千多个年头，我们彼此还在黄河这边，长城那侧，扶着城垛与马鞍，互相眺望。那个时候，我的一位祖先，唏嘘着北风携来的青草味道，拉弓并大声警告着正在饮马的他们，不要走得太近。
　　于是他们记得，我们是秦。又过了许多年，他们离开了拥挤的东方，策马向西，在这片沉淀了太多历史的土地上找到了家园。他们树立起野心，建立起帝国，又收起了野心，结束了帝国，最终选择了恬静、平和的生活。
　　他们没再回头东望，但他们还记得，我们是“秦”。
　　我们彼此的距离也始终没那么遥远。不论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广场，还是拜占庭帝国时代建立的耶莱巴坦地下水宫的门口，几乎伊斯坦布尔每一个沿街的小摊上都会用大大的阿拉伯数字提醒过路人，这里有卖 “502”——由一位上海人发明的万能胶水；在城市最著名的卖场“大巴扎”里，你能买到红双喜图案的小镜子，就连土耳其最有名的传统饰品——“蓝眼睛”，你也能发现，大部分是从温州运来的。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间的小岛上，一位大叔告诉我，他很认真地学过普通话，并且花了好一阵时间跟我探讨汉字的发音，“八、拔、把、坝”他皱着眉头跟我抱怨，每个读音都有一个意思，“这也太复杂了”；就在他的隔壁，打扮入时的女店主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就在上海，因为“爱上了那里的一个姑娘”。
　　而在马拉马拉海滨，我们落脚的餐厅里，西装笔挺的店长小哥在与我们熟络之后便不再客气，他说他曾在北京生活过几个月，但最终选择回来。
　　“那里人太多了，”他说，“会令人失去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