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年艰辛维权,从贤妻良母到“二奶杀手”
记者(以下简称记):反包二奶的行动持续了十多年,你对遭遇前夫背叛的往事已经平静下来了吧?
张玉芬(以下简称张):怎么可能平静呢!以前,我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照顾好丈夫和孩子。现在我觉得活得很窝囊。丈夫有了婚外情,受伤害最大的是妻子和孩子。我现在的家,房子破旧不堪,屋里黑洞洞的,白天也要开灯,仅有的几件家具也是十几年前的,哪像个家呀!儿子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我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拿不出来,心里很难过。所以,一提起“婚外情”“二奶”这样的字眼,我心里就冒火。不过,现在我已经变得理性多了。
记:你是何时发现前夫有情况的?
张:那是19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刚要吃饭,家里的电话响了,丈夫抢先一步拿起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饭都做好了,快回家吃饭吧!”我满腹狐疑地望着丈夫,问他谁打的电话。他犹豫了一下,说:“她是我在外边找的小妹妹,咱们离婚吧!”听了这句话,我一子懵了。我们结婚16年,儿子已经13岁了,他在税务局上班,我虽然刚下岗,但对生活很知足。没想到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更让我寒心的是,第二天上班后,他再也没回来,而且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包括我买断工龄的钱,连床上的床单都带走了。我找到他,哭着劝他回心转意,他的答复是:“现在的社会男人没情人就没面子,我就是找了个情人,没想到让她拴住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记:这理由太荒唐了,而且对你和孩子也不公平。
张:听了这话,我的心都碎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头发几乎全白了。儿子在外面哭着不肯上学,说怕我和他爸离婚。我说:“怕什么,我一辈子都不跟他离婚。”可此后,他再没踏进家门半步。我发誓要用法律手段惩罚他。随后,我开始寻找他们同居的地方,经常是我刚找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第二天就搬家了。10年间,他们搬了多次家,我也追了他们10年,为此用坏了3部照相机、两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我拍到了他们白天和夜晚同进同出一个房间的录像,并带人“见证”了捉奸在床的情景。可这些证据最后都未被法院采信,法院认为我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丈夫姘居,不能证明其重婚。就这样,官司打了整整10年。2007年6月,我和他离了婚。
记:这期间,你发起成立了“女子侦探所”,当时出于什么动机?
张:我在向妇联求助时,结识了一些同样被丈夫婚外情所伤害的姐妹。出于对二奶破坏别人家庭的痛恨,我们决定向二奶宣战。2003年,我牵头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搜集婚外情证据,以便受害姐妹在诉讼中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为她们赢得更多的合法权益。当时多家媒体都把我的公司称为“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还称我是“二奶杀手”、“女福尔摩斯”。公司包括我在内共有10名成员,全是下岗女工,也都是受丈夫婚外情所害的姐妹。我们同心同德,协同作战。
记:你的公司坚持了一年就关闭了,是什么原因?
张:开公司要交这费那费,求助的姐妹大都生活困难,有时还需要我贴补,不可能向她们收钱。这样一来,公司运营就举步维艰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几个姐妹五年间相继患绝症离世,病因都是因为家庭破碎后长期压抑自己。我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二奶斗到底。二奶不除,家庭就不会和谐。
见证了太多丑恶,也曾被真和善震撼
记:公司关门后,你做些什么?
张:公司关门后,我干过推销员、保险代理等工作。同时,我身边经常聚集着众多受害姐妹,这些姐妹跟当初的9姐妹一样,一方面寻求安慰和帮助,另一方面去帮助其他姐妹。没有办公地点,聚会地点就设在我家里,姐妹们推举我为“总司令”,所有的行动都由我指挥。2007年,我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还起草了纲领、宣言,在国内影响很大。这么多年,我把反二奶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每帮助一个姐妹,打倒一个花心男人,我都有说不出的畅快。这些年来,栽到我手里的二奶有数百人,我间接挽救的姐妹则更多。2008年年底,我还应一家专业侦探所的邀请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反二奶工作。
记:你接触过庞大的包二奶群体,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个案?
张: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有位当局长的女人,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河北某市一家国企的副总,两人臭味相投,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关系,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后,这位女局长居然登堂入室,家务活样样都干。副总的妻子得知这一切以后,当时就气懵了。这位女局长却不知羞耻地向副总的妻子下跪,恳求她能原谅,并保证不破坏她的家庭。后来,这位女局长还跑到副总的妈妈家,向老太太下跪,求老人家承认她,并承诺经常给老太太零花钱。这还不算,这位女局长还经常给副总的妻子打电话,打一次电话换一次号码,副总的妻子问:“你是谁啊?”女局长却回答:“我是老二!”真不愧是当局长的,能屈能伸。后来,我在北京接待了这位妻子,见证了她的伤感与无奈。
记:除了官员外,生意人包二奶也是个庞大的群体。
张:是啊!现在不少生意人都以包二奶为荣,而一些女孩子更不懂得自尊自爱。一个做跨国生意的老板,在外面包了9个二奶,而且都是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这些女学生每人还替他生了一个孩子。家里的原配妻子知道内情,竟坐视不管,倒是9个女孩子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接到了三奶的求助电话,她竟让我搜集五奶和别的男人鬼混的证据,为的是打败五奶。我在电话里斥责她:“你什么时候懂得自尊自爱了再给我打电话吧!”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记:有没有遇到过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女子?
张:怎么没有!我接触过的一对夫妇,男的姓马,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妻子也有着体面的工作,儿子聪明可爱,一家三口日子别提有多滋润。可好景不长,随着一个女子的出现,这个原本和谐的三口之家就再也没有平静过。先是丈夫越来越冷淡妻子,后来他公然和那个女子出双入对。2006年的时候,我曾用了9个月的时间,最多的时候动用了11个姐妹跟踪,终于帮受害人找到了其丈夫和二奶同居的地方。后来,我意外了解到,这个女人凭借自己的美貌专门勾引有妇之夫,而且每次勾引成功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后,就会果断脱身去找下一个目标。在成功勾引姓马的男子之前,已经有3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毁在该女人的手里。这样的女人真是可恨又可怕。
记:这么多年,你遇到过出乎意料的个案吗?
张:2004年,我接手了一件让我感到震撼的案子。那年6月,一位中年女人找到我,让我查查她的丈夫。她丈夫40多岁,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有段时间老不回家,可能有了外遇。接受委托后,我就从他下班开始跟踪。我发现他要么在单位住,要么直接坐车回到他母亲家,并没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刚跟踪时,我看到那个男子很精神,走路也很有劲儿,可一个多月后,他就变得步履缓慢,每走几步都要喘会儿气。有一天,他在前面走得大汗淋漓,衬衣贴在了背上,我才发现他的背上长着一大片疙瘩。我赶忙把这个情况跟他妻子讲了,说你丈夫并没有别的女人,而是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后来,那位妻子找到我,流着泪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原来,她丈夫患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怕影响到妻子和两个孩子才坚持不回家。妻子知道实情后,含着泪在医院里尽心服侍丈夫。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如果世上的男人都像这位男子一样,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
记:也有请你查妻子包情人的吧?
张:当然有了。前年,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找到我,他是个开公司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人也精明干练。起初,他说是朋友的妻子在外面包了“小白脸”,他是来打抱不平的。可我跟他说话时,发现他目光呆滞、六神无主,就知道是他自己的事。我没有把话说破,就按他的要求开始调查。有一次,他的妻子开车带着一个小伙子上了高速,我就打出租车尾随他们来到另一座城市。他们玩了一天,晚上又在一家酒店开房间厮混,我就住进他们隔壁。一个多月后,我掌握了这个女子有外遇的全部证据,最后交给了委托人。那个男人看到证据后,脸色煞白,几近失态。其实男人在情感上比女人还要脆弱,更加经不起伤害。以前,我对男人怀有一种偏见,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男人也让人感动、让人同情。
回归理性,用法律之剑惩治花心男女
记:你反二奶的行动让很多人拍手称快,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张:我的行动其实一直伴随着非议,有些人不主张惩罚二奶,觉得她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些人指责我当街痛打二奶的行为过激,说二奶也有人权。我觉得那些没有受过婚外情伤害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我曾在央视和司马南、方青卓等人论战过,司马南被我列举的事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方青卓也被我反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我也一直在认真反思,我们当初也有过激的地方,如果当初不那么蛮干,也许有的姐妹就不会郁闷至死。有段时间,只要遇到法律界人士,我都要拉住人家辩论一番。
记:在反二奶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即便确定对方是“第三者”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一点点溜走。很多受害女性与丈夫离婚后,可能多分一点财产,但拿二奶还是没办法。2001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婚姻法》首份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夫妻双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无过错方只能向其配偶索赔,而不能向“第三者”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很多有识之士曾对此提出异议。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提出: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无过错方有权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但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仍是一个空白。这也造成“第三者”有恃无恐,不断插足别人的婚姻,而仅依靠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人肉搜索”等,远远不能对破坏婚姻家庭的罪魁祸首进行有效打击。
记:对这种情况,你工作的策略是不是也有所转变?
张:既然法律对惩治二奶这方面是个空白,怎样为受害姐妹在离婚官司中争取最大利益就成了我的工作重点。受丈夫婚外情伤害的女人大都是弱势一方,离婚的时候一分钱得不到被扫地出门很常见。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没有过错的女方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点。现在,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律师,有什么新的跟婚姻有关的法律出台,我马上就能从他们那里知道。我还定期把姐妹们召集到一起,请一些律师讲课,讲如何合法取证,夫妻财产怎样分配等很实用的知识。此外,我还指导姐妹们看书、上网,有意识地补充她们法律知识上的欠缺,我要教会姐妹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来惩治那些花心男女。现在,我在婚姻法方面差不多是半个专家了,我还帮姐妹们代理了多起离婚官司。
记:去年3月8日,湖南32名受害女性成立了“反第三者联盟”,你和她们有过联系吗?
张:我看到媒体报道后,第一时间便打去电话,坚决支持她们的行动,并相约定期组织活动。目前,我们两个联盟的人数已高达13万。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接过160多个电话,光是记电话的本子就用了20多个。要求加入联盟的,找我帮助查找证据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两家联盟的宗旨就是维护妻子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二奶及包养者。包二奶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的毒瘤,它损害的是社会的肌体。家庭不和谐,社会就无法和谐。
记:这十多年的艰辛付出,你觉得值不值?你对组建新的家庭还有没有信心?
张:十多年的艰辛付出,我获得了很大回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姐妹找到我,让我查她丈夫的婚外情,可我还没开始行动,那位姐妹就跑来告诉我不用查了,她把找我帮忙的事情对她丈夫说了,她丈夫很是惊慌,答应改邪归正,回归家庭。没想到,我的名字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在个人问题上,不瞒你说,有不少男人追求过我,可真正通过我考验的人还没有。我的考验方法就是直接告诉他:做我的丈夫,以后如果有了新欢我饶不了他!就是这句话,让不少男人退缩了。如果有勇敢接招的,我当然会考虑。
〔编辑:刘波〕
记者(以下简称记):反包二奶的行动持续了十多年,你对遭遇前夫背叛的往事已经平静下来了吧?
张玉芬(以下简称张):怎么可能平静呢!以前,我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照顾好丈夫和孩子。现在我觉得活得很窝囊。丈夫有了婚外情,受伤害最大的是妻子和孩子。我现在的家,房子破旧不堪,屋里黑洞洞的,白天也要开灯,仅有的几件家具也是十几年前的,哪像个家呀!儿子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我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拿不出来,心里很难过。所以,一提起“婚外情”“二奶”这样的字眼,我心里就冒火。不过,现在我已经变得理性多了。
记:你是何时发现前夫有情况的?
张:那是19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刚要吃饭,家里的电话响了,丈夫抢先一步拿起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饭都做好了,快回家吃饭吧!”我满腹狐疑地望着丈夫,问他谁打的电话。他犹豫了一下,说:“她是我在外边找的小妹妹,咱们离婚吧!”听了这句话,我一子懵了。我们结婚16年,儿子已经13岁了,他在税务局上班,我虽然刚下岗,但对生活很知足。没想到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更让我寒心的是,第二天上班后,他再也没回来,而且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包括我买断工龄的钱,连床上的床单都带走了。我找到他,哭着劝他回心转意,他的答复是:“现在的社会男人没情人就没面子,我就是找了个情人,没想到让她拴住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记:这理由太荒唐了,而且对你和孩子也不公平。
张:听了这话,我的心都碎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头发几乎全白了。儿子在外面哭着不肯上学,说怕我和他爸离婚。我说:“怕什么,我一辈子都不跟他离婚。”可此后,他再没踏进家门半步。我发誓要用法律手段惩罚他。随后,我开始寻找他们同居的地方,经常是我刚找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第二天就搬家了。10年间,他们搬了多次家,我也追了他们10年,为此用坏了3部照相机、两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我拍到了他们白天和夜晚同进同出一个房间的录像,并带人“见证”了捉奸在床的情景。可这些证据最后都未被法院采信,法院认为我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丈夫姘居,不能证明其重婚。就这样,官司打了整整10年。2007年6月,我和他离了婚。
记:这期间,你发起成立了“女子侦探所”,当时出于什么动机?
张:我在向妇联求助时,结识了一些同样被丈夫婚外情所伤害的姐妹。出于对二奶破坏别人家庭的痛恨,我们决定向二奶宣战。2003年,我牵头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搜集婚外情证据,以便受害姐妹在诉讼中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为她们赢得更多的合法权益。当时多家媒体都把我的公司称为“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还称我是“二奶杀手”、“女福尔摩斯”。公司包括我在内共有10名成员,全是下岗女工,也都是受丈夫婚外情所害的姐妹。我们同心同德,协同作战。
记:你的公司坚持了一年就关闭了,是什么原因?
张:开公司要交这费那费,求助的姐妹大都生活困难,有时还需要我贴补,不可能向她们收钱。这样一来,公司运营就举步维艰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几个姐妹五年间相继患绝症离世,病因都是因为家庭破碎后长期压抑自己。我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二奶斗到底。二奶不除,家庭就不会和谐。
见证了太多丑恶,也曾被真和善震撼
记:公司关门后,你做些什么?
张:公司关门后,我干过推销员、保险代理等工作。同时,我身边经常聚集着众多受害姐妹,这些姐妹跟当初的9姐妹一样,一方面寻求安慰和帮助,另一方面去帮助其他姐妹。没有办公地点,聚会地点就设在我家里,姐妹们推举我为“总司令”,所有的行动都由我指挥。2007年,我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还起草了纲领、宣言,在国内影响很大。这么多年,我把反二奶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每帮助一个姐妹,打倒一个花心男人,我都有说不出的畅快。这些年来,栽到我手里的二奶有数百人,我间接挽救的姐妹则更多。2008年年底,我还应一家专业侦探所的邀请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反二奶工作。
记:你接触过庞大的包二奶群体,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个案?
张: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有位当局长的女人,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河北某市一家国企的副总,两人臭味相投,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关系,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后,这位女局长居然登堂入室,家务活样样都干。副总的妻子得知这一切以后,当时就气懵了。这位女局长却不知羞耻地向副总的妻子下跪,恳求她能原谅,并保证不破坏她的家庭。后来,这位女局长还跑到副总的妈妈家,向老太太下跪,求老人家承认她,并承诺经常给老太太零花钱。这还不算,这位女局长还经常给副总的妻子打电话,打一次电话换一次号码,副总的妻子问:“你是谁啊?”女局长却回答:“我是老二!”真不愧是当局长的,能屈能伸。后来,我在北京接待了这位妻子,见证了她的伤感与无奈。
记:除了官员外,生意人包二奶也是个庞大的群体。
张:是啊!现在不少生意人都以包二奶为荣,而一些女孩子更不懂得自尊自爱。一个做跨国生意的老板,在外面包了9个二奶,而且都是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这些女学生每人还替他生了一个孩子。家里的原配妻子知道内情,竟坐视不管,倒是9个女孩子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接到了三奶的求助电话,她竟让我搜集五奶和别的男人鬼混的证据,为的是打败五奶。我在电话里斥责她:“你什么时候懂得自尊自爱了再给我打电话吧!”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记:有没有遇到过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女子?
张:怎么没有!我接触过的一对夫妇,男的姓马,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妻子也有着体面的工作,儿子聪明可爱,一家三口日子别提有多滋润。可好景不长,随着一个女子的出现,这个原本和谐的三口之家就再也没有平静过。先是丈夫越来越冷淡妻子,后来他公然和那个女子出双入对。2006年的时候,我曾用了9个月的时间,最多的时候动用了11个姐妹跟踪,终于帮受害人找到了其丈夫和二奶同居的地方。后来,我意外了解到,这个女人凭借自己的美貌专门勾引有妇之夫,而且每次勾引成功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后,就会果断脱身去找下一个目标。在成功勾引姓马的男子之前,已经有3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毁在该女人的手里。这样的女人真是可恨又可怕。
记:这么多年,你遇到过出乎意料的个案吗?
张:2004年,我接手了一件让我感到震撼的案子。那年6月,一位中年女人找到我,让我查查她的丈夫。她丈夫40多岁,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有段时间老不回家,可能有了外遇。接受委托后,我就从他下班开始跟踪。我发现他要么在单位住,要么直接坐车回到他母亲家,并没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刚跟踪时,我看到那个男子很精神,走路也很有劲儿,可一个多月后,他就变得步履缓慢,每走几步都要喘会儿气。有一天,他在前面走得大汗淋漓,衬衣贴在了背上,我才发现他的背上长着一大片疙瘩。我赶忙把这个情况跟他妻子讲了,说你丈夫并没有别的女人,而是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后来,那位妻子找到我,流着泪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原来,她丈夫患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怕影响到妻子和两个孩子才坚持不回家。妻子知道实情后,含着泪在医院里尽心服侍丈夫。这件事让我很感动:如果世上的男人都像这位男子一样,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
记:也有请你查妻子包情人的吧?
张:当然有了。前年,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找到我,他是个开公司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人也精明干练。起初,他说是朋友的妻子在外面包了“小白脸”,他是来打抱不平的。可我跟他说话时,发现他目光呆滞、六神无主,就知道是他自己的事。我没有把话说破,就按他的要求开始调查。有一次,他的妻子开车带着一个小伙子上了高速,我就打出租车尾随他们来到另一座城市。他们玩了一天,晚上又在一家酒店开房间厮混,我就住进他们隔壁。一个多月后,我掌握了这个女子有外遇的全部证据,最后交给了委托人。那个男人看到证据后,脸色煞白,几近失态。其实男人在情感上比女人还要脆弱,更加经不起伤害。以前,我对男人怀有一种偏见,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男人也让人感动、让人同情。
回归理性,用法律之剑惩治花心男女
记:你反二奶的行动让很多人拍手称快,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张:我的行动其实一直伴随着非议,有些人不主张惩罚二奶,觉得她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些人指责我当街痛打二奶的行为过激,说二奶也有人权。我觉得那些没有受过婚外情伤害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我曾在央视和司马南、方青卓等人论战过,司马南被我列举的事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方青卓也被我反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我也一直在认真反思,我们当初也有过激的地方,如果当初不那么蛮干,也许有的姐妹就不会郁闷至死。有段时间,只要遇到法律界人士,我都要拉住人家辩论一番。
记:在反二奶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张:即便确定对方是“第三者”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一点点溜走。很多受害女性与丈夫离婚后,可能多分一点财产,但拿二奶还是没办法。2001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婚姻法》首份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夫妻双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无过错方只能向其配偶索赔,而不能向“第三者”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很多有识之士曾对此提出异议。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提出: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无过错方有权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但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仍是一个空白。这也造成“第三者”有恃无恐,不断插足别人的婚姻,而仅依靠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人肉搜索”等,远远不能对破坏婚姻家庭的罪魁祸首进行有效打击。
记:对这种情况,你工作的策略是不是也有所转变?
张:既然法律对惩治二奶这方面是个空白,怎样为受害姐妹在离婚官司中争取最大利益就成了我的工作重点。受丈夫婚外情伤害的女人大都是弱势一方,离婚的时候一分钱得不到被扫地出门很常见。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没有过错的女方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点。现在,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律师,有什么新的跟婚姻有关的法律出台,我马上就能从他们那里知道。我还定期把姐妹们召集到一起,请一些律师讲课,讲如何合法取证,夫妻财产怎样分配等很实用的知识。此外,我还指导姐妹们看书、上网,有意识地补充她们法律知识上的欠缺,我要教会姐妹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来惩治那些花心男女。现在,我在婚姻法方面差不多是半个专家了,我还帮姐妹们代理了多起离婚官司。
记:去年3月8日,湖南32名受害女性成立了“反第三者联盟”,你和她们有过联系吗?
张:我看到媒体报道后,第一时间便打去电话,坚决支持她们的行动,并相约定期组织活动。目前,我们两个联盟的人数已高达13万。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接过160多个电话,光是记电话的本子就用了20多个。要求加入联盟的,找我帮助查找证据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两家联盟的宗旨就是维护妻子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二奶及包养者。包二奶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的毒瘤,它损害的是社会的肌体。家庭不和谐,社会就无法和谐。
记:这十多年的艰辛付出,你觉得值不值?你对组建新的家庭还有没有信心?
张:十多年的艰辛付出,我获得了很大回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姐妹找到我,让我查她丈夫的婚外情,可我还没开始行动,那位姐妹就跑来告诉我不用查了,她把找我帮忙的事情对她丈夫说了,她丈夫很是惊慌,答应改邪归正,回归家庭。没想到,我的名字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在个人问题上,不瞒你说,有不少男人追求过我,可真正通过我考验的人还没有。我的考验方法就是直接告诉他:做我的丈夫,以后如果有了新欢我饶不了他!就是这句话,让不少男人退缩了。如果有勇敢接招的,我当然会考虑。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