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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句名言出自南宋哲宗朝宰相刘挚之口，被后人一再引用。在右文抑武、积贫积弱的宋代，这话不独是文人，也是时代的自我嘲讽。在因“文”而“明”的时代，无“文”自然是行不通的。但徒“文”而无“武”，则没了阳刚之气，弱不禁风，让人觉得可怜、可笑、可气、可悲。所以，我顶佩服有侠客气的文人：文因侠而壮，侠因文而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李劫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就是笔者2009年春节所“结识”的一位文侠，岂止“足观”而己!
据说(未曾研读，只能“据说”)，李劫人是以其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闻名于世的，它们足可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比肩。但我“结识”此人，却不是通过它们，而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家》，以及舒新城的《蜀游心影》《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前者让我领略了文章之中的豪侠之气，后者让我饱览了侠客身上的言文行章。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其言谈举止本身就是天然的壮美诗篇。早在五四时期，李劫人即获盛名。1924年留法归来后重回成都。因不满川政腐败，拒绝四川督理、大军阀杨森招为幕僚之请，并在自己主编的《川报》上大胆批判川政，遂被捕入狱，经卢作孚等好友多方营救方才获释。紧接着，他在当地报纸发表启事一则：
我于本月某日因某报馆的连带公文一角，被督署副官处率武装兵士从家中请去住居三日，得亲友之力，现在已安然返家。亲友盏意，无以为报，但自视我的骨头尚跟从前一样是硬梆梆的，差可告慰。仅此申谢，恕未一一函达。
启事语调诙谐、姿态凛然、一语双关，既是在告慰亲友，更是在向恶势力宣战。舒新城久闻其文名而未曾相识，此时新到成都高师任职，有若干朋友相会，本无必相见之意。读了这则启事，舒氏觉得此人乃当世不可多得之“道地书生”(在我看来，就是大侠)，对他的态度也由漠不关心而骤变为敬仰，必欲见此“囚徒”而后快。遂因朋友陈岳安引导，相见于李氏之家。一见之下，果然不凡：
劫人长不满五尺，但两目灼灼有光，讲起话来，声音高亢而嘹亮，气势从容不迫，俨然向人演说的一样。他平常作事的责任心如何，我因为系初见面而不能断定，但他说话一字一句不肯轻放过，两手抱着水烟袋也在那里一口一口地狂吸，走起路来就在房间里也是大踏步地向前的态度，很可以想到他平日治事的精神。
两人攀谈起来，犹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无话不说，滔滔不绝：“不独互道家常，就是他人所认为不可与第二人道的恋爱经验，也信口而出。他并且把他在巴黎所结识的法国爱人的影片指示给我看。”回来的路上，舒新城觉得一身轻松，且暗自思度：“此时此地，若李劫人而亦不被捕入狱者真无天理!”(《蜀游心影》，1924年11月20日)看得出，这次畅谈下来，少年老成的舒新城也未免沾染了一点儿侠气。但舒新城不曾想到的是，未出半年，李劫人又专门为自己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大侠，且与恋爱、与牢狱都有关系。
1925年4月底始，成都高师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风波。其中的“师”即舒新城，“生”乃年仅19岁的该校预科女学生刘舫(济群)。虽然多年后二人确实喜结良缘，但揆诸史实，说当时两人即确立恋爱关系恐属乌有。此风波之酿成，实际上是成都高师部分以“术”见长而学无所闻的人捏造事实，利用人们的旧心理(当时中国大多数地方，以师生恋爱为乱伦悖理之事)，以打击风头正健、在演讲和文章中直陈川教得失的舒新城。事态发展到最后，竟到了由校方请兵、捉拿处死舒氏的地步。4月28口，对于舒新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这个时候，李劫人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大侠本色。舒新城记日：
十二时半我出校，即有学生数人牺牲午餐，先后从后门偷出(当时学校规定学生非请假不能出校门)候我于三桥人丛处，告我以上午校中情形，欲我万无再返学校致遭毒手。我虽感其厚意，但以为至多不过笔墨枪戟之问题，绝不以为有生命危险。有王生子埜者，力言川省种种黑暗，一切惟力是视，无法无天，绝不可以理性揣度。且强我去劫人寓所将种种告知劫人与岳安(即陈岳安)。他们亦以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力阻我再返校。一面由劫人备午餐，一面遣其舅氏之勤务兵送信于傅(即傅子东，时任成都高师校长)，请其将行李送至劫人寓所。午餐未毕，即有曾在劫人寓听其讲演之学生十余人陆续来告，谓校中开会决议向督署请兵及派学生工人逮揣处死，逼我立避，以恐被缉者追踪，随来随去。其时我着西装皮鞋，王子垫君强我易装，而以自己之鞋予我，劫人、岳安亦以为事情紧急，非避不可，乃由岳安予以中装。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噪杂，劼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劫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蹄墙逃至邻居……劫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劫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八室搜索不得，乃将劫人捕去。(《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此后，舒新城辗转匿居两个礼拜，李劫人亦身陷囹圄十天：
五月六日，劫人由成高教职员孙倬章、叶茂林、林文海等三十余人函达傅校长转函都署释放，卒于八日释出。当夜即来看我。询以经过，则谓一切均如第一次，不好亦不坏，可算休息了十天，而且曾教训了几个人。不过二十八日旱署前为宪兵将其左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掠去，是应由我负责赔偿之贵。看他的风趣一如往昔，我则惟有内愧而已，找不着什么话去安慰他。他反与岳安计划我出川的种种办法……(《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大侠就是大侠：临危不惧，借酒装疯：以坐监为休息，还不忘在那里教训人。如此气派，谁会相信那是一介书生所为?
李劫人的侠客气派，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好人家》是他写作于1924至1936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以《好人家》开篇的十个短篇，反映的是晚清民国间新旧杂糅的文化状态和人物心理，涉及大兵、团长、大军爷、妇女、土财主和小科员等各色人物，而以刻画川地军人和妇女为主。《程太太的奇遇》为其中第九篇，讲的是一位中途辍学的中等女学生的故事。程太太受过新教育，与她那班女同学时有往来，看着听她们讲话的老祖母瞪大双眼、完全不懂的惶惑模样时，她很以自己是拥有新知识、领受新潮流的新人物而自得。可是，新知识除却给她带来诸多西洋生活的浪漫幻相外，并不曾使她摆脱旧生活和旧心理。旧心理运用新知识形成了精神上的病态。当她半梦半醒地受大她15岁、正做官署科员的程老爷的哄骗，形式上浪漫实质上是无奈地变成了程太太，特别是为人之母以后，浪漫幻相骤然褪去，25岁的她完全为慵懒、无聊和失望所占据。有一天，程老爷突然带她去看电影——卓别林的《淘金记》。在老爷的催促下，婚后两年的她破天荒地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模样依然娇好，可衣着未免太朴实、太便宜。即便如此，“浪漫”的奇遇还是在电影院里发生了：
电影快开演了，人来得越多，声音越是嘈杂。所谓胡团长——一个身材高大，派头极其雄壮，约有三十几岁，浓眉大眼，满脸横肉的汉子——也于此时，带了三个年轻而不甚好看，只是打扮得极其华丽，态度颇为 妖饶的女人，劈开人来，一面市场大气的指挥着三个女人这边坐两个，那边坐一个，他就坐在中间，才坐下勤务兵已把绿纸铁罐的纸烟递来，团长点燃了纸烟，坐舒服之后，便前后左右看了起来。恰一眼，从他那右手。妃人的肩头上，看见了程太太。程太太本是好奇的正在看他们，不经意的和他眼光一斗，觉得太奇特了一点，便赶快缩了回去。恰好电灯一灭，广告片子已映出了。
《淘金记》确乎是一部令人笑得合不拢嘴的好片子。可是正看卓别林做梦的时节，程太太忽然觉得左肩头被人碰了一下。掉眼一看，不知在什么时候，胡团长竟和他右手坐着的那个女人，互换了个位子。他那壮大的身躯，满满地塞在藤椅上，似乎还不够，而右肩右肘还铺了出来，大概是无意的罢，一直侵到右邻的身上。
程太太心里已是一震，她不相信二十七岁当了妈妈的人，还有被人调戏的资格。她想，胡团长一定因为坐处不好，看不清楚，所以才掉过来的，这是偶然。“他们当团长的，三妻四妾，还有通房丫头，那里会调戏到我们这等平常人。何况我已是下坡的人了，当了妈妈的?……”
但是卓别林正喜欢得把枕头里的鸭绒打得满房间皆是时，她证明了胡团长绝非偶然。他拍着腿的笑，而好几下，竟拍在她的大腿上。末了，那双肥大滚热的右手，公然老老实实的停住在她的左膝盖上，—直误会成是他自己的膝头。
她的心不由跳动了，她的神智不由有点昏昏了，她如此年纪，如此穿着，自己看来平常极了，何以竟能引动一个团长?她果然还有惑人的魔力吗?她果然还有勾人魂魄的姿容吗?她的脸自己觉得有点发烧，并且不自主地伸下手去，轻轻的把那只误会的肥大而滚热的手掀下膝头。
但是—霎时，那手又照旧的误会起来，并且肩头更紧靠了，耳朵边还吹过一阵纸烟气息，似乎是这三句：“你莫怕!……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她更昏迷了，卓别林是什么行动，她已看不清楚。她只在打算，借个什么口实，和程老爷把位子掉一掉。她虽然不免得意她尚没有衰老，犹然引得动男子的心情；虽然觉得团长是可羡慕的，起码也比一个科员高到百倍，“如其当真被团长调戏上了，可就阔了呀!好衣服是有得穿的，金首饰是有得戴的，家庭包车是有得坐的……”但是一阵哗笑声把她惊醒了，忽然想着他们的紫义：“唉!我到底是一个正经母亲呀!!”
程老爷似乎一切不知，只是忘形的笑道：“卓别林演得真好!”(《好人家》)
著名生物学家、曾做过四川大学教授的周太玄(1895－1968)在为《好人家》所写的序中称赞李劫人的文笔“明快、勇敢、精劲、周密”，此语近之。我说李劫人的文章有股侠气，是因为他胆大心细——关注的是时代的大命题，落笔却在细小人物和日常生活，通过细致的心理描述，展现人物和时代的精神风貌；意态超然、幽默诙谐却非闲情偶寄、文字消遣，能让人对于人物的命运充满同情与怜悯，所谓“若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是李劫人的文学品格，也是他做人的品格。故舒新城初见李劼人后，对他还有这样一段品评：
他以为无论什么事要作便作，不作便不作，所谓富贵权威生死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都可自由解决。但他最恶“无本事吃闲饭的人”，他以为这样的人比无业游民还坏；因为无业游民人人都知道他为游民，他亦不能借别的招牌招摇撞骗，惟有那自命为君子的文人学士，借乎先知先觉的招牌，追了无穷的罪恶而又骗得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真是罪不容诛，所以他近来创作中所描写者多半是本乡本土的真正的社会问题。(《蜀游心影》)
李劫人的小说写成以后，总要请朋友们(未必是文学家)先看看，“可不可以卖钱吃饭”。
在那个军阀混战、群魔乱“武”的年代，因为有了李劫人般的文者之武，多灾多难的民国历史，才闪现出一道道亮丽的精神风景，不致驾空虚度。读了《好人家》，读了舒新城的那两本书，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也是非看不可的了。
(责任编辑：中 和)
据说(未曾研读，只能“据说”)，李劫人是以其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闻名于世的，它们足可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比肩。但我“结识”此人，却不是通过它们，而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人家》，以及舒新城的《蜀游心影》《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前者让我领略了文章之中的豪侠之气，后者让我饱览了侠客身上的言文行章。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其言谈举止本身就是天然的壮美诗篇。早在五四时期，李劫人即获盛名。1924年留法归来后重回成都。因不满川政腐败，拒绝四川督理、大军阀杨森招为幕僚之请，并在自己主编的《川报》上大胆批判川政，遂被捕入狱，经卢作孚等好友多方营救方才获释。紧接着，他在当地报纸发表启事一则：
我于本月某日因某报馆的连带公文一角，被督署副官处率武装兵士从家中请去住居三日，得亲友之力，现在已安然返家。亲友盏意，无以为报，但自视我的骨头尚跟从前一样是硬梆梆的，差可告慰。仅此申谢，恕未一一函达。
启事语调诙谐、姿态凛然、一语双关，既是在告慰亲友，更是在向恶势力宣战。舒新城久闻其文名而未曾相识，此时新到成都高师任职，有若干朋友相会，本无必相见之意。读了这则启事，舒氏觉得此人乃当世不可多得之“道地书生”(在我看来，就是大侠)，对他的态度也由漠不关心而骤变为敬仰，必欲见此“囚徒”而后快。遂因朋友陈岳安引导，相见于李氏之家。一见之下，果然不凡：
劫人长不满五尺，但两目灼灼有光，讲起话来，声音高亢而嘹亮，气势从容不迫，俨然向人演说的一样。他平常作事的责任心如何，我因为系初见面而不能断定，但他说话一字一句不肯轻放过，两手抱着水烟袋也在那里一口一口地狂吸，走起路来就在房间里也是大踏步地向前的态度，很可以想到他平日治事的精神。
两人攀谈起来，犹如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无话不说，滔滔不绝：“不独互道家常，就是他人所认为不可与第二人道的恋爱经验，也信口而出。他并且把他在巴黎所结识的法国爱人的影片指示给我看。”回来的路上，舒新城觉得一身轻松，且暗自思度：“此时此地，若李劫人而亦不被捕入狱者真无天理!”(《蜀游心影》，1924年11月20日)看得出，这次畅谈下来，少年老成的舒新城也未免沾染了一点儿侠气。但舒新城不曾想到的是，未出半年，李劫人又专门为自己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大侠，且与恋爱、与牢狱都有关系。
1925年4月底始，成都高师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风波。其中的“师”即舒新城，“生”乃年仅19岁的该校预科女学生刘舫(济群)。虽然多年后二人确实喜结良缘，但揆诸史实，说当时两人即确立恋爱关系恐属乌有。此风波之酿成，实际上是成都高师部分以“术”见长而学无所闻的人捏造事实，利用人们的旧心理(当时中国大多数地方，以师生恋爱为乱伦悖理之事)，以打击风头正健、在演讲和文章中直陈川教得失的舒新城。事态发展到最后，竟到了由校方请兵、捉拿处死舒氏的地步。4月28口，对于舒新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这个时候，李劫人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大侠本色。舒新城记日：
十二时半我出校，即有学生数人牺牲午餐，先后从后门偷出(当时学校规定学生非请假不能出校门)候我于三桥人丛处，告我以上午校中情形，欲我万无再返学校致遭毒手。我虽感其厚意，但以为至多不过笔墨枪戟之问题，绝不以为有生命危险。有王生子埜者，力言川省种种黑暗，一切惟力是视，无法无天，绝不可以理性揣度。且强我去劫人寓所将种种告知劫人与岳安(即陈岳安)。他们亦以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力阻我再返校。一面由劫人备午餐，一面遣其舅氏之勤务兵送信于傅(即傅子东，时任成都高师校长)，请其将行李送至劫人寓所。午餐未毕，即有曾在劫人寓听其讲演之学生十余人陆续来告，谓校中开会决议向督署请兵及派学生工人逮揣处死，逼我立避，以恐被缉者追踪，随来随去。其时我着西装皮鞋，王子垫君强我易装，而以自己之鞋予我，劫人、岳安亦以为事情紧急，非避不可，乃由岳安予以中装。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噪杂，劼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劫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蹄墙逃至邻居……劫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劫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八室搜索不得，乃将劫人捕去。(《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此后，舒新城辗转匿居两个礼拜，李劫人亦身陷囹圄十天：
五月六日，劫人由成高教职员孙倬章、叶茂林、林文海等三十余人函达傅校长转函都署释放，卒于八日释出。当夜即来看我。询以经过，则谓一切均如第一次，不好亦不坏，可算休息了十天，而且曾教训了几个人。不过二十八日旱署前为宪兵将其左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掠去，是应由我负责赔偿之贵。看他的风趣一如往昔，我则惟有内愧而已，找不着什么话去安慰他。他反与岳安计划我出川的种种办法……(《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
大侠就是大侠：临危不惧，借酒装疯：以坐监为休息，还不忘在那里教训人。如此气派，谁会相信那是一介书生所为?
李劫人的侠客气派，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好人家》是他写作于1924至1936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以《好人家》开篇的十个短篇，反映的是晚清民国间新旧杂糅的文化状态和人物心理，涉及大兵、团长、大军爷、妇女、土财主和小科员等各色人物，而以刻画川地军人和妇女为主。《程太太的奇遇》为其中第九篇，讲的是一位中途辍学的中等女学生的故事。程太太受过新教育，与她那班女同学时有往来，看着听她们讲话的老祖母瞪大双眼、完全不懂的惶惑模样时，她很以自己是拥有新知识、领受新潮流的新人物而自得。可是，新知识除却给她带来诸多西洋生活的浪漫幻相外，并不曾使她摆脱旧生活和旧心理。旧心理运用新知识形成了精神上的病态。当她半梦半醒地受大她15岁、正做官署科员的程老爷的哄骗，形式上浪漫实质上是无奈地变成了程太太，特别是为人之母以后，浪漫幻相骤然褪去，25岁的她完全为慵懒、无聊和失望所占据。有一天，程老爷突然带她去看电影——卓别林的《淘金记》。在老爷的催促下，婚后两年的她破天荒地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模样依然娇好，可衣着未免太朴实、太便宜。即便如此，“浪漫”的奇遇还是在电影院里发生了：
电影快开演了，人来得越多，声音越是嘈杂。所谓胡团长——一个身材高大，派头极其雄壮，约有三十几岁，浓眉大眼，满脸横肉的汉子——也于此时，带了三个年轻而不甚好看，只是打扮得极其华丽，态度颇为 妖饶的女人，劈开人来，一面市场大气的指挥着三个女人这边坐两个，那边坐一个，他就坐在中间，才坐下勤务兵已把绿纸铁罐的纸烟递来，团长点燃了纸烟，坐舒服之后，便前后左右看了起来。恰一眼，从他那右手。妃人的肩头上，看见了程太太。程太太本是好奇的正在看他们，不经意的和他眼光一斗，觉得太奇特了一点，便赶快缩了回去。恰好电灯一灭，广告片子已映出了。
《淘金记》确乎是一部令人笑得合不拢嘴的好片子。可是正看卓别林做梦的时节，程太太忽然觉得左肩头被人碰了一下。掉眼一看，不知在什么时候，胡团长竟和他右手坐着的那个女人，互换了个位子。他那壮大的身躯，满满地塞在藤椅上，似乎还不够，而右肩右肘还铺了出来，大概是无意的罢，一直侵到右邻的身上。
程太太心里已是一震，她不相信二十七岁当了妈妈的人，还有被人调戏的资格。她想，胡团长一定因为坐处不好，看不清楚，所以才掉过来的，这是偶然。“他们当团长的，三妻四妾，还有通房丫头，那里会调戏到我们这等平常人。何况我已是下坡的人了，当了妈妈的?……”
但是卓别林正喜欢得把枕头里的鸭绒打得满房间皆是时，她证明了胡团长绝非偶然。他拍着腿的笑，而好几下，竟拍在她的大腿上。末了，那双肥大滚热的右手，公然老老实实的停住在她的左膝盖上，—直误会成是他自己的膝头。
她的心不由跳动了，她的神智不由有点昏昏了，她如此年纪，如此穿着，自己看来平常极了，何以竟能引动一个团长?她果然还有惑人的魔力吗?她果然还有勾人魂魄的姿容吗?她的脸自己觉得有点发烧，并且不自主地伸下手去，轻轻的把那只误会的肥大而滚热的手掀下膝头。
但是—霎时，那手又照旧的误会起来，并且肩头更紧靠了，耳朵边还吹过一阵纸烟气息，似乎是这三句：“你莫怕!……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她更昏迷了，卓别林是什么行动，她已看不清楚。她只在打算，借个什么口实，和程老爷把位子掉一掉。她虽然不免得意她尚没有衰老，犹然引得动男子的心情；虽然觉得团长是可羡慕的，起码也比一个科员高到百倍，“如其当真被团长调戏上了，可就阔了呀!好衣服是有得穿的，金首饰是有得戴的，家庭包车是有得坐的……”但是一阵哗笑声把她惊醒了，忽然想着他们的紫义：“唉!我到底是一个正经母亲呀!!”
程老爷似乎一切不知，只是忘形的笑道：“卓别林演得真好!”(《好人家》)
著名生物学家、曾做过四川大学教授的周太玄(1895－1968)在为《好人家》所写的序中称赞李劫人的文笔“明快、勇敢、精劲、周密”，此语近之。我说李劫人的文章有股侠气，是因为他胆大心细——关注的是时代的大命题，落笔却在细小人物和日常生活，通过细致的心理描述，展现人物和时代的精神风貌；意态超然、幽默诙谐却非闲情偶寄、文字消遣，能让人对于人物的命运充满同情与怜悯，所谓“若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是李劫人的文学品格，也是他做人的品格。故舒新城初见李劼人后，对他还有这样一段品评：
他以为无论什么事要作便作，不作便不作，所谓富贵权威生死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都可自由解决。但他最恶“无本事吃闲饭的人”，他以为这样的人比无业游民还坏；因为无业游民人人都知道他为游民，他亦不能借别的招牌招摇撞骗，惟有那自命为君子的文人学士，借乎先知先觉的招牌，追了无穷的罪恶而又骗得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真是罪不容诛，所以他近来创作中所描写者多半是本乡本土的真正的社会问题。(《蜀游心影》)
李劫人的小说写成以后，总要请朋友们(未必是文学家)先看看，“可不可以卖钱吃饭”。
在那个军阀混战、群魔乱“武”的年代，因为有了李劫人般的文者之武，多灾多难的民国历史，才闪现出一道道亮丽的精神风景，不致驾空虚度。读了《好人家》，读了舒新城的那两本书，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也是非看不可的了。
(责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