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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与电影一样，同属西方舶来品。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中国纪录片浓缩并推进了自身的发展进程，创造了具有独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的艺术形式。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纪录片以其客观真实、易于理解、画面内容饱满的突出优势，成为国家间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媒介。跨文化交流学之父爱德华·霍尔认为：“文化是那些深层的、共有的、未被言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特定文化中的成员共享的，是他们进行交流时不言自明的，是他们据以评判所有其他事物的背景。”[1]纪录片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影视文化传播的媒体介质，彰显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增进了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交流。
随着一批批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中崭露头角，并被海外主流媒体商购播出。中国纪录片正逐渐迈步走向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国家中心文化间存在差异，且中国纪录片相较西方国家纪录片产业规模、发行渠道上还较为局限。若想要真正走进海外观众视野，实现跨文化传播诉求，就需立足于中国纪录片的本体视角，着力解决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异同问题。
一、 叙事风格的差异化表达
（一）文化语境的倾向
中国自古推崇礼教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中注重差序格局，强调整体和谐统一、长幼有序。传师颂道，着重悟其道，通其理。品味诗、书、绘画中所包含的思想哲理，表达方式内敛含蓄。而西方文化，则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奋斗，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并在自身的存在形态中寻找“我”的印迹与未来之关系。
回眸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演进过程。初期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多以说理评教为主，画面与解说词搭配表达，以俯角度引导者的身份进行叙述，节奏平缓、布局宏观，往往思想性强、故事性弱。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风格倾向于表现主观、多元融合的纪实形态，叙事手法上更加注重内涵表达与情感升华。在一些专题片中，仍以主题先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诗化、抒情、浪漫的风格，将历史发展与爱国思想内化于影片之中，如《话说长江》就以其精美的画面與诗化的解说词，讴歌了我们祖国壮丽的山水；《望长城》《藏北人家》在刻画人物时，注重与主题的整体统一，展现人们生生不息、激昂向上的形象。
然而，中国纪录片要开辟国际化的传播路径，过于主观倾向的表达和封闭型的叙述，并不能很好地“鉤住”异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相较之，西方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则较为注重戏剧性、娱乐性、逻辑性效果，人物故事线索代入感强，被拍摄对象的情感在叙述中更加真实清晰。平角度的观察纪录不仅传递出创作者意图，同时也让观众感同身受。另外，叙事中巧妙的设置悬念逐步引导观众揭晓谜底，在“考验”观众分析推理的过程中来完成对纪录片的赏析。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运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多景别变换的故事化表达，成功带着观众一起探寻、追踪了美国底特律民谣唱作人罗德里格斯的起伏人生。
镜头的表达上，中国纪录片多用全景、中景来展现祖国山河壮丽、幅员辽阔。镜头运动平缓，多以固定、推拉镜头为主。《再说长江》《大国崛起》等作品，透过山川、城郭、天空、草原的空镜头组接，描绘出了画面之外的优美意境，调动起观众感官延伸与整体感知，强调自身领悟纪录片导演所传达的内在情感。而西方纪录片更多喜欢运用近景、特写镜头，这些镜头的组接能够增强画面冲击力，加快叙事节奏。《科伦拜恩的保龄》中灵活多变的镜头在画面内调度自由，紧跟故事的发展层层推进，帮助细微地观察人物的表情与情感变化，易于将影片展示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与接受。
（二）宏观与微观的特征
在以纪录片为媒介的传播环境中，中国创作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注重整体宏观的叙事表达，多从社会、集体全知全能的视角出发，体现了一种全局观。而西方思维则注重个体的存在与独特性，多以小见大、从局部到整体。
宏观与微观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给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风格和叙事结构予启发。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仅仅做到精美、磅礴尚不算成功，通过细节的刻画来吸引和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真正在观众心中留下触动与震撼，才是其创作价值所在。将起点落于民众，紧紧抓住“人”，展现人们的生活状态、生存方式、喜乐悲苦，以敏锐的眼光和视角去提炼人类社会生存中的本质问题，映射和寻找他们对人生的独立思考，以个体来表现社会，以个人来表达大众，对观众来说更具真实感与可亲性。只有当艺术对象与人们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同行关系时，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观众才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主题与叙事。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农民工春运返乡，与他们子女间的矛盾冲突，投射出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舌尖上的中国》精细的画面制作，返璞归真的故事表达，从劳动者烹饪的食材中品味人生百态。把一些非语言的细节融于人物故事，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画面、声音符号隐藏于画面背后，体现出中国纪录片美学创作价值中最可贵的深沉之美。
因此，保持中国民族文化元素，调整纪录片叙事方式的同时，选择海外观众乐于理解、接受的国际话语体系，帮助唤起人们跨文化的感知体验，将更利于中国纪录片在国外市场中开辟新路径、提高影响力。
二、 纪录内容的多维度跨越
纪录片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创作者与受众在认知理解与接受度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洋葱文化层次理论”认为，文化层次就像洋葱一样由里向外分层，既有显性的外貌、语言，亦有隐含其中的思维、信仰、价值观。[2]中国作为拥有灿烂历史的高文化语境国家，较为注重对其历史、宗教、文化的推崇，传统价值观强调“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镜知得失”，注重历史道德判断。而一些快速崛起的西方国家，如欧美、东亚等国，则较注重对未来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具冒险与创造精神，推崇在不同维度空间中的不断尝试。因此，在纪录片类型题材的选择中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
（一）历史演进维度 想要将过去被时间遮蔽的历史重现于银幕恢复昔日光彩，就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选故事”“讲故事”，这在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存在一定难度。通常表现历史或人物传记类的题材，观众参与感弱且要具备一定的内涵积累，而各国在历史演进与核心文化价值观上存在差异，这就令此类影片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引起普通观众兴趣。中国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圆明园》《故宫》等，在表现讲述时结合了特效动画与真人搬演，打破了时空障碍穿梭古今，以戏剧化的表达方式配合精准的后期剪辑，将艺术与现代科技影像结合呈现。但实际上，中国纪录片在外宣区域的界定与目标观众群的划分和上还较为模糊。一些亚洲国家在文化境遇中尚有交叠，但对欧美国家观众而言，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并不易于理解，观影结果往往是曲高和寡不受青睐。
若想真正打开纪录片全球化的传播路径，除了丰富的后期特效、光影色彩等视角元素，配合真实、独立有故事感的情节外，还需用国际化的语言建构全片。在影片制作过程中邀请国外团队合作，将不同的文化意识与创作思维巧妙碰撞，在保持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加入西方视角联合改编，保证不同国家语言译制上的精准度，形成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片版本，比如：由《故宫》改编的两集国际版《解密紫禁城》，与《春晚》合作包装的国际版《透视春晚》，在海外推广中都是成功案例，很好地扩大了影片的观众群。
（二）社会经济发展维度
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了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经济发展始终与文化传承相辅相成，作为拥有灿烂历史的华夏古国，将历史文化优势与国际传播理念相结合，从内传上凝聚传统文化价值，外宣上开拓海外市场、塑造国家形象，努力构造中国与世界未来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部署，力图更加有效地拓展中亚贸易辐射经济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的深度融合。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大地的商贸要道，更是汇通中西、贯穿古今的友谊之路。纪录片以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影像志的艺术创作方式，在國际传播中开辟出了新空间，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至今，国内外所拍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纪录片约有28部，2014年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了“丝路影视桥”工程，促使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数量出现“井喷”。从主题内容的选擇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丝绸之路”沿线的地理环境、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演进为主线，当中穿插部分史料故事，如：《大唐西游记》《玄奘之路》《探秘.新丝路》等，片中融合了音乐、舞蹈、绘画等元素，制作精良、叙事连贯，引出西域大地神秘悠久的文化积淀与地域风情。另一类，是以跟踪拍摄“丝路”上的一座城市或挖掘其中一些人物身上鲜为人知的追梦故事。如纪录片《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就记录了几十位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丝绸之路的绵延发展紧密联系，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与信念，默默的坚守努力。用陈晓卿导演的话来说：“这些普通的个体才是丝路复兴的希望。”[3]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空间，而与其相关的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以特殊的媒介优势，传递出中国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内涵。“一带一路”纪录片取材的多样性，保护与传承了欧亚民族文化、历史、地域风情，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影视合作的可能性，提升了我国文化创新发展能力。
（三）人文自然维度
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理政、治学、艺术创作上，多与当下政治环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推崇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这在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理性思想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与伦理情常之中，因此社会、人文、政治类题材较为多见。而西方国家创作主题的涉猎较广，涵盖了社会生活、宇宙太空、自然万物、未来科技等多个方面，西方创作者们将自身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相联系，把科学奇幻的电影元素融入纪录片创作，这对纪录片来说可谓是一次新的突破。而这也恰是推崇现实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纪录片所缺乏的。
比较东西方取材侧重的不同，二者各存利弊。重现实意义，易让人思维与眼光变得狭隘；重未知探索，也会使人沉浸于想象主体架空。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曾说道：“纪录片这种既没有影视剧和娱乐节目在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露骨，也没有新闻节目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高度敏感，且往往披上真实甚至科普的外衣，纪录片已成为攻破各个国家文化市场壁垒的利器。”[4]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类型的纪录片选题，无疑更易突破文化屏障、占据市场优势，找到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平衡点。英国BBC、美国探索发现、国家地理频道在内容题材选取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选择视角中立，规避掉那些意识形态、民族情怀浓烈的领域。展示了极地冰川、野生动物、外星探秘，人类与宇宙间的共生关系，将受众的视角引到普遍认同、渴望探索、易于理解的题材中，规避了不同背景观众间的文化认同障碍。
三、 国际市场的推广与拓展
中国纪录片想要成功进入西方视域，参加国际电影节展映无疑是一条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国内外大奖不仅带来了掌声与成就，同时也让世界的眼光聚焦中国，了解这一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所经历的种种巨变，为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播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也让许多长期处于孤立无援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获得业界人士的认可，所获得的丰厚奖金亦能成为今后再创作的储备经费。2015年，中央电视台的《与全世界做生意》荣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社会类大奖；《舌尖上的中国》获2012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等一系列奖项；独立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请为我投票》、黄海文的《喧哗的尘土》也分别获得了白银电影节最高奖和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一批批获奖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中国纪录片似乎已经站上国际舞台。但事实上，海外展映的资源毕竟有限，纪录片奖项的设置也是僧多粥少，许多纪录片虽未能一战成名，但其艺术价值与独立意识也同样值得嘉奖。 纪录片实际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有着强大的延展性和生命力。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说：“市场化的终极目标并不仅仅是金钱回报，而是促使纪录片在一种理性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在一种良性健康的机制中走向繁荣，让更多的人享受自己喜欢的纪录片。”[5]市场化的运作，能够深入挖掘文化产品的真正价值，拓宽中国纪录片制作的融资渠道，争取政府、国家给予影视媒体的政策性支持，或通过影视传媒公司的市场宣发，吸引投资资金；努力发掘影片的制作发行渠道，寻求国外有经验的创作团队共同包装“借力使力”以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影片版本，不断建立起文化与资金的互通，打造国内外观众接受认可的纪录片。
目前，一部分中国纪录片仍然存在先拍摄，后行销的状况。这无疑降低了前期题材选定的市场化程度，造成了创作与推广的供需脱节，使一部分纪录片在进入市场后处于被动状态。2004年起，广州国际紀录片大会就尝试了“预售”，拉近了中国与国外影片投资人的距离，有效促进了纪录片的资金流动和投放。而当下“互联网 ”环境，也创造了许多个性化和国际化的纪录片生产渠道。互联网PC终端与移动设备的点对点传播，已将世界联成一体。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从题材选择到纪录片宣传推广，都可以运用网络与观众形成良好互动，甚至让观众直接参与到纪录片的创作之中。尤其是独立纪录片创作团队，合理利用网络众筹平台，不僅可以进行有效宣传、吸引潜在观众、降低投资风险，还能够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进行纪录片的拍摄制作。
另外，市场化的制作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标准。商业化进程需要的是优质商品，工整精良、有持久商业活力的纪录片。这就需要故事化的叙事手法、颇具吸引力的场景画面，声光电的合理布控、软硬件设备的投入应用。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克里斯.麦可黎指出：“中国纪录片要在海外寻找市场，必须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首先是技术质量，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必须达到国际普遍认可的技术标准。”[6]主动地去探索国内外观众的喜好、差异与需求，从过去精英文化的惯性中跳脱开来，去纪录大众文化与生活，从市场化、产业化的角度来引导中国纪录片的创作。
结语
中国纪录片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中初露锋芒，纪录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输出窗口，在制作、发行过程中，应充分抓住当下的有利局势国内外渠道并行，与海外合作形成捆绑式营销。创新的题材思路、规范类型化的生产、国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努力树造自身品牌与竞争力的同时，也让中国纪录片具有了文化传播价值与商品市场价值。但是，如果国人所创作的植根中国文化、纪录中国当下社会与生活的纪录片，总是一味迎合西方视点，把获得影展作品的终审做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不得不说有些悲哀。
中国纪录片在传播和弘扬我们历史文化的同时，需要充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变化，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取精华、去糟粕”，在选题中展现文化，虚实共融中表现主体，多时空交错中巧妙叙事，不断提升中国纪录片的美学追求，努力使其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Hall，E.T，The Hidden Dimension[M].New York：Doubleday，1966.
[2]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25-26.
[3]金震茅.“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内涵及走向[J].现代视听，2015（10）：40-43.
[4]陆地.重新认识和发掘纪录片产业的价值[J].新视听，2006（2）：23.
[5]何苏六.纪录片市场化：中国问题与外国方法[J].现代传播，2005（3）：35.
[6]刘新传，冷冶夫，陈璐.角色与认同：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战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2.
随着一批批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中崭露头角，并被海外主流媒体商购播出。中国纪录片正逐渐迈步走向国际市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国家中心文化间存在差异，且中国纪录片相较西方国家纪录片产业规模、发行渠道上还较为局限。若想要真正走进海外观众视野，实现跨文化传播诉求，就需立足于中国纪录片的本体视角，着力解决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异同问题。
一、 叙事风格的差异化表达
（一）文化语境的倾向
中国自古推崇礼教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中注重差序格局，强调整体和谐统一、长幼有序。传师颂道，着重悟其道，通其理。品味诗、书、绘画中所包含的思想哲理，表达方式内敛含蓄。而西方文化，则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奋斗，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并在自身的存在形态中寻找“我”的印迹与未来之关系。
回眸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演进过程。初期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多以说理评教为主，画面与解说词搭配表达，以俯角度引导者的身份进行叙述，节奏平缓、布局宏观，往往思想性强、故事性弱。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风格倾向于表现主观、多元融合的纪实形态，叙事手法上更加注重内涵表达与情感升华。在一些专题片中，仍以主题先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诗化、抒情、浪漫的风格，将历史发展与爱国思想内化于影片之中，如《话说长江》就以其精美的画面與诗化的解说词，讴歌了我们祖国壮丽的山水；《望长城》《藏北人家》在刻画人物时，注重与主题的整体统一，展现人们生生不息、激昂向上的形象。
然而，中国纪录片要开辟国际化的传播路径，过于主观倾向的表达和封闭型的叙述，并不能很好地“鉤住”异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相较之，西方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则较为注重戏剧性、娱乐性、逻辑性效果，人物故事线索代入感强，被拍摄对象的情感在叙述中更加真实清晰。平角度的观察纪录不仅传递出创作者意图，同时也让观众感同身受。另外，叙事中巧妙的设置悬念逐步引导观众揭晓谜底，在“考验”观众分析推理的过程中来完成对纪录片的赏析。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运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多景别变换的故事化表达，成功带着观众一起探寻、追踪了美国底特律民谣唱作人罗德里格斯的起伏人生。
镜头的表达上，中国纪录片多用全景、中景来展现祖国山河壮丽、幅员辽阔。镜头运动平缓，多以固定、推拉镜头为主。《再说长江》《大国崛起》等作品，透过山川、城郭、天空、草原的空镜头组接，描绘出了画面之外的优美意境，调动起观众感官延伸与整体感知，强调自身领悟纪录片导演所传达的内在情感。而西方纪录片更多喜欢运用近景、特写镜头，这些镜头的组接能够增强画面冲击力，加快叙事节奏。《科伦拜恩的保龄》中灵活多变的镜头在画面内调度自由，紧跟故事的发展层层推进，帮助细微地观察人物的表情与情感变化，易于将影片展示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与接受。
（二）宏观与微观的特征
在以纪录片为媒介的传播环境中，中国创作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注重整体宏观的叙事表达，多从社会、集体全知全能的视角出发，体现了一种全局观。而西方思维则注重个体的存在与独特性，多以小见大、从局部到整体。
宏观与微观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给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风格和叙事结构予启发。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仅仅做到精美、磅礴尚不算成功，通过细节的刻画来吸引和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真正在观众心中留下触动与震撼，才是其创作价值所在。将起点落于民众，紧紧抓住“人”，展现人们的生活状态、生存方式、喜乐悲苦，以敏锐的眼光和视角去提炼人类社会生存中的本质问题，映射和寻找他们对人生的独立思考，以个体来表现社会，以个人来表达大众，对观众来说更具真实感与可亲性。只有当艺术对象与人们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同行关系时，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观众才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主题与叙事。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农民工春运返乡，与他们子女间的矛盾冲突，投射出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舌尖上的中国》精细的画面制作，返璞归真的故事表达，从劳动者烹饪的食材中品味人生百态。把一些非语言的细节融于人物故事，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画面、声音符号隐藏于画面背后，体现出中国纪录片美学创作价值中最可贵的深沉之美。
因此，保持中国民族文化元素，调整纪录片叙事方式的同时，选择海外观众乐于理解、接受的国际话语体系，帮助唤起人们跨文化的感知体验，将更利于中国纪录片在国外市场中开辟新路径、提高影响力。
二、 纪录内容的多维度跨越
纪录片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创作者与受众在认知理解与接受度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洋葱文化层次理论”认为，文化层次就像洋葱一样由里向外分层，既有显性的外貌、语言，亦有隐含其中的思维、信仰、价值观。[2]中国作为拥有灿烂历史的高文化语境国家，较为注重对其历史、宗教、文化的推崇，传统价值观强调“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镜知得失”，注重历史道德判断。而一些快速崛起的西方国家，如欧美、东亚等国，则较注重对未来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具冒险与创造精神，推崇在不同维度空间中的不断尝试。因此，在纪录片类型题材的选择中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
（一）历史演进维度 想要将过去被时间遮蔽的历史重现于银幕恢复昔日光彩，就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选故事”“讲故事”，这在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存在一定难度。通常表现历史或人物传记类的题材，观众参与感弱且要具备一定的内涵积累，而各国在历史演进与核心文化价值观上存在差异，这就令此类影片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引起普通观众兴趣。中国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圆明园》《故宫》等，在表现讲述时结合了特效动画与真人搬演，打破了时空障碍穿梭古今，以戏剧化的表达方式配合精准的后期剪辑，将艺术与现代科技影像结合呈现。但实际上，中国纪录片在外宣区域的界定与目标观众群的划分和上还较为模糊。一些亚洲国家在文化境遇中尚有交叠，但对欧美国家观众而言，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并不易于理解，观影结果往往是曲高和寡不受青睐。
若想真正打开纪录片全球化的传播路径，除了丰富的后期特效、光影色彩等视角元素，配合真实、独立有故事感的情节外，还需用国际化的语言建构全片。在影片制作过程中邀请国外团队合作，将不同的文化意识与创作思维巧妙碰撞，在保持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加入西方视角联合改编，保证不同国家语言译制上的精准度，形成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片版本，比如：由《故宫》改编的两集国际版《解密紫禁城》，与《春晚》合作包装的国际版《透视春晚》，在海外推广中都是成功案例，很好地扩大了影片的观众群。
（二）社会经济发展维度
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文化传播能力成为了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经济发展始终与文化传承相辅相成，作为拥有灿烂历史的华夏古国，将历史文化优势与国际传播理念相结合，从内传上凝聚传统文化价值，外宣上开拓海外市场、塑造国家形象，努力构造中国与世界未来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部署，力图更加有效地拓展中亚贸易辐射经济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的深度融合。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大地的商贸要道，更是汇通中西、贯穿古今的友谊之路。纪录片以影视人类学与民族影像志的艺术创作方式，在國际传播中开辟出了新空间，具有现实意义。1954年至今，国内外所拍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纪录片约有28部，2014年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了“丝路影视桥”工程，促使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数量出现“井喷”。从主题内容的选擇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丝绸之路”沿线的地理环境、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演进为主线，当中穿插部分史料故事，如：《大唐西游记》《玄奘之路》《探秘.新丝路》等，片中融合了音乐、舞蹈、绘画等元素，制作精良、叙事连贯，引出西域大地神秘悠久的文化积淀与地域风情。另一类，是以跟踪拍摄“丝路”上的一座城市或挖掘其中一些人物身上鲜为人知的追梦故事。如纪录片《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就记录了几十位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丝绸之路的绵延发展紧密联系，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与信念，默默的坚守努力。用陈晓卿导演的话来说：“这些普通的个体才是丝路复兴的希望。”[3]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空间，而与其相关的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以特殊的媒介优势，传递出中国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内涵。“一带一路”纪录片取材的多样性，保护与传承了欧亚民族文化、历史、地域风情，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影视合作的可能性，提升了我国文化创新发展能力。
（三）人文自然维度
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理政、治学、艺术创作上，多与当下政治环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推崇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这在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理性思想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与伦理情常之中，因此社会、人文、政治类题材较为多见。而西方国家创作主题的涉猎较广，涵盖了社会生活、宇宙太空、自然万物、未来科技等多个方面，西方创作者们将自身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相联系，把科学奇幻的电影元素融入纪录片创作，这对纪录片来说可谓是一次新的突破。而这也恰是推崇现实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纪录片所缺乏的。
比较东西方取材侧重的不同，二者各存利弊。重现实意义，易让人思维与眼光变得狭隘；重未知探索，也会使人沉浸于想象主体架空。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曾说道：“纪录片这种既没有影视剧和娱乐节目在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露骨，也没有新闻节目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高度敏感，且往往披上真实甚至科普的外衣，纪录片已成为攻破各个国家文化市场壁垒的利器。”[4]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类型的纪录片选题，无疑更易突破文化屏障、占据市场优势，找到不同国家文化间的平衡点。英国BBC、美国探索发现、国家地理频道在内容题材选取的巧妙之处就在于：选择视角中立，规避掉那些意识形态、民族情怀浓烈的领域。展示了极地冰川、野生动物、外星探秘，人类与宇宙间的共生关系，将受众的视角引到普遍认同、渴望探索、易于理解的题材中，规避了不同背景观众间的文化认同障碍。
三、 国际市场的推广与拓展
中国纪录片想要成功进入西方视域，参加国际电影节展映无疑是一条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国内外大奖不仅带来了掌声与成就，同时也让世界的眼光聚焦中国，了解这一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所经历的种种巨变，为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播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也让许多长期处于孤立无援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获得业界人士的认可，所获得的丰厚奖金亦能成为今后再创作的储备经费。2015年，中央电视台的《与全世界做生意》荣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社会类大奖；《舌尖上的中国》获2012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等一系列奖项；独立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请为我投票》、黄海文的《喧哗的尘土》也分别获得了白银电影节最高奖和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一批批获奖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中国纪录片似乎已经站上国际舞台。但事实上，海外展映的资源毕竟有限，纪录片奖项的设置也是僧多粥少，许多纪录片虽未能一战成名，但其艺术价值与独立意识也同样值得嘉奖。 纪录片实际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有着强大的延展性和生命力。中国传媒大学何苏六教授说：“市场化的终极目标并不仅仅是金钱回报，而是促使纪录片在一种理性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在一种良性健康的机制中走向繁荣，让更多的人享受自己喜欢的纪录片。”[5]市场化的运作，能够深入挖掘文化产品的真正价值，拓宽中国纪录片制作的融资渠道，争取政府、国家给予影视媒体的政策性支持，或通过影视传媒公司的市场宣发，吸引投资资金；努力发掘影片的制作发行渠道，寻求国外有经验的创作团队共同包装“借力使力”以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影片版本，不断建立起文化与资金的互通，打造国内外观众接受认可的纪录片。
目前，一部分中国纪录片仍然存在先拍摄，后行销的状况。这无疑降低了前期题材选定的市场化程度，造成了创作与推广的供需脱节，使一部分纪录片在进入市场后处于被动状态。2004年起，广州国际紀录片大会就尝试了“预售”，拉近了中国与国外影片投资人的距离，有效促进了纪录片的资金流动和投放。而当下“互联网 ”环境，也创造了许多个性化和国际化的纪录片生产渠道。互联网PC终端与移动设备的点对点传播，已将世界联成一体。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从题材选择到纪录片宣传推广，都可以运用网络与观众形成良好互动，甚至让观众直接参与到纪录片的创作之中。尤其是独立纪录片创作团队，合理利用网络众筹平台，不僅可以进行有效宣传、吸引潜在观众、降低投资风险，还能够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进行纪录片的拍摄制作。
另外，市场化的制作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标准。商业化进程需要的是优质商品，工整精良、有持久商业活力的纪录片。这就需要故事化的叙事手法、颇具吸引力的场景画面，声光电的合理布控、软硬件设备的投入应用。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克里斯.麦可黎指出：“中国纪录片要在海外寻找市场，必须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首先是技术质量，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必须达到国际普遍认可的技术标准。”[6]主动地去探索国内外观众的喜好、差异与需求，从过去精英文化的惯性中跳脱开来，去纪录大众文化与生活，从市场化、产业化的角度来引导中国纪录片的创作。
结语
中国纪录片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中初露锋芒，纪录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输出窗口，在制作、发行过程中，应充分抓住当下的有利局势国内外渠道并行，与海外合作形成捆绑式营销。创新的题材思路、规范类型化的生产、国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努力树造自身品牌与竞争力的同时，也让中国纪录片具有了文化传播价值与商品市场价值。但是，如果国人所创作的植根中国文化、纪录中国当下社会与生活的纪录片，总是一味迎合西方视点，把获得影展作品的终审做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不得不说有些悲哀。
中国纪录片在传播和弘扬我们历史文化的同时，需要充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变化，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取精华、去糟粕”，在选题中展现文化，虚实共融中表现主体，多时空交错中巧妙叙事，不断提升中国纪录片的美学追求，努力使其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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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雪飞.跨文化交流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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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地.重新认识和发掘纪录片产业的价值[J].新视听，2006（2）：23.
[5]何苏六.纪录片市场化：中国问题与外国方法[J].现代传播，2005（3）：35.
[6]刘新传，冷冶夫，陈璐.角色与认同：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战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