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是以人物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一大传统画科，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人物画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画科要早，在题材上大体分为宗教、仕女、肖像、风俗、历史故事等。人物画是中国画里直接反映现实的画科，它比较全面和充分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意识。
　　现存最早的人物画是《龙凤人物图》，属战国时代作品。人物画约在魏晋已趋于成熟，当时，花鸟、山水还未成为独立的画种，只作为人物的配景。据记载，屈原作《天问》，是受了楚先王庙壁画的启发。统治阶级提倡“成教化，助人伦”，是人物画成熟早于花鸟、山水的主要原因。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史中的重要阶段，绘画艺术仍在曲折中得到发展。佛教美术勃然兴盛，遍及南北，人才辈出。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此一时期壁画，展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反映士族名士的生活及人物形象的作品迅速增多，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日趋活跃，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
　　旋即而至的唐代是中国人物画深入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物画，相较于唐之前的人物画，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更为丰富和完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绘画逐渐从维护政治统治、宣扬礼教的目的中解放出来，开始为皇族、贵族、士族等上层阶级的审美服务。为了迎合这一阶层华丽、奢侈的审美趣味，再加上日趋完备、精进的技法表现作依托，在“以形写神”理论的倡导下，唐代人物画更加强调“形”在表现人物形象中的作用，注重装饰等手法在绘画中的应用，人物造型趋于一定的逼真化，呈现出“焕烂求备”的整体面貌。
　　唐代人物画在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著名画家和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他们在艺术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卓越表现。其中以吴道子的成就最为突出。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300余幅，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唐代人物画从内容上讲，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步辇图》；有描绘功臣勋将的，如《凌烟阁功臣图》；相邻民族，如《西域图》、《职贡图》；皇室贵族，如《玄宗试马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文人雅士，如《醉学士图》。作为人物画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壁画艺术水平也非常高超。人物造型由粗犷转向精细，外形描画准确生动，男子外貌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菩萨像，端庄文静，温柔亲切。这些都表明唐时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超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
　　唐代人物画除了在形制、内容上较前代有很大发展之外，还有一项是前代无法媲美的，那就是除了在平面物体上作画外，首次成规模地在立体物体上绘画，如在陶瓷器上施人物画，这可以中晚唐时期长沙窑为例。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铜官窑”、“瓦渣坪窑”。 长沙窑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发展成以釉下彩绘画、模印贴花以及诗词书写为其主要特点，尤其是釉下彩绘画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彩瓷时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画种类较多，大多绘于壶、罐等腹部，碗、盘的内底以及瓷枕的枕面等。根据学者的分析，其将釉下彩绘画分为九种左右，其中就包括人物画。虽然根据已公布的材料来看，长沙窑瓷上的人物画数量不多，但是这些足以见证唐代人物画的重大发展，现举例予以介绍。
　　莲花童子图（图1），此图绘于青釉瓷壶腹部，描绘的是一个男孩，男童前额上方及两鬓处各留一小撮头发，上身挂一兜肚，下穿宽松肥裤，花生形的脸偏向左方，下巴微微扬起，两眼眺望上方，右手拿着一莲枝扛在肩上，莲枝末梢有一朵仰蕊吐芳的莲花，左手向后摆，做奔跑状。此图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风。此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的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执莲童子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江舟渔翁图（图2—3），此图绘于青釉瓷壶腹部，以褐彩描绘出一幅渔翁垂钓场景。画幅约占壶腹半壁，左侧绘有在波涛中起伏颠簸的渔船一艘，渔船呈新月状，线条稍粗，侧面有褐釉点饰，渔船中部绘半圆形船篷，篷内以细密网状交织线条填充表现船篷的竹席编制形态。船舷部绘有垂钓渔夫一人，渔翁头戴笠帽凝视前方，右手执钓竿，左手紧缚一杖，身体略前倾，做起吊提杆状。此组渔翁人物造型简洁干练而又生动传神，将静止的图像以平面的方法置于渔船的显著位置，再加上渔船底部列队式翻滚的波浪，动静结合，直观地表现了粼粼波浪上渔船漂浮的情景。渔船右侧有一大片弧线勾勒的交错弧线纹饰，似为岸边鳞次栉比的丛林，所有弧线均从右自左运笔，部分交错似呈枝桠状，树木顶端还有一组松塔状树木，此种形态在长沙窑山水题材瓷壶上可以找到。
　　“七贤第一祖”人物图（图4），此图绘于瓷罐之上，罐体一侧描绘两组线描人物，线条为褐彩铁线式，细如游丝，流畅均匀。左侧人物戴高冠，表情不羁。着直裾长袍，系带结于胸部，略显松垮。衣摆曳地，呈歌舞状。两宽袖均向左侧飘逸，仿佛若有风。此人为“七贤”中啸歌之阮籍。右侧人物亦戴高冠，较阮籍之冠更显富贵，长髯慈目。着直裾深衣，双手合于前，执芴板。衣摆、大袖鼓起，踏于祥云之上。此人即“七贤”中最庸俗之王戎。构图人物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对视，若有交流。仿佛描绘的正是《世说新语》中的那段场景：“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罐体另一侧以釉下褐彩题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拨四枝柔。不知酒是龙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书法遒劲豪放，入木三分，而又错落有致，间架结构虽不严谨，但穿插有序，整体效果和谐。诗文对仗工整押韵，正切合“竹林七贤”酣酒畅饮的主题。诗右侧有款“七贤第一祖（组）”，由此可见此罐应是一组定制产品中的一件，今日已是仅存之孤品，从而愈加珍贵。纵观此罐，绘画与诗词排布合理构图紧密，互不干涉而又相互依存。用笔深受晋人骨法影响，起伏有致，疏密得当，而又兼顾动势、节奏的吴带当风之要领，毫不拖沓，简中显功。人物造型为典型的盛唐风范，体态饱满，但又并非晚唐之肥硕，是为唐代绘画中的精品，也是诗、画、款结合的最早范例。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侍女图（图5），此图附着的载体仅见残片。此女身形丰腴，卷发，颈戴项圈，颈下与肩部袒露，右手执物横于肩部。残片保存的形象太小，但是却将美女面部表现得惟妙惟肖。
　　异国情侣图（图6），与图5一样，均绘于残片之上，根据器型及所绘位置推断，应为瓷盘内底。图形的左侧绘一中年男子，他深目高鼻，浓眉横卧，须成八字，是一位头戴汉人纱冠的波斯人；左侧绘一典型唐代侍女，她脸部丰满，涂胭脂，倒垂眉，颈部修长，高髻插金饰，穿胡服。两人默默相对，眉间紧缩，其无言的样子似乎好像难舍难分。从这对情侣的装束看，男人有汉化，女人有胡化现象。画面内容既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异国商人和官吏留居中国的社会风情，也是长沙窑画工们抒发生活感受而自由表现的个性化艺术的真实反映。
　　以上五件人物画是至今遗留的长沙窑瓷人物画中最为精彩的几件，其中尤以前三件更为重要，究其原因，一是绘画所附着的载体——长沙窑瓷器型基本完整，二是人物布局更为熟练。除了这五件人物画之外，长沙窑还有几件器型残缺严重、内容大致可以推断的人物画瓷器，主要有杂技人物画和长髯人物画等。虽然长沙窑人物画数量占整个釉下彩绘画的比例非常小，但是这些人物绘画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长沙窑瓷其它的绘画，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不仅是中国人物画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史的大发展时期，作为一座深处内地的民间窑场，长沙窑为何能够开创性地将人物画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来，这是有着诸多现实原因的。首先，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峰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继出现，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为陶瓷业和绘画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宽松环境。人物画在唐代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涌现出一批十分出色的画家，并且唐代人物画的成就也超越了以前各个朝代，影响到东方各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正是唐代浓郁的尚画、赏画社会风气，长沙窑才有机会将大众喜爱的人物画装饰到自己的产品上。其次，长沙窑作为一座内地的窑场，后起之秀，再加上窑场所在地——铜官一带的瓷土不甚很好，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竞争，只能另辟蹊径，加之长沙窑工很多来自河南一带，其深受三彩的影响，故而长沙窑工创造性地烧制了彩绘瓷，并通过吸收各种优秀文化，将这些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最终得到空前的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成为我国瓷器史上的奇迹。在这些优秀文化之中，人物画便是其中之一。正是由于不断吸收人物画的精髓，所以长沙窑才会创造莲花童子图、江舟渔翁图以及“七贤第一祖”人物图瓷等优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