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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后,为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毛泽东、党中央在陕北这片热土上战斗了13个年头,史称延安时期。这是我党领导人民扭转历史乾坤、开创崭新纪元的时期。其间,我党成功地争取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的支持,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卢沟桥事变后,我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捐弃前嫌,同国民党再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武装,浴血抗日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起摩擦事件及其所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党有联系的党员只有4万人,我党所领导的红军不过四五万人,根据地仅陕北一处。而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党已有121万党员、几万个支部、1000多个县委,领导着120万正规军队和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就是在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党继承和发扬自成立以来所形成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不断汲取和升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依靠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和锐意创新,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培育形成了集中体现我党我军革命品质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有着丰富而鲜明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是我党的政治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系统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全党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这就使我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主张,牢牢把握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先,战胜了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其次,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重兵包围封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破坏抗战的行径,始终坚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正确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延安时期,我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加强对在抗战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加强对迅速发展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建设,加强对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和指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延安创办了包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内的数十所各级各类学校。在这些 “窑洞大学”里,我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深刻阐述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抗大校歌就是热血青年的时代最强音。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强调:“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即使在抗战最艰难阶段,我党也还不断地从前线和各根据地抽调中高级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轮训。倚仗延安窑洞的真理和培育造就的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和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我党通过认真总结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深刻总结教条主义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道路和模式,几乎葬送党和革命事业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为使全党真正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使其成为全党的意志和灵魂,毛泽东号召并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在指导思想上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顽固坚持一切从经典著作和主观意志出发的错误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分清了党的历史上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路线是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全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威望和权威为全党所接受所公认,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同时,毛泽东遵循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殚精竭虑地筹划着未来的新中国。当时,我党已从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走出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党,受到全国人民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我党对时局和未来前途的看法。而我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为此,毛泽东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深刻阐明我党的纲领、政策,回答了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抗战及国家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性理论纲领。这些思想不仅代表我党对中国政治和历史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全党整体思想水准和政治质量。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时期,我党坚决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对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全心全意的服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这是我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演讲中高度概括了我党我军的性质、根本宗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延安时期,我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听取群众意见,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不断把分散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
1941年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甚至咒骂毛泽东。毛泽东深刻反省自己和党的政策,派人对农民负担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后,对征粮数量作了调整。毛泽东还严厉批评边区某些工作人员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调要以90%的精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10%的精力从群众那里取得税收。他告诫全党,“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1年11月,毛泽东采纳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案,指导中央作出精兵简政的决定。经过三次精兵简政,边区党政军机构消肿了,连队充实了,组织加强了,工作效能提高了,人力物力节约了。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战胜艰难困苦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人民革命战争总后方,是我党局部执政的试验田。为此,毛泽东投入很大精力去研究和指导边区的建设,呕心沥血地打造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他要求“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率先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建政政策,探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子。经过艰苦建设,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曾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一位外国友人赞叹说:“到中国,不到延安就看不到新中国。”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真正是“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面对陕甘宁边区贫瘠的自然条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党革命精神的培养,高度重视革命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他敏锐捕捉和精心培育闪烁着时代光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精神火花,从理论上及时科学地总结概括,向全党全军宣传推广。主要有:“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抗大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愚公移山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等等。毛泽东还把白求恩、张思德树为榜样,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感染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从延安逐渐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显示的强大生命力中,从延安创造的清廉、高效、踏实、公正、现代、民主的政府作风中,从延安呈现的和谐有序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中,全国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方向。因此,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开始向延安聚拢,全国的正义力量开始向延安汇集。
延安精神内涵之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我党和中国革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这就铸造了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鬼、不信邪、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党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遭遇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困难:一是从1939年到1941年,陕北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陷入严重困境;二是从1940年冬天起,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了对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供应,顽固派则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不断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三是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打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1941年极端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面对如此困境,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预料到将会出现的困难时就尖锐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940年秋,他又号召全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1941年春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了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全民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带领下,奉命率先进入南泥湾开荒生产。三年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兴奋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经过党政军民艰苦奋斗,1943年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及我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支撑了艰巨的抗日战争,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砺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经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生产劳动而生存发展的伟大奇迹,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了延安精神的代名词。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曾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今,山青水秀的南泥湾和延安毛泽东、朱德耕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任弼时使用过的纺车,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人永远不该忘记的那段历史。
(责编肖黎)
延安精神有着丰富而鲜明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是我党的政治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系统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全党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这就使我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主张,牢牢把握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先,战胜了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其次,面对国民党顽固派重兵包围封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破坏抗战的行径,始终坚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正确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延安时期,我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加强对在抗战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加强对迅速发展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建设,加强对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和指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延安创办了包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内的数十所各级各类学校。在这些 “窑洞大学”里,我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深刻阐述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抗大校歌就是热血青年的时代最强音。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强调:“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即使在抗战最艰难阶段,我党也还不断地从前线和各根据地抽调中高级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轮训。倚仗延安窑洞的真理和培育造就的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和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我党通过认真总结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深刻总结教条主义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道路和模式,几乎葬送党和革命事业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为使全党真正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使其成为全党的意志和灵魂,毛泽东号召并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在指导思想上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顽固坚持一切从经典著作和主观意志出发的错误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分清了党的历史上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路线是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全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威望和权威为全党所接受所公认,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同时,毛泽东遵循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殚精竭虑地筹划着未来的新中国。当时,我党已从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走出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党,受到全国人民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我党对时局和未来前途的看法。而我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为此,毛泽东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深刻阐明我党的纲领、政策,回答了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抗战及国家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性理论纲领。这些思想不仅代表我党对中国政治和历史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全党整体思想水准和政治质量。
延安精神的内涵之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时期,我党坚决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对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全心全意的服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这是我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演讲中高度概括了我党我军的性质、根本宗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延安时期,我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听取群众意见,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不断把分散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
1941年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甚至咒骂毛泽东。毛泽东深刻反省自己和党的政策,派人对农民负担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后,对征粮数量作了调整。毛泽东还严厉批评边区某些工作人员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调要以90%的精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10%的精力从群众那里取得税收。他告诫全党,“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1年11月,毛泽东采纳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案,指导中央作出精兵简政的决定。经过三次精兵简政,边区党政军机构消肿了,连队充实了,组织加强了,工作效能提高了,人力物力节约了。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战胜艰难困苦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人民革命战争总后方,是我党局部执政的试验田。为此,毛泽东投入很大精力去研究和指导边区的建设,呕心沥血地打造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他要求“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率先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建政政策,探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子。经过艰苦建设,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曾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一位外国友人赞叹说:“到中国,不到延安就看不到新中国。”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真正是“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面对陕甘宁边区贫瘠的自然条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党革命精神的培养,高度重视革命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他敏锐捕捉和精心培育闪烁着时代光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精神火花,从理论上及时科学地总结概括,向全党全军宣传推广。主要有:“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抗大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愚公移山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等等。毛泽东还把白求恩、张思德树为榜样,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感染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从延安逐渐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显示的强大生命力中,从延安创造的清廉、高效、踏实、公正、现代、民主的政府作风中,从延安呈现的和谐有序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中,全国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方向。因此,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开始向延安聚拢,全国的正义力量开始向延安汇集。
延安精神内涵之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我党和中国革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这就铸造了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鬼、不信邪、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党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遭遇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困难:一是从1939年到1941年,陕北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陷入严重困境;二是从1940年冬天起,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了对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供应,顽固派则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不断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三是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打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1941年极端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面对如此困境,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预料到将会出现的困难时就尖锐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940年秋,他又号召全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1941年春开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了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全民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带领下,奉命率先进入南泥湾开荒生产。三年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兴奋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经过党政军民艰苦奋斗,1943年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及我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支撑了艰巨的抗日战争,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砺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经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生产劳动而生存发展的伟大奇迹,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了延安精神的代名词。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曾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今,山青水秀的南泥湾和延安毛泽东、朱德耕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任弼时使用过的纺车,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人永远不该忘记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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