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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与特征，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必然性，并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机制基础上诠释了其周期性，从而形成了其经济危机理论。这一理论为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暂时性、强制性解决，同时为引发更剧烈、更深刻、更大规模、更难治愈的经济危机奠定基础。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或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特征提供了思想密钥。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10年时间，因其影响面之广、破坏力之强、危害性之深、持续时间之久，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依然深陷危机的泥沼，尚未表现出复苏迹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04%，仍低于危机前世界经济增长率水平。不同于以往经济危机影响主要在经济领域、局限于区域范围或一国之内，此次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事件，如保守主义思潮兴起、英国脱欧公投、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乃至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等，表明此次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危机，也波及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与此同时，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次危机的预测、解释、政策应对以及长期影响分析的乏力、捉襟见肘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引发了新一轮的“马克思热”。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受到热捧，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要、宗教领袖，甚至西方部分右翼人士也开始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据统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流刊物刊登了诸如《马克思最终是正确的吗？》《马克思——伟人回归》等纪念性文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等已创历年销售纪录。国际金融危机，正如以往历次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科学深刻的精湛分析。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是资本积累造成的经济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现实的综合与强制性平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资本积累趋势的逻辑结论，也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路径。尤其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诠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探析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等提供了思想指引。为此，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拟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可能性与现实性、根源及其必然性、周期性及其成因等方面，梳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用其分析资本主义的前景。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及特征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资本主义危机发展史，马克思探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本质，并尝试从生产、消费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系统研究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具体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并将之生动描述为荒唐的“社会瘟疫”——“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1]（P406）进一步地，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在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1]（P406）。与马克思关于危机成因观点相类似，列宁也认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2]。换言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接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二者之间的矛盾。这里，以上述及生产的过剩并非是生产绝对过剩，而是生产相对过剩——有偿付能力意义上的生产过剩。故而，也可以采用“生产过剩危机”表述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同私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危机的具体发生机理，马克思经济学却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并由此形成如下四种理论假说：“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理论”“生产比例失调危机理论”“消费不足危机理论”。[3]事实上，这些假说分别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它们互相之间并不冲突。例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理论”所认为的，资本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4] 究其本质，这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是一体两面的内容与观点。顾名思义，“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在于因工人工资、收入降低所导致的消费能力下降，从而使得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5]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为相对于可变资本、工资收入的增长滞后，不变资本、资本收入增加、积累更快，而这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所持有的有偿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消费不足意为有偿付能力意义上的需求下降，其背后实质是工人的收入与工资下降，相应地，是不变资本与资本收入增长。换言之，经济危机成因的资本构成提高论与消费不足论是一体两面的内容，实质是一样的。
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历经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乃至于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嬗变。[6]相应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显示新的特征。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转变为以金融紊乱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危机。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转变。二是从以一国或一地区为主体的经济危机转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转变。三是从以经济为主要领域的单一危机转变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系统性、全局性危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向2008年包括主权债务危机、信用危机、能源危机、政治危机等在内的国际金融危机转变。[7]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的转变特征，充分说明资本主义虽然通過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等途径，在时间上延伸、空间上拓展了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恰恰是这种延伸与拓展，也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全域化，并为引发更剧烈、更大规模、更难治愈的系统性经济危机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流通与循环过程，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与具体现实性问题。具体说，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商品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深刻地诠释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中，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是对经济危机的现实必然性的理论高度抽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研究，首先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着手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产生于物物交换阶段，其发生前提与爆发基础在于产品交换阶段向商品流通阶段的过渡。故而，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时期，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只是潜在地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模式下，经济危机仅存在爆发的可能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1）商品交换过程出现了买与卖两个互相独立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8]。这里的“极端的不协调”即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危机。相较于直接物物交换，商品交换历经买、卖的形态变化，本质上是将“内在统一”的交换过程，即用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同所需的别人的劳动成果相交换的过程分成了相互独立且必须关联的“买”与“卖”两个过程，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一种可能形式——“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9]（P135）。（2）商品交换分解为在不同空间与不同时间上的互相独立的经济行为。商品交换过程存在的空间距离与时间滞后，导致商品交换可能的中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10]（P582）;而“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10]（P58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终究只不过是危机的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只不过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10]（P584-585）。
以上分析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起初表现出的买卖行为的分离与时间空间的分隔，仅表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但其中已经蕴含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实必然性的一切萌芽因素。马克思认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9]（P135）。而伴随着资本积累与集中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可能性经由信用推动使得商品经济过渡至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些“萌芽因素”所蕴含的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现实，即“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11]。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实践表明，生产力必然朝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为核心。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力朝向社会化方向越是发展，越是要求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全面所有;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越是强化资本主义所有制，即越是导致生产资料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其发展日益加剧以致周期地、偶然地爆发。而这也是使得简单商品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危机抽象可能性转变成为发达商品经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些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2]（P658）。
马克思不仅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具体分析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三种表现形式。具体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2]（P659）。伴随资本生产与资本积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发展，使得“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9]（P743-744），也即进一步激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无产阶级仅有劳动力却又不被雇佣而日益赤贫化，而资产阶级则坐拥生产资料而又不参与劳动却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变得日益富有、奢华。其表现形式二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12]（P661）。在资本逐利性本质驱使下，竞争使得企业竞相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引入新型生产设备、增加研发投入以及改进生产流程等，而这表现为企业内部日益加强的组织性。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12]（P660-661）。其表现形式三是生产无限扩大与有偿付能力需求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伴随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化、社会化。资本主义逐利性本质决定了资本对工人的排挤，尤其是在科技革命等推动下科学技术不断相对排挤工人甚至绝对排挤工人，从而使得工人阶级与劳动者的收入表现出相反特征，即相对减少、甚至于绝对减少。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求发展生产力”[13]。 通过分析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地，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发展在促进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度发展的同时，也使之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时，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会像行业制度、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同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一样，必然被当作“牢笼”被打碎。[14]（P120）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充分发展之间不能适应的必然结果。这也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前景提供了分析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充分化、社会化要求，而同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情况下，资本主义被迫进行的以损失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为代价的强制性调整。但这种调整本身已然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局限性、历史性以及终将被更高级社会形态所代替的趋势。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般发生机制
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危机及其发生机制的逻辑，系统体现在《资本论》三卷之中。具体来说，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等，探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与资本流通过程，诠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阐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影响。[14]（P123-124）综合《资本论》三卷的相关内容，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逻辑如图1所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分析，首先强调确定逻辑起点。正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运行规律的分析是以“商品”这一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一样，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机制的分析，是以资本逐利性本质为逻辑起点展开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而“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的水平利润率”[15]（P287-288）。在资本逐利性本质驱使下，不同部门之间与部门内部不同的企业之间将展开激烈竞争。动态地看，导致一般利润率水平变化的资本竞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微观层面企业竞争和中观层面部门竞争。马克思认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间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15]（P201）。以上分析表明，竞争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分析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保持竞争力与盈利能力等，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在技术研发创新、机器更新引进以及运营模式完善等方面增加投资，从而提高个别的劳动生产率，即以消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商品，使得商品个别价值低于商品一般价值，进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企业微观层面竞争导致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个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短期内提高个别的利润率水平。其次，从中观层面的部门竞争分析，部门之间的竞争最后将表现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较高资本有机构成与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将相对较低技术水平、低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部门淘汰。
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产业之间竞争的叠加，导致作为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伴随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也随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意义是二重的，即包含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两方面内容。从资本技术构成，即生产力层面来理解，资本有機构成提高可以表述为劳动力的增加滞后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增加。从资本价值构成看，即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资本有机构成的水平提高，意味着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慢于不变资本的增大，其背后含义是相比较于投资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工资与收入增长是滞后且缓慢的。最终结果，与有偿消费能力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的持续扩大，这最终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1]（P406）， 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破实体经济领域而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并拓展至全世界。换言之，短期来看，资本通过推动产业逃离本土等方式缓解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以及转嫁经济危机，但长期将导致更为剧烈、更难治愈的虚拟经济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正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并至今仍未恢复的世界金融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10年时间，因其影响面之广、破坏力之强、危害性之深、持续时间之久，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依然深陷危机的泥沼，尚未表现出复苏迹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04%，仍低于危机前世界经济增长率水平。不同于以往经济危机影响主要在经济领域、局限于区域范围或一国之内，此次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事件，如保守主义思潮兴起、英国脱欧公投、喜剧演员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乃至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等，表明此次危机不仅表现为经济危机，也波及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与此同时，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次危机的预测、解释、政策应对以及长期影响分析的乏力、捉襟见肘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引发了新一轮的“马克思热”。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受到热捧，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要、宗教领袖，甚至西方部分右翼人士也开始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据统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流刊物刊登了诸如《马克思最终是正确的吗？》《马克思——伟人回归》等纪念性文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等已创历年销售纪录。国际金融危机，正如以往历次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科学深刻的精湛分析。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是资本积累造成的经济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现实的综合与强制性平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资本积累趋势的逻辑结论，也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路径。尤其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诠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探析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等提供了思想指引。为此，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拟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可能性与现实性、根源及其必然性、周期性及其成因等方面，梳理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用其分析资本主义的前景。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及特征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资本主义危机发展史，马克思探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本质，并尝试从生产、消费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方面系统研究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具体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并将之生动描述为荒唐的“社会瘟疫”——“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1]（P406）进一步地，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在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1]（P406）。与马克思关于危机成因观点相类似，列宁也认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2]。换言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接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二者之间的矛盾。这里，以上述及生产的过剩并非是生产绝对过剩，而是生产相对过剩——有偿付能力意义上的生产过剩。故而，也可以采用“生产过剩危机”表述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同私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危机的具体发生机理，马克思经济学却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并由此形成如下四种理论假说：“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理论”“生产比例失调危机理论”“消费不足危机理论”。[3]事实上，这些假说分别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它们互相之间并不冲突。例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危机理论”所认为的，资本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4] 究其本质，这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是一体两面的内容与观点。顾名思义，“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在于因工人工资、收入降低所导致的消费能力下降，从而使得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5]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为相对于可变资本、工资收入的增长滞后，不变资本、资本收入增加、积累更快，而这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所持有的有偿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消费不足意为有偿付能力意义上的需求下降，其背后实质是工人的收入与工资下降，相应地，是不变资本与资本收入增长。换言之，经济危机成因的资本构成提高论与消费不足论是一体两面的内容，实质是一样的。
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历经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乃至于当前金融资本主义的嬗变。[6]相应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显示新的特征。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转变为以金融紊乱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危机。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转变。二是从以一国或一地区为主体的经济危机转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转变。三是从以经济为主要领域的单一危机转变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系统性、全局性危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向2008年包括主权债务危机、信用危机、能源危机、政治危机等在内的国际金融危机转变。[7]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的转变特征，充分说明资本主义虽然通過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等途径，在时间上延伸、空间上拓展了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恰恰是这种延伸与拓展，也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全域化，并为引发更剧烈、更大规模、更难治愈的系统性经济危机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流通与循环过程，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与具体现实性问题。具体说，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商品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深刻地诠释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中，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是对经济危机的现实必然性的理论高度抽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研究，首先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着手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产生于物物交换阶段，其发生前提与爆发基础在于产品交换阶段向商品流通阶段的过渡。故而，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时期，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只是潜在地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模式下，经济危机仅存在爆发的可能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1）商品交换过程出现了买与卖两个互相独立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8]。这里的“极端的不协调”即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危机。相较于直接物物交换，商品交换历经买、卖的形态变化，本质上是将“内在统一”的交换过程，即用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同所需的别人的劳动成果相交换的过程分成了相互独立且必须关联的“买”与“卖”两个过程，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一种可能形式——“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9]（P135）。（2）商品交换分解为在不同空间与不同时间上的互相独立的经济行为。商品交换过程存在的空间距离与时间滞后，导致商品交换可能的中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10]（P582）;而“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10]（P58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终究只不过是危机的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只不过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10]（P584-585）。
以上分析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起初表现出的买卖行为的分离与时间空间的分隔，仅表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但其中已经蕴含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实必然性的一切萌芽因素。马克思认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9]（P135）。而伴随着资本积累与集中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可能性经由信用推动使得商品经济过渡至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些“萌芽因素”所蕴含的各种矛盾将集中爆发，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现实，即“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11]。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实践表明，生产力必然朝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为核心。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力朝向社会化方向越是发展，越是要求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全面所有;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越是强化资本主义所有制，即越是导致生产资料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其发展日益加剧以致周期地、偶然地爆发。而这也是使得简单商品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危机抽象可能性转变成为发达商品经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些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2]（P658）。
马克思不仅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具体分析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三种表现形式。具体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2]（P659）。伴随资本生产与资本积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发展，使得“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9]（P743-744），也即进一步激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无产阶级仅有劳动力却又不被雇佣而日益赤贫化，而资产阶级则坐拥生产资料而又不参与劳动却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变得日益富有、奢华。其表现形式二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12]（P661）。在资本逐利性本质驱使下，竞争使得企业竞相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引入新型生产设备、增加研发投入以及改进生产流程等，而这表现为企业内部日益加强的组织性。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12]（P660-661）。其表现形式三是生产无限扩大与有偿付能力需求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伴随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化、社会化。资本主义逐利性本质决定了资本对工人的排挤，尤其是在科技革命等推动下科学技术不断相对排挤工人甚至绝对排挤工人，从而使得工人阶级与劳动者的收入表现出相反特征，即相对减少、甚至于绝对减少。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求发展生产力”[13]。 通过分析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地，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发展在促进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度发展的同时，也使之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时，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会像行业制度、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同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一样，必然被当作“牢笼”被打碎。[14]（P120）而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充分发展之间不能适应的必然结果。这也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前景提供了分析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充分化、社会化要求，而同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情况下，资本主义被迫进行的以损失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为代价的强制性调整。但这种调整本身已然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局限性、历史性以及终将被更高级社会形态所代替的趋势。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般发生机制
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危机及其发生机制的逻辑，系统体现在《资本论》三卷之中。具体来说，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等，探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与资本流通过程，诠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供给与需求等一系列矛盾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分析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阐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影响。[14]（P123-124）综合《资本论》三卷的相关内容，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逻辑如图1所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分析，首先强调确定逻辑起点。正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运行规律的分析是以“商品”这一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一样，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发生机制的分析，是以资本逐利性本质为逻辑起点展开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而“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的水平利润率”[15]（P287-288）。在资本逐利性本质驱使下，不同部门之间与部门内部不同的企业之间将展开激烈竞争。动态地看，导致一般利润率水平变化的资本竞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微观层面企业竞争和中观层面部门竞争。马克思认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间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15]（P201）。以上分析表明，竞争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分析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保持竞争力与盈利能力等，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在技术研发创新、机器更新引进以及运营模式完善等方面增加投资，从而提高个别的劳动生产率，即以消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商品，使得商品个别价值低于商品一般价值，进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企业微观层面竞争导致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个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在短期内提高个别的利润率水平。其次，从中观层面的部门竞争分析，部门之间的竞争最后将表现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较高资本有机构成与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将相对较低技术水平、低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部门淘汰。
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产业之间竞争的叠加，导致作为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伴随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也随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意义是二重的，即包含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两方面内容。从资本技术构成，即生产力层面来理解，资本有機构成提高可以表述为劳动力的增加滞后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增加。从资本价值构成看，即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资本有机构成的水平提高，意味着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慢于不变资本的增大，其背后含义是相比较于投资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工资与收入增长是滞后且缓慢的。最终结果，与有偿消费能力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的持续扩大，这最终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1]（P406）， 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破实体经济领域而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并拓展至全世界。换言之，短期来看，资本通过推动产业逃离本土等方式缓解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以及转嫁经济危机，但长期将导致更为剧烈、更难治愈的虚拟经济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正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并至今仍未恢复的世界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