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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轻时都怀有各种梦想，但真能在日后实现当初的梦想的，却寥寥无几。而潘文国就是这寥寥无几中的一位。
埋下“古今中外”的种子
1944年9月，潘文国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市民，文化程度不高，倒是比他大六七岁的哥哥和大姐无意中对他进行了“早期教育”，使他在入小学前就认识了两千多个字，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潘文国读书的学校都比较好。这个“好”是个综合性的，包括整体环境、学习氛围，特别是有好的老师。
1961年潘文国上高三，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里，他说希望自己将来能用英文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世界去！其实在当时，青年时代的潘文国只是无法割舍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爱好，梦想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已。因此他的“古今中外”理想，其实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潘文国对古典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学时的乱读开始的。高中阶段是决定潘文国未来方向的关键。在初中时，他主要兴趣在理科上，特别痴迷于平面几何和无机化学两门课。
但很快两个诱因使得他的兴趣转向了语文和外语。诱因之一是他的高中三年三位语文老师和三年一贯的英文老师，以致他也觉得自己天生与英汉双语有缘。另一个诱因是他作为班级学习委员，享有自由进入图书馆借阅书刊的“特权”。如此，他在高中阶段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历史传记、科普常识乃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书籍，这就使得他日后知识面相对较广、考虑问题时思路开阔。
“大不了从头做起”
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他开始接触英文原版文学书。看到英文的一些词语可以用得如此巧妙、如此精彩，令人拍案叫绝，他逐渐养成爱读原著的习惯。开始是小说，后来几乎所有文字材料，只要能找到英文原文，他决不看译文。复旦外文系当时特别重视中文，因而他的中文不但没有荒废，反而受到了更系统的教育。
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他报考了几乎不为人知的汉语音韵学，这是连中文系多数学生都不懂的“冷门”。凭着多年研读诗词的基础和对外语的绝对把握，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华东师大，引得校长刘佛年特意亲自去旁听他的面试。从此，潘文国开始了正式的语言研究生涯。
做语言研究，潘文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因为他原来的中英文基础都与语言无关，在复旦五年也没有上过专门的英语语言理论课。由于毫无语言研究基础，读研究生课程必须从头来。他的办法是穷尽性阅读。经过学习，他发现汉语音韵学的三大部门（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中等韵学是基础，也是这一学科的理论核心。等韵通了，全盘皆通；等韵不通，就只能总在外围打转。明知等韵是音韵学中最难懂的部分，他还是选择这一题目，就是想从最难的地方啃起，从根本上弄通这一学科。其长达17万字的硕士论文《韵图考》别具匠心，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文祺先生的高度评价，一家出版社也马上向他约稿。
1981年潘文国研究生毕业，留校当了一名古汉语教师。为了教好古汉语，他又一头钻进古书堆，以弄通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同时阅读了大量古籍。“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他现在的“国学”基础其实是在教学过程中逼出来的。1985年华东师大设立了全国第一批对外汉语专业，潘文国受命为新专业开设了“英汉对比语法”课。
1988年潘文国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合作导师David Taylor博士和叶步青博士在了解了他的兴趣之后，建议他系统研究一下构词法的问题。Taylor博士特别从其个人的研究经验告诉潘文国：要研究一个问题，必须透彻全面地掌握资料。于是他放弃了写一两篇论文的简单想法，再一次从头来过，系统阅读、整理了从《马氏文通》以来所能找得到的有关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海内外用中英文撰写的700多部（篇）文献，以时代为序，两年做了几千页的笔记和摘录。然后他着手撰写专著，一年后，完成了计划中的上部即文献整理部分，结成《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一书。书中他提出了“五合一”的汉语构词法研究新格局。1993年此书在台湾地区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奠定了他在海外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
1999年潘文国又被委派到澳大利亚担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的汉语顾问，期间他写了一篇近4万字的长文《汉语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一次性地刊登在《语言研究》杂志上，在国内汉语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0年，利用在国外的机会，他又一次从头开始在墨尔本各大学图书馆找寻翻译理论著作，以时代为序，进行逐一细读，写成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一文，分三期在《中国翻译》上连载，开了该杂志的先河。而今，年近古稀的潘文国将研究兴趣转到了高三时的理想——中国文化对外传译上。他40年来研究汉语、英语、语言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乃至文学文化，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圆，找到了个人最好的归宿。
韧识学才 治学之道
外国语言文学系是复旦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与学校同龄。复旦大学外文系名师云集，而以刘德中在教学上的体现最为出色，对夯实学生英文功底、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贡献最大。潘文国读大三时精读课教师刘德中先生上课用的方法，被潘文国后来命名为“中心词开花法”而在其语言教学中发扬光大。这一独具一格的语言教学法对他的教学有很大影响，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学生。
刘德中先生讲精读课，从来不特别看重课文内容，而非常重视字词的意义和用法，潘文国每次听课总觉收获特别大，记下的课堂笔记就像一部小型的英语用法词典，课下同学间都当宝贝似的相互传抄，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时听刘先生课的全部笔记，每次翻阅，总觉受用不尽。
潘文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所公社中学当老师，英文自然是教不成了。几经调整，让他教语文。教材是一本小红书，那些文章可以说是千篇一律，许多人会觉得没法上。对他这个没读过师范、不知教学法是何物的新晋教师更是个难题。但他用了从刘德中那里学来的“中心词开花法”，硬是从单调的文章中找出可以发挥的语词，联系成语典故、歷史文化、字词演变，居然可以讲得眉飞色舞，一篇短文讲三四堂课还意犹未尽，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学到许多东西。回过头来想想，语文课就是要学语言，而语言是从字词开始的，这是最扎实的东西，能学到字词及其用法，又在乎用什么教材呢？几年后他调到南昌教英语专业精读，又如法炮制，学生也大感受益。 潘文国常说：“一个有责任心的教师对学生应该又严又爱，学业和做人要严，而爱要放在心头。教学分为课堂和课下两个环节，准确地说，课下是第二课堂。”无论是教古汉语还是教英语，他除了课上的精心传授，课后还非常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确保学生课堂充分领会、课下及时巩固。不论教中文作文还是英文翻译，他从不敢随随便便写个“阅”字就把学生打发了。学生一篇作业交上去，发下来时肯定是满纸红色（密密麻麻的批改之处），人人如此，篇篇如此。有时学生们按他的建议修改后交上去，发下来时多半还会是一片红色，因为潘老师又想出了更好的译法。这样批改，老师当然很费力气，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受益。
潘文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何治学的问题向代表年轻学子的笔者谈了几点体会。第一，兴趣是行动之母。做学问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不感兴趣的事情。当然，兴趣不全是学问，把兴趣变成学问，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第二，要敢于挑战自我，挑战新的领域。在他的学术生涯上，有好几个“从头开始”，但只要有信心和毅力，不会的可以变成会的，不熟悉的可以变成熟悉的。入门既不难，精通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一定要重视基本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有时需要用一些最笨的方法，做最枯燥的工作；同时，一定要有史的观念，通过史的梳理，让材料活起来。第四，一定要有思辨的头脑，不要轻信，不要盲从。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有效方法。第五，要训练一支好笔头、好口才。有了思想，有了观点，说不出，写不好，等于没有。对学术的真正热爱赶走了我日常的一切不适，所以第一、第二条可以融为一个“韧”字。这最后三条，也就是唐代刘知几说的“识、学、才”三条，与司马迁的三句话也是相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任何研究，即使是搞语言学，也要兼通文史哲。
潘文国于古今中外俱有涉猎，而且均有专著问世：于“古”，他有《韵图考》和与汪寿明先生合著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于“今”；他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发行，并有《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为学界瞩目；于“外”，他有《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的中英文版在国内外出版；于“中”，或者说当下中国，则有《危机下的中文》一部忧世之作。至于交织古今中外的，则有已重印10余次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和《中外命名艺术》等书，还有关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几十篇论文和五六部译著。他还横跨几个学科担任博士生导师。
从自己走上语言研究的第一天起，潘文国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后来也作为他的一个学术主张：“一定要做到‘三个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化打通。”现在看来，他基本上做到了。潘文国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研究思路，其结果就是目前在英汉对比界可说影响最大的《汉英语对比纲要》一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谭慧敏博士因为看到了此书，遂邀请他于2004年赴新与她进行合作研究。2006年、2007年二人合作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中英文版先后在中国与英国出版。他把这一思路借用司马迁的话作为书的题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抱诚守真 为师之本
潘文国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教育是第一步。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人，一个对自己国家文学艺术不会欣赏和热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潘文国一家三口都在英国，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国外。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来，是不是特别爱国？他回答说我没觉得什么特别，回来是很正常的，上半个世纪那么多人出国，不是都回来了吗？但确实是老一辈归国学人的爱国情操更令他尊敬。他常对学生们说：“I love English， but I love Chinese more.中国人学外语，学外语为中国。”出国留学或访问，他对外国专家不卑不亢，“生活中是好朋友，学术观点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归根到底，学术研究要对国家有好处。”他如是说。
对于中国教育，潘文国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所谓能力是寻求知识、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知识本身。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从小学到博士生都忽视能力的培养，而把知识的灌输当成一切。他培养学生注重能力而不太重视所谓“知识”，因为对适应社会来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名副其实的‘知识’，是从课外书看来的，课堂上其实学不到多少真东西。”
他喜欢带自己会学习的研究生。“一个问不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一个回答不了学生问题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他喜欢学生提问题，也喜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研究进入他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因为那可以促使博导本人去作相应的研究。他自己的“古今中外之路”对他有个启示，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彼此联系的，没有什么严丝无缝的学科界限。尤其在思维方法上，各种研究都是相通的。学习阶段包括博士生阶段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教会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比什么都重要。
他最不喜欢那种只会死背答案的“职业考生”。每年都有许多人报考他的博士生，对于熟人推荐过来的他一律不见，初试入围者他逐一面试。在了解考生背景时他特别关注那种爱跑书店“淘”旧书或爱“泡”在图书馆什么书都翻翻的人。他有好几位这样的“淘”客学生。其中有一位受其影响，毕业论文做林语堂的英文著译研究，几乎收齐了林氏的所有英文著译，写出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毕业论文，后来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优秀博士毕业生。
教育是培养人的过程，求学是个自我塑造成人的过程。潘文国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忘了这一点，把教育看成了培训机器，把求学看成了谋求自身最高利益的手段。“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他看来，“本科打基础，实践能力为主；硕士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士以纯理论为主。考本科看学校，考硕士看专业，考博士看导师。”为什么本科要看学校？因为好的学校能给你最好的学习氛围，让你懂得怎么去读书。为什么硕士要看专业？因为到本科为止的学习都是在打基础，读研要开始规划人生了，那必须选一个真正对自己合适的专业，一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二是能实现你对人生期望的。学校这时处在第二位的位置了，因为并不是好学校里的所有专业都同样的好。为什么考博士要看导师？因为选博士生导师也就是选人生导师。人生导师的标准用传统的话来说是“道德文章”，要两者兼备，而以德为先。
谈起为人处世原则，潘文国简单地说，只是一个“诚”字——诚以待人，诚以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在做学问上也要有一说一，不说违心的话。潘文国将杜甫的两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以这个态度对待他寫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本书，绝不敢掉以轻心。他也以这个态度做人，做人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人类追求的不外乎真善美。一般来说我们把真定义为科学求真，把善诠释为人心向善，把美理解为人文求美。真善美就像一个金字塔的三个面，从不同的面看它们彼此之间是分离的，但越到顶部越趋近于融合在一起，到了金字塔尖便是三位一体。”潘文国如是说。
埋下“古今中外”的种子
1944年9月，潘文国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市民，文化程度不高，倒是比他大六七岁的哥哥和大姐无意中对他进行了“早期教育”，使他在入小学前就认识了两千多个字，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潘文国读书的学校都比较好。这个“好”是个综合性的，包括整体环境、学习氛围，特别是有好的老师。
1961年潘文国上高三，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里，他说希望自己将来能用英文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世界去！其实在当时，青年时代的潘文国只是无法割舍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爱好，梦想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已。因此他的“古今中外”理想，其实在那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潘文国对古典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学时的乱读开始的。高中阶段是决定潘文国未来方向的关键。在初中时，他主要兴趣在理科上，特别痴迷于平面几何和无机化学两门课。
但很快两个诱因使得他的兴趣转向了语文和外语。诱因之一是他的高中三年三位语文老师和三年一贯的英文老师，以致他也觉得自己天生与英汉双语有缘。另一个诱因是他作为班级学习委员，享有自由进入图书馆借阅书刊的“特权”。如此，他在高中阶段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历史传记、科普常识乃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书籍，这就使得他日后知识面相对较广、考虑问题时思路开阔。
“大不了从头做起”
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他开始接触英文原版文学书。看到英文的一些词语可以用得如此巧妙、如此精彩，令人拍案叫绝，他逐渐养成爱读原著的习惯。开始是小说，后来几乎所有文字材料，只要能找到英文原文，他决不看译文。复旦外文系当时特别重视中文，因而他的中文不但没有荒废，反而受到了更系统的教育。
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他报考了几乎不为人知的汉语音韵学，这是连中文系多数学生都不懂的“冷门”。凭着多年研读诗词的基础和对外语的绝对把握，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华东师大，引得校长刘佛年特意亲自去旁听他的面试。从此，潘文国开始了正式的语言研究生涯。
做语言研究，潘文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因为他原来的中英文基础都与语言无关，在复旦五年也没有上过专门的英语语言理论课。由于毫无语言研究基础，读研究生课程必须从头来。他的办法是穷尽性阅读。经过学习，他发现汉语音韵学的三大部门（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中等韵学是基础，也是这一学科的理论核心。等韵通了，全盘皆通；等韵不通，就只能总在外围打转。明知等韵是音韵学中最难懂的部分，他还是选择这一题目，就是想从最难的地方啃起，从根本上弄通这一学科。其长达17万字的硕士论文《韵图考》别具匠心，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文祺先生的高度评价，一家出版社也马上向他约稿。
1981年潘文国研究生毕业，留校当了一名古汉语教师。为了教好古汉语，他又一头钻进古书堆，以弄通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同时阅读了大量古籍。“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他现在的“国学”基础其实是在教学过程中逼出来的。1985年华东师大设立了全国第一批对外汉语专业，潘文国受命为新专业开设了“英汉对比语法”课。
1988年潘文国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合作导师David Taylor博士和叶步青博士在了解了他的兴趣之后，建议他系统研究一下构词法的问题。Taylor博士特别从其个人的研究经验告诉潘文国：要研究一个问题，必须透彻全面地掌握资料。于是他放弃了写一两篇论文的简单想法，再一次从头来过，系统阅读、整理了从《马氏文通》以来所能找得到的有关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海内外用中英文撰写的700多部（篇）文献，以时代为序，两年做了几千页的笔记和摘录。然后他着手撰写专著，一年后，完成了计划中的上部即文献整理部分，结成《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一书。书中他提出了“五合一”的汉语构词法研究新格局。1993年此书在台湾地区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奠定了他在海外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
1999年潘文国又被委派到澳大利亚担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的汉语顾问，期间他写了一篇近4万字的长文《汉语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一次性地刊登在《语言研究》杂志上，在国内汉语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0年，利用在国外的机会，他又一次从头开始在墨尔本各大学图书馆找寻翻译理论著作，以时代为序，进行逐一细读，写成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一文，分三期在《中国翻译》上连载，开了该杂志的先河。而今，年近古稀的潘文国将研究兴趣转到了高三时的理想——中国文化对外传译上。他40年来研究汉语、英语、语言理论、翻译理论与实践乃至文学文化，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圆，找到了个人最好的归宿。
韧识学才 治学之道
外国语言文学系是复旦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与学校同龄。复旦大学外文系名师云集，而以刘德中在教学上的体现最为出色，对夯实学生英文功底、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贡献最大。潘文国读大三时精读课教师刘德中先生上课用的方法，被潘文国后来命名为“中心词开花法”而在其语言教学中发扬光大。这一独具一格的语言教学法对他的教学有很大影响，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学生。
刘德中先生讲精读课，从来不特别看重课文内容，而非常重视字词的意义和用法，潘文国每次听课总觉收获特别大，记下的课堂笔记就像一部小型的英语用法词典，课下同学间都当宝贝似的相互传抄，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时听刘先生课的全部笔记，每次翻阅，总觉受用不尽。
潘文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所公社中学当老师，英文自然是教不成了。几经调整，让他教语文。教材是一本小红书，那些文章可以说是千篇一律，许多人会觉得没法上。对他这个没读过师范、不知教学法是何物的新晋教师更是个难题。但他用了从刘德中那里学来的“中心词开花法”，硬是从单调的文章中找出可以发挥的语词，联系成语典故、歷史文化、字词演变，居然可以讲得眉飞色舞，一篇短文讲三四堂课还意犹未尽，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学到许多东西。回过头来想想，语文课就是要学语言，而语言是从字词开始的，这是最扎实的东西，能学到字词及其用法，又在乎用什么教材呢？几年后他调到南昌教英语专业精读，又如法炮制，学生也大感受益。 潘文国常说：“一个有责任心的教师对学生应该又严又爱，学业和做人要严，而爱要放在心头。教学分为课堂和课下两个环节，准确地说，课下是第二课堂。”无论是教古汉语还是教英语，他除了课上的精心传授，课后还非常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确保学生课堂充分领会、课下及时巩固。不论教中文作文还是英文翻译，他从不敢随随便便写个“阅”字就把学生打发了。学生一篇作业交上去，发下来时肯定是满纸红色（密密麻麻的批改之处），人人如此，篇篇如此。有时学生们按他的建议修改后交上去，发下来时多半还会是一片红色，因为潘老师又想出了更好的译法。这样批改，老师当然很费力气，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受益。
潘文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何治学的问题向代表年轻学子的笔者谈了几点体会。第一，兴趣是行动之母。做学问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不感兴趣的事情。当然，兴趣不全是学问，把兴趣变成学问，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第二，要敢于挑战自我，挑战新的领域。在他的学术生涯上，有好几个“从头开始”，但只要有信心和毅力，不会的可以变成会的，不熟悉的可以变成熟悉的。入门既不难，精通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一定要重视基本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有时需要用一些最笨的方法，做最枯燥的工作；同时，一定要有史的观念，通过史的梳理，让材料活起来。第四，一定要有思辨的头脑，不要轻信，不要盲从。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有效方法。第五，要训练一支好笔头、好口才。有了思想，有了观点，说不出，写不好，等于没有。对学术的真正热爱赶走了我日常的一切不适，所以第一、第二条可以融为一个“韧”字。这最后三条，也就是唐代刘知几说的“识、学、才”三条，与司马迁的三句话也是相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任何研究，即使是搞语言学，也要兼通文史哲。
潘文国于古今中外俱有涉猎，而且均有专著问世：于“古”，他有《韵图考》和与汪寿明先生合著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于“今”；他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发行，并有《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为学界瞩目；于“外”，他有《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的中英文版在国内外出版；于“中”，或者说当下中国，则有《危机下的中文》一部忧世之作。至于交织古今中外的，则有已重印10余次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和《中外命名艺术》等书，还有关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几十篇论文和五六部译著。他还横跨几个学科担任博士生导师。
从自己走上语言研究的第一天起，潘文国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后来也作为他的一个学术主张：“一定要做到‘三个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化打通。”现在看来，他基本上做到了。潘文国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研究思路，其结果就是目前在英汉对比界可说影响最大的《汉英语对比纲要》一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谭慧敏博士因为看到了此书，遂邀请他于2004年赴新与她进行合作研究。2006年、2007年二人合作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中英文版先后在中国与英国出版。他把这一思路借用司马迁的话作为书的题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抱诚守真 为师之本
潘文国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教育是第一步。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人，一个对自己国家文学艺术不会欣赏和热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潘文国一家三口都在英国，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国外。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来，是不是特别爱国？他回答说我没觉得什么特别，回来是很正常的，上半个世纪那么多人出国，不是都回来了吗？但确实是老一辈归国学人的爱国情操更令他尊敬。他常对学生们说：“I love English， but I love Chinese more.中国人学外语，学外语为中国。”出国留学或访问，他对外国专家不卑不亢，“生活中是好朋友，学术观点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归根到底，学术研究要对国家有好处。”他如是说。
对于中国教育，潘文国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所谓能力是寻求知识、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知识本身。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从小学到博士生都忽视能力的培养，而把知识的灌输当成一切。他培养学生注重能力而不太重视所谓“知识”，因为对适应社会来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名副其实的‘知识’，是从课外书看来的，课堂上其实学不到多少真东西。”
他喜欢带自己会学习的研究生。“一个问不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一个回答不了学生问题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他喜欢学生提问题，也喜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研究进入他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因为那可以促使博导本人去作相应的研究。他自己的“古今中外之路”对他有个启示，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彼此联系的，没有什么严丝无缝的学科界限。尤其在思维方法上，各种研究都是相通的。学习阶段包括博士生阶段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教会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比什么都重要。
他最不喜欢那种只会死背答案的“职业考生”。每年都有许多人报考他的博士生，对于熟人推荐过来的他一律不见，初试入围者他逐一面试。在了解考生背景时他特别关注那种爱跑书店“淘”旧书或爱“泡”在图书馆什么书都翻翻的人。他有好几位这样的“淘”客学生。其中有一位受其影响，毕业论文做林语堂的英文著译研究，几乎收齐了林氏的所有英文著译，写出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毕业论文，后来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优秀博士毕业生。
教育是培养人的过程，求学是个自我塑造成人的过程。潘文国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忘了这一点，把教育看成了培训机器，把求学看成了谋求自身最高利益的手段。“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他看来，“本科打基础，实践能力为主；硕士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士以纯理论为主。考本科看学校，考硕士看专业，考博士看导师。”为什么本科要看学校？因为好的学校能给你最好的学习氛围，让你懂得怎么去读书。为什么硕士要看专业？因为到本科为止的学习都是在打基础，读研要开始规划人生了，那必须选一个真正对自己合适的专业，一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二是能实现你对人生期望的。学校这时处在第二位的位置了，因为并不是好学校里的所有专业都同样的好。为什么考博士要看导师？因为选博士生导师也就是选人生导师。人生导师的标准用传统的话来说是“道德文章”，要两者兼备，而以德为先。
谈起为人处世原则，潘文国简单地说，只是一个“诚”字——诚以待人，诚以待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在做学问上也要有一说一，不说违心的话。潘文国将杜甫的两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以这个态度对待他寫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本书，绝不敢掉以轻心。他也以这个态度做人，做人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人类追求的不外乎真善美。一般来说我们把真定义为科学求真，把善诠释为人心向善，把美理解为人文求美。真善美就像一个金字塔的三个面，从不同的面看它们彼此之间是分离的，但越到顶部越趋近于融合在一起，到了金字塔尖便是三位一体。”潘文国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