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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程有多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没机会上講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ldwc/ldwc202101/ldwc20210111-1-l.jpg)
1977 年恢复高考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当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后来,查全性才清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因为知道自己敢讲真话,才会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
8月4日早晨,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内容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是“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但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发言。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或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根据现实情况果断地做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这个当场拍板的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似乎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又有人提出:这样大规模的考试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这两件事从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但当时不行。问题也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名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的总数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场、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摘自《关键一招——中国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实录》)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程有多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没机会上講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ldwc/ldwc202101/ldwc20210111-1-l.jpg)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当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后来,查全性才清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因为知道自己敢讲真话,才会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
8月4日早晨,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内容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是“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但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发言。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或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根据现实情况果断地做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这个当场拍板的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似乎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又有人提出:这样大规模的考试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这两件事从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但当时不行。问题也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名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的总数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场、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摘自《关键一招——中国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