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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在当时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虽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梁启超对于促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探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苏俄模式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次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社会主义模式，梁启超对其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但最终，梁启超对于在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进行了否定，对于苏俄模式也进行了否定。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苏俄模式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3
早在19世纪末，通过一些翻译家西欧国家有关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翻译介绍，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概念。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而在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士之中，梁启超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在促进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探索中，虽然基于宪政改革的政治立场，梁启超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排斥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并没有影响梁启超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时对当时中国国情给予的关注，梁启超提出要防范包括苏俄在内的外来势力对中国利益可能带来的侵害，并提出一定的见解，认为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基础上，应确保国家民族利益不受损害。本文试图探讨梁启超对于在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以及其对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和见解。
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89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迈出了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1898年的戊戌变法距今已一百多年，正是从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成为了新时代的启蒙者。梁启超一生著作颇丰，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是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以史学成绩最为突出，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晚近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无一不见他的身影。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梁启超及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在对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方面，梁启超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中国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①早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该报登载了1896年第二次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消息，介绍了，介绍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论强权》。而随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宣传的逐渐深入，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述。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初，针对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等问题，中国知识精英展开了激烈辩论。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详细指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这一问题。
1.梁启超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见解
从梁启超早期所做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对最初社会主义的见解。1904年，梁启超作了《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囊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之后，为了更有说服力，梁启超在文中应用了古代事例，如王莽于始建国元年训斥地主“分田劫假”之令，认为“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并将北宋时苏洵抨擊田主不牢致富，但耕者穷饿无告的言论，同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有可比的性质。在该文结尾，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论证社会主义思想“吾中国固夙有之”的观点。②1937年，梁启超旅欧杂论观感集《欧游心影录节录》出版，其中也不乏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③从梁启超早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社会主义基本是持着称颂与赞誉的态度，如在1902年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中，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④同时，梁启超正向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方面，也深受老师靠有为的影响。他赞同并大力宣传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并根据当时所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以为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社会主义的精神。
2.梁启超反对在中国践行社会主义
虽然梁启超早期肯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于在当时的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却持反对态度。在1907年的《社会主义论序》中，他写到：“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蘼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⑤“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并认为要施行社会主义，“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在民主政治尚且匮乏的国度推行社会主义，只会使得国家和社会“为蠹国之徒资利用”。
除了认为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不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之外，梁启超还极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暴力革命手段可以理解，“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形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⑥而中国与够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属于同一时代，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宣传施行社会主义，会发生“伪的劳农革命”，会招致天下大乱。“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⑦从中可看出梁启超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践行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根本不具备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更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他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过渡期’，即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朝社会主义发展。”⑧ 由此可见，梁启超作为当时中国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士之一，对社会主义有自己一定的了解和见解，如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契合，重视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传播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且结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具体国情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全面客观地分析。然而，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一定成对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仍然是从其阶级立场出发，难免存在阶级局限性。
二、梁启超对苏俄模式的见解
如上文所述，梁启超较早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在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从其自身阶级立场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出发，梁启超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评述和判断的，极力反对施行社会主义。20世纪最初，社会主义在中国仅仅处于理论形成阶段，而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开始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思潮扩散，马克思主义的也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传播。在此背景下，也展开了关于是否应走俄国人道路的论争，此论争可以看作是早期关于是否应施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论争的延续，此次论争的重点在于支持“友俄”抑或“仇俄”。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包围，使得社会主义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单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对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不小影响，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得以继续和深入。
1.对苏俄模式性质的怀疑
梁启超认为苏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少文章和致友人的书信中，他不止一次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中，梁启超写到“如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出新经济政策来？喂！可怜！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而教你信仰的人却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毛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⑨梁启超另有论述，如“苏俄共产政府所标榜的不是‘大多数人名自由幸福’吗？然而……该政府成立以来，因丧乱刑罚饥饿而死的人已不知一千万，现存的人，最少也是一切自有剥夺净尽，幸福更不必说了。……苏俄现代人民之遭殃，已成为无可讳的事实。他们自由辩解——或信仰共产的人替他们辩解，一定会说道：‘为将来永远幸福计，一时牺牲是免不掉的，只得忍受。’但是这种便捷在天理人情上能够容许吗？将来永远幸福这句话，根本上已不可能成立。‘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无论何时，总不会有万人圆满的幸福。最良的政治，不过为‘当时此地’之人民求得比较的幸福，便算尽责。到社会情状变迁，应该怎样增进‘那时彼地的’幸福，自属那时彼地政治家的责任。若把现代人幸福一切不顾，说他们的苦痛是将来幸福代价，天下古今断没有如此而可名为政治者。现在共产主义已变成‘新经济政策’了，红色已变成灰色了，将来幸福仍是遥遥无期，死去的以前多万冤魂问谁偿命？嘻！‘一将功成万骨枯’，共产党人固大庆成功，所难堪者人民而已”。⑩
正是由于苏俄十月革命后处于恢复国内经济以及追寻外交突破的目标，调整了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尤其是1921年俄共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这使得梁启超对苏俄模式有了深刻的思考，对苏俄模式的性质产生怀疑。由此看出，梁启超对当时苏联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以及苏俄模式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认为当时的苏俄实际上施行的是真正的“帝国主义”。由于对苏俄模式从性质上就予以了质疑和否定，梁启超显然并不是站在“友俄”“连俄”的立场之上。
2.对苏俄持警戒心
梁启超在政治制度上并不认同苏俄模式，认为其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对于当时的苏俄，梁启超则是持着警戒心理。认为苏俄不应轻信，苏俄的对外政策是以自身为出发点，对中国会造成侵害。要理解梁启超对苏俄模式彻底否定并对当时的苏俄持警戒知心的原因，需要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
1919年、1920年，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地。加拉罕的声明于1924年写进了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1922年8月，蘇俄特使越飞来到中国，他当时表示苏俄很希望在外交上给予中国支持。但是希望中国政府能采纳苏俄建议，也就是中国要单方面宣布废除与西方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条件，越飞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苏俄合作建议，所以谈判未能顺利进行。此后，加拉罕又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国，并提出了一个前提——中国要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当时，俄国人对外蒙古的局势横加干涉，致使外蒙古从中华民国分离出来，对当时中华民国的利益造成了明显的伤害。要求当时的中国在如此形势下同苏俄先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再来谈判具体事宜，这令中方很难接受。因为苏俄提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如此种种，让梁启超意识到，苏俄对当时的中国所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苏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梁启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苏俄可以说是仇视的。
三、结语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人，并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进行传播的见证者。由于深信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符指出，梁启超早期论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见解，然而从自身所代表的阶级的角度出发，对于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予以了坚决否定。而作为社会主义首次在一国内取得胜利的代表——苏联，对苏俄模式，梁启超也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思考，认为其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义，对于苏联也始终持着警惕之态度。
注释：
①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的介绍和探索[J].东岳论丛，1980，（2）。
②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③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④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0页。
⑦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新民丛报第86号。
⑧王刚，《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第61页。
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M]1941第67-68页。
⑩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M]1941第58-59页。
参考文献：
[1]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J].社会科学研究，2007，6.
[2]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下）[J].社会科学研究，2008，1.
[3]陈慧.近50年来梁启超思想研究之检讨[J].哲学动态，2001，10.
[4]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的介绍和探索[J].东岳论丛，1980.
[5]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N].新民丛报第86号.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M].1941.
[7]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中共党史研究2009，8.
[8]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苏俄模式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3
早在19世纪末，通过一些翻译家西欧国家有关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翻译介绍，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概念。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而在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士之中，梁启超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在促进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探索中，虽然基于宪政改革的政治立场，梁启超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排斥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并没有影响梁启超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时对当时中国国情给予的关注，梁启超提出要防范包括苏俄在内的外来势力对中国利益可能带来的侵害，并提出一定的见解，认为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基础上，应确保国家民族利益不受损害。本文试图探讨梁启超对于在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以及其对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看法和见解。
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89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迈出了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1898年的戊戌变法距今已一百多年，正是从戊戌变法开始，梁启超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成为了新时代的启蒙者。梁启超一生著作颇丰，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是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以史学成绩最为突出，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晚近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无一不见他的身影。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梁启超及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在对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方面，梁启超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中国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①早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该报登载了1896年第二次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消息，介绍了，介绍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论强权》。而随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宣传的逐渐深入，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述。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初，针对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等问题，中国知识精英展开了激烈辩论。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详细指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这一问题。
1.梁启超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见解
从梁启超早期所做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对最初社会主义的见解。1904年，梁启超作了《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囊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之后，为了更有说服力，梁启超在文中应用了古代事例，如王莽于始建国元年训斥地主“分田劫假”之令，认为“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并将北宋时苏洵抨擊田主不牢致富，但耕者穷饿无告的言论，同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有可比的性质。在该文结尾，梁启超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论证社会主义思想“吾中国固夙有之”的观点。②1937年，梁启超旅欧杂论观感集《欧游心影录节录》出版，其中也不乏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③从梁启超早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社会主义基本是持着称颂与赞誉的态度，如在1902年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中，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④同时，梁启超正向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方面，也深受老师靠有为的影响。他赞同并大力宣传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并根据当时所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以为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社会主义的精神。
2.梁启超反对在中国践行社会主义
虽然梁启超早期肯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于在当时的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却持反对态度。在1907年的《社会主义论序》中，他写到：“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蘼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⑤“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并认为要施行社会主义，“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在民主政治尚且匮乏的国度推行社会主义，只会使得国家和社会“为蠹国之徒资利用”。
除了认为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不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之外，梁启超还极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暴力革命手段可以理解，“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形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⑥而中国与够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属于同一时代，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宣传施行社会主义，会发生“伪的劳农革命”，会招致天下大乱。“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⑦从中可看出梁启超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践行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根本不具备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更没有采取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他提出，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过渡期’，即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朝社会主义发展。”⑧ 由此可见，梁启超作为当时中国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士之一，对社会主义有自己一定的了解和见解，如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契合，重视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传播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且结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具体国情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全面客观地分析。然而，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一定成对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仍然是从其阶级立场出发，难免存在阶级局限性。
二、梁启超对苏俄模式的见解
如上文所述，梁启超较早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在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从其自身阶级立场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出发，梁启超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评述和判断的，极力反对施行社会主义。20世纪最初，社会主义在中国仅仅处于理论形成阶段，而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开始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思潮扩散，马克思主义的也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传播。在此背景下，也展开了关于是否应走俄国人道路的论争，此论争可以看作是早期关于是否应施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论争的延续，此次论争的重点在于支持“友俄”抑或“仇俄”。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包围，使得社会主义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单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对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不小影响，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得以继续和深入。
1.对苏俄模式性质的怀疑
梁启超认为苏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少文章和致友人的书信中，他不止一次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中，梁启超写到“如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出新经济政策来？喂！可怜！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而教你信仰的人却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毛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⑨梁启超另有论述，如“苏俄共产政府所标榜的不是‘大多数人名自由幸福’吗？然而……该政府成立以来，因丧乱刑罚饥饿而死的人已不知一千万，现存的人，最少也是一切自有剥夺净尽，幸福更不必说了。……苏俄现代人民之遭殃，已成为无可讳的事实。他们自由辩解——或信仰共产的人替他们辩解，一定会说道：‘为将来永远幸福计，一时牺牲是免不掉的，只得忍受。’但是这种便捷在天理人情上能够容许吗？将来永远幸福这句话，根本上已不可能成立。‘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无论何时，总不会有万人圆满的幸福。最良的政治，不过为‘当时此地’之人民求得比较的幸福，便算尽责。到社会情状变迁，应该怎样增进‘那时彼地的’幸福，自属那时彼地政治家的责任。若把现代人幸福一切不顾，说他们的苦痛是将来幸福代价，天下古今断没有如此而可名为政治者。现在共产主义已变成‘新经济政策’了，红色已变成灰色了，将来幸福仍是遥遥无期，死去的以前多万冤魂问谁偿命？嘻！‘一将功成万骨枯’，共产党人固大庆成功，所难堪者人民而已”。⑩
正是由于苏俄十月革命后处于恢复国内经济以及追寻外交突破的目标，调整了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尤其是1921年俄共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这使得梁启超对苏俄模式有了深刻的思考，对苏俄模式的性质产生怀疑。由此看出，梁启超对当时苏联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以及苏俄模式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认为当时的苏俄实际上施行的是真正的“帝国主义”。由于对苏俄模式从性质上就予以了质疑和否定，梁启超显然并不是站在“友俄”“连俄”的立场之上。
2.对苏俄持警戒心
梁启超在政治制度上并不认同苏俄模式，认为其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对于当时的苏俄，梁启超则是持着警戒心理。认为苏俄不应轻信，苏俄的对外政策是以自身为出发点，对中国会造成侵害。要理解梁启超对苏俄模式彻底否定并对当时的苏俄持警戒知心的原因，需要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
1919年、1920年，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地。加拉罕的声明于1924年写进了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1922年8月，蘇俄特使越飞来到中国，他当时表示苏俄很希望在外交上给予中国支持。但是希望中国政府能采纳苏俄建议，也就是中国要单方面宣布废除与西方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条件，越飞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苏俄合作建议，所以谈判未能顺利进行。此后，加拉罕又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国，并提出了一个前提——中国要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当时，俄国人对外蒙古的局势横加干涉，致使外蒙古从中华民国分离出来，对当时中华民国的利益造成了明显的伤害。要求当时的中国在如此形势下同苏俄先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再来谈判具体事宜，这令中方很难接受。因为苏俄提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如此种种，让梁启超意识到，苏俄对当时的中国所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苏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梁启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苏俄可以说是仇视的。
三、结语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人，并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进行传播的见证者。由于深信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符指出，梁启超早期论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见解，然而从自身所代表的阶级的角度出发，对于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予以了坚决否定。而作为社会主义首次在一国内取得胜利的代表——苏联，对苏俄模式，梁启超也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思考，认为其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义，对于苏联也始终持着警惕之态度。
注释：
①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马克思的介绍和探索[J].东岳论丛，1980，（2）。
②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③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④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0页。
⑦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新民丛报第86号。
⑧王刚，《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第61页。
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M]1941第67-68页。
⑩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M]1941第58-5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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