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的一天，我不值班，住在外交部宿舍。
　　当时，周恩来住进医院已经有4个月，在这期间，他做了两次大手术。
　　这天夜里两点钟，我已经睡觉了，忽然，传达室的李大爷跑上来敲我的门，说有电话，我匆匆忙忙的赶下去。
　　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打来的。
　　我赶紧跟李大爷要了一张小纸条和一支笔。周总理这时候打电话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
　　在微弱的灯光底下，我一面接电话，一面把他的意思记下来。
　　原来，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世界的粮食问题。有些西方人说，现在，世界的粮食面临严重的危机，世界可供粮食储备，只能满足26天的需要。报道中也讲到中国，提到当年的苏联，提到中国跟苏联两次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地购进粮食，哄抬粮价，指责我们对粮食问题好像有点不负责任的样子，一味依赖世界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
　　他说，这个情况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以防不测。他交代我到李先念同志那里报告，要李先念指示有关部门，把情况收集上来。
　　周恩来说，1972年、1973年、1974年这三年，我们一共进口多少粮食，要分门别类，其中，直接进口多少？转口进口多少？价格又是怎么样？他要求把我们出口情况，同样分门别类的统计出来。
　　根据他的印象，我们出口的大米主要是供应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国家是越南。我们应该在适当的场合，据理进行驳斥。
　　他要我告诉李先念，要把材料收集上来，一方面报告给李先念，同时也报一份给他。
　　李大爷从来没有碰到这个情况，他一直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简直不能相信，深更半夜，一国总理还跟他的秘书打电话，交代事情。
　　第二天，我把事情报告给李先念。材料也收集上来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先念布置有关单位写成发言稿。
　　不久，联合国召开一次世界粮食会议，我们代表就在这个会上，介绍中国进出口粮食的情况，说明在过去三年之内，我们进口多少，主要是小麦；同时，我们也出口多少，主要是大米，供应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市场上，大米是最紧张的粮食，恰恰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粮食市场的。同时说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不会依靠世界的粮食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
　　这个讲话，在世界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周恩来抓这个问题，确实抓到要点上。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澄清我们在粮食立场上的是非，可以说，从周恩来那时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