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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领域都有显著造诣的美国本土裔女诗人温迪·罗斯以诗作中深沉浓厚的政治色彩及生动强烈的视觉意象而著称。本文从骨骸、考古学家及“白人萨满”三重极富政治伦理内涵的文化身份视角反讽主流文化对印第安传统刻意的曲解及白人族群对本土部落强势的凌驾，诗中蕴涵的丰富文化代码有力地传达出诗人重塑遭“白人萨满”扭曲破坏的印第安原生传统的意愿并为在文化混沌中遗失身份的族群人提供精神归途。
关键词： 温迪·罗斯 政治伦理 讽喻
温迪·罗斯作为一位才识出众并涉猎广泛的美国当代本土裔诗人以其代表诗集“失去的铜”、“骨之舞”等为人所熟识。其诗作中融合大量笔触浓烈、直击人心的强烈视觉意象且多以骨骸、鬼魂等虚拟元素为第一叙述者，通过看似苍白无力的申诉切实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真实还原出手无寸铁的印第安民众无辜受害及其骨骸衣物等被残忍剥离拍卖的历史图景，原本无声的控诉最终演变为难民们掷地有声的咆哮与呐喊。
讽喻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修辞手法以其创造性、情节性及寓意性等特点区别于隐喻。最初提出此概念的陈望道先生曾指出“讽喻是造出一个故事寄托讽刺教导意思的一种措辞法”。在此意义上讽喻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大多通过情节的发展彰显故事背后隐含的精神实质，并借此表达讽刺、疏导或警示等情感。西方学者们大多认为讽喻与寓言有着高度相似性，都是一种思维由物到事的跳跃性转化，是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修辞形式。詹明信对此表示“讽喻是我们自己在时间中的生命特许方式，是从一刻到另一刻笨拙的意义破译，是异质的、不相连接的瞬间恢复连续性的苦心尝试”。温迪·罗斯在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讽喻的艺术手法一方面尖锐地批判殖民者对印第安种族施加的暴行，另一方面揭露出其进行历史研究虚假意图掩盖下进行文化殖民的真实嘴脸。
一、骨骸的自述
诗人通过采用难民骨骸这一极具政治色彩的意象不仅表达出对殖民者盲目鼓吹种族优越论并肆意践踏生命卑劣行径的不耻，而且渗透出诗人尝试借骨骸发声并重塑种族认知的意图。印第安族群作为被西方排斥于主流文化边缘外的异质族群，始终被白人主流文化认知冠以二元对立中的他者身份。究其实质“他者化是一种通过污蔑‘他者’的文化定义和確保自己文化的方式”，殖民者此种搬弄是非、扭曲黑白的非正义行径无非意于服务本国利益，这注定了一切以他者为对象的艺术创作都会被刻上政治烙印，都隐含着一定程度上殖民主义的心态。“人的伦理判断与选择则会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通常伦理选择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骨骸作为历史的见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它是印第安民众借以申诉的强大武器，同时是促使其牢记族耻、振兴族群的有力保障。“发掘圣巴巴拉修道院”一诗前的题铭中提到“他们发现在土坯墙里有人的骨骸”，这无疑证实了曾经被殖民者试图歪曲掩盖的血淋淋种族屠杀的事实，更令人心寒的却是血腥屠戮后“他们用死去的印第安人筑了土坯墙”，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讽刺手法揭露殖民者的丑陋嘴脸，在实施泯灭人性的暴行后，屠杀者直面鲜血淋漓、横尸遍野的骇人现场居然毫无悲悯忏悔之情，而是冷酷地将骨骸一砖一瓦地砌入墙中，最终这座由印第安难民血肉筑造的建筑竟变成了修道院。此时诗中隐含的讽刺意味呼之欲出，屠戮的血腥玷污了修道院原本的神圣纯洁，殖民者对印第安民众肉体消灭及精神摧残的罪行与修道院秉承的仁善乐施等美好品行相悖，因而这座庄重圣洁的白人修道院因殖民屠戮的亵渎已失去真正意义上的神圣光环，而是沦为种族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时殖民者曾自吹自擂大肆吹捧的战利品已完全演变为其过往罪行铿锵有力的证明。
“楚格尼尼”中主人公楚格尼尼作为塔斯马尼亚部落唯一幸存者却最终难逃死后被做成标本展览的悲惨命运，并于生命尽头发出无声的慨叹。题铭中提到楚格尼尼曾因目睹丈夫尸体被做成标本而祈祷免遭同样屈辱，却最终只能屈服于命运，其尸骨80年间一直被置于白人博物馆中展览。看似卑微简单的愿望却在种族纷争的洪流中消散破灭，“请把我的尸体带到夜的源头，带到黑色的大沙漠，那是梦诞生的地方，把我埋在大山下或者在那遥远的海里，把我埋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楚格尼尼在弥留之际向后代人绝望地恳求，无奈势单力薄终究不抵殖民势力的侵袭，而80年也极为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其在肉体覆灭后灵魂遭受煎熬的时间之久，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肉体的肆意鼓弄不仅侮辱了印第安族群的不屈气节还与基督教义相悖。基督新约中曾明确指出亵渎与顶撞魂灵的人在今世来世都不得被赦免，而诗中殖民者们却肆意妄为地将印第安难民尸体制成供人参观的标本，其惨无人道的暴虐行径与基督教义中倡导的爱与宽恕及敬畏神灵等信条形成鲜明反差，从而加深诗中所隐含的讽刺效果。
在“我希望我的皮肤和血液成熟”一诗中，诗人将对历史事件的敏锐感知转化为积郁已久的愤懑之情，随着诗人对在平原印第安艺术展品拍卖会目录中明确列出的伤膝河大屠杀难民衣物标价的曝光，其自身满腔的谴责及批判之意喷薄而出。诗中以一位拉科塔族妇女鬼魂为见证者，通过“我的双脚结实地与外衣冻在一起，却被硬生生地割开，那粘着血肉的软帮鞋和覆盖在骨头上的鹿皮被扔在一旁”极具画面感的描述表现出白人在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后仍泯灭人性地将死者衣物扯下以向收藏者贩卖。当妇女贴身裤子被残忍剥下好似上演一桩奸淫戏码时，诗人的心也被无尽的伤痛撕扯着。
二、鬼魂的指证
诗人还借由诗中叙述者身份的多样性多角度展现了这段骇人听闻的殖民史。诗中不仅以骨骸、鬼魂等非现实发声体为叙述主体，还以考古学家等现实发声主体为叙述视角揭示出文明人士在面对历史遗骸做出伦理选择时的真实心理。考古学家作为社会中文明信条身体力行的践行者理应区别于那些人情寡淡、道貌岸然的殖民拥护者，而在“发掘圣巴巴拉修道院”一诗中，考古学家却做出了有悖伦常的道德选择。“在三名入侵者的旗帜下面，我是一名如饥似渴的科学家，用沉睡在墙中的男人和女人的骨骸供养我自己”表现出其作为一名良知未泯的有识之士却在深知殖民者的滔天罪行后仍受名利诱惑鬼使神差地将难民的骨骸挖出用以收藏展览的伦理选择，“如饥似渴”无疑表露出考古学家在发掘出墙中骨骸后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历史遗迹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及纷至沓来的褒扬赞颂使其迷失本心，无论是出于对其研究事业的痴迷还是出于对利益名誉的追捧，诗人在字句中都传达出对考古学家等虽心存善念却始终屈服于物质需求而沦为殖民侵略者帮凶的深层讽刺之意。这段寂静无声的心理自白一定程度地表露出考古学家在坐拥名利后仍饱受良心拷问的复杂心态。 三、诗人的控诉
在“致想要做印第安人的白人诗人”一诗中，诗人从印第安本土居民的角度出发，一针见血地披露出白人殖民者意图掠夺其文化遗产并篡改历史的阴谋诡计。“心急火燎地抢到这些词语，从我们的舌头上钓鱼”真实再现出白人诗人要求成为印第安一分子时的焦急难耐，同时辛辣地揭露其企图侵占印第安语言这一传统文化财产进而推行文化霸权的诡计。“从舌头上钓鱼”辛辣地讽刺了殖民者伪善的面具被撕下却仍妄图从印第安族人手中硬生生抢走本土文化财产的丑态，诗人运用鱼钩这一隐含意象表現殖民者以印第安人深入骨血的语言文化为垂钓目标而丝毫不顾鱼钩探入土著居民口中疼痛的冷漠，再次讽刺了受所谓高等文明熏陶渐染的白人迫害异族人时的无情与残酷。“你们现在想起了我们，当你们跪在大地之上，在一次短暂的观光中变成我们神圣的灵魂”一句犀利地表现出白人通过刻意模仿印第安族群跪拜祈祷的姿势而妄图参透其文化精髓。最后一句“你们只不过在你们的声音需要根基的时候想起我们，当你们跪着坐下变得原始的时候想起我们”直截了当地将白人诗人们只有在寻求创作灵感时才想到从印第安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利己主义思想展现给读者，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中心主义与印第安传统中倡导的和谐共生的集体主义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体现诗人对伪善丑恶殖民者厌恶鄙弃的情感倾向。
此外，罗斯在该诗中以白人萨满为特定批判对象，她明确指出白人萨满自试图融入部族文明最初便心怀不轨，“他们说他们有某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真的看到印第安人如何思考，他们如何感受”，其中描述的白人萨满自诩已深入领悟印第安传统精髓并佯装巫师散播片面扭曲的文化教义，诗人对借由巫师这一深受印第安族群信赖爱戴的神圣身份进行思想渗透的卑劣企图进行了辛辣嘲讽。
温迪·罗斯以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及严谨深刻的历史意识在给人带去实地般真实感受的同时，表达出其呼吁族群重塑身份回归传统的强烈诉求。宝拉·艾伦曾评价罗斯的诗作“充满女性主义的精神魅力，个性化的意象及评述都成为诗中传达着意念与感知交互错杂情感的隐喻”。诗歌字句间尖酸辛辣的讽刺之意将诗人内心积郁已久的愤怒一吐为快，诗人笔下的殖民暴徒们残忍冷酷丑态毕现，而诗中骨骸、鬼魂等超现实元素的运用为死者原本苍白无力、最终却掷地有声的控诉进行了有力铺垫，将诗中的讽刺效果渲染得淋漓尽致。詹姆克·海沃特曾指出：“罗斯的诗歌字里行间都传达着对个人及族群身份的永不止息的探索，而正是这种身份诉求的意念赋予了其诗歌力量与情感。”温迪·罗斯以将个人情感融入部族骨血、与族人同命运共呼吸的行为方式身体力行地履行着作为诗人引导部族于屈辱中崛起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邱美英.后殖民视野下格温多琳·布鲁克斯的诗歌[J].外国文学，2009（5）.
[2]罗良功.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历史书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张海超.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J].云南社会科学，2007（6）.
关键词： 温迪·罗斯 政治伦理 讽喻
温迪·罗斯作为一位才识出众并涉猎广泛的美国当代本土裔诗人以其代表诗集“失去的铜”、“骨之舞”等为人所熟识。其诗作中融合大量笔触浓烈、直击人心的强烈视觉意象且多以骨骸、鬼魂等虚拟元素为第一叙述者，通过看似苍白无力的申诉切实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真实还原出手无寸铁的印第安民众无辜受害及其骨骸衣物等被残忍剥离拍卖的历史图景，原本无声的控诉最终演变为难民们掷地有声的咆哮与呐喊。
讽喻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修辞手法以其创造性、情节性及寓意性等特点区别于隐喻。最初提出此概念的陈望道先生曾指出“讽喻是造出一个故事寄托讽刺教导意思的一种措辞法”。在此意义上讽喻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大多通过情节的发展彰显故事背后隐含的精神实质，并借此表达讽刺、疏导或警示等情感。西方学者们大多认为讽喻与寓言有着高度相似性，都是一种思维由物到事的跳跃性转化，是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修辞形式。詹明信对此表示“讽喻是我们自己在时间中的生命特许方式，是从一刻到另一刻笨拙的意义破译，是异质的、不相连接的瞬间恢复连续性的苦心尝试”。温迪·罗斯在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讽喻的艺术手法一方面尖锐地批判殖民者对印第安种族施加的暴行，另一方面揭露出其进行历史研究虚假意图掩盖下进行文化殖民的真实嘴脸。
一、骨骸的自述
诗人通过采用难民骨骸这一极具政治色彩的意象不仅表达出对殖民者盲目鼓吹种族优越论并肆意践踏生命卑劣行径的不耻，而且渗透出诗人尝试借骨骸发声并重塑种族认知的意图。印第安族群作为被西方排斥于主流文化边缘外的异质族群，始终被白人主流文化认知冠以二元对立中的他者身份。究其实质“他者化是一种通过污蔑‘他者’的文化定义和確保自己文化的方式”，殖民者此种搬弄是非、扭曲黑白的非正义行径无非意于服务本国利益，这注定了一切以他者为对象的艺术创作都会被刻上政治烙印，都隐含着一定程度上殖民主义的心态。“人的伦理判断与选择则会受到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因而通常伦理选择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骨骸作为历史的见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它是印第安民众借以申诉的强大武器，同时是促使其牢记族耻、振兴族群的有力保障。“发掘圣巴巴拉修道院”一诗前的题铭中提到“他们发现在土坯墙里有人的骨骸”，这无疑证实了曾经被殖民者试图歪曲掩盖的血淋淋种族屠杀的事实，更令人心寒的却是血腥屠戮后“他们用死去的印第安人筑了土坯墙”，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讽刺手法揭露殖民者的丑陋嘴脸，在实施泯灭人性的暴行后，屠杀者直面鲜血淋漓、横尸遍野的骇人现场居然毫无悲悯忏悔之情，而是冷酷地将骨骸一砖一瓦地砌入墙中，最终这座由印第安难民血肉筑造的建筑竟变成了修道院。此时诗中隐含的讽刺意味呼之欲出，屠戮的血腥玷污了修道院原本的神圣纯洁，殖民者对印第安民众肉体消灭及精神摧残的罪行与修道院秉承的仁善乐施等美好品行相悖，因而这座庄重圣洁的白人修道院因殖民屠戮的亵渎已失去真正意义上的神圣光环，而是沦为种族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时殖民者曾自吹自擂大肆吹捧的战利品已完全演变为其过往罪行铿锵有力的证明。
“楚格尼尼”中主人公楚格尼尼作为塔斯马尼亚部落唯一幸存者却最终难逃死后被做成标本展览的悲惨命运，并于生命尽头发出无声的慨叹。题铭中提到楚格尼尼曾因目睹丈夫尸体被做成标本而祈祷免遭同样屈辱，却最终只能屈服于命运，其尸骨80年间一直被置于白人博物馆中展览。看似卑微简单的愿望却在种族纷争的洪流中消散破灭，“请把我的尸体带到夜的源头，带到黑色的大沙漠，那是梦诞生的地方，把我埋在大山下或者在那遥远的海里，把我埋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楚格尼尼在弥留之际向后代人绝望地恳求，无奈势单力薄终究不抵殖民势力的侵袭，而80年也极为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其在肉体覆灭后灵魂遭受煎熬的时间之久，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肉体的肆意鼓弄不仅侮辱了印第安族群的不屈气节还与基督教义相悖。基督新约中曾明确指出亵渎与顶撞魂灵的人在今世来世都不得被赦免，而诗中殖民者们却肆意妄为地将印第安难民尸体制成供人参观的标本，其惨无人道的暴虐行径与基督教义中倡导的爱与宽恕及敬畏神灵等信条形成鲜明反差，从而加深诗中所隐含的讽刺效果。
在“我希望我的皮肤和血液成熟”一诗中，诗人将对历史事件的敏锐感知转化为积郁已久的愤懑之情，随着诗人对在平原印第安艺术展品拍卖会目录中明确列出的伤膝河大屠杀难民衣物标价的曝光，其自身满腔的谴责及批判之意喷薄而出。诗中以一位拉科塔族妇女鬼魂为见证者，通过“我的双脚结实地与外衣冻在一起，却被硬生生地割开，那粘着血肉的软帮鞋和覆盖在骨头上的鹿皮被扔在一旁”极具画面感的描述表现出白人在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行径后仍泯灭人性地将死者衣物扯下以向收藏者贩卖。当妇女贴身裤子被残忍剥下好似上演一桩奸淫戏码时，诗人的心也被无尽的伤痛撕扯着。
二、鬼魂的指证
诗人还借由诗中叙述者身份的多样性多角度展现了这段骇人听闻的殖民史。诗中不仅以骨骸、鬼魂等非现实发声体为叙述主体，还以考古学家等现实发声主体为叙述视角揭示出文明人士在面对历史遗骸做出伦理选择时的真实心理。考古学家作为社会中文明信条身体力行的践行者理应区别于那些人情寡淡、道貌岸然的殖民拥护者，而在“发掘圣巴巴拉修道院”一诗中，考古学家却做出了有悖伦常的道德选择。“在三名入侵者的旗帜下面，我是一名如饥似渴的科学家，用沉睡在墙中的男人和女人的骨骸供养我自己”表现出其作为一名良知未泯的有识之士却在深知殖民者的滔天罪行后仍受名利诱惑鬼使神差地将难民的骨骸挖出用以收藏展览的伦理选择，“如饥似渴”无疑表露出考古学家在发掘出墙中骨骸后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历史遗迹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及纷至沓来的褒扬赞颂使其迷失本心，无论是出于对其研究事业的痴迷还是出于对利益名誉的追捧，诗人在字句中都传达出对考古学家等虽心存善念却始终屈服于物质需求而沦为殖民侵略者帮凶的深层讽刺之意。这段寂静无声的心理自白一定程度地表露出考古学家在坐拥名利后仍饱受良心拷问的复杂心态。 三、诗人的控诉
在“致想要做印第安人的白人诗人”一诗中，诗人从印第安本土居民的角度出发，一针见血地披露出白人殖民者意图掠夺其文化遗产并篡改历史的阴谋诡计。“心急火燎地抢到这些词语，从我们的舌头上钓鱼”真实再现出白人诗人要求成为印第安一分子时的焦急难耐，同时辛辣地揭露其企图侵占印第安语言这一传统文化财产进而推行文化霸权的诡计。“从舌头上钓鱼”辛辣地讽刺了殖民者伪善的面具被撕下却仍妄图从印第安族人手中硬生生抢走本土文化财产的丑态，诗人运用鱼钩这一隐含意象表現殖民者以印第安人深入骨血的语言文化为垂钓目标而丝毫不顾鱼钩探入土著居民口中疼痛的冷漠，再次讽刺了受所谓高等文明熏陶渐染的白人迫害异族人时的无情与残酷。“你们现在想起了我们，当你们跪在大地之上，在一次短暂的观光中变成我们神圣的灵魂”一句犀利地表现出白人通过刻意模仿印第安族群跪拜祈祷的姿势而妄图参透其文化精髓。最后一句“你们只不过在你们的声音需要根基的时候想起我们，当你们跪着坐下变得原始的时候想起我们”直截了当地将白人诗人们只有在寻求创作灵感时才想到从印第安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利己主义思想展现给读者，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中心主义与印第安传统中倡导的和谐共生的集体主义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体现诗人对伪善丑恶殖民者厌恶鄙弃的情感倾向。
此外，罗斯在该诗中以白人萨满为特定批判对象，她明确指出白人萨满自试图融入部族文明最初便心怀不轨，“他们说他们有某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真的看到印第安人如何思考，他们如何感受”，其中描述的白人萨满自诩已深入领悟印第安传统精髓并佯装巫师散播片面扭曲的文化教义，诗人对借由巫师这一深受印第安族群信赖爱戴的神圣身份进行思想渗透的卑劣企图进行了辛辣嘲讽。
温迪·罗斯以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及严谨深刻的历史意识在给人带去实地般真实感受的同时，表达出其呼吁族群重塑身份回归传统的强烈诉求。宝拉·艾伦曾评价罗斯的诗作“充满女性主义的精神魅力，个性化的意象及评述都成为诗中传达着意念与感知交互错杂情感的隐喻”。诗歌字句间尖酸辛辣的讽刺之意将诗人内心积郁已久的愤怒一吐为快，诗人笔下的殖民暴徒们残忍冷酷丑态毕现，而诗中骨骸、鬼魂等超现实元素的运用为死者原本苍白无力、最终却掷地有声的控诉进行了有力铺垫，将诗中的讽刺效果渲染得淋漓尽致。詹姆克·海沃特曾指出：“罗斯的诗歌字里行间都传达着对个人及族群身份的永不止息的探索，而正是这种身份诉求的意念赋予了其诗歌力量与情感。”温迪·罗斯以将个人情感融入部族骨血、与族人同命运共呼吸的行为方式身体力行地履行着作为诗人引导部族于屈辱中崛起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邱美英.后殖民视野下格温多琳·布鲁克斯的诗歌[J].外国文学，2009（5）.
[2]罗良功.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历史书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张海超.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J].云南社会科学，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