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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表明，“市场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原来的改革战略需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又好又快”地发展
2006年的帷幕即将落下。回想起来，2005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或预测机构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2005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10％，并且政府又在大力进行宏观调控，这使得许多人认为2006年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下来，但当时间的面纱渐渐揭开，人们发现，2006年居然是一个比2005年增长更快的年头。
展望2007年，中国既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外资继续看好中国、投资回报高潜力大、消费旺盛、物价企稳等利好因素，也存在着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可能下滑、就业压力增大、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宏观预测表明，2007年的增长，仍很可能保持目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其中GDP增长约10.5％，投资增长约24％，工业增长约16％，消费增长约13％、外贸增长约17％，物价水平约2％。
面对几乎无法遏止的高速增长，并且又看到物价正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心知肚明：目前的增长基本正常，高速增长不可避免，也无需过分紧张兮兮地去进行调控。为此，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的新提法，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又快又好”，并且明确宏观调控要“加强并改善”，暗示宏观调控将从行政调控，逐步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这意味着政府将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效率、更加看重经济增长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如政府强调科技创新），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利益分享。
这样的政策调整当然是有必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仍处在转型及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高速增长背后诸多方面的失衡。改变失衡成为2006年各项政策走向的关键，也将成为今后政策走向的关键。
如何调控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诸多的失衡。比如，高速增长与生态保护及资源节约利用之间的失衡、内外贸之间的失衡、宏观增长不同动力间的失衡、以及经济繁荣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失衡。政府不得不一一地来解决这些失衡。改变失衡，追求“科学”、“和谐”发展而不是追求速度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这一政策取向实际上在2006年已经显现。
2006年，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最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投资被认为是经济过热的根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下游制造业与上游原材料供应之间的不平衡成为政府眼中之刺，而在投资诸领域中，增长既高同时产业带动又强的房地产投资，又被认为是引发投资过热的根源，再加上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的非议尤其是泡沫的指控，房地产调控就此成为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关键。
不过，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之剑，进一步指向此领域中的利益失衡。何谓利益失衡？就是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与所失严重不公。其中，政府与开发商是既得利益者，失地农民与购房的普通市民则成为权力—资本联盟宰割的对象。大陆“劫贫济富”式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农民阶层更加贫穷，城市中并不富裕的城市市民的储蓄存款，也被高涨的房价瞬间吞噬，房地产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
而2006年，政府各项政策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就是终于开始考虑通过利益分配的调整来减少社会摩擦、实现社会和谐。2006年出台的“国六条”以及“国十五条”等房地产新政，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拨乱反正”政策，带来了中国房地产发展导向、游戏规则以及利益分配的重大调整。
政府改变利益失衡的努力，也表现在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等这样一些看似全然无关的差异性领域。在这些问题上，政府越来越明白，不能指望单纯的市场化，只有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将资源加上去，资源供应与百姓需求的严重失衡局面才有可能根本完善。
“新农村运动”随着“村村通公路”这样的口号，成为2006年的一个政策亮点。然而，考虑到中国城乡差距已高达5-6倍，远远高出国际平均1.5倍以及发展中国家平均1.7倍的水平，新农村运动的力度也许还需要变得更大才对。
这一年，房地产新政还扯出中央与地方的失衡问题来。目前，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的划分严重不对称、不平衡，地方明显承担了更多的事权却只能占有较少的财权，因此向房地产伸手，成为地方填补财政漏洞的不得不采取之举。如果中央只是在房地产分配的利益上进行调整，而不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上实现平衡，中央地方矛盾将激化。
而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则反映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也就是说，老百姓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完全是因为这些领域搞了市场化，而是多数老百姓实在是太穷了。
老百姓太穷，则因为另外一些人太富，并且剥夺了他们可能获取的收益。2004年，中国“新双轨制”价差高达4.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这成为一些人暴富的基础。据估计，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
这也表明，就连改革也是失衡的。这些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及寻租的空间同样在加剧。局势表明，“市场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原来的改革战略需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不过，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衡和难题，中国的情况还是在朝着乐观与进步的方向走。即将过去的2006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增长雄视全球，外汇储备超过万亿，收入利益失衡得到重视，算得上历史上难得的好年头。
不过，2007年政府既已明确追求“又好又快”的发展，那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前，中国经济与改革仍然面临诸多严重失衡，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失衡、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失衡、公共管理与市场化的失衡、投资与消费间的失衡、内外贸间的失衡、资源节约、生态保护与高速增长之间的失衡、垄断国企与竞争性行业的失衡、制造部门与金融等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失衡、城市和农村间的失衡、乃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划分上的失衡等，所有这些，将是政府在2007年以及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将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木桶，但除非能够持续地补上短板，否则能够装的水就永远不足，并且永远不能让中国人民感到满意。
“又好又快”地发展
2006年的帷幕即将落下。回想起来，2005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或预测机构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2005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10％，并且政府又在大力进行宏观调控，这使得许多人认为2006年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下来，但当时间的面纱渐渐揭开，人们发现，2006年居然是一个比2005年增长更快的年头。
展望2007年，中国既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外资继续看好中国、投资回报高潜力大、消费旺盛、物价企稳等利好因素，也存在着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可能下滑、就业压力增大、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宏观预测表明，2007年的增长，仍很可能保持目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其中GDP增长约10.5％，投资增长约24％，工业增长约16％，消费增长约13％、外贸增长约17％，物价水平约2％。
面对几乎无法遏止的高速增长，并且又看到物价正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心知肚明：目前的增长基本正常，高速增长不可避免，也无需过分紧张兮兮地去进行调控。为此，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的新提法，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又快又好”，并且明确宏观调控要“加强并改善”，暗示宏观调控将从行政调控，逐步转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这意味着政府将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效率、更加看重经济增长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如政府强调科技创新），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的利益分享。
这样的政策调整当然是有必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仍处在转型及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高速增长背后诸多方面的失衡。改变失衡成为2006年各项政策走向的关键，也将成为今后政策走向的关键。
如何调控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诸多的失衡。比如，高速增长与生态保护及资源节约利用之间的失衡、内外贸之间的失衡、宏观增长不同动力间的失衡、以及经济繁荣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失衡。政府不得不一一地来解决这些失衡。改变失衡，追求“科学”、“和谐”发展而不是追求速度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这一政策取向实际上在2006年已经显现。
2006年，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最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投资被认为是经济过热的根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下游制造业与上游原材料供应之间的不平衡成为政府眼中之刺，而在投资诸领域中，增长既高同时产业带动又强的房地产投资，又被认为是引发投资过热的根源，再加上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的非议尤其是泡沫的指控，房地产调控就此成为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关键。
不过，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之剑，进一步指向此领域中的利益失衡。何谓利益失衡？就是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与所失严重不公。其中，政府与开发商是既得利益者，失地农民与购房的普通市民则成为权力—资本联盟宰割的对象。大陆“劫贫济富”式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农民阶层更加贫穷，城市中并不富裕的城市市民的储蓄存款，也被高涨的房价瞬间吞噬，房地产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
而2006年，政府各项政策中最为可圈可点的，就是终于开始考虑通过利益分配的调整来减少社会摩擦、实现社会和谐。2006年出台的“国六条”以及“国十五条”等房地产新政，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拨乱反正”政策，带来了中国房地产发展导向、游戏规则以及利益分配的重大调整。
政府改变利益失衡的努力，也表现在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等这样一些看似全然无关的差异性领域。在这些问题上，政府越来越明白，不能指望单纯的市场化，只有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将资源加上去，资源供应与百姓需求的严重失衡局面才有可能根本完善。
“新农村运动”随着“村村通公路”这样的口号，成为2006年的一个政策亮点。然而，考虑到中国城乡差距已高达5-6倍，远远高出国际平均1.5倍以及发展中国家平均1.7倍的水平，新农村运动的力度也许还需要变得更大才对。
这一年，房地产新政还扯出中央与地方的失衡问题来。目前，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的划分严重不对称、不平衡，地方明显承担了更多的事权却只能占有较少的财权，因此向房地产伸手，成为地方填补财政漏洞的不得不采取之举。如果中央只是在房地产分配的利益上进行调整，而不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上实现平衡，中央地方矛盾将激化。
而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则反映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也就是说，老百姓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完全是因为这些领域搞了市场化，而是多数老百姓实在是太穷了。
老百姓太穷，则因为另外一些人太富，并且剥夺了他们可能获取的收益。2004年，中国“新双轨制”价差高达4.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这成为一些人暴富的基础。据估计，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
这也表明，就连改革也是失衡的。这些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及寻租的空间同样在加剧。局势表明，“市场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原来的改革战略需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不过，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衡和难题，中国的情况还是在朝着乐观与进步的方向走。即将过去的2006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增长雄视全球，外汇储备超过万亿，收入利益失衡得到重视，算得上历史上难得的好年头。
不过，2007年政府既已明确追求“又好又快”的发展，那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前，中国经济与改革仍然面临诸多严重失衡，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失衡、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失衡、公共管理与市场化的失衡、投资与消费间的失衡、内外贸间的失衡、资源节约、生态保护与高速增长之间的失衡、垄断国企与竞争性行业的失衡、制造部门与金融等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失衡、城市和农村间的失衡、乃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划分上的失衡等，所有这些，将是政府在2007年以及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将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木桶，但除非能够持续地补上短板，否则能够装的水就永远不足，并且永远不能让中国人民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