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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大多数时候,岳建一是安静的。如果你不向他提及“知青”两个字,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风暴。
国庆节前,在石河子,他终于有一点暴露。那是在一个小规模的知青研讨会上,发言时,他独自一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交握于面前,神情肃穆,眼镜虽然没有摘去,但脸部肌肉却是抽紧状的,分明笼罩着一层凄哀之色,话语里面夹杂了浓重的痛感和惨烈……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人忽然提议全体向他致敬。掌声起来,岳建一早已经把自己埋在了听众里面,从头到脚恢复了他的安静。这种场景,完全算得上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极力主张知青一代进行自我剖白和忏悔、他曾经被人从讲台上轰下来。这一次,虽然也有针锋相对的知青准备找他“单挑”,但是运气不错,事前因故被人拽走了。
岳建一不仅提倡忏悔,他还寻求将这些个体剖白通过文字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次聚会的另一个收获,是他打捞到了两个答应为他写书的知青作者。
“他想为中国知青历史留下一点文字材料,基本上属于抢救性质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地将此事付诸实施。”岳建一的同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说,“知青运动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无论后人对知青的评价多么矛盾,这段历史绝对不该被遗忘。当事人和后人,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很多东西。”
岳建一是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以编辑知青作品在出版界享有名望。他一直潜行在中国社会底层搜罗知青个体记忆,以便通过发掘出版每个亲历者的零碎遭遇,串起一个非虚构性的民间叙事链条。
“追求真实的特质,追求记忆的品性、灵性、血性和个性,追求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岳建一说,“40年以来,只有知青,只有集体丧失记忆,罕有真正的知青文学,因为作者们普遍不能直面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及灵魂处境。”
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一沙一世界,赶在完全风化之前,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备忘者
和人讲历史、谈忏悔,被轰下台来的不止是岳建一一个人,这直接触发他出版一系列知青纪实作品的决定,好像是在拗劲一样。于是在2000年后,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这成为他在编辑生涯中留下的最主要遗产之一。
这项出版计划最初在工人出版社内部遭到激烈反对。按照内部管理制度,重大选题必须经由全社中层以上干部集体开会讨论。当时在国内知青类图书并不被看好。更何况他要出的不是一两本,而是3个批次,一个批次就是6本,需要出版社进行先期投入,这严重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眼看单位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当时我认为这绝对卖不出去,持坚决否定的意见,与他完全是高度对立,争得都快伤感情了。”刘延庆说,“我是怕他失败。”
不得已,岳建一立下了军令状,如果第一批书出来不见效益,第二批计划就此取消;如果赔钱了,可以从他出过的挣钱的书里扣除相应利润作为补偿。折中下来,选题终于得以通过。
岳建一这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几本书同时操作,一本书按惯例三校就够了,他要七校。书稿遍地。有时候十天半月可以不回家,就睡在办公桌上。早上起来刷牙,没有牙膏,又舍不得花时间上街买,先是拿洗洁精刷牙,粘粘乎乎的全是泡沫,漱口还得费上老半天功夫,后来就改用牙刷蹭点儿肥皂,干脆利落,还挺高興,觉得不买牙膏也挺好。
“这家伙关起门儿来,不知道他干什么,然后几天后好像是从地窝子里钻出来的,脸色苍白,蓬头垢面,一看就是长时间没洗脸的那种人。”刘延庆说,“认准一个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就像鲁迅讲的,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啊。这不是职业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倒退30年,也不一定人人能做到。”
这种强耐受力,有赖知青经历打下的底子。1969年在北大荒当知青,凌晨3点下地,夜间8点收工,早中晚三顿都在茫无边际的田间吃,80多斤的身体,要扛180斤的麻袋、装卸230斤的煤,一千就是半个冬季。相比之下,坐在办公室里编几本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能够做这套书,应该感谢苦难,那么累,能够挺下来,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可能的。”岳建一说,“(在苦难中坚持)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状态,并不艰难。”
编辑这套民间文库,岳建一定下规矩,只找“草根”,不找名家。他觉得只有最底层的作者,那种民间记忆才更本真。这也就加大了编辑工作量。因为很多作者并不具备写作能力,能写的,也几无技巧与艺术性可言。
“他有句话,说表扬出天才。对我就是这样,先说你的文章怎么有价值,然后说你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说这是历史,应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张华说,“他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包容你的不同想法,就写吧,像个引路人似的。”
张华原来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去内蒙古插过队。退休后专注于吃喝玩乐,间或写过一点小文字,不料被岳建一相中,就是一阵穷追猛打,在电话里整整做了她两小时思想工作,鼓励她据实写一个长篇出来。张华搞商标出身,没搞过创作,回答说干不了。岳建一就端出悲天悯人的一套说辞,把她说得怦然心动。
“他居然就敢向我约稿,他不找我我肯定不会写,遇到他之后,我是有意识地写的,最主要是他把视野往下看,你不能说民间作者有多大水平,怎么高明,就是这些革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比较原生态。”
动手能力不够,挑剔眼光还是有的。张华他们曾“非常郑重和认真”地找岳建一谈过,要求他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层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原始了,不是文学作品。但他们从岳建一那里得到的反馈也很沉重,“他说他知道编的这些书水平不高,但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不错了,不能向知青作者提太高的要求,他们能写下来就行了,时间有可能稍纵即逝。”
不找名家,就是自讨苦吃。t987年,岳建一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有一天,一个女知青闯入他的办公室,批评《血色黄昏》里涉及她的一些情况并不真实,并问他,“我要是写一本真实的,你给不给我出版?”岳建一回答她,“你只要写得好, 我就一定给你出。”
10年后,岳建一计划编辑知青民闾文库,意外地收到一箱子手稿。10年前的君子约定再次浮现,已经到了履约的时候。但这只是一摞有价值却未成型的资料,为作者下岗后贫病交加、分文无着依然坚持写作的举动所感,岳建一逐字逐句提出了修改意见,几经倒腾,虽然越改越好,距出版要求仍然遥远,他就推开作者,自己连编带改起来。
“他付出的劳动几乎与作者同等,篇篇见红,密如蛛网,下的功夫非常大,”岳建一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天真,你的经历特别惨,他非常同情你,你拿了一堆稿子,尽管文本不是特别好,他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做成,可以抛开一切。”
泪与笑
为了让自己编辑的民间文库更具有史料价值和保存意义,每个周末,岳建一都要跑到潘家园的“鬼市”里淘一些老照片、旧书、画报,拿回去做插图,以提升文本立体感和饱满度。大致花了2万多块钱,全部自掏腰包,权当锦上添花,白送给作者们了。
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光头光膀子的卖家那里找插图,光头问他干什么用。岳建一就把自己的需要说了。光头对他说,“你是好人,我们家也有知青,你能不能下星期天到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里这种书特别多,由你挑。”
约定的时间,岳建一真去了一趟。那人事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几捆,摞起来将近一米厚,不是书,是一张一张的插图,而且全是彩图。凡是他估计是岳建一需要和喜欢的,毫不吝惜,逐一从数百本完好的书里扯下来。
光头住在北四环外的一个平房区里,在家里,两口子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他。走的时候,看岳建一提不动,光头又用三轮车驮着把他送到了公交车站,对他说,“岳老师,我只能帮你做这些事,你要是不够,你还来!”
那以后,只要不忙,岳建一就去找他。聊天之中,知道光头喜欢攒酒瓶子,他心里不由窃喜,因为有亲戚在饭店工作,就帮着留意。若干年后,当他终于从尘杂中脱身,闲了下来,带着酒瓶子去找光头,发现他家那一片已经拆平了。不下10几次地,他又跑到潘家园,也没有再找见他。
“不在了,挺怀念的。”岳建一叹息,泪水霎时夺眶而出,陷入长久的沉默。往事历历,云烟一般。60岁的年纪,对于一段不期而遇又不期而散的短暂交集,记忆陡然出现断裂,令他悔恨无限,“太忙了,也怪我,舍不得多花时间去看他。”
马不停蹄地编完文库的第一批作品,北京的图书订货会开幕了。他去站柜台,从第一天站到最后一天,每天又从开门站到关门,生怕一离开就错过订户。8天时间,只吃了3顿饭。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输不起的。
几十个提前得到消息的知青,带着家人、学生、战友,开着车去帮他包书,散发宣传单,展厅的柱子上、餐厅里、饮水处、卫生间、过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招贴画,弄得一个订货会好像是专为他岳建一开办似的。
“知道哪一天开订货会,我们自个儿就去,也挺高兴的。”岳建一的作者李南说,“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是知青的事儿。”
按照出版界的经验,一本图书的销量只要超过6000册,就能盈利。群策群力下,知青文库各卷首版就订出了l万多册。一听到这个数据,岳建一赶快回到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有人敲门,不开;有电话进来,不接。
“这是他的主要作为之一,历尽千辛万苦,只有他坚持下来,最后做成系列了,这是出版界有目共睹的。”当初极力反对出这个文库的刘延庆,面对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感到很高兴,“他的这些书,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有一种是心灵和情感的,这是无形的,是非常可贵的。”
民间文库的成就,虽然有点突如其来,但这不是第一次。相似的情形,在1987年《血色黄昏》推出时就曾有过。正是因为受这本书的激活,岳建一才会有后面的所有坚持。
1986年夏天,岳建一听人提到老鬼写的一本书,情节极具震撼性,就根据打听得来的一个“401”门牌号跑到万寿路去海里捞人,从早上8点开始“扫楼”,直到下午4点,终于找到老鬼。
“有点儿意外,因為已经碰得灰头土脸了。”老鬼说,岳建一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产生希望,虽然高兴,但也“觉得够呛”。
为了出这部书,老鬼花了8年时间奔波,找了10几家出版社,即使是他母亲杨沫出面施援,也没有促成。出版社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这部手稿没有任何文学含量。
岳建一拿到那部纸都磨烂了的书稿,愈看愈震惊。
因为事前与领导已有约定,初审报告递上去,一路绿灯,一、二审加起来没有超过一周,就把人家拖了8年的事情给办了。作品甫一面世,可谓风靡一时,在工人出版社重印了8次。原来置之不理或未置可否的一些出版社,见此势头,也跟着来凑热闹,相继推出。正是这块粗糙的“石头”,轻而易举就为岳建一敲开了面前那扇知青图书出版的大门。
书印出来后,岳建一和老鬼相约在长安街上见面,岳建一用自行车驮上20来本样书过去,昏黄的路灯下,老鬼来了,恍如掉人梦境,捧着成书左翻翻右翻翻,一个劲儿地喃喃呓语,“真出版了呀?真出版了呀?你闻,这油墨多香啊!”
这一幕,让岳建一陷入思考。
“如果没有《血色黄昏》,老鬼的经历将随时间而去,成为一种生命的苍白。老鬼只是千万知青之一,更多的知青,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和经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片绿叶,而是一整座森林。”
累微尘
不过很快,岳建一的编辑生涯就被打断了。1980年代末尾,工人出版社内部分房,不需要房子且办事比较公允的岳建一被推为分房委员。因为拒不合作,岳建一陷入困境。遭到短暂废黜,报一个选题就枪毙一个。
“他是可以做楷模,不可以做栋梁。天性‘抗上’,在有些人眼里是一根刺儿。但有谁像他那样牛似的干活啊?还是老编辑,人缘好、威信高。”刘延庆说,岳建一经常是隔着会议桌逐个点评领导,说他们如何如何,“是很认真的教训,不是一般的教训,说你们懂出版么,尽职了么?某某你来主持工作6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外行,大家为你交学费要交多久啊!”
社内搁了浅,只好另辟蹊径。名声在外,别的出版社也邀请他主编图书,很多知青作品就放在社外出版,但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期许实施,别人也要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平衡。很多想法因此无从体现和释出。
张华说,“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啊?是被耽误了。”
所以时过境迁,一旦被解冻出来,他开始分秒必争,就像身后有一条鞭子在驱动着他。
“知青图书对我来说,意味着是我价值追求的一部分,意味着我既是一个知青,又是一个职业编辑,我能够对知青这个群体有一种身份上的回答。”岳建一说,“上千万知青,他们是一枚一枚活化石。我自期,尽尘土之微,累微尘以崇其峻。” 为此,岳建一将搜寻嗅觉开动到极限,到处去挖他的作者和题材。有一次听说岳建一在编知青作品,李南就顺口提了一句,自己也有一个题材。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快截稿了,岳建一一个电话打过去要稿子。李南只好抽出10多天工夫赶出一篇,等于是个急就章。交稿之后,去见岳建一,劈头盖脸就被一通教训,“你必须再写,你必须写出你的全部真实感受。”这么一逼,尘封往事一时之间悉数涌上心头,李南当场就哭了。
“现在好多知青退下来了,开始写回忆,岳建一的做法扩散以后,慢慢会形成一种共识,慢慢认识那段历史,写那段历史,这个风气实际上已经兴起来了。”李南说,“岳建一就是这样一条表达通道,一条有目的的通道,他已经从宏大的叙事里头走出来,进人个人化表述,从不同角度,一点点儿深入下去,很细小那种,但搜集起来,放到一块儿,感觉就不一样了。”
民间文库一、二批迅速推出后,出版社内部对此有过探讨,是不是跳出上山下乡的窠臼,从不同角度去梳理那段历史,而不只局限于从个人角度讲述。但这种讨论还没有来得及付诸文本。岳建一就提前退休了。
第一批文库横空出世,盲目乐观的发行部误判形势,加印了不少册数,结果出现滞销,好事办成了坏事。第二批出来后,各种矛盾又纠集到一处,久而久之,领导终于忍无可忍,由不高兴转而发作了。
“你被边缘化,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你,但有时候你有点主动地被边缘化了,虽说知青这事儿很重要,你一个编辑是不是除了知青就什么也不能出?非要清一色出这个?”张华说,“他本来想得非常庞大的,组稿计划。”
张华手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部未发书稿,里面拉拉杂杂记录了很多知青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大部分是岳建一提供并讓她去采写的,二三审都已通过,因为岳的离开,结果流产了。
“他这个人,确实是可以为工作忘却很多事情,有点不计后果,不考虑会不会被人穿小鞋。”刘延庆说,“他实际上代表了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可以这么说,他是昙花一现。”
离开岗位之前,岳建一犟脾气上来,还和领导耗了一段儿,后来通盘考虑,觉得前景渺茫,只好作罢。失去了职业依托,虽然还可以重走老路,与别的出版机构合作,然而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有些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没法兑现。
“有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我说我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充其量是一个良知没有烂透的人。”
早些年,当他父亲临终之际,给过最后嘱托,希望他这一生可以正直地活着。那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答应一定做到。之后才发现,若按这个要求慢慢去做,自己将寸步难行,将变得很孤独。
“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我经常想起他的这个要求,这具有空前难度。每一天,我都知道我父亲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对自已有这种期待。”
大多数时候,岳建一是安静的。如果你不向他提及“知青”两个字,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风暴。
国庆节前,在石河子,他终于有一点暴露。那是在一个小规模的知青研讨会上,发言时,他独自一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交握于面前,神情肃穆,眼镜虽然没有摘去,但脸部肌肉却是抽紧状的,分明笼罩着一层凄哀之色,话语里面夹杂了浓重的痛感和惨烈……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人忽然提议全体向他致敬。掌声起来,岳建一早已经把自己埋在了听众里面,从头到脚恢复了他的安静。这种场景,完全算得上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极力主张知青一代进行自我剖白和忏悔、他曾经被人从讲台上轰下来。这一次,虽然也有针锋相对的知青准备找他“单挑”,但是运气不错,事前因故被人拽走了。
岳建一不仅提倡忏悔,他还寻求将这些个体剖白通过文字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次聚会的另一个收获,是他打捞到了两个答应为他写书的知青作者。
“他想为中国知青历史留下一点文字材料,基本上属于抢救性质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地将此事付诸实施。”岳建一的同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说,“知青运动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无论后人对知青的评价多么矛盾,这段历史绝对不该被遗忘。当事人和后人,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很多东西。”
岳建一是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以编辑知青作品在出版界享有名望。他一直潜行在中国社会底层搜罗知青个体记忆,以便通过发掘出版每个亲历者的零碎遭遇,串起一个非虚构性的民间叙事链条。
“追求真实的特质,追求记忆的品性、灵性、血性和个性,追求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岳建一说,“40年以来,只有知青,只有集体丧失记忆,罕有真正的知青文学,因为作者们普遍不能直面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及灵魂处境。”
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一沙一世界,赶在完全风化之前,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备忘者
和人讲历史、谈忏悔,被轰下台来的不止是岳建一一个人,这直接触发他出版一系列知青纪实作品的决定,好像是在拗劲一样。于是在2000年后,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这成为他在编辑生涯中留下的最主要遗产之一。
这项出版计划最初在工人出版社内部遭到激烈反对。按照内部管理制度,重大选题必须经由全社中层以上干部集体开会讨论。当时在国内知青类图书并不被看好。更何况他要出的不是一两本,而是3个批次,一个批次就是6本,需要出版社进行先期投入,这严重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眼看单位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当时我认为这绝对卖不出去,持坚决否定的意见,与他完全是高度对立,争得都快伤感情了。”刘延庆说,“我是怕他失败。”
不得已,岳建一立下了军令状,如果第一批书出来不见效益,第二批计划就此取消;如果赔钱了,可以从他出过的挣钱的书里扣除相应利润作为补偿。折中下来,选题终于得以通过。
岳建一这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几本书同时操作,一本书按惯例三校就够了,他要七校。书稿遍地。有时候十天半月可以不回家,就睡在办公桌上。早上起来刷牙,没有牙膏,又舍不得花时间上街买,先是拿洗洁精刷牙,粘粘乎乎的全是泡沫,漱口还得费上老半天功夫,后来就改用牙刷蹭点儿肥皂,干脆利落,还挺高興,觉得不买牙膏也挺好。
“这家伙关起门儿来,不知道他干什么,然后几天后好像是从地窝子里钻出来的,脸色苍白,蓬头垢面,一看就是长时间没洗脸的那种人。”刘延庆说,“认准一个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就像鲁迅讲的,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啊。这不是职业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倒退30年,也不一定人人能做到。”
这种强耐受力,有赖知青经历打下的底子。1969年在北大荒当知青,凌晨3点下地,夜间8点收工,早中晚三顿都在茫无边际的田间吃,80多斤的身体,要扛180斤的麻袋、装卸230斤的煤,一千就是半个冬季。相比之下,坐在办公室里编几本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能够做这套书,应该感谢苦难,那么累,能够挺下来,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可能的。”岳建一说,“(在苦难中坚持)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状态,并不艰难。”
编辑这套民间文库,岳建一定下规矩,只找“草根”,不找名家。他觉得只有最底层的作者,那种民间记忆才更本真。这也就加大了编辑工作量。因为很多作者并不具备写作能力,能写的,也几无技巧与艺术性可言。
“他有句话,说表扬出天才。对我就是这样,先说你的文章怎么有价值,然后说你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说这是历史,应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张华说,“他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包容你的不同想法,就写吧,像个引路人似的。”
张华原来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去内蒙古插过队。退休后专注于吃喝玩乐,间或写过一点小文字,不料被岳建一相中,就是一阵穷追猛打,在电话里整整做了她两小时思想工作,鼓励她据实写一个长篇出来。张华搞商标出身,没搞过创作,回答说干不了。岳建一就端出悲天悯人的一套说辞,把她说得怦然心动。
“他居然就敢向我约稿,他不找我我肯定不会写,遇到他之后,我是有意识地写的,最主要是他把视野往下看,你不能说民间作者有多大水平,怎么高明,就是这些革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比较原生态。”
动手能力不够,挑剔眼光还是有的。张华他们曾“非常郑重和认真”地找岳建一谈过,要求他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层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原始了,不是文学作品。但他们从岳建一那里得到的反馈也很沉重,“他说他知道编的这些书水平不高,但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不错了,不能向知青作者提太高的要求,他们能写下来就行了,时间有可能稍纵即逝。”
不找名家,就是自讨苦吃。t987年,岳建一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有一天,一个女知青闯入他的办公室,批评《血色黄昏》里涉及她的一些情况并不真实,并问他,“我要是写一本真实的,你给不给我出版?”岳建一回答她,“你只要写得好, 我就一定给你出。”
10年后,岳建一计划编辑知青民闾文库,意外地收到一箱子手稿。10年前的君子约定再次浮现,已经到了履约的时候。但这只是一摞有价值却未成型的资料,为作者下岗后贫病交加、分文无着依然坚持写作的举动所感,岳建一逐字逐句提出了修改意见,几经倒腾,虽然越改越好,距出版要求仍然遥远,他就推开作者,自己连编带改起来。
“他付出的劳动几乎与作者同等,篇篇见红,密如蛛网,下的功夫非常大,”岳建一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天真,你的经历特别惨,他非常同情你,你拿了一堆稿子,尽管文本不是特别好,他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做成,可以抛开一切。”
泪与笑
为了让自己编辑的民间文库更具有史料价值和保存意义,每个周末,岳建一都要跑到潘家园的“鬼市”里淘一些老照片、旧书、画报,拿回去做插图,以提升文本立体感和饱满度。大致花了2万多块钱,全部自掏腰包,权当锦上添花,白送给作者们了。
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光头光膀子的卖家那里找插图,光头问他干什么用。岳建一就把自己的需要说了。光头对他说,“你是好人,我们家也有知青,你能不能下星期天到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里这种书特别多,由你挑。”
约定的时间,岳建一真去了一趟。那人事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几捆,摞起来将近一米厚,不是书,是一张一张的插图,而且全是彩图。凡是他估计是岳建一需要和喜欢的,毫不吝惜,逐一从数百本完好的书里扯下来。
光头住在北四环外的一个平房区里,在家里,两口子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他。走的时候,看岳建一提不动,光头又用三轮车驮着把他送到了公交车站,对他说,“岳老师,我只能帮你做这些事,你要是不够,你还来!”
那以后,只要不忙,岳建一就去找他。聊天之中,知道光头喜欢攒酒瓶子,他心里不由窃喜,因为有亲戚在饭店工作,就帮着留意。若干年后,当他终于从尘杂中脱身,闲了下来,带着酒瓶子去找光头,发现他家那一片已经拆平了。不下10几次地,他又跑到潘家园,也没有再找见他。
“不在了,挺怀念的。”岳建一叹息,泪水霎时夺眶而出,陷入长久的沉默。往事历历,云烟一般。60岁的年纪,对于一段不期而遇又不期而散的短暂交集,记忆陡然出现断裂,令他悔恨无限,“太忙了,也怪我,舍不得多花时间去看他。”
马不停蹄地编完文库的第一批作品,北京的图书订货会开幕了。他去站柜台,从第一天站到最后一天,每天又从开门站到关门,生怕一离开就错过订户。8天时间,只吃了3顿饭。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输不起的。
几十个提前得到消息的知青,带着家人、学生、战友,开着车去帮他包书,散发宣传单,展厅的柱子上、餐厅里、饮水处、卫生间、过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招贴画,弄得一个订货会好像是专为他岳建一开办似的。
“知道哪一天开订货会,我们自个儿就去,也挺高兴的。”岳建一的作者李南说,“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是知青的事儿。”
按照出版界的经验,一本图书的销量只要超过6000册,就能盈利。群策群力下,知青文库各卷首版就订出了l万多册。一听到这个数据,岳建一赶快回到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有人敲门,不开;有电话进来,不接。
“这是他的主要作为之一,历尽千辛万苦,只有他坚持下来,最后做成系列了,这是出版界有目共睹的。”当初极力反对出这个文库的刘延庆,面对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感到很高兴,“他的这些书,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有一种是心灵和情感的,这是无形的,是非常可贵的。”
民间文库的成就,虽然有点突如其来,但这不是第一次。相似的情形,在1987年《血色黄昏》推出时就曾有过。正是因为受这本书的激活,岳建一才会有后面的所有坚持。
1986年夏天,岳建一听人提到老鬼写的一本书,情节极具震撼性,就根据打听得来的一个“401”门牌号跑到万寿路去海里捞人,从早上8点开始“扫楼”,直到下午4点,终于找到老鬼。
“有点儿意外,因為已经碰得灰头土脸了。”老鬼说,岳建一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产生希望,虽然高兴,但也“觉得够呛”。
为了出这部书,老鬼花了8年时间奔波,找了10几家出版社,即使是他母亲杨沫出面施援,也没有促成。出版社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这部手稿没有任何文学含量。
岳建一拿到那部纸都磨烂了的书稿,愈看愈震惊。
因为事前与领导已有约定,初审报告递上去,一路绿灯,一、二审加起来没有超过一周,就把人家拖了8年的事情给办了。作品甫一面世,可谓风靡一时,在工人出版社重印了8次。原来置之不理或未置可否的一些出版社,见此势头,也跟着来凑热闹,相继推出。正是这块粗糙的“石头”,轻而易举就为岳建一敲开了面前那扇知青图书出版的大门。
书印出来后,岳建一和老鬼相约在长安街上见面,岳建一用自行车驮上20来本样书过去,昏黄的路灯下,老鬼来了,恍如掉人梦境,捧着成书左翻翻右翻翻,一个劲儿地喃喃呓语,“真出版了呀?真出版了呀?你闻,这油墨多香啊!”
这一幕,让岳建一陷入思考。
“如果没有《血色黄昏》,老鬼的经历将随时间而去,成为一种生命的苍白。老鬼只是千万知青之一,更多的知青,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和经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片绿叶,而是一整座森林。”
累微尘
不过很快,岳建一的编辑生涯就被打断了。1980年代末尾,工人出版社内部分房,不需要房子且办事比较公允的岳建一被推为分房委员。因为拒不合作,岳建一陷入困境。遭到短暂废黜,报一个选题就枪毙一个。
“他是可以做楷模,不可以做栋梁。天性‘抗上’,在有些人眼里是一根刺儿。但有谁像他那样牛似的干活啊?还是老编辑,人缘好、威信高。”刘延庆说,岳建一经常是隔着会议桌逐个点评领导,说他们如何如何,“是很认真的教训,不是一般的教训,说你们懂出版么,尽职了么?某某你来主持工作6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外行,大家为你交学费要交多久啊!”
社内搁了浅,只好另辟蹊径。名声在外,别的出版社也邀请他主编图书,很多知青作品就放在社外出版,但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期许实施,别人也要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平衡。很多想法因此无从体现和释出。
张华说,“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啊?是被耽误了。”
所以时过境迁,一旦被解冻出来,他开始分秒必争,就像身后有一条鞭子在驱动着他。
“知青图书对我来说,意味着是我价值追求的一部分,意味着我既是一个知青,又是一个职业编辑,我能够对知青这个群体有一种身份上的回答。”岳建一说,“上千万知青,他们是一枚一枚活化石。我自期,尽尘土之微,累微尘以崇其峻。” 为此,岳建一将搜寻嗅觉开动到极限,到处去挖他的作者和题材。有一次听说岳建一在编知青作品,李南就顺口提了一句,自己也有一个题材。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快截稿了,岳建一一个电话打过去要稿子。李南只好抽出10多天工夫赶出一篇,等于是个急就章。交稿之后,去见岳建一,劈头盖脸就被一通教训,“你必须再写,你必须写出你的全部真实感受。”这么一逼,尘封往事一时之间悉数涌上心头,李南当场就哭了。
“现在好多知青退下来了,开始写回忆,岳建一的做法扩散以后,慢慢会形成一种共识,慢慢认识那段历史,写那段历史,这个风气实际上已经兴起来了。”李南说,“岳建一就是这样一条表达通道,一条有目的的通道,他已经从宏大的叙事里头走出来,进人个人化表述,从不同角度,一点点儿深入下去,很细小那种,但搜集起来,放到一块儿,感觉就不一样了。”
民间文库一、二批迅速推出后,出版社内部对此有过探讨,是不是跳出上山下乡的窠臼,从不同角度去梳理那段历史,而不只局限于从个人角度讲述。但这种讨论还没有来得及付诸文本。岳建一就提前退休了。
第一批文库横空出世,盲目乐观的发行部误判形势,加印了不少册数,结果出现滞销,好事办成了坏事。第二批出来后,各种矛盾又纠集到一处,久而久之,领导终于忍无可忍,由不高兴转而发作了。
“你被边缘化,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你,但有时候你有点主动地被边缘化了,虽说知青这事儿很重要,你一个编辑是不是除了知青就什么也不能出?非要清一色出这个?”张华说,“他本来想得非常庞大的,组稿计划。”
张华手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部未发书稿,里面拉拉杂杂记录了很多知青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大部分是岳建一提供并讓她去采写的,二三审都已通过,因为岳的离开,结果流产了。
“他这个人,确实是可以为工作忘却很多事情,有点不计后果,不考虑会不会被人穿小鞋。”刘延庆说,“他实际上代表了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可以这么说,他是昙花一现。”
离开岗位之前,岳建一犟脾气上来,还和领导耗了一段儿,后来通盘考虑,觉得前景渺茫,只好作罢。失去了职业依托,虽然还可以重走老路,与别的出版机构合作,然而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有些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没法兑现。
“有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我说我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充其量是一个良知没有烂透的人。”
早些年,当他父亲临终之际,给过最后嘱托,希望他这一生可以正直地活着。那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答应一定做到。之后才发现,若按这个要求慢慢去做,自己将寸步难行,将变得很孤独。
“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我经常想起他的这个要求,这具有空前难度。每一天,我都知道我父亲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对自已有这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