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的一天，在汽车中听到广播里一则新闻：农业部最近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当时我的反应就是，这是真的吗?
　　很想知道一直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绿色和平是什么态度，但接下来的几天内，没有在主流媒体听到绿色和平对这一事件的表态。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了一个多月，在《新京报》中看到了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的一篇评论，说的就是转基因水稻将危及中国野生水稻及生物多样性。心里不禁松了口气，总算有人为转基因水稻发出声音了。
　　今天，2010年1月19日，乘公交时在报亭买了喜欢看的《环球时报》，在国际论坛中看到原贵州省政协委员徐宗涛写的《警惕转基因绑架粮食安全》，仔细看了看，觉得心中一紧，“某些利益集团一心为国外公司卖种子赚‘大钱’，置国家粮食安全与脑后”。
　　不禁着急起来，上网输入关键词：转基因水稻，了解到转基因水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由全称为“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部门颁发。这一过程十分隐秘：一家国外通讯社最早发现这个消息时，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
　　也发现了蒋高明的态度，“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该委员会的作用不容小视，而这个证书则是转基因作物上市前最难突破的关口，如果有谁能担保转基因食品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
　　也看到了绿色和平为此事做的努力，“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曾花费很多时间来搜索这个委员会的信息。最终，他们只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网上找到一篇新闻，透露该校的五名研究人员被聘为第三届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更看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态度，中国水稻研究的权威袁隆平表示，他本人的学生也参与了水稻转基因的研究。不过，不久前，袁隆平公开表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他的理由是，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
　　“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袁隆平说。
　　有人在为利益而挖空心思，甚至动起了关乎民生的重要食物——水稻的心思，但也有人为了保护中国本土水稻而费尽心力，因为袁隆平培育的高产杂交水稻离不开中国本土野生稻种。但中国的野生稻正逐渐消逝，品种在减少。
　　早稻，就是众多正在消逝的中国野生稻种之一。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之一，在西双版纳各民族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先后种植的品种有二十多个，其中有很多品种具有优良的遗传性状，是稻种改良优秀的材料。随着农耕技术的改进，水稻田在西双版纳得到大面积推广；而且由于橡胶等经济作物在西双版纳的广泛种植，旱稻在农户收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其种植面积越来越小，品种越来越少，一些优良的早稻品种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卡尼尔植物保护基金”支持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实施的“基诺族旱稻保护项目”，希望通过对云南省景洪市巴卡小寨居民开展相关的样方调查和农户抽样调查，进行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整理出西双版纳基诺族农户早稻种子系统组织的原则和特点，探讨本地区早稻品种的就地保护方法，改变近年来产生的认为“种植传统品种为落后”的观念。
　　稻子作为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作物，历史悠长，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江南北，因种稻而生的地方文化丰富而多彩。袁隆平正是在中国本土稻种基础之上进行的杂交科学试验，才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大难题。袁隆平的助手肖劲华等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利用分子技术从国际水稻研究所保存的来自马来西亚普通野生稻，发现了能使杂交稻产量分别提高18.26％和17.07％的两个遗传位点，再次印证了野生稻在杂交稻研究中的宝贵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野生的稻种，就没有如今的高产杂交水稻，但另一方面，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也使得野生水稻由于产量低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只在偏远的地区还有地方在继续种植。
　　高产的杂交水稻由于大面积的种植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是转基因水稻利益集团窥视的真正动因。一旦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进入商业化种植，影响的不仅仅是杂交水稻、野生水稻，还会影响到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让我们渐渐失去了很多文化传统，如果连水稻这一关乎中国百姓身家性命的也要被工业化，被转基因，我们还能为自己曾经是中华民族留下什么证据呢?
　　所以，我要高呼：拒绝转基因水稻，捍卫杂交水稻，保护野生稻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