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8日，中国期刊协会主办了彭长城期刊编辑思想研讨会。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大多与会。中国期刊史掐指算来有200年了，以期刊出版家为主题的研讨会还真不多，更不用说为在世和在职的期刊出版家。彭长城拔了当代期刊史的头筹，也算实至名归了。
　　专题研讨彭长城的期刊实践（包括思想）有必要也很有价值，但难度不小。集中体现在“《读者》现象”中切实地包裹着一个“彭长城现象”——一个与“郑元绪现象”“胡亚权现象”“曹克己现象”前后相继而又交叉关联的“彭长城现象”。“《读者》现象”及命名由来已久，相关的感想言说也已多见，但令人信服的分析呢？由于《读者》运作材料披露的相对短缺，要理清楚、说明白“《读者》现象”与“彭长城现象”的内在机理，颇不容易。
　　彭长城期刊实践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在1994年以后。那时《读者》编辑室改为《读者》杂志社，年届不惑的他，在担任《读者》副主编多年后又加了经营部主任的头衔，他的主要精力由编辑工作转向经营管理。他实施一系列营销策划使《读者》月发行量突破千万大关，极大地提升了《读者》的品牌价值。他和他团队的实践因而成为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从期刊出版到品牌运营成功转型的范本。
　　我初识彭长城在1998年6月，随中国期刊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访问为期两周，结束后代表团同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大套宿舍，临散团的前一晚，彭长城和《海外星云》杂志社社长、总编苏放长谈，先在小客厅里，后又转移到我们三人同住的小房间里。大概是实地考察台湾期刊的市场运作后确有体会吧，他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分贝都不低，说着说着还又放开了压抑着的声调。当晚他俩谈了些什么，我这个旁听者自然忘了，但我记住了他俩是老琢磨期刊、总想在期刊上干事的人。
　　《〈读者〉时代》一书中披露彭长城的一个细节。1996年12月某天，彭在广州书摊上看到了美国《读者文摘传奇》中译本，激动地在扉页上写道：
　　坐在街边小花坛上，面对恢宏的东山大厦及空旷的厦前广场，静静地翻阅一本杂志的编年史，任思绪律动。一本杂志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几位默默无闻的编辑记录下社会的发展变迁，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一本杂志及其成就之事毫不比任何政治家、文化使者的使命逊色。
　　也许是天意，让我心灰意冷之时，在我43岁生日之际，购得此书，多一份鞭策，多一份激励……
　　彭长城是属于《读者》的。如真缺少了彭长城，“《读者》现象”会是另外的版本，作为局外人，我时常这样遐想。
　　纪念《读者》创刊30年的系列丛书中，胡亚权的《读者往事》、郑元绪的《读稿笔记》是方形的32 开本，彭长城的《让〈读者〉御风而行》等则为16开本。同说《读者》，开本有异，可从作者性情、年龄乃至图书内容、图片品相揣摩一二。《读者往事》隽永；《读稿笔记》凝重；《让〈读者〉御风而行》洒脱而又恢弘，有期刊人图文自传的摹本价值。这套书合而构成《读者》的大家气象。真没想到他们仨在这套书的编撰、出版上还如此自由、性情、和而不同，那可是杂志出版的本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