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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至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之为“凿空”，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开端。尽管根据考古材料和古希腊一些艺术品的判断，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已出现在阿尔泰山北部、克里米亚半岛、希腊半岛和德国的南部。但当时华夏大地还处在春秋战国的扰攘之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只是一个象征。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大家都忙于问鼎中原，没有精力也没有实力，把目光和触角伸向遥远的西方。所以公元前五、六世纪的丝绸出现在西方，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转手贸易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原王朝同西方世界的直接对接。只有张骞的出使，才以官方外交的形式沟通了东西方世界，使“丝绸之路”有了完整的意义。
根据史书的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身所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身所至者，大月氏和大夏，后来由于大月氏从妫水北（王庭大致在今撒马尔罕）南迁蓝氏城（阿富汗北部的瓦齐拉巴德）臣服大夏，两者已合而为一，所以张骞第一次所到地国家，最重要而且身所亲至者就是中亚的大宛、康居和大月氏。至于传闻其大国五六，如乌孙、奄蔡、安息、条枝等，只是把相关信息带了回来。
大宛，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东南北三面矗立着天山山脉、吉萨尔-阿赖山脉，中间一块凹地东西长300多千米，南北宽70多千米。总面积在7800多平方千米。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犬牙交错，但盆地内的大部分土地属于乌兹别克。两千多年前张骞首到此地时，以农耕定居的居民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公元前9-前7世纪的楚斯特（Chust）文化，已经调查发掘过80多处，有原始的灌溉系统和发达的手工业，显示了当时绿洲城邦国家的逐渐形成。其后公元前6-前4世纪的埃拉坦（Eylatan）遗址是该时期费尔干纳盆地最大的城堡遗址。公元前3-公元4世纪，有明特佩（Mingtepa）和阿赫斯克特（Akhsiket）遗址，以其具有坚固城防的古代城市成为大宛绿洲国家城市遗址的代表。谷地西部的出口处，有历史文化名城苦盏（列宁纳巴德）和乌拉秋别，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据说亚历山大进入中亚建立的最东面的城市就是苦盏（当时叫俱战提），因此希腊文化的影响辐射到了这片相对独立的天地。后来塞人南迁，游牧文化的冲击也使此地深受影响。张骞到大宛，已见到大小城邑七十多座，有人民数十万。到班固写《汉书》时，这里已有“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人口规模，仅次于乌孙、康居和大月氏。基层社会的细胞是五口之家，老百姓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家出一人服兵役，拥有六万人的军队。其最早祖先应属塞人的一支，所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说明他们统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其相貌特征是“皆深目，多须髯”，亦即塞人的特点;“善贾市，争分铢”，说明商业比较发达，生活中的日常必需品得靠商贸交换来满足;“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这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张骞到来之前，汉帝国和大宛还处在完全隔膜的状态。所谓“大宛之迹，始自张骞”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宛对远来的客人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崇高的礼遇。饮食接待，派车派人，把张骞护送到了康居。从今天的观点看，中国的外交史，当以此为始。至于先秦三代招徕远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只是华夏境内中原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纵横捭阖，折冲尊俎的外交斡旋，也只是自家兄弟的事。
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除了语言、文化、宗教、商贸、人种等多种形式外，还有战争。汉王朝同大宛的关系一开始并不一帆风顺，同样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大宛有汗血马，汉武帝向往已久，于是派使者带上金银币帛前往大宛求取。结果，大宛国王不光不买账，还杀汉使者，抢夺财物。不光求取汗血马的目的没有达到，还使大汉帝国的威严受到了严重侮辱，随之引发了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战争。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历时四年，两度出兵，倾全国之力，调十数万之众，远征数千公里。结果十数万将士抛骨荒野，只有几千人生还，获善马数十匹。但这次战争的意义远不至此。它使西域诸国从此威服汉朝，从根本上奠定了汉朝开拓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基础，使汉帝国以天下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
李广利伐大宛，只是以声威夺人，并没有发生正面战争。最后在大宛贵人的配合下，更换了国王，订了城下之盟。从此后，汉帝国与大宛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大宛“岁献天马二匹”，而汉朝的使者商团亦络驿于途。著名者有骏马监傅介子元凤四年（前77）使大宛，又于当年刺杀楼兰王，改其国为鄯善;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使持节送大宛客，路过西域发南北诸国兵万五千人，诛杀莎车王呼屠征。因为呼屠征此前杀了国王万年，自立为王。还杀了汉使者奚充国。万年是乌孙公主的儿子，汉外甥，是汉朝扶立的亲汉国王。“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
从汉宣帝（前73年即位）到汉末和新莽之世的七十多年里，是汉帝国同西域大宛关系的紧密期。由于史书上留下的材料极少，具体情况仍然模糊。但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比如有一枚汉简，抄录的是公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的一份文件，意思是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取天马，出了长安以后，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接待并提供车马食宿。此时，离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之后约定“岁献天马二匹”，已有二十六年时间，说明当时两国所签订的盟约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里是一直践行的，此时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往也是正常的。专门派朝廷官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赴敦煌迎取天马，不仅说明汉朝政府对天马西来的重视，也说明对大宛的使节和贡献十分重视。从原始档案、出土文献、文物实体等多方面提供了汉与大宛关系的明证。
有两枚简，记载车骑将军长史出使大宛的情况。车骑将军长史是车骑将军的幕僚，秩六百石。其出使大宛的行为应该直接代表朝廷的意指。霍光以后的大司马车骑将军位高权重，势倾朝野，往往盖过丞相，位极人臣。宣帝时，出任车骑将军者先后有张安世、韩增、许延寿，此两简反映的是张安世出任车骑将军（后加大司马）时出使大宛的情况，时当地节四年到元康四年（前66-前62）。 大宛虽远处费尔干纳盆地，但它与汉朝的关系同康居、大月氏、罽宾、安息、乌弋山离五国不同，后者“不属都护”，而大宛则是西域都护领属下的西域大国。所以大宛来汉使者，有时往往同西域其他国家结伴而行。有一简记载：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絶、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91DXT0309③：97）
这是八个国家的使者十八人，贵人若干人同时来汉路过敦煌的情况。八个国家中，除大月氏、大宛远在葱岭以外外，其它都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各国使团不仅多国同行，而且有时候人马众多。有一条汉简记载：“大宛贵人食七十一人，凡三百一十八人”，这在当时已经很具规模。
大宛给朝廷的贡献不光是天马，有时还有骆驼。比如有一条汉简记载：
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
这是贡献的骆驼死到悬泉置的记载。其实，这种贡献只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体现政治上的羁縻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汉朝的赏赐每每要超过贡物的价值很多。从汉武帝开始早就形成了一种在外人面前眩富的风气。当时的汉武帝巡游各地，必须带上很多西域之人，所谓“悉从外国客”，“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那些西域小国的使者见汉之广大富厚，也十分愿意以各种名义来汉出游。既増长见识，也得到赏赐，一本万利！
从时间上看，汉简中记载大宛与汉朝的频繁来往，从公元前70多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后。有一枚西汉晚期的汉简记录：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趙平送自來大菀使者侯陵奉獻，詣在所以（当为“诣行在所”）（Ⅱ90DXT0114④：57）
此简的时间是公元前2年12月21日。简中的卒史，当是西域都护所派，任务是送大宛使者到京师。此时的西汉帝国已形同医落日夕阳，丝绸之路的第一段繁荣期也同此简的记录一样定格在此时。后来王莽当政，措置失当，西域遂叛。天凤年间（公元15-19年），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用兵西域，王骏战败，李崇覆没，“西域因绝”。到了东汉，汉与西域“三绝三通”，呈现出丝绸之路的另一种历史形态。
康居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国，是张骞西使的第二站。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到西汉末年，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其人口、户数、胜兵正好相当于大宛的两倍。也是五口之家，户出一兵。其地理范围，大致在锡尔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与大月氏同俗”，属于游牧民族。但是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康居有五小王：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根据后人的考证，苏薤城即唐代昭武九姓的史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里亚省的沙赫里夏波兹（Shahrisabz）。附墨城即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窳匿城即石国，在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附近。罽城即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奥鞬城即火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Urgench）。五小国不是游牧部落，而是定居的城郭居民。康居的主体是游牧民族，何以包括了这些世代定居的农耕部落？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康居在繁盛之时，臣服了从锡尔河到阿姆河流域的农耕部落，五小王也以特殊的共同体保存在康居的体制之中。康居人的族源，至今尚不清楚，因为“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就是中国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曾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市以西2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2006年10月，又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仅6行44字，主要信息是：古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文献中提到一些古老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境内。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张骞初次来此，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康居传致大月氏。”同样是派车派人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其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州），康居与之结盟，互为翁婿。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伐郅支，康居又暗地里支持郅支。但从悬泉汉简的记载看，在公元前的半个世纪里，康居与汉朝，始终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辽阔地区在二千多年前同东方汉朝的亲密关系，保证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下面引一些汉简的实录：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 （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
这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是悬泉汉简中记载汉朝与康居来往较早的纪年简，时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此次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敦煌太守提前移书酒泉太守，要其做好接待准备。同样，按照常规，酒泉太守也要移书张掖，以次类推。从简文记载看，除了沿途地方官必须出面接待外，西域都护府还要派专人把他们陪护到京师。康居使团所带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给朝廷的贡献。《汉书·西域传》载：“至成帝时（前32-前7年），康居遣子侍汉，贡献。”显然不准确。从这条简文看，至迟在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年），康居与汉朝就有了贡使关系。如果我们编写丝绸之路编年史或者汉朝与康居的交往史，公元前53年3月6日，有76人的康居使团带着78头牛马、骆驼等贡物浩浩荡荡开进玉门关并得到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这不能不是一件需要特别记述的事。 还有一份七枚汉简联成的文件，十分生动地记载了康居王使者前来汉朝朝贡的细节：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 。掾宗、啬夫辅。（Ⅱ90DXT0216②877-883）
全简293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主要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庭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前4简为第一部分，143字，叙述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物即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口齿、价值等等。对方当事人5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他们此次来奉献骆驼不是第一次，而此前曾有过多次;他们每次从敦煌入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地方当局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而此次的情况却不同。首先是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时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朝廷的有关部门。
第二部分1简41字，是公元前39年7月21日朝廷主管对外交往和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要求敦煌太守接到文件后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不得留迟。
第三部分1简62字，公元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修仁联署文件，下发效谷县，要求县廷接到文件后，将康居王使者路过县境时为之提供的谷物数量在七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五日上报太守府。后面有发文时掾、属、书佐的具名。从京师行文到敦煌，中间相隔48天。
第四部分1简47字，公元前39年9月8日效谷守长合宗、守丞忠联署文件，下发悬泉置，要求在三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三日将传马食谷情况上报县廷。最后是掾、啬夫的具名。
简文记载的是永光五年（前39）之事，说明不光宣帝时期，康居和汉帝国保持着大规模交往关系，而且到元帝永光年间，仍然也有频繁来往。
此外，到成帝阳朔年间，还有汉与康居的使节交往，如：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具体内容是：公元前23年6月18日，有一封朝廷公文，先由京兆尹信、丞义下达左将军和使康居校尉。6月20日，又由左将军下达给大鸿胪和敦煌太守。其中的“使康居校尉”应该是比二千石的官员。
总之从汉简的记载看，公元前半个世纪里康居与汉朝的贡使质子关系是一种紧密的政治纽带，是汉朝与中亚各国丝路畅通的保障。
汉简中除了上述大宛、康居的记载外，还有大月氏的丰富记载，主要反映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一带两千多年前与汉王朝的关系;汉简中关于罽宾的记载，主要反映印度西北及克什米尔等南亚次大陆同汉王朝的关系;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的记载，主要反映伊朗高原汉王朝的关系。当时的这些地区，是民族、人种、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舞台。波斯文化、希腊文化、本地的农耕定居文化以及北方塞人的游牧文化，都曾在这里发生过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河西地区出土的这些汉简，对研究上述历史，弥足珍贵。
根据史书的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身所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身所至者，大月氏和大夏，后来由于大月氏从妫水北（王庭大致在今撒马尔罕）南迁蓝氏城（阿富汗北部的瓦齐拉巴德）臣服大夏，两者已合而为一，所以张骞第一次所到地国家，最重要而且身所亲至者就是中亚的大宛、康居和大月氏。至于传闻其大国五六，如乌孙、奄蔡、安息、条枝等，只是把相关信息带了回来。
大宛，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东南北三面矗立着天山山脉、吉萨尔-阿赖山脉，中间一块凹地东西长300多千米，南北宽70多千米。总面积在7800多平方千米。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犬牙交错，但盆地内的大部分土地属于乌兹别克。两千多年前张骞首到此地时，以农耕定居的居民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公元前9-前7世纪的楚斯特（Chust）文化，已经调查发掘过80多处，有原始的灌溉系统和发达的手工业，显示了当时绿洲城邦国家的逐渐形成。其后公元前6-前4世纪的埃拉坦（Eylatan）遗址是该时期费尔干纳盆地最大的城堡遗址。公元前3-公元4世纪，有明特佩（Mingtepa）和阿赫斯克特（Akhsiket）遗址，以其具有坚固城防的古代城市成为大宛绿洲国家城市遗址的代表。谷地西部的出口处，有历史文化名城苦盏（列宁纳巴德）和乌拉秋别，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据说亚历山大进入中亚建立的最东面的城市就是苦盏（当时叫俱战提），因此希腊文化的影响辐射到了这片相对独立的天地。后来塞人南迁，游牧文化的冲击也使此地深受影响。张骞到大宛，已见到大小城邑七十多座，有人民数十万。到班固写《汉书》时，这里已有“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人口规模，仅次于乌孙、康居和大月氏。基层社会的细胞是五口之家，老百姓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家出一人服兵役，拥有六万人的军队。其最早祖先应属塞人的一支，所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说明他们统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其相貌特征是“皆深目，多须髯”，亦即塞人的特点;“善贾市，争分铢”，说明商业比较发达，生活中的日常必需品得靠商贸交换来满足;“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这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张骞到来之前，汉帝国和大宛还处在完全隔膜的状态。所谓“大宛之迹，始自张骞”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宛对远来的客人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崇高的礼遇。饮食接待，派车派人，把张骞护送到了康居。从今天的观点看，中国的外交史，当以此为始。至于先秦三代招徕远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只是华夏境内中原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纵横捭阖，折冲尊俎的外交斡旋，也只是自家兄弟的事。
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除了语言、文化、宗教、商贸、人种等多种形式外，还有战争。汉王朝同大宛的关系一开始并不一帆风顺，同样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大宛有汗血马，汉武帝向往已久，于是派使者带上金银币帛前往大宛求取。结果，大宛国王不光不买账，还杀汉使者，抢夺财物。不光求取汗血马的目的没有达到，还使大汉帝国的威严受到了严重侮辱，随之引发了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战争。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历时四年，两度出兵，倾全国之力，调十数万之众，远征数千公里。结果十数万将士抛骨荒野，只有几千人生还，获善马数十匹。但这次战争的意义远不至此。它使西域诸国从此威服汉朝，从根本上奠定了汉朝开拓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基础，使汉帝国以天下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
李广利伐大宛，只是以声威夺人，并没有发生正面战争。最后在大宛贵人的配合下，更换了国王，订了城下之盟。从此后，汉帝国与大宛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大宛“岁献天马二匹”，而汉朝的使者商团亦络驿于途。著名者有骏马监傅介子元凤四年（前77）使大宛，又于当年刺杀楼兰王，改其国为鄯善;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使持节送大宛客，路过西域发南北诸国兵万五千人，诛杀莎车王呼屠征。因为呼屠征此前杀了国王万年，自立为王。还杀了汉使者奚充国。万年是乌孙公主的儿子，汉外甥，是汉朝扶立的亲汉国王。“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
从汉宣帝（前73年即位）到汉末和新莽之世的七十多年里，是汉帝国同西域大宛关系的紧密期。由于史书上留下的材料极少，具体情况仍然模糊。但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比如有一枚汉简，抄录的是公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的一份文件，意思是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取天马，出了长安以后，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接待并提供车马食宿。此时，离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之后约定“岁献天马二匹”，已有二十六年时间，说明当时两国所签订的盟约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里是一直践行的，此时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往也是正常的。专门派朝廷官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赴敦煌迎取天马，不仅说明汉朝政府对天马西来的重视，也说明对大宛的使节和贡献十分重视。从原始档案、出土文献、文物实体等多方面提供了汉与大宛关系的明证。
有两枚简，记载车骑将军长史出使大宛的情况。车骑将军长史是车骑将军的幕僚，秩六百石。其出使大宛的行为应该直接代表朝廷的意指。霍光以后的大司马车骑将军位高权重，势倾朝野，往往盖过丞相，位极人臣。宣帝时，出任车骑将军者先后有张安世、韩增、许延寿，此两简反映的是张安世出任车骑将军（后加大司马）时出使大宛的情况，时当地节四年到元康四年（前66-前62）。 大宛虽远处费尔干纳盆地，但它与汉朝的关系同康居、大月氏、罽宾、安息、乌弋山离五国不同，后者“不属都护”，而大宛则是西域都护领属下的西域大国。所以大宛来汉使者，有时往往同西域其他国家结伴而行。有一简记载：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絶、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91DXT0309③：97）
这是八个国家的使者十八人，贵人若干人同时来汉路过敦煌的情况。八个国家中，除大月氏、大宛远在葱岭以外外，其它都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各国使团不仅多国同行，而且有时候人马众多。有一条汉简记载：“大宛贵人食七十一人，凡三百一十八人”，这在当时已经很具规模。
大宛给朝廷的贡献不光是天马，有时还有骆驼。比如有一条汉简记载：
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
这是贡献的骆驼死到悬泉置的记载。其实，这种贡献只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体现政治上的羁縻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汉朝的赏赐每每要超过贡物的价值很多。从汉武帝开始早就形成了一种在外人面前眩富的风气。当时的汉武帝巡游各地，必须带上很多西域之人，所谓“悉从外国客”，“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那些西域小国的使者见汉之广大富厚，也十分愿意以各种名义来汉出游。既増长见识，也得到赏赐，一本万利！
从时间上看，汉简中记载大宛与汉朝的频繁来往，从公元前70多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后。有一枚西汉晚期的汉简记录：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趙平送自來大菀使者侯陵奉獻，詣在所以（当为“诣行在所”）（Ⅱ90DXT0114④：57）
此简的时间是公元前2年12月21日。简中的卒史，当是西域都护所派，任务是送大宛使者到京师。此时的西汉帝国已形同医落日夕阳，丝绸之路的第一段繁荣期也同此简的记录一样定格在此时。后来王莽当政，措置失当，西域遂叛。天凤年间（公元15-19年），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用兵西域，王骏战败，李崇覆没，“西域因绝”。到了东汉，汉与西域“三绝三通”，呈现出丝绸之路的另一种历史形态。
康居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国，是张骞西使的第二站。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到西汉末年，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其人口、户数、胜兵正好相当于大宛的两倍。也是五口之家，户出一兵。其地理范围，大致在锡尔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与大月氏同俗”，属于游牧民族。但是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康居有五小王：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四曰罽王，治罽城;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根据后人的考证，苏薤城即唐代昭武九姓的史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里亚省的沙赫里夏波兹（Shahrisabz）。附墨城即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窳匿城即石国，在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附近。罽城即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奥鞬城即火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Urgench）。五小国不是游牧部落，而是定居的城郭居民。康居的主体是游牧民族，何以包括了这些世代定居的农耕部落？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康居在繁盛之时，臣服了从锡尔河到阿姆河流域的农耕部落，五小王也以特殊的共同体保存在康居的体制之中。康居人的族源，至今尚不清楚，因为“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就是中国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曾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市以西2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2006年10月，又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仅6行44字，主要信息是：古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文献中提到一些古老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境内。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张骞初次来此，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康居传致大月氏。”同样是派车派人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其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州），康居与之结盟，互为翁婿。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伐郅支，康居又暗地里支持郅支。但从悬泉汉简的记载看，在公元前的半个世纪里，康居与汉朝，始终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辽阔地区在二千多年前同东方汉朝的亲密关系，保证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下面引一些汉简的实录：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 （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
这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是悬泉汉简中记载汉朝与康居来往较早的纪年简，时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此次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敦煌太守提前移书酒泉太守，要其做好接待准备。同样，按照常规，酒泉太守也要移书张掖，以次类推。从简文记载看，除了沿途地方官必须出面接待外，西域都护府还要派专人把他们陪护到京师。康居使团所带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给朝廷的贡献。《汉书·西域传》载：“至成帝时（前32-前7年），康居遣子侍汉，贡献。”显然不准确。从这条简文看，至迟在宣帝甘露年间（前53-前50年），康居与汉朝就有了贡使关系。如果我们编写丝绸之路编年史或者汉朝与康居的交往史，公元前53年3月6日，有76人的康居使团带着78头牛马、骆驼等贡物浩浩荡荡开进玉门关并得到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这不能不是一件需要特别记述的事。 还有一份七枚汉简联成的文件，十分生动地记载了康居王使者前来汉朝朝贡的细节：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 。掾宗、啬夫辅。（Ⅱ90DXT0216②877-883）
全简293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主要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庭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前4简为第一部分，143字，叙述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物即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口齿、价值等等。对方当事人5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他们此次来奉献骆驼不是第一次，而此前曾有过多次;他们每次从敦煌入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地方当局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而此次的情况却不同。首先是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时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朝廷的有关部门。
第二部分1简41字，是公元前39年7月21日朝廷主管对外交往和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要求敦煌太守接到文件后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不得留迟。
第三部分1简62字，公元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修仁联署文件，下发效谷县，要求县廷接到文件后，将康居王使者路过县境时为之提供的谷物数量在七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五日上报太守府。后面有发文时掾、属、书佐的具名。从京师行文到敦煌，中间相隔48天。
第四部分1简47字，公元前39年9月8日效谷守长合宗、守丞忠联署文件，下发悬泉置，要求在三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三日将传马食谷情况上报县廷。最后是掾、啬夫的具名。
简文记载的是永光五年（前39）之事，说明不光宣帝时期，康居和汉帝国保持着大规模交往关系，而且到元帝永光年间，仍然也有频繁来往。
此外，到成帝阳朔年间，还有汉与康居的使节交往，如：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具体内容是：公元前23年6月18日，有一封朝廷公文，先由京兆尹信、丞义下达左将军和使康居校尉。6月20日，又由左将军下达给大鸿胪和敦煌太守。其中的“使康居校尉”应该是比二千石的官员。
总之从汉简的记载看，公元前半个世纪里康居与汉朝的贡使质子关系是一种紧密的政治纽带，是汉朝与中亚各国丝路畅通的保障。
汉简中除了上述大宛、康居的记载外，还有大月氏的丰富记载，主要反映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一带两千多年前与汉王朝的关系;汉简中关于罽宾的记载，主要反映印度西北及克什米尔等南亚次大陆同汉王朝的关系;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的记载，主要反映伊朗高原汉王朝的关系。当时的这些地区，是民族、人种、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舞台。波斯文化、希腊文化、本地的农耕定居文化以及北方塞人的游牧文化，都曾在这里发生过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河西地区出土的这些汉简，对研究上述历史，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