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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致诸弟
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五日专人送信回家。魏荫亭归，又送一函。想先后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知宝来九江，接澄弟信，俱悉一切。
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荫亭带归。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渠本解船来，故受之。送荫亭二十金，渠竞不受，俟有便当再寄渠。江隆三表弟来营，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送钱四十千。渠买盐花带归，不知已到家否？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塔、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余现泊九江河下，塔、罗渡江攻城。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杀贼二三百，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而气则未稍损也。
水师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日夜，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实以干柴、桐油、松脂、火药，自上游乘风放下，惊我水营。两岸各千余人呐喊，放火箭、火球。其战船放炮，即随火船冲出，欲乱我阵。幸我军镇定，毫不忙乱，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攻入贼营，烧贼船十余号，抢贼划数十号。摇撼不动，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体平安，癣疾近又大愈。胡须日长且多。军中将士俱平安。余不一一，即候近佳，并恳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福安。兄国藩手草（书于九江舟次）
唐浩明评点
湘军在咸丰四年（1854）的这两三个月来连克数城，一路凯歌，不仅为湘军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是朝廷自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未有。朝廷花千万银子供养、一年到头操练的八旗绿营，临到用时却不及自筹粮饷、仓促成军的团勇;以布阵扎营、行军打仗为本职的将军提督等，却不及从不谙军旅之事的文员书生。京师内外朝野上下，对曾国藩及湘军的赞美之声一定是洋洋盈耳、不绝如缕。
面对着这骤然而起的大名，曾国藩的头脑异常冷静清醒。他认为自己道德浅薄、才能欠缺，与眼下所享的大名比起来是名不副实。
古人日：名满天下者，其实难副。又日：暴得大名者不祥。真正足以能承受滿天下之名的实，是很难得到的。倘若名实之间不能平衡，难测之祸就有可能发生。故曾国藩说：“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这样的例子史册上很多，笔者给大家说一个。
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此刻正在跟着塾师念书。这孩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聪明，书读得好，文章作得好，更兼胆大志高，真乃万里挑一的人才。他23岁便中进士点翰林，34岁便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此人是谁，他就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张佩纶的奏疏写得特别好，尤以议兵疏格外出色，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把握时机，调兵遣将，方方面面都说得头头是道，连元戎宿将都在他的滔滔议论面前自愧不如。张佩纶遂得“知兵”美名，天下传播，连慈禧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奇才。恰好中法战争在越南打响，慈禧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署理船政大臣。他到任不久，法国舰队便攻打马尾港。不料这位善谈兵略的会办大臣，在真正的战火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不仅不能指挥战斗，反而临阵弃逃，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炸，官兵伤亡七百余人。张佩纶也因此被革职戍边，遭世人唾骂。
倘若张佩纶没有“知兵”之大名，以他一个副都御史的身份也不至于被委派到前线去做司令官，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惨相。
曾国藩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这的确是饱读史鉴的明识。湖南乡间有句俚语，说是运气来时门板都挡不住。意谓好事降临到你的头上时，你想推掉都是不行的。那么，该怎么办呢？曾国藩教了我们一个好办法，即自我收敛，尽量淡化矮化自己的形象，将“靶的”面积缩小，以求少中矢。他于信中要家人“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便是淡化矮化形象的两条具体措施。
我们还要记住他在这封信里说的另一句重要的话：“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这种作风通常都视之为廉洁。在读此信的时候，笔者的感觉除道德层面的廉洁外，还带有被迫的“儆惧”色彩。儆惧什么？儆惧“奇祸”！孔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去总是批判孔夫子的这句话，说此话荒谬不经，是限制人的三道枷锁。当然，孔子“三畏”中的内容可以分析批判，但人的畏惧之心还是不能没有的。人应当畏惧道德良知，畏俱法律法规，畏惧舆情，畏惧生命。倘若什么都不畏惧，人人都无法无天，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还能存在吗？
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五日专人送信回家。魏荫亭归，又送一函。想先后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知宝来九江，接澄弟信，俱悉一切。
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荫亭带归。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渠本解船来，故受之。送荫亭二十金，渠竞不受，俟有便当再寄渠。江隆三表弟来营，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送钱四十千。渠买盐花带归，不知已到家否？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塔、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余现泊九江河下，塔、罗渡江攻城。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杀贼二三百，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而气则未稍损也。
水师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日夜，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实以干柴、桐油、松脂、火药，自上游乘风放下，惊我水营。两岸各千余人呐喊，放火箭、火球。其战船放炮，即随火船冲出，欲乱我阵。幸我军镇定，毫不忙乱，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攻入贼营，烧贼船十余号，抢贼划数十号。摇撼不动，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体平安，癣疾近又大愈。胡须日长且多。军中将士俱平安。余不一一，即候近佳，并恳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福安。兄国藩手草（书于九江舟次）
唐浩明评点
湘军在咸丰四年（1854）的这两三个月来连克数城，一路凯歌，不仅为湘军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是朝廷自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未有。朝廷花千万银子供养、一年到头操练的八旗绿营，临到用时却不及自筹粮饷、仓促成军的团勇;以布阵扎营、行军打仗为本职的将军提督等，却不及从不谙军旅之事的文员书生。京师内外朝野上下，对曾国藩及湘军的赞美之声一定是洋洋盈耳、不绝如缕。
面对着这骤然而起的大名，曾国藩的头脑异常冷静清醒。他认为自己道德浅薄、才能欠缺，与眼下所享的大名比起来是名不副实。
古人日：名满天下者，其实难副。又日：暴得大名者不祥。真正足以能承受滿天下之名的实，是很难得到的。倘若名实之间不能平衡，难测之祸就有可能发生。故曾国藩说：“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这样的例子史册上很多，笔者给大家说一个。
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此刻正在跟着塾师念书。这孩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聪明，书读得好，文章作得好，更兼胆大志高，真乃万里挑一的人才。他23岁便中进士点翰林，34岁便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此人是谁，他就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张佩纶的奏疏写得特别好，尤以议兵疏格外出色，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把握时机，调兵遣将，方方面面都说得头头是道，连元戎宿将都在他的滔滔议论面前自愧不如。张佩纶遂得“知兵”美名，天下传播，连慈禧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奇才。恰好中法战争在越南打响，慈禧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署理船政大臣。他到任不久，法国舰队便攻打马尾港。不料这位善谈兵略的会办大臣，在真正的战火面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不仅不能指挥战斗，反而临阵弃逃，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炸，官兵伤亡七百余人。张佩纶也因此被革职戍边，遭世人唾骂。
倘若张佩纶没有“知兵”之大名，以他一个副都御史的身份也不至于被委派到前线去做司令官，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惨相。
曾国藩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这的确是饱读史鉴的明识。湖南乡间有句俚语，说是运气来时门板都挡不住。意谓好事降临到你的头上时，你想推掉都是不行的。那么，该怎么办呢？曾国藩教了我们一个好办法，即自我收敛，尽量淡化矮化自己的形象，将“靶的”面积缩小，以求少中矢。他于信中要家人“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便是淡化矮化形象的两条具体措施。
我们还要记住他在这封信里说的另一句重要的话：“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这种作风通常都视之为廉洁。在读此信的时候，笔者的感觉除道德层面的廉洁外，还带有被迫的“儆惧”色彩。儆惧什么？儆惧“奇祸”！孔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去总是批判孔夫子的这句话，说此话荒谬不经，是限制人的三道枷锁。当然，孔子“三畏”中的内容可以分析批判，但人的畏惧之心还是不能没有的。人应当畏惧道德良知，畏俱法律法规，畏惧舆情，畏惧生命。倘若什么都不畏惧，人人都无法无天，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还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