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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
1965年春的一天,周恩来指令解放军总政治部调第一军政委到文化部工作。总政治部干部部迅即下达命令到武汉军区政治部,调第一军政委曹醒华进京报到。
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接到这一命令,在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作了汇报后,即向第一军转达了命令。
曹醒华因家属在北京,有进京工作的愿望。第一军党委接到命令后,既为向中央部委输送人才感到高兴,又为曹醒华夫妻团聚而庆幸,特为曹醒华的荣调设宴饯行。当总政治部将曹醒华的档案资料送交周恩来后,周恩来说:“我要调的不是这个人,那是个红军干部,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那是第一军原来的政委颜金生。”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一旁说。“对!对!对!,是颜金生!”周恩来记起来了。“他已经调到武汉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了!”总政治部的同志补充说。周恩来说:“那也要把他调来。曹醒华也不要回去了,可以到对外文委工作。”后来,曹醒华任对外文委政治部主任。
中央为什么要从部队调人去文化部?又为什么相中颜金生呢?这是有缘由的。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央和国务院各个部门都受到“左”的冲击。文化部则首当其中。
196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上批示: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下面,毛泽东又作了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下达之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尚未定稿,江青抢先将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27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继上述批示之后,7月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毛泽东又对薄一波说:“文化部最好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
上述情况表明,中央不相信文化部现有领导人能抓好文化工作。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央部委纷纷以解放军为榜样成立政治部。中央决定选调两名省(市)委书记、两名将军进文化部领导班子。中央认为现有的纯由文化人组成的文化领导班子太“板结”,掺几个工农出身,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沙子”)进去,好让文化部的领导班子“透透气”。
中央将选调两名省(市)委书记和两名将军的事交由周恩来擘划。选谁、调谁是要费一番思量的。只有选调作风正派、精神强的人来,以减轻“左”的倾向对文化部(包括老领导班子)的冲击。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他点名调的两名书记是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和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选定的两名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和第一军原政委颜金生,并指定颜金生兼任文化部政治部主任。一开始,周恩来尚不知颜金生已调到武汉军区政治部任主任,才有了上述的易人之事。
周恩来在1000多位将军中挑选出颜金生来,除了早与颜金生熟悉并有所了解之外,还与颜金生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有关,与颜金生所在的“天下第一军”在周恩来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有关。
颜金生军旅生涯30余年,对于军队政治工作可谓是驾轻就熟,应付自如。乍一听到叫他改行的消息,而且是去自己很不熟悉的文化部门工作,他犯愁了……
此刻,他得知毛泽东正在武汉,心头忽然一热,准备向毛泽东诉说自己的苦衷……于是,他与赵辛初结伴而行,央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求见毛泽东。赵辛初与颜金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不愿意去文化部任职。他和颜金生一同请求王任重在毛泽东面前说话时,为他俩帮腔。王任重却风趣地说:“我这个地方小吏,怎敢阻挡两位京官呢!”其实,王任重对他俩此时的心情完全理解,决心帮他俩这个忙,让他俩继续留在湖北。
在毛泽东东湖住所,毛泽东见到王任重一行,忙问:“你们有什么事呀?”王任重指了指颜金生和赵辛初说:“他俩觉得自己不会干文化工作,不愿意去文化部……”毛泽东“哦”地一声,将王任重的话打断了,表示此事他已知晓,然后笑了笑,风趣地说:“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毛泽东这10个字一吐出来,不仅颜金生和赵辛初无言以对,满腹经纶、有党内秀才之称的王任重也一时语塞了。
这次求见,让颜金生知道去文化部的事不可更改了,不想去也得去。
事实上,去文化部的两名书记和两名将军的人选,早由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圈定了。
进陕入藏下粤,多次执行京外任务
1965年5月,颜金生到文化部报到。
当时,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肖望东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石西民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颜金生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另外几名副部长是:赵辛初、李琦、林默涵、徐平羽、徐光霄、陈荒煤、刘白羽。
新的文化部领导班子,因前车之鉴,一上任就是从“左”的方面进入工作状态的。他们视文化部为“染缸”、“旧上海的马路”,说这里的黑线既粗又长且黑,要在这里“犁地三尺”,甚至要搞“梨庭扫院”。这些看法得到了上级的认同。于是拟定了实施这一意图的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地脱离了文化部的实际,如加以实施势必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对于措施的制订,诚然颜金生是参与了的,但他在思想上并不真正同意。颜金生在这既不能反对,又不愿真正实施的两难境地里,最佳选择就是争取机会多到京外去执行任务,多干实事,以延宕这些措施的实施。
他将新调进文化部的10名县委书记和400名军队干部作了工作安排之后,7月便去执行“480工程”任务去了。
所谓“480工程”,是一个国防战备库房的建设。这项工程是在1962年由周恩来亲自部署的。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央为应付突发事变,打算将故宫、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适时转移到这一高级地库内。
中央定下这一工程之后,曾由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牵头,由文化部部长助理兼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负责,根据三(三线)、山(隐蔽、防核爆炸)、散(疏、机动灵活)的原则,初步选择在陕北地区施工建库,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文化部党组安排颜金生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选定库址,安排施工建设。
颜金生率领工作队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陕北。
颜金生一行抵达陕北后,阴雨连绵。他们披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蓑衣、斗笠,冒雨行进。经过10多天的踏泥泞、攀高坡,奔走、勘察,终于在一山腰选到了理想的库址。
库址定下来之后,颜金生从陕北返抵北京,疲劳尚未消除,又受命西行,参加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庆祝活动。
196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中央由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同志组成了中央代表团,颜金生任代表团副团长,由他率领中国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8月下旬从北京乘车入川,偕重庆杂技团一同经川藏公路抵达拉萨。
拉萨的庆典结束以后,颜金生率领一个分团从拉萨出发,经清隆堆、江孜、日喀则、康马、帕里至亚东,一路上进行慰问演出。每至一地,颜金生便深入到藏民家中进行调查。
亚东是颜金生西藏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是通往印度的口岸。颜金生受权代表中央在这里向记者发表了对印度当局的谈话。
返抵北京后,颜金生除继续与中宣部商定文化部机构调置与完善,以及人员的安排外,还紧张地筹备文化部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他深入电影厂、文艺演出团体、出版社等单位调查,形成了会议报告的基本思想。
文化部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于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会上,颜金生代表文化部党组作了《文化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他强调文化战线要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强调文化工作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强调政治要摆在首位,要求文艺工作者用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倡导演革命现代戏,做自觉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会后,文化部党组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即组织文化工作队下乡。从文化部机关、艺术、电影、出版、文物等系统抽调以专业人员为主,包括中央歌舞团在内,共计300多人组成文化部首批文化工作队,由干部司司长黄群华任队长,部党组还决定由颜金生亲自率领去广东省花县农村开展工作。
11月4日,颜金生在工作队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组成文化工作队下农村,是文化部经过整风后,贯彻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一个伟大举措。他还要求文化工作队下到基层之后,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有艺术实践,坚持基本功的训练。还要做文化辅导工作,培养工农业余文化队伍。还要帮助乡村建立文化室、俱乐部,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11月15日,颜金生率领文化工作队乘火车离京,直抵广东花县。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这时正在花县办点。颜金生身体力行和大家一样与群众实行“三同”,他住在工作队队部附近一户贫农家中。他除了和这户社员同吃一锅饭以外,还常常为这户人家劈柴、做猪食,一遇逢墟赶集,还经常买点菜回来。
在花县的日子里,颜金生还与队员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打成一片。他用不同的方式,鼓励队员们抓住机遇,努力吸收群众养分,增长才干,同时也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给群众。
1966年1月下旬,颜金生在农村与群众一道过了春节之后,奉命提前返回北京。
出任“三名三高”集训班主任
颜金生从广东回到北京后,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大字报围攻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对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进行揪斗,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时候的颜金生,在众人的眼里是“掺沙子”到文化部来的,是中央信任的干部。文化部原来的账扯不到他的头上。他又是一位老红军,出身贫农,政治上无可挑剔。颜金生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还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力所能及地去保护一些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以肖望东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新班子通过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批准派出了以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向仲华为组长、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一行400多人,到文化部及其下属单位帮助工作。工作组到位之后,与文化部新领导班子配合默契,协调得很好。因此,文化部在局势日渐混乱的情况下,尚能办成两件大事。
其一,文化部按照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的指示,对故宫博物院、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电影资料馆等五大要害单位,以及外国专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保卫措施,使其不受侵害。
其二,文化部将一些所谓“黑线人物”(又称“三名三高”人物)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文化部新的领导班子和军队工作组是出自对一批“三名三高”人物加以保护的目的才决定开办的,由颜金生出任集训班主任,向仲华任政委。
参加这期集训班的有二三百人,其中就有周扬、夏衍、赵丹、古元、谢芳、赵氵风、吴作人、李伯钊、李可染、瞿希贤等文化名人、专家学者。这批人在其单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集训班开始的第一天,颜金生就带着秘书崔源禹到这批人的住地一一看望。颜金生在集训班讲话时,还公开讲这一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讲话使在座者怦然心动,不少人被感动得落泪。
颜金生逐渐与这些文化名人、专家学者交上了朋友。古元就是其中的一位。古元出生于广东珠海一个贫寒的归侨家庭。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11月入党。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1952年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8年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古元堪称延安木刻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与颜金生素昧平生的古元是在单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之后来到集训班的。入班之后,才对颜金生骤生敬意。1974年,古元在陕西户县开门办学,专门去陕西省委八号院看望颜金生。一见面,他还对集训班的往事记忆犹新,紧紧地拉住颜金生的手,激动地说:“当年我们是四面楚歌,你还敢讲我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和李可染当场就流泪了。”
集训班名义上是对一批文化名人加以集训,实际上是将他们保护起来。除了组织他们读毛泽东的著作改造思想外,就是让他们吃好一些,休息好一些。集训班办起来之后,颜金生等去军委办公地三座门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谈到有人要到集训班揪人回去批斗之事。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不要慌,让他们自己学习,自己检讨,生活可以搞好点。这样,颜金生的心里有底了。当时造反派不断地来骚扰集训班,不时要揪斗集训班中的专家学者,常常被颜金生和军队工作组顶了回去。实在顶不过去,颜金生和军队工作组也要与造反派“约法三章”,即要求造反派向集训班说明批斗谁的什么问题,批斗时不许动手殴打批斗对象,批斗时允许集训班派人现场观察。
随着形势的变化,颜金生等人逐渐难以驾驭局面了。后来,经周恩来同意,解散了集训班。解散的时候,好些人不愿意走。因为他们知道,集训班一解散,意味着他们的保护层即将失去。
不祥的阴影已经一步步向肖望东、颜金生、向仲华、黄玉■等袭来。文化部新领导班子和军队工作组请示工作总是根据组织程序,找首都工作组长叶剑英,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陶铸汇报,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凉在一边,从而惹恼了江青。10月下旬,江青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出人意料地没有通知文化部参加。这等于公开宣示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部不信任。会上,江青公开说:“肖望东的文化部是旧文化部,不是新文化部。”文化部新领导班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京城文化部门造反派头头的煽动,全国各地文化界的造反派一起拥向北京,骤然之间,充塞了文化部办公大楼,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
这时候,肖望东受到冲击,已无法工作。石西民被揪斗到上海。相比之下,颜金生的处境还算不错。颜金生坚持白天黑夜来文化部大楼上班,独自一人代表新的领导班子和群众见面。他在人墙的包围和哄闹声中,步履艰难地宣传中央的政策,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的腿站得酸痛了,声音嘶哑了,收效却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他还在领着其他几名党组成员捉迷藏似地,将会议地点一会儿搬到总参军训部,一会儿迁到卢沟桥某机要部门召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防止一些同志受到伤害,如何使充塞大楼里的人群不酿出事故……
形势日渐严峻。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造反派时,宣布陶铸被揪出来了。颜金生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仍在勤奋工作。1月10日,毛主席著作印刷会议在民族饭店召开,肖望东和主管出版工作的另一位副部长无法出席,颜金生主动去参加。会议中,有造反派来造了会议的反,随后去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1月26日晚,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人民农村读物出版造反兵团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代表。王力向同时参加接见的江青、陈伯达介绍:“他们是造了那个会(指民族饭店的会议)的反的同志。”江青高兴地说:“你们夺权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时有人插话:“那个会是颜金生指挥的。”江青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
江青这一句话,弦外之音是颜金生听任造反派去处理。等待颜金生的将是挨整憋气的命运。
身陷囹圄,不坠其志
造反派夺了文化部党组的权,颜金生和其他党组成员(副部长),还有军队工作组,陡然由领导岗位上跌落到受管制的地步。颜金生的专车被收缴,还不许他回家,人身自由也没有了。北京的、文化部的造反派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批斗。不久,颜金生被绑架上了南下的火车。
颜金生失去人身自由后,被造反派抄了他在红霞公寓的家。他的夫人谢延泉带着几个孩子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四处打探颜金生的下落。这天一早,颜金生年仅11岁的二女儿颜晓凤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文化部大楼附近游荡,知道内情的一名汽车司机出于同情,悄悄地对她说:“你爸爸被武汉军区体工队的造反派抓到武汉去了!”颜晓凤强忍泪水,将这一消息带回家。谢延泉马上找到邻居、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诉说。李琦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他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颜金生遭绑架去了武汉的消息。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嘱秘书打电话给陈再道,要求他保障颜金生的人身安全。
原来,武汉军区体工队造反派把颜金生绑架来武汉,其用意是要他揭发陈再道。颜金生当然不买他们的账。正当造反派与颜金生对峙的时候,陈再道下命令:“谁不放出颜金生就要抓谁!”造反派连忙将颜金生放了,并将他送回北京。
此后,颜金生又开始了牢狱生活。一场场的批斗向他接踵而来。尽管身处逆境,但他敢于承担责任,勇于保护其他领导同志。在批斗他和军队工作组负责人的大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说: 要批就批我,主意是我们拿的,工作组只是帮助我们,不能怨他们。
当有人追问“三名三高”人员集训班问题时,他既不牵扯周恩来和叶剑英,也不将责任推给军队工作组,还不说是经文化部党组研究决定的,一揽子全由他这个管政工的副部长负责。
当时,肖望东被卫戍区“看管”着,造反派抓他不着。包括颜金生在内的11位副部长都关进了“牛棚”。颜金生认为:自己是工农分子,贫农家庭出身,是红军战士,自己承担这些问题的责任,其他副部长受的冲击就会小些。颜金生除了在政治上为其他副部长多承担一些责任外,还在其他方面也加以保护。他曾和赵辛初、杨岩同关在一间房子里,时常有造反派来骚扰。颜金生就让赵辛初、杨岩睡在房子的里面,自己睡在门口。当造反派追问到他是贫农出身,是老红军时,常常悄悄地溜走了。这样,他在客观上起了“挡风墙”的作用。有一段时间,颜金生和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关在同一间房子里。造反派交给颜金生一个任务:监视司徒慧敏。颜金生认为司徒慧敏是电影界的专家,年岁又大,对他不但不歧视,反而格外崇敬。颜金生见房里潮湿,就让他睡在有阳光、潮气小一点的地方,自己睡在潮气大、阴暗一点的地方。每天晚上,司徒慧敏有洗冷水浴的习惯,颜金生还帮他打水冲凉。
1968年底至1969年初,周恩来过问文化部的“三结合”问题,并且质问文化部的军宣队、工宣队,为什么不见文化部解放干部,他一个一个干部地问,自然就问到了颜金生。
颜金生本没有什么问题,军宣队和工宣队不得不考虑将颜金生当作解放对象。但这里有一个插曲。在颜金生被解放之前,有人挖空心思想在颜金生的家庭成份上做点文章。因为从颜金生个人历史和工作方面,找不出足以不解放的理由,于是派人到颜金生的老家——湖南省茶陵县龙陂村“调查”。本来,龙陂村的干部群众听说颜金生的工作单位来人,满心欢喜,备好了酒菜。不料,这两位来人要他们把颜金生的家庭成份由贫农说成是富农,他们火了,把备好的酒菜撤走,还气愤地说:“什么?富农?是雇农!”他们出于气愤把颜金生的家庭成份故意说低了一格。这两位来人不但什么也没有捞到,还得空着肚子离开。这样,颜金生成了文化部首批被解放的干部。
1969年春,颜金生结束了两年的蹉跎岁月,晚上可以回家了。党的九大召开时,颜金生可以参加抬毛主席画像游行。不过,白天还要干扫厕所等杂活,行动也有人跟踪。直到1970年五一节,颜金生接中央的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处境才真正好转。
不久,国务院领导纪登奎找颜金生谈话,说中央有意让他和煤炭部一位副部长去陕西搞国防工业,问他愿不愿意去。他表示愿意去。随后,他要求见周恩来。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晚上接见文化部的领导,一块见。
当晚11点,周恩来才抽空接见文化部领导。交谈完之后,周恩来站起来,发现了颜金生,又返转握着颜金生的手说:“你是不是还想到军队?”这话一下子问到颜金生的心坎里去了。颜金生禁不住掉下热泪。
周恩来见他激动了,迟迟说不出话来,补充说:“当兵还可以当。”
“怎么个当法?”颜金生问。
“可以搞国防工业……”周恩来说完就忙其它事去了。
过“三关”,周恩来一锤定音
周恩来要颜金生去陕西管国防工业,穿军装,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他个人的动议。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过了江青设置的“三关”才成为现实的。
当时,中苏关系日渐紧张,中央在各方面作些准备。其中的一项就是寻找在运动中被打倒的175位将军的下落,尽量能使他们回到部队。陕西是一个国防工业大省,需要一位懂军事、有政治工作才干的将军去。周恩来考虑颜金生在文化部的处境不好,便将颜金生重新穿军装去陕西管国防工业的事提到了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颜金生等回归部队去陕西的问题,是由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提出。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就发难:“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朱德不喜欢江青这样无理取闹,便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不识几个大字。他1918年生,1932年参加了红军,能读几年书?”朱德一言九鼎,江青也就哑了。
颜金生回不回部队的第一关算是过了。
田维新又说:“准备把颜金生派到陕西……”
话音没落,江青又反对:“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呀?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去东南。”
针对这种猜忌心理,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的已经不多了。”
这样,颜金生去不去陕西的第二关算是过了。
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军区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颜金生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又补充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去陕西军区任政委,是考虑让他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那里军工企业很多,这样安排才合适。”
这时,叶剑英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才算是过了第三关。
1965年春的一天,周恩来指令解放军总政治部调第一军政委到文化部工作。总政治部干部部迅即下达命令到武汉军区政治部,调第一军政委曹醒华进京报到。
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接到这一命令,在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作了汇报后,即向第一军转达了命令。
曹醒华因家属在北京,有进京工作的愿望。第一军党委接到命令后,既为向中央部委输送人才感到高兴,又为曹醒华夫妻团聚而庆幸,特为曹醒华的荣调设宴饯行。当总政治部将曹醒华的档案资料送交周恩来后,周恩来说:“我要调的不是这个人,那是个红军干部,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那是第一军原来的政委颜金生。”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一旁说。“对!对!对!,是颜金生!”周恩来记起来了。“他已经调到武汉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了!”总政治部的同志补充说。周恩来说:“那也要把他调来。曹醒华也不要回去了,可以到对外文委工作。”后来,曹醒华任对外文委政治部主任。
中央为什么要从部队调人去文化部?又为什么相中颜金生呢?这是有缘由的。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央和国务院各个部门都受到“左”的冲击。文化部则首当其中。
196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上批示: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下面,毛泽东又作了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下达之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尚未定稿,江青抢先将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27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继上述批示之后,7月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毛泽东又对薄一波说:“文化部最好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
上述情况表明,中央不相信文化部现有领导人能抓好文化工作。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央部委纷纷以解放军为榜样成立政治部。中央决定选调两名省(市)委书记、两名将军进文化部领导班子。中央认为现有的纯由文化人组成的文化领导班子太“板结”,掺几个工农出身,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沙子”)进去,好让文化部的领导班子“透透气”。
中央将选调两名省(市)委书记和两名将军的事交由周恩来擘划。选谁、调谁是要费一番思量的。只有选调作风正派、精神强的人来,以减轻“左”的倾向对文化部(包括老领导班子)的冲击。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他点名调的两名书记是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和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选定的两名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和第一军原政委颜金生,并指定颜金生兼任文化部政治部主任。一开始,周恩来尚不知颜金生已调到武汉军区政治部任主任,才有了上述的易人之事。
周恩来在1000多位将军中挑选出颜金生来,除了早与颜金生熟悉并有所了解之外,还与颜金生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有关,与颜金生所在的“天下第一军”在周恩来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有关。
颜金生军旅生涯30余年,对于军队政治工作可谓是驾轻就熟,应付自如。乍一听到叫他改行的消息,而且是去自己很不熟悉的文化部门工作,他犯愁了……
此刻,他得知毛泽东正在武汉,心头忽然一热,准备向毛泽东诉说自己的苦衷……于是,他与赵辛初结伴而行,央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求见毛泽东。赵辛初与颜金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不愿意去文化部任职。他和颜金生一同请求王任重在毛泽东面前说话时,为他俩帮腔。王任重却风趣地说:“我这个地方小吏,怎敢阻挡两位京官呢!”其实,王任重对他俩此时的心情完全理解,决心帮他俩这个忙,让他俩继续留在湖北。
在毛泽东东湖住所,毛泽东见到王任重一行,忙问:“你们有什么事呀?”王任重指了指颜金生和赵辛初说:“他俩觉得自己不会干文化工作,不愿意去文化部……”毛泽东“哦”地一声,将王任重的话打断了,表示此事他已知晓,然后笑了笑,风趣地说:“不会干,旁边站,试试看嘛!”毛泽东这10个字一吐出来,不仅颜金生和赵辛初无言以对,满腹经纶、有党内秀才之称的王任重也一时语塞了。
这次求见,让颜金生知道去文化部的事不可更改了,不想去也得去。
事实上,去文化部的两名书记和两名将军的人选,早由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圈定了。
进陕入藏下粤,多次执行京外任务
1965年5月,颜金生到文化部报到。
当时,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肖望东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石西民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颜金生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另外几名副部长是:赵辛初、李琦、林默涵、徐平羽、徐光霄、陈荒煤、刘白羽。
新的文化部领导班子,因前车之鉴,一上任就是从“左”的方面进入工作状态的。他们视文化部为“染缸”、“旧上海的马路”,说这里的黑线既粗又长且黑,要在这里“犁地三尺”,甚至要搞“梨庭扫院”。这些看法得到了上级的认同。于是拟定了实施这一意图的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地脱离了文化部的实际,如加以实施势必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对于措施的制订,诚然颜金生是参与了的,但他在思想上并不真正同意。颜金生在这既不能反对,又不愿真正实施的两难境地里,最佳选择就是争取机会多到京外去执行任务,多干实事,以延宕这些措施的实施。
他将新调进文化部的10名县委书记和400名军队干部作了工作安排之后,7月便去执行“480工程”任务去了。
所谓“480工程”,是一个国防战备库房的建设。这项工程是在1962年由周恩来亲自部署的。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央为应付突发事变,打算将故宫、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适时转移到这一高级地库内。
中央定下这一工程之后,曾由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牵头,由文化部部长助理兼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负责,根据三(三线)、山(隐蔽、防核爆炸)、散(疏、机动灵活)的原则,初步选择在陕北地区施工建库,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文化部党组安排颜金生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选定库址,安排施工建设。
颜金生率领工作队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陕北。
颜金生一行抵达陕北后,阴雨连绵。他们披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蓑衣、斗笠,冒雨行进。经过10多天的踏泥泞、攀高坡,奔走、勘察,终于在一山腰选到了理想的库址。
库址定下来之后,颜金生从陕北返抵北京,疲劳尚未消除,又受命西行,参加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庆祝活动。
196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中央由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同志组成了中央代表团,颜金生任代表团副团长,由他率领中国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8月下旬从北京乘车入川,偕重庆杂技团一同经川藏公路抵达拉萨。
拉萨的庆典结束以后,颜金生率领一个分团从拉萨出发,经清隆堆、江孜、日喀则、康马、帕里至亚东,一路上进行慰问演出。每至一地,颜金生便深入到藏民家中进行调查。
亚东是颜金生西藏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是通往印度的口岸。颜金生受权代表中央在这里向记者发表了对印度当局的谈话。
返抵北京后,颜金生除继续与中宣部商定文化部机构调置与完善,以及人员的安排外,还紧张地筹备文化部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他深入电影厂、文艺演出团体、出版社等单位调查,形成了会议报告的基本思想。
文化部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于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会上,颜金生代表文化部党组作了《文化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他强调文化战线要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强调文化工作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强调政治要摆在首位,要求文艺工作者用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倡导演革命现代戏,做自觉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会后,文化部党组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即组织文化工作队下乡。从文化部机关、艺术、电影、出版、文物等系统抽调以专业人员为主,包括中央歌舞团在内,共计300多人组成文化部首批文化工作队,由干部司司长黄群华任队长,部党组还决定由颜金生亲自率领去广东省花县农村开展工作。
11月4日,颜金生在工作队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组成文化工作队下农村,是文化部经过整风后,贯彻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一个伟大举措。他还要求文化工作队下到基层之后,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有艺术实践,坚持基本功的训练。还要做文化辅导工作,培养工农业余文化队伍。还要帮助乡村建立文化室、俱乐部,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11月15日,颜金生率领文化工作队乘火车离京,直抵广东花县。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这时正在花县办点。颜金生身体力行和大家一样与群众实行“三同”,他住在工作队队部附近一户贫农家中。他除了和这户社员同吃一锅饭以外,还常常为这户人家劈柴、做猪食,一遇逢墟赶集,还经常买点菜回来。
在花县的日子里,颜金生还与队员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打成一片。他用不同的方式,鼓励队员们抓住机遇,努力吸收群众养分,增长才干,同时也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给群众。
1966年1月下旬,颜金生在农村与群众一道过了春节之后,奉命提前返回北京。
出任“三名三高”集训班主任
颜金生从广东回到北京后,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大字报围攻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对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进行揪斗,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时候的颜金生,在众人的眼里是“掺沙子”到文化部来的,是中央信任的干部。文化部原来的账扯不到他的头上。他又是一位老红军,出身贫农,政治上无可挑剔。颜金生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还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力所能及地去保护一些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以肖望东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新班子通过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批准派出了以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向仲华为组长、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一行400多人,到文化部及其下属单位帮助工作。工作组到位之后,与文化部新领导班子配合默契,协调得很好。因此,文化部在局势日渐混乱的情况下,尚能办成两件大事。
其一,文化部按照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的指示,对故宫博物院、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电影资料馆等五大要害单位,以及外国专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保卫措施,使其不受侵害。
其二,文化部将一些所谓“黑线人物”(又称“三名三高”人物)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文化部新的领导班子和军队工作组是出自对一批“三名三高”人物加以保护的目的才决定开办的,由颜金生出任集训班主任,向仲华任政委。
参加这期集训班的有二三百人,其中就有周扬、夏衍、赵丹、古元、谢芳、赵氵风、吴作人、李伯钊、李可染、瞿希贤等文化名人、专家学者。这批人在其单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集训班开始的第一天,颜金生就带着秘书崔源禹到这批人的住地一一看望。颜金生在集训班讲话时,还公开讲这一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讲话使在座者怦然心动,不少人被感动得落泪。
颜金生逐渐与这些文化名人、专家学者交上了朋友。古元就是其中的一位。古元出生于广东珠海一个贫寒的归侨家庭。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11月入党。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1952年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8年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古元堪称延安木刻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与颜金生素昧平生的古元是在单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之后来到集训班的。入班之后,才对颜金生骤生敬意。1974年,古元在陕西户县开门办学,专门去陕西省委八号院看望颜金生。一见面,他还对集训班的往事记忆犹新,紧紧地拉住颜金生的手,激动地说:“当年我们是四面楚歌,你还敢讲我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和李可染当场就流泪了。”
集训班名义上是对一批文化名人加以集训,实际上是将他们保护起来。除了组织他们读毛泽东的著作改造思想外,就是让他们吃好一些,休息好一些。集训班办起来之后,颜金生等去军委办公地三座门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谈到有人要到集训班揪人回去批斗之事。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不要慌,让他们自己学习,自己检讨,生活可以搞好点。这样,颜金生的心里有底了。当时造反派不断地来骚扰集训班,不时要揪斗集训班中的专家学者,常常被颜金生和军队工作组顶了回去。实在顶不过去,颜金生和军队工作组也要与造反派“约法三章”,即要求造反派向集训班说明批斗谁的什么问题,批斗时不许动手殴打批斗对象,批斗时允许集训班派人现场观察。
随着形势的变化,颜金生等人逐渐难以驾驭局面了。后来,经周恩来同意,解散了集训班。解散的时候,好些人不愿意走。因为他们知道,集训班一解散,意味着他们的保护层即将失去。
不祥的阴影已经一步步向肖望东、颜金生、向仲华、黄玉■等袭来。文化部新领导班子和军队工作组请示工作总是根据组织程序,找首都工作组长叶剑英,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陶铸汇报,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凉在一边,从而惹恼了江青。10月下旬,江青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出人意料地没有通知文化部参加。这等于公开宣示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部不信任。会上,江青公开说:“肖望东的文化部是旧文化部,不是新文化部。”文化部新领导班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京城文化部门造反派头头的煽动,全国各地文化界的造反派一起拥向北京,骤然之间,充塞了文化部办公大楼,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
这时候,肖望东受到冲击,已无法工作。石西民被揪斗到上海。相比之下,颜金生的处境还算不错。颜金生坚持白天黑夜来文化部大楼上班,独自一人代表新的领导班子和群众见面。他在人墙的包围和哄闹声中,步履艰难地宣传中央的政策,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的腿站得酸痛了,声音嘶哑了,收效却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他还在领着其他几名党组成员捉迷藏似地,将会议地点一会儿搬到总参军训部,一会儿迁到卢沟桥某机要部门召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防止一些同志受到伤害,如何使充塞大楼里的人群不酿出事故……
形势日渐严峻。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造反派时,宣布陶铸被揪出来了。颜金生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仍在勤奋工作。1月10日,毛主席著作印刷会议在民族饭店召开,肖望东和主管出版工作的另一位副部长无法出席,颜金生主动去参加。会议中,有造反派来造了会议的反,随后去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1月26日晚,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人民农村读物出版造反兵团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代表。王力向同时参加接见的江青、陈伯达介绍:“他们是造了那个会(指民族饭店的会议)的反的同志。”江青高兴地说:“你们夺权好!你们的气魄很大,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时有人插话:“那个会是颜金生指挥的。”江青说:“颜金生也不是好东西!”
江青这一句话,弦外之音是颜金生听任造反派去处理。等待颜金生的将是挨整憋气的命运。
身陷囹圄,不坠其志
造反派夺了文化部党组的权,颜金生和其他党组成员(副部长),还有军队工作组,陡然由领导岗位上跌落到受管制的地步。颜金生的专车被收缴,还不许他回家,人身自由也没有了。北京的、文化部的造反派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批斗。不久,颜金生被绑架上了南下的火车。
颜金生失去人身自由后,被造反派抄了他在红霞公寓的家。他的夫人谢延泉带着几个孩子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四处打探颜金生的下落。这天一早,颜金生年仅11岁的二女儿颜晓凤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文化部大楼附近游荡,知道内情的一名汽车司机出于同情,悄悄地对她说:“你爸爸被武汉军区体工队的造反派抓到武汉去了!”颜晓凤强忍泪水,将这一消息带回家。谢延泉马上找到邻居、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诉说。李琦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他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颜金生遭绑架去了武汉的消息。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嘱秘书打电话给陈再道,要求他保障颜金生的人身安全。
原来,武汉军区体工队造反派把颜金生绑架来武汉,其用意是要他揭发陈再道。颜金生当然不买他们的账。正当造反派与颜金生对峙的时候,陈再道下命令:“谁不放出颜金生就要抓谁!”造反派连忙将颜金生放了,并将他送回北京。
此后,颜金生又开始了牢狱生活。一场场的批斗向他接踵而来。尽管身处逆境,但他敢于承担责任,勇于保护其他领导同志。在批斗他和军队工作组负责人的大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说: 要批就批我,主意是我们拿的,工作组只是帮助我们,不能怨他们。
当有人追问“三名三高”人员集训班问题时,他既不牵扯周恩来和叶剑英,也不将责任推给军队工作组,还不说是经文化部党组研究决定的,一揽子全由他这个管政工的副部长负责。
当时,肖望东被卫戍区“看管”着,造反派抓他不着。包括颜金生在内的11位副部长都关进了“牛棚”。颜金生认为:自己是工农分子,贫农家庭出身,是红军战士,自己承担这些问题的责任,其他副部长受的冲击就会小些。颜金生除了在政治上为其他副部长多承担一些责任外,还在其他方面也加以保护。他曾和赵辛初、杨岩同关在一间房子里,时常有造反派来骚扰。颜金生就让赵辛初、杨岩睡在房子的里面,自己睡在门口。当造反派追问到他是贫农出身,是老红军时,常常悄悄地溜走了。这样,他在客观上起了“挡风墙”的作用。有一段时间,颜金生和电影局长司徒慧敏关在同一间房子里。造反派交给颜金生一个任务:监视司徒慧敏。颜金生认为司徒慧敏是电影界的专家,年岁又大,对他不但不歧视,反而格外崇敬。颜金生见房里潮湿,就让他睡在有阳光、潮气小一点的地方,自己睡在潮气大、阴暗一点的地方。每天晚上,司徒慧敏有洗冷水浴的习惯,颜金生还帮他打水冲凉。
1968年底至1969年初,周恩来过问文化部的“三结合”问题,并且质问文化部的军宣队、工宣队,为什么不见文化部解放干部,他一个一个干部地问,自然就问到了颜金生。
颜金生本没有什么问题,军宣队和工宣队不得不考虑将颜金生当作解放对象。但这里有一个插曲。在颜金生被解放之前,有人挖空心思想在颜金生的家庭成份上做点文章。因为从颜金生个人历史和工作方面,找不出足以不解放的理由,于是派人到颜金生的老家——湖南省茶陵县龙陂村“调查”。本来,龙陂村的干部群众听说颜金生的工作单位来人,满心欢喜,备好了酒菜。不料,这两位来人要他们把颜金生的家庭成份由贫农说成是富农,他们火了,把备好的酒菜撤走,还气愤地说:“什么?富农?是雇农!”他们出于气愤把颜金生的家庭成份故意说低了一格。这两位来人不但什么也没有捞到,还得空着肚子离开。这样,颜金生成了文化部首批被解放的干部。
1969年春,颜金生结束了两年的蹉跎岁月,晚上可以回家了。党的九大召开时,颜金生可以参加抬毛主席画像游行。不过,白天还要干扫厕所等杂活,行动也有人跟踪。直到1970年五一节,颜金生接中央的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处境才真正好转。
不久,国务院领导纪登奎找颜金生谈话,说中央有意让他和煤炭部一位副部长去陕西搞国防工业,问他愿不愿意去。他表示愿意去。随后,他要求见周恩来。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晚上接见文化部的领导,一块见。
当晚11点,周恩来才抽空接见文化部领导。交谈完之后,周恩来站起来,发现了颜金生,又返转握着颜金生的手说:“你是不是还想到军队?”这话一下子问到颜金生的心坎里去了。颜金生禁不住掉下热泪。
周恩来见他激动了,迟迟说不出话来,补充说:“当兵还可以当。”
“怎么个当法?”颜金生问。
“可以搞国防工业……”周恩来说完就忙其它事去了。
过“三关”,周恩来一锤定音
周恩来要颜金生去陕西管国防工业,穿军装,只是在特定情况下他个人的动议。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过了江青设置的“三关”才成为现实的。
当时,中苏关系日渐紧张,中央在各方面作些准备。其中的一项就是寻找在运动中被打倒的175位将军的下落,尽量能使他们回到部队。陕西是一个国防工业大省,需要一位懂军事、有政治工作才干的将军去。周恩来考虑颜金生在文化部的处境不好,便将颜金生重新穿军装去陕西管国防工业的事提到了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颜金生等回归部队去陕西的问题,是由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提出。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就发难:“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朱德不喜欢江青这样无理取闹,便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不识几个大字。他1918年生,1932年参加了红军,能读几年书?”朱德一言九鼎,江青也就哑了。
颜金生回不回部队的第一关算是过了。
田维新又说:“准备把颜金生派到陕西……”
话音没落,江青又反对:“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呀?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去东南。”
针对这种猜忌心理,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的已经不多了。”
这样,颜金生去不去陕西的第二关算是过了。
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军区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颜金生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又补充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去陕西军区任政委,是考虑让他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那里军工企业很多,这样安排才合适。”
这时,叶剑英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才算是过了第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