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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音乐的叙事性：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中的身份认证和差异》由音乐学者苏珊·麦克拉瑞为“叙事理论”范畴的研究而作。单从文章题目来看，本文所论述的内容包括：纯音乐、叙事性、身份与差异问题。纯音乐即是无文字标识的器乐音乐，区别于歌曲、歌剧、等兼有文字的音乐作品。然而，面对“叙事性”和“身份”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就会很多了。
某种程度上，“叙事性”的提出以及对纯音乐作品中“身份”的关注，对于长期以“形式自居”进而上升为为“绝对音乐”的器乐音乐来说或者相对于西方音乐文化传统来讲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当然这也是此文章整体架构的关键和亮点之处。不难发现，文章标题已经隐含着某种倾向性，这与西方传统过分关注和分析纯音乐形式的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文章题目提示我们音乐不只是形式，它同是社会文化里的一种独特符号，具有社会与伦理的属性。“叙事性”和“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叙事文”的架构形式——事件和人物的相互穿插。以下是笔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解读：
“叙事”属于文学范畴领域。对“叙事性”的理解可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可以将其视为“言语”或“话语”的表达方式，叙述某个事件；亦可将其视为一种解释或分析，用以理解某种事物。或理解为通过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探索，能为多方面的理解、分析音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弗雷德·伊弗莱特·莫斯在《古典器乐与叙事》一文中指出：“有些音乐学家已经认识到，应将探索非标题性器乐作品和叙事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它为解决关于意义的理论难题和批评的实践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①不难发现，这较形式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更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也正因此人文学科的丰富性和精神意义方可得以体现。麦克拉瑞即是认识到“音乐”与“叙事”之间的某种联系，将纯音乐与话语、解释、分析、和理解架构在一起，旨在对传统西方古典音乐概念进行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阐释。以探索音乐的意义而非形式为目的，对传统西方古典器乐音乐进行新的解读与评论。
麦克拉瑞对“纯音乐”的解读主要基于音乐学领域的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叙事学、解释学领域的理论和观点，详细分析了“纯音乐”中“调性”的运用与“奏鸣曲式”的构成问题。因此，本篇文章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作者将“纯音乐”作为一种文本看待，并尝试分析文本之中的隐喻和被隐喻的角色。麦克拉瑞从历史音乐学的角度对古典器乐音乐中“调性”与“奏鸣曲式”的形成作了历史脉络的梳理与解读，指出其形式背后深刻的文化与历史寓意。在对“纯音乐”的历史追溯中，作者指出，纯音乐的产生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挂钩。作为专业术语的使用源于瓦格纳和爱德华·汉斯立克对有无文字的音乐作品的辩论。作者指出隐含在早期浪漫派器乐作品中的“主观超念”和“神秘倾向”与宗教信仰存在密切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情节和政治寓意。之后纯音乐的发展在神秘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之上逐渐演变为“客观主义”，即“唯形式”的观念——由纯粹的构造形成，不受语言文字、故事情节甚至的感情的污染。用以表明这是西方“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并为此总结了一套形式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不容对其作除形式结构以外的任何评价与阐释。基于此点，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即便无文字的音乐中也充满着社会指称符号，这从古典器乐中有规则可循的定式中就可发现。正如作者所阐述的：“因为纯音乐像19世纪的其他文化产品一样，表现的是同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矛盾。”作者认识到“纯音乐”中“调性”与“曲式”范式的形成于深刻的社会语境中，依赖于强大的感情符号。因此，作者将纯音乐中“主调”与“他调”的关系，奏鸣曲式中“主题”与“副主题”的关系解读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男性和女性的化身，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性别问题、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作者为何选择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作为分析的缘由。勃拉姆斯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捍卫者，坚守者古典器乐音乐的叙事范式并进一步深化贝多芬作品中采用的“突出自我表现”的特征。由于作品中主要角色的个人意识突出，勃拉姆斯处于传统创作范式和个性主张的尴尬与挣扎之中。就像作者阐述的那样：“勃拉姆斯不仅继承了一种模仿古典的叙事模式的愿望，而且同时继承了对这个模式带来的限制不太信任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出：勃拉姆斯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其创作的作品可能会存有差异性，包括对作品角色的设定、对情感语汇的选择和对作品的整体架构等都与传统古典主义的叙事范式存在着联系又夹杂着不同。麦克拉瑞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详细分析了《第三交响曲》中的“调性”与“曲式”的架构，并将其解读为是对社会秩序、性别问题、女权主义的体现。来看一下作者对《第三交响曲》中调性的解读：
在呈示部的第一部分，勃拉姆斯奇特的动机乐句并没有遵循调性句法结构的二元对立，相反，这个乐句试图开拓自己的道路。它在主题下面就像一根根“万能工匠”游戏的积木棒或者一连串DNA链条那样，头尾相接的复制自己，结构形成了一系列和弦，似乎在遥远的关系大小调之间任意游荡，彻底摆脱了当时很普遍的调性句法结构，也正是由于这些架构给音乐作品披上了某种所谓理性的外衣。
从麦克拉瑞的解读中不难发现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中调性句法结构的建构与传统古典器乐的叙事范式之间存在的差异。《第三交响曲》中“他调”及“动机乐句”更具灵活度和自由意识，对主调与主题乐句的归属感、服从感下降。主调与主题乐句的主导势力减弱，古典器乐中象征着“男性主题”与“女性主题”的坚决对立感被弱化。结尾部分并未结束在主调F大调上即是一种体现。麦克拉瑞将这种“差异”解读为是对社会等级变化与女性主义问题的隐喻。作者认为古典纯音乐叙事的定式严格遵从着西方叙事文学中普遍的情节模式，此模式深植于西方社会文化传统，并逐渐成为纯音乐创作的“标准”模式。
麦克拉瑞的文章属于“音乐学”学科领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音乐学”领域的“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作者从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思考、重构了西方普遍认同的“音乐”的概念。这是新的学术环境下，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有意义的对话；音乐学者与作品的融合。对音乐作品进行价值与意义上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除音乐形式分析之外更多的理解语境。
本文麦克拉瑞对“纯音乐”的分析、阐释无论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或是旨在做出解释学层面的论断或评论，都为我们理解、分析音乐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积累了新的经验。这种带有个性色彩的判断和评论对于整个西方音乐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麦克拉瑞对“纯音乐”意义的解读、读者对麦克拉瑞文章的分析构成了双层面的理解与阐释方式，有助于我们在音乐学分析的层面上对音乐、音乐文化作不断地反思。正如，刘经树在《前理解、游戏、音乐的理解——埃格布雷希特的音乐分析解释学》一文中阐述的那样：“分析是把音乐的意义以及在这种意义里显示的内容，在音乐自身里证明。” 这预示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升华。
注释：
①（美）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申丹 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参考文献：
[1][美] 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申丹 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2][美]提摩西·赖斯.音乐的属性[J].中国音乐（季刊）.2014-1
[3]刘经树.前理解、游戏、音乐的理解——埃格布雷希特的音乐分析解释学[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
[4]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J].《外国文学评论》2003.2
[5]（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6]Martin Stokes.民族音乐学当代理论问题——摘译自《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Ethnomusicology”辞条第四部分（上、下）[J].音乐艺术.2007.2
某种程度上，“叙事性”的提出以及对纯音乐作品中“身份”的关注，对于长期以“形式自居”进而上升为为“绝对音乐”的器乐音乐来说或者相对于西方音乐文化传统来讲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当然这也是此文章整体架构的关键和亮点之处。不难发现，文章标题已经隐含着某种倾向性，这与西方传统过分关注和分析纯音乐形式的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文章题目提示我们音乐不只是形式，它同是社会文化里的一种独特符号，具有社会与伦理的属性。“叙事性”和“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叙事文”的架构形式——事件和人物的相互穿插。以下是笔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解读：
“叙事”属于文学范畴领域。对“叙事性”的理解可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可以将其视为“言语”或“话语”的表达方式，叙述某个事件；亦可将其视为一种解释或分析，用以理解某种事物。或理解为通过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探索，能为多方面的理解、分析音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弗雷德·伊弗莱特·莫斯在《古典器乐与叙事》一文中指出：“有些音乐学家已经认识到，应将探索非标题性器乐作品和叙事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它为解决关于意义的理论难题和批评的实践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①不难发现，这较形式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更具有个性化和多样化，也正因此人文学科的丰富性和精神意义方可得以体现。麦克拉瑞即是认识到“音乐”与“叙事”之间的某种联系，将纯音乐与话语、解释、分析、和理解架构在一起，旨在对传统西方古典音乐概念进行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阐释。以探索音乐的意义而非形式为目的，对传统西方古典器乐音乐进行新的解读与评论。
麦克拉瑞对“纯音乐”的解读主要基于音乐学领域的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叙事学、解释学领域的理论和观点，详细分析了“纯音乐”中“调性”的运用与“奏鸣曲式”的构成问题。因此，本篇文章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作者将“纯音乐”作为一种文本看待，并尝试分析文本之中的隐喻和被隐喻的角色。麦克拉瑞从历史音乐学的角度对古典器乐音乐中“调性”与“奏鸣曲式”的形成作了历史脉络的梳理与解读，指出其形式背后深刻的文化与历史寓意。在对“纯音乐”的历史追溯中，作者指出，纯音乐的产生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挂钩。作为专业术语的使用源于瓦格纳和爱德华·汉斯立克对有无文字的音乐作品的辩论。作者指出隐含在早期浪漫派器乐作品中的“主观超念”和“神秘倾向”与宗教信仰存在密切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情节和政治寓意。之后纯音乐的发展在神秘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之上逐渐演变为“客观主义”，即“唯形式”的观念——由纯粹的构造形成，不受语言文字、故事情节甚至的感情的污染。用以表明这是西方“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并为此总结了一套形式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不容对其作除形式结构以外的任何评价与阐释。基于此点，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即便无文字的音乐中也充满着社会指称符号，这从古典器乐中有规则可循的定式中就可发现。正如作者所阐述的：“因为纯音乐像19世纪的其他文化产品一样，表现的是同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矛盾。”作者认识到“纯音乐”中“调性”与“曲式”范式的形成于深刻的社会语境中，依赖于强大的感情符号。因此，作者将纯音乐中“主调”与“他调”的关系，奏鸣曲式中“主题”与“副主题”的关系解读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男性和女性的化身，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性别问题、女权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作者为何选择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作为分析的缘由。勃拉姆斯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捍卫者，坚守者古典器乐音乐的叙事范式并进一步深化贝多芬作品中采用的“突出自我表现”的特征。由于作品中主要角色的个人意识突出，勃拉姆斯处于传统创作范式和个性主张的尴尬与挣扎之中。就像作者阐述的那样：“勃拉姆斯不仅继承了一种模仿古典的叙事模式的愿望，而且同时继承了对这个模式带来的限制不太信任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出：勃拉姆斯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其创作的作品可能会存有差异性，包括对作品角色的设定、对情感语汇的选择和对作品的整体架构等都与传统古典主义的叙事范式存在着联系又夹杂着不同。麦克拉瑞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详细分析了《第三交响曲》中的“调性”与“曲式”的架构，并将其解读为是对社会秩序、性别问题、女权主义的体现。来看一下作者对《第三交响曲》中调性的解读：
在呈示部的第一部分，勃拉姆斯奇特的动机乐句并没有遵循调性句法结构的二元对立，相反，这个乐句试图开拓自己的道路。它在主题下面就像一根根“万能工匠”游戏的积木棒或者一连串DNA链条那样，头尾相接的复制自己，结构形成了一系列和弦，似乎在遥远的关系大小调之间任意游荡，彻底摆脱了当时很普遍的调性句法结构，也正是由于这些架构给音乐作品披上了某种所谓理性的外衣。
从麦克拉瑞的解读中不难发现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中调性句法结构的建构与传统古典器乐的叙事范式之间存在的差异。《第三交响曲》中“他调”及“动机乐句”更具灵活度和自由意识，对主调与主题乐句的归属感、服从感下降。主调与主题乐句的主导势力减弱，古典器乐中象征着“男性主题”与“女性主题”的坚决对立感被弱化。结尾部分并未结束在主调F大调上即是一种体现。麦克拉瑞将这种“差异”解读为是对社会等级变化与女性主义问题的隐喻。作者认为古典纯音乐叙事的定式严格遵从着西方叙事文学中普遍的情节模式，此模式深植于西方社会文化传统，并逐渐成为纯音乐创作的“标准”模式。
麦克拉瑞的文章属于“音乐学”学科领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音乐学”领域的“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作者从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思考、重构了西方普遍认同的“音乐”的概念。这是新的学术环境下，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有意义的对话；音乐学者与作品的融合。对音乐作品进行价值与意义上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除音乐形式分析之外更多的理解语境。
本文麦克拉瑞对“纯音乐”的分析、阐释无论是基于个人审美经验或是旨在做出解释学层面的论断或评论，都为我们理解、分析音乐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积累了新的经验。这种带有个性色彩的判断和评论对于整个西方音乐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麦克拉瑞对“纯音乐”意义的解读、读者对麦克拉瑞文章的分析构成了双层面的理解与阐释方式，有助于我们在音乐学分析的层面上对音乐、音乐文化作不断地反思。正如，刘经树在《前理解、游戏、音乐的理解——埃格布雷希特的音乐分析解释学》一文中阐述的那样：“分析是把音乐的意义以及在这种意义里显示的内容，在音乐自身里证明。” 这预示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升华。
注释：
①（美）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申丹 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参考文献：
[1][美] 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申丹 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2][美]提摩西·赖斯.音乐的属性[J].中国音乐（季刊）.2014-1
[3]刘经树.前理解、游戏、音乐的理解——埃格布雷希特的音乐分析解释学[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
[4]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J].《外国文学评论》2003.2
[5]（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6]Martin Stokes.民族音乐学当代理论问题——摘译自《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Ethnomusicology”辞条第四部分（上、下）[J].音乐艺术.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