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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标准双重化，如此公务员也就难免被怀疑有一种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和特权阶层的危险取向。这些年公务员考试热度大增，成了“天下第一考”，的确值得玩味。
30多年的历程，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所谓“新”，不仅指的是改革面临新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复杂的利益格局的形成。社会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产生了某些利益群体以及基于利益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既定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路径和模式选择。
近期“没有人下岗”的政府精简改革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据报道，最近，吉林在全国率先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原来的58个机构精简为47个机构，共减少183个编制，精简幅度为3.6%。为不影响干部工作积极性，省委组织部决定，一些处级干部虽不再任领导职务，但保留处级待遇，工资不降，待遇不变，没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看了这样的结果，人们不禁疑问：“这也叫改革？”遥想当年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大批“4050人员”被迫签下买断合同而下岗失业之时，那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断腕的磅礴气势与壮观情景？
又如公车改革。虽然公车改革前前后后嚷嚷了将近20年，但未见什么实际成效。相反，公车数量越来越多，费用支出居高不下，“公车私奔”现象普遍存在。最近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推行了公车货币化改革，总算有了进展。比如在杭州，根据改革方案，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不过这对于辽阳市宏伟区书记、区长来说，则属于小巫见大巫。他们每年车补高达7.6万元。这样的标准远远超过了当地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总和，其正当性遭到公众的严重质疑。事实上，缺乏公开透明的改革决策和公众参与，缺乏制度化手段有效约束公车使用行为，改与不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改，反而成为“权力自肥”和“变相加薪”。
目前争议很多的官员收入申报也是突出的问题。虽然已经口头承诺，但作为现代政体通则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得不到普遍推行，只因似乎永远也“不成熟的条件”。住房市场化改革10多年，高企的房价将很多城市居民变成房奴，但很多地方的公务员却依然享受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的好处，把自己的住房纳入了经济适用房指标之中。改革对人不对己，对己往往也都是只做利益加法。改革标准双重化，如此公务员也就难免被怀疑有一种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和特权阶层的危险取向。这些年公务员考试热度大增，成了“天下第一考”，的确值得玩味。
不仅如此，更危险的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与联合。上海莲花河畔景苑一座13层楼优雅地轰然倒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管窥政商结构一体化的现实标本。类似在某些方面，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权力与资本走得过近，严重损害了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的自主性与超越性。
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诸种弊端，如内需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进一步地深化改革。然而，当前一些现象给人的感觉是，改革在某些方面（比如破除行政垄断）已经到了推进乏力的地步。即使改，也往往在实际中走调变形，效果大打折扣。没有一套公共参与的治理机制，很多改革难免会变成怪胎，变成无关痛痒的游戏，甚至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侵犯公共利益、谋取一己之私的“伪改革”。
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大量特殊利益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造成效率公平的双重损失，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
改革的真正危险是丧失民意基础，改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改革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失去了当初的正当性。改革成了“被改革”，一提改革就心惊肉跳，就不断拉大的社会差距，以及某些改革措施上的分歧和争议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改革共识相当程度上已经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从哪里来？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重建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动力，不能限于空泛的承诺，而必须真正确立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在一些根本性的方面做出实质性的突破，比如通过制度建设，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构建利益表达的规范渠道等等。这些东西说来容易，但在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框架的情况下，因为涉及根本性的利益关系调整，做起来每一件都殊非易事。
（毕然 社会学博士 高校教师）
30多年的历程，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所谓“新”，不仅指的是改革面临新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复杂的利益格局的形成。社会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产生了某些利益群体以及基于利益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既定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路径和模式选择。
近期“没有人下岗”的政府精简改革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据报道，最近，吉林在全国率先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原来的58个机构精简为47个机构，共减少183个编制，精简幅度为3.6%。为不影响干部工作积极性，省委组织部决定，一些处级干部虽不再任领导职务，但保留处级待遇，工资不降，待遇不变，没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看了这样的结果，人们不禁疑问：“这也叫改革？”遥想当年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大批“4050人员”被迫签下买断合同而下岗失业之时，那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断腕的磅礴气势与壮观情景？
又如公车改革。虽然公车改革前前后后嚷嚷了将近20年，但未见什么实际成效。相反，公车数量越来越多，费用支出居高不下，“公车私奔”现象普遍存在。最近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推行了公车货币化改革，总算有了进展。比如在杭州，根据改革方案，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不过这对于辽阳市宏伟区书记、区长来说，则属于小巫见大巫。他们每年车补高达7.6万元。这样的标准远远超过了当地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总和，其正当性遭到公众的严重质疑。事实上，缺乏公开透明的改革决策和公众参与，缺乏制度化手段有效约束公车使用行为，改与不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改，反而成为“权力自肥”和“变相加薪”。
目前争议很多的官员收入申报也是突出的问题。虽然已经口头承诺，但作为现代政体通则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得不到普遍推行，只因似乎永远也“不成熟的条件”。住房市场化改革10多年，高企的房价将很多城市居民变成房奴，但很多地方的公务员却依然享受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的好处，把自己的住房纳入了经济适用房指标之中。改革对人不对己，对己往往也都是只做利益加法。改革标准双重化，如此公务员也就难免被怀疑有一种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和特权阶层的危险取向。这些年公务员考试热度大增，成了“天下第一考”，的确值得玩味。
不仅如此，更危险的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与联合。上海莲花河畔景苑一座13层楼优雅地轰然倒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管窥政商结构一体化的现实标本。类似在某些方面，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权力与资本走得过近，严重损害了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的自主性与超越性。
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诸种弊端，如内需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进一步地深化改革。然而，当前一些现象给人的感觉是，改革在某些方面（比如破除行政垄断）已经到了推进乏力的地步。即使改，也往往在实际中走调变形，效果大打折扣。没有一套公共参与的治理机制，很多改革难免会变成怪胎，变成无关痛痒的游戏，甚至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侵犯公共利益、谋取一己之私的“伪改革”。
利益群体的形成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增长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大量特殊利益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造成效率公平的双重损失，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
改革的真正危险是丧失民意基础，改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改革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失去了当初的正当性。改革成了“被改革”，一提改革就心惊肉跳，就不断拉大的社会差距，以及某些改革措施上的分歧和争议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改革共识相当程度上已经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从哪里来？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重建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动力，不能限于空泛的承诺，而必须真正确立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在一些根本性的方面做出实质性的突破，比如通过制度建设，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构建利益表达的规范渠道等等。这些东西说来容易，但在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框架的情况下，因为涉及根本性的利益关系调整，做起来每一件都殊非易事。
（毕然 社会学博士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