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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信任也正在经历转型，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
研究信任时，可以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在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人们更多依赖的是人际信任。这是一种特殊信任，特点是只信任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不信任外人，依靠熟人关系以及舆论与道德的压力规范和保证着社会信任规则。制度信任是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进入陌生人社会后的一种信任模式，以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等作为保障。现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信任总是与风险相联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风险，而对外界不合理信任，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现代社会的不可控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大了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信任的难度，更容易形成信任危机。
信息的掌握也影响人们的信任判断。信息越少，可疑性越大，信息越多，可疑性越小。
信任度是不断变化的。信任关系良性循环时，信任度增加；恶性循环时，信任度降低，直至信任关系完全遭到破坏，信任体系解体，需重新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在参照了国内外先进经验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完善了社会信任测量指标，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七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一、总体社会信任属于“不信任”水平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可以说是到了社会信任的警戒线。
分程度看，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常信任”的为3.9%，表示比较信任的占49.3%，还有35.6%被访者认为社会信任状况“一般”，另有11.3%的被访者对社会诚信持怀疑态度，表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
在连续两年调查的三个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的下降，只有广州与上年相比略有上升。北京市民的社会信任感最低，从2010年的“不信任”水平降为现在的“高度不信任”状态。上海信任水平处于本次调查各大城市的倒数第二，已从“尚可信任”水平降为现在的“不信任”水平。而广州本次调查信任度略升，属于对社会“尚可信任”水平。
中西部城市的信任水平比东部高。在比较城市总体信任时，加入杭州市的样本，新增加的五个城市郑州、武汉、西安、重庆和杭州的信任得分均为“尚可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北、上、广。
总体信任程度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在目前社会发展条件下大体与市场化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总体信任感越低。因为市场化程度高是一个生人社会，与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主要来自于熟人社会恰恰不同。另一个解释是，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呈现一定的差距，因而，熟人圈破裂的程度、人们的维权意识、期望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我们将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作出区分后，这一结论可能更容易得到解释。
二、市民的制度信任状况
社会信任的状况可以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更为直接，更多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有关。相形之下，制度信任包括对公共机构和组织的信任，隐含着对规则、规范、法律的信任，它较为间接，更多带有普遍信任的意义。
为了深入分析，我们将制度信任分为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包括与市民生活最为相关的机构，即：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商业行业和非政府组织五大类。
1.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商业行业最低
本次调查显示，对政府部门和其他政府所有或由政府监管的部门信任较高，对商业行业信任较低。其中，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得分最高，接近“基本信任”水平。其次是公共媒体和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属“尚可信任”水平，但较2010年有所下降。非政府组织机构信任已跌破信任底线。商业行业信任评价仍最低，属“不信任”。
2.政府机构信任状况
本次调查将政府机构细分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门、法院和检察院等机构。中央政府、全国人大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对本市政府的信任，在政府机构中居中；而对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等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
中央政府的信任得分属于“基本信任”的高端水平。其次对全国人大的信任程度也属“基本信任”。对本市地方政府信任得分刚刚达到“基本信任”水平。对公、检、法等国家执法机构的信任得分达到“尚可信任”水平。其中公安部门最低，检察院最高，这一排序与上年调查结果一致。政府机构这种“倒梯形”信任结构，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是相适应的。
3.媒体信任水平
按媒体主办单位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官办媒体和商业民办媒体，按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将媒体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本次调查发现对媒体信任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主管单位性质，即对官办媒体的信任高于民办媒体。其次是媒介形式，对传统的电视和广播媒体的信任高于对新兴的互联网媒体。
传统的官办媒体最受信任。被访者对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等）和本市电视台信任得分属“基本信任”。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市广播电台和本市党报的信任程度居中，为“尚可信任”。
其次是对新兴的官办政府网站的信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本市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政府网站的信任得分均属“尚可信任”。
然后是对传统地方媒体的信任。地方都市报/晚报既有政府主管部门，又有较强的商业性，进入“尚可信任”水平。 而民办网络媒体最不被信任。本次调查对于一般商业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等的信任得分为“不信任”，而对社交网站等新兴媒体的信任程度属“高度不信任”范围。
4.公共事业部门信任状况
市民对公共事业单位的信任属“尚可信任”水平。燃气、自来水、电力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对医院的信任度较低。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共事业部门中，市民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力、燃气、供水部门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均达到“尚可信任”的较高水平。经过多年的规范管理，曾经是市民意见很大的水电气部门，逐步得到公众的信任。
邮政、城市公共交通和公办教育部门的信任度均属“尚可信任”范围。近些年各类快递公司的竞争促使传统邮政服务转型，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邮政部门经过努力，得到市民的信任。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更加困难，城市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成为中国大城市公交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次调查市民对公交部门基本是信任的。公办教育虽然面临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面临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难题，但市民对公办教育还是信任的。
市民对固定电信和移动电信的信任程度进入“不信任”水平。电信资费计费标准的透明性受到了市民的质疑，如天价手机漫游费、手机吞话费等一系列违规问题频出。
医院仍成为本次调查中信任程度最低的公共事业部门，市民对医院“不信任”。普通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持续多年未得到缓解。
5.商业行业信任状况
商业行业的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其中广告业最不被信任。
银行由于其国有的特殊背景，被评为最受信任的商业行业，达到“基本信任”水平，与其他商业行业普遍较低的信任程度形成极大反差。
家用电器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信任度处于商业行业第二和第三位，离“尚可信任”水平尚差一点儿。
被访者对零售商业、物业管理、农副产品和保险的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
市民对餐饮业、旅游业、药品制造、食品制造和房地产等行业属于“高度不信任”。
广告业的诚信缺失是商业行业中最严重的。大量的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充斥着市场，民众对广告业的信任得分在商业行业中排名最后。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对市面上的广告首先是怀疑。
6.非政府组织信任状况
本次调查非政府组织的平均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具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较受市民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水平与宗教组织接近。
本次调查将非政府组织细分为工会、妇联、学术性学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居委会/村委会、业主委员会和慈善机构。
市民对与政府联系比较紧密的工会和妇联的信任程度较高，达到“尚可信任”水平。
对民间组织性质的居委会/村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信任也接近“尚可信任”水平。
对学术性学会和行业协会的信任，属“不信任”水平。
而对“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已接近“高度不信任”范围。本次调查结果反映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还在继续。
三、市民的人际信任状况
1.亲而信的格局继续保持不变
本次调查显示，市民在人际交往中最信任的是亲属和亲密朋友，其次是一般熟人，而对陌生人则高度不信任，有趣的是市民对邻居表现出矛盾的信任关系。
亲属信任程度排第一位。调查结果发现，市民最信任的还是家庭成员，为“高度信任”。这种对家庭成员极高的信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独特信任，此将其称为“亲属信任”。
亲密朋友信任排第二位。对亲密朋友的信任同样接近“高度信任”水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亲密朋友仍然进入了个人的核心信任区域，处于个体信任圆环由内往外的第二圈。
一般熟人信任排第三位。对一般熟人、一般朋友、单位同事、单位领导的信任属于“尚可信任”。这种与一般熟人、一般朋友、单位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多是基于业缘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分析发现，市民对这种人际关系表现出了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处于个体信任圆环由内往外的第三圈，是对人际圈最中心只对亲属和亲密朋友信任的补充，可以将其称为“熟人信任”。
陌生人信任度最低，为“高度不信任”。对网友的信任程度更低。市民对陌生人这样没有任何既往关系人群的信任，和对通过不可控的虚拟网络环境建立起来的网友的信任程度是一致的，都表现为高度不信任。在此将其称为“陌生人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人信任行为所承担的风险极高，低信任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
调查中，市民对邻居的信任接近“尚可信任”。分析发现，对邻居的信任程度为典型的“熟人信任”和典型的“陌生人信任”这两种信任特征并存的状态。即在参加调查的市民心目中，邻居这个群体存在着两方面的特性，一种特性来自于因同居一地所形成的一种熟人关系；另一种特性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居住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极大改变，使人们对邻居产生了像陌生人一般的感觉。具体表现在信任中，就出现了有些人把邻居当成自己信任圈子里的人；有些人则对邻居有着极高的戒备。对邻居群体这种“信任矛盾”现象，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远亲不如近邻”的地缘信任，是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之一。
2.初次见面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
调查中问及人们在初次见面的情况下会相信什么样的人。结果发现，在初次见面时，人们会相信那些具有名望或良好声誉的人，有50.4%的人选择此项。在初次见面时如果朋友介绍也更容易获得信任，有49.4%的人选择此项。有32.2%的人表示，如果之前从他人口耳相传的信息中听说过这位初次见面的人的相关信息，会对增强双方的信任有帮助。还分别有9.8%～18.2%的人认为如果对方有良好的业绩，或高社会地位/职位，或有难以取得的各种资格（如医师资格），亦或是高学历，也会在初次见面时为彼此的信任加分。调查中有15.6%和12.0%的被访者表示，如果初次见面的人是校友、同乡等有共同归属者，也会增加信任感。另有14.1%的人表示自己不会相信那些第一次遇见的人。 3.责任心、志同道合、理解他人是建立人际信任的三大因素
责任感是建立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重要人格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在建立可信任的人际关系时，最看重对方的人格特质因素是“责任感”，有46.7%的人表示会与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建立关系。其次分别有40.5%和32.4%的人选择了会与“可靠”和“正直”的人长期交往。接下来“言行一致”、“对人或事公平”、“体谅别人”和“坦率”等人格特质的选择率也达到了21.6%～27.0%。
志同道合是建立信任人际关系的关键行为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建立可信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因素是“个性合得来”，有49.8%的人选择此项。其次是“与我有相似的兴趣及偏好”，有43.4%的人选择此项，还有28.0%的人选择“与我有相似的思考模式”。有35.0%的人表示会和那些“会维护其他人的权利”的人建立关系，有29.0%的人愿意与那些“可以随时联系得到”的人交往，另有24.1%的人与那些“可以容易而且明确地沟通”的人交往，还有22.0%的人希望对方拥有“准时”的特点。
理解他人和自身水平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态度和能力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在人际关系建立中，人们最看重的是对方“理解别人心情”的态度，有61.2%的人愿意与那些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情的人交往。口才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因素，56.2%的人喜欢与“具有说服力”的人交往。“专业知识与能力”、“可以尊重不同的意见”、“领导能力”和“达成目标的能力”也分别有28.7%～38.3%的人选择。
四、分城市信任程度比较分析
1.各城市行业大类信任程度比较
（1）中西部城市市民对政府的信任高于东部
本次调查的中西部郑州、武汉、重庆和西安四城市对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分为72.1分，比本次调查的东部京、沪、穗三市平均分65.9分高出6.2分。
（2）重庆市民对公共媒体信任度低
各市市民对公共媒体基本处于“尚可信任”水平。西安和武汉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郑州市民对公共媒体“尚可信任”。北京、广州与上海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属“尚可信任”，但分别较2010年下降了4.3分、9.0分和5.1分，降幅明显。重庆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度最低，为“不信任”水平。
（3）对公共事业部门信任度北京市民最高，广州最低
北上广的市民对城市公共事业部门的信任程度差异明显。其中北京和上海对公共事业部门信任高，属“尚可信任”。广州市民对公共事业部门的信任较低，属“不信任”。三市较2010年分别有3.3～6.1分的降幅。
（4）重庆市民对商业行业最不信任
各城市居民对商业行业的社会信任评价均较低。重庆市民对商业行业的信任最低，属“高度不信任”，广州和武汉市民属“不信任”。
（5）武汉、广州市民对非政府组织基本信任
本次调查武汉和广州的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最高，属“尚可信任”水平。上海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接近“尚可信任”水平。本次调查的三个北方城市郑州、北京和西安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水平属于“不信任”。重庆市民的非政府组织信任程度最低。
2.不同城市人际关系信任比较
总的来看，武汉市市民的综合人际信任程度最高，属“尚可信任”。郑州、北京、上海和西安的人际信任得分也同属“尚可信任”水平。广州市民对人际关系的信任水平属“不信任”水平。重庆市民人际信任程度最低。
具体看，家庭成员信任各市都很高，平均为90.6分。
熟人信任北方城市高，南方城市低。其中北方郑州市最高，南方重庆市最低。
陌生人信任各市都很低，仅为27.4分。其中重庆市最低。
五、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1.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社会欺骗现象严重
信任经验是个人信任感的重要来源。对社会上守信/失信状况的判断也间接影响到个人的信任感。
七市市民认为我国社会欺骗严重。2011年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判断平均分为58.2分，属于程度“严重”。本次调查让市民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可能存在的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各城市市民估计的严重程度在49.7～68.0分之间，上海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的判断最高，为68.0分，广州最低，为49.7分。
具体看各种主要欺骗现象，广告、地产、食品、药品行业信任危机严重。
欺骗现象最严重的是广告，属于“非常严重”。
其次是房地产开发商或房地产中介的欺骗。对许多市民来说，一生最大的投入就是房地产，买房子耗尽了一家人一辈子的积蓄和心血。所以房地产开发商或地产中介的欺骗所带来的影响极大。本次调查中房地产欺骗严重程度属“很严重”的欺骗水平。
近些年，市民用来养命、救命的食品和药品行业危机不断，食品、药品行业制假的新闻常见诸报端。调查中市民对这两个行业的欺骗作假严重程度评分属程度“很严重”。
政府部门被看作是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机构。市民对政府工作人员渎职或不作为的行为比较反感。本次调查市民认为公务员的渎职不作为现象的严重程度属“严重”。
对引导社会舆论的公共媒体，市民认为其欺骗现象“严重”。
对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团体中出现的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判断属“严重”。
市民认为陌生人欺骗现象“严重”。
2.社会欺骗影响社会信任
市民的社会欺骗感受对其社会总体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事业单位信任、商业信任和非政府组织信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发生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如温州动车追尾、佛山小悦悦事件、扶起倒地老人被讹事件、房屋双卖和倒塌事件等。这些都影响到市民的总体社会信任。对社会总体信任影响显著的有陌生人欺骗、政府工作人员渎职或不作为，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或中介欺骗，越是感知情况严重的人，对社会总体信任程度越低。 政府信任受到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渎职以及社会团体的欺骗的感知的影响，感受欺骗程度越严重社会信任度越低。
媒体信任水平受到市民对公共媒体、社会团体欺骗现象严重程度感知的影响，认为这些情况越严重，对媒体越不信任。
对商业行业的信任显著地受到了药品行业欺骗、虚假广告、陌生人欺骗以及地产行业欺骗的影响，越是认为这些现象严重的，越是对商业行业信任度低。
3.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影响社会信任
本次调查中用“请问您认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还是只关心自己”一题来测量被访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测，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市民认为社会上有一半多一点儿的人是乐于助人的，还有近一半人是只关心自己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认为其他人多是乐于助人的人，对社会更信任；那些认为其他人多是只关心自己的人，对社会更不信任。统计发现，这个观念对个体的社会总体、政府、媒体、事业单位、商业行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影响相关关系都非常强烈。
六、主要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1）2011年我国社会信任总体状况不理想。社会信任总体为“不信任”水平。
（2）我国社会信任水平近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1年底信任下降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频繁发生的公共事件，如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小悦悦等事件的曝光，冲击市民对社会的信任感受。
（3）我国社会欺骗现象严重，市民普遍有过被欺骗的经历。
（4）我国社会信任现状中存在积极因素。一是53.2%的人对社会“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二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三是市民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高。
2.主要建议
（1）政府要做诚信的表率，做到信息公开、办公廉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市民对政府信任较高。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强，民众对信息的掌握和理解有较大的提升，对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愈加敏感和关注。所以政府要以身作则，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有效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对社会信任起到积极帮助作用。
（2）全社会有计划开展道德污染治理工程，下狠手打击假冒伪劣。制假贩假泛滥已经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影响。应建立起信用体制建设，规范诚信的奖惩措施，建立和完善个人与组织的信用档案，提高假冒和欺骗的成本，使社会信用运行健康平稳。
（3）加强社会信任状况监测，把握社会信任变动趋势。根据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社会信任的水平是一个极易波动的指标，非常容易受到当下的重大社会事件和生活感受的影响，并且社会信任是社会心态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对社会信任状况进行及时地测评和长期的跟踪监测与分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4）宣传诚信人物和事件。加强道德建设，弘扬助人文化，提升安全感。诚信、信任和信用不是自在的，而是培育的，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文化价值的变迁而不断消长的。因此在当下更要积极宣传和弘扬优秀的助人事迹，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爱和关爱，受到感染，进而信任他人，愿意帮助他人，进一步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研究信任时，可以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在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人们更多依赖的是人际信任。这是一种特殊信任，特点是只信任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不信任外人，依靠熟人关系以及舆论与道德的压力规范和保证着社会信任规则。制度信任是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进入陌生人社会后的一种信任模式，以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等作为保障。现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信任总是与风险相联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风险，而对外界不合理信任，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现代社会的不可控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大了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信任的难度，更容易形成信任危机。
信息的掌握也影响人们的信任判断。信息越少，可疑性越大，信息越多，可疑性越小。
信任度是不断变化的。信任关系良性循环时，信任度增加；恶性循环时，信任度降低，直至信任关系完全遭到破坏，信任体系解体，需重新建立起新的信任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在参照了国内外先进经验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完善了社会信任测量指标，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七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一、总体社会信任属于“不信任”水平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可以说是到了社会信任的警戒线。
分程度看，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并表示“非常信任”的为3.9%，表示比较信任的占49.3%，还有35.6%被访者认为社会信任状况“一般”，另有11.3%的被访者对社会诚信持怀疑态度，表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
在连续两年调查的三个城市中，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信任程度都有较大的下降，只有广州与上年相比略有上升。北京市民的社会信任感最低，从2010年的“不信任”水平降为现在的“高度不信任”状态。上海信任水平处于本次调查各大城市的倒数第二，已从“尚可信任”水平降为现在的“不信任”水平。而广州本次调查信任度略升，属于对社会“尚可信任”水平。
中西部城市的信任水平比东部高。在比较城市总体信任时，加入杭州市的样本，新增加的五个城市郑州、武汉、西安、重庆和杭州的信任得分均为“尚可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北、上、广。
总体信任程度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在目前社会发展条件下大体与市场化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总体信任感越低。因为市场化程度高是一个生人社会，与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主要来自于熟人社会恰恰不同。另一个解释是，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呈现一定的差距，因而，熟人圈破裂的程度、人们的维权意识、期望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我们将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作出区分后，这一结论可能更容易得到解释。
二、市民的制度信任状况
社会信任的状况可以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更为直接，更多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有关。相形之下，制度信任包括对公共机构和组织的信任，隐含着对规则、规范、法律的信任，它较为间接，更多带有普遍信任的意义。
为了深入分析，我们将制度信任分为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包括与市民生活最为相关的机构，即：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商业行业和非政府组织五大类。
1.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商业行业最低
本次调查显示，对政府部门和其他政府所有或由政府监管的部门信任较高，对商业行业信任较低。其中，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得分最高，接近“基本信任”水平。其次是公共媒体和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属“尚可信任”水平，但较2010年有所下降。非政府组织机构信任已跌破信任底线。商业行业信任评价仍最低，属“不信任”。
2.政府机构信任状况
本次调查将政府机构细分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门、法院和检察院等机构。中央政府、全国人大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对本市政府的信任，在政府机构中居中；而对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等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
中央政府的信任得分属于“基本信任”的高端水平。其次对全国人大的信任程度也属“基本信任”。对本市地方政府信任得分刚刚达到“基本信任”水平。对公、检、法等国家执法机构的信任得分达到“尚可信任”水平。其中公安部门最低，检察院最高，这一排序与上年调查结果一致。政府机构这种“倒梯形”信任结构，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是相适应的。
3.媒体信任水平
按媒体主办单位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官办媒体和商业民办媒体，按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将媒体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本次调查发现对媒体信任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主管单位性质，即对官办媒体的信任高于民办媒体。其次是媒介形式，对传统的电视和广播媒体的信任高于对新兴的互联网媒体。
传统的官办媒体最受信任。被访者对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等）和本市电视台信任得分属“基本信任”。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市广播电台和本市党报的信任程度居中，为“尚可信任”。
其次是对新兴的官办政府网站的信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本市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政府网站的信任得分均属“尚可信任”。
然后是对传统地方媒体的信任。地方都市报/晚报既有政府主管部门，又有较强的商业性，进入“尚可信任”水平。 而民办网络媒体最不被信任。本次调查对于一般商业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等的信任得分为“不信任”，而对社交网站等新兴媒体的信任程度属“高度不信任”范围。
4.公共事业部门信任状况
市民对公共事业单位的信任属“尚可信任”水平。燃气、自来水、电力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对医院的信任度较低。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共事业部门中，市民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电力、燃气、供水部门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均达到“尚可信任”的较高水平。经过多年的规范管理，曾经是市民意见很大的水电气部门，逐步得到公众的信任。
邮政、城市公共交通和公办教育部门的信任度均属“尚可信任”范围。近些年各类快递公司的竞争促使传统邮政服务转型，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邮政部门经过努力，得到市民的信任。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更加困难，城市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成为中国大城市公交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次调查市民对公交部门基本是信任的。公办教育虽然面临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面临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难题，但市民对公办教育还是信任的。
市民对固定电信和移动电信的信任程度进入“不信任”水平。电信资费计费标准的透明性受到了市民的质疑，如天价手机漫游费、手机吞话费等一系列违规问题频出。
医院仍成为本次调查中信任程度最低的公共事业部门，市民对医院“不信任”。普通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持续多年未得到缓解。
5.商业行业信任状况
商业行业的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其中广告业最不被信任。
银行由于其国有的特殊背景，被评为最受信任的商业行业，达到“基本信任”水平，与其他商业行业普遍较低的信任程度形成极大反差。
家用电器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信任度处于商业行业第二和第三位，离“尚可信任”水平尚差一点儿。
被访者对零售商业、物业管理、农副产品和保险的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
市民对餐饮业、旅游业、药品制造、食品制造和房地产等行业属于“高度不信任”。
广告业的诚信缺失是商业行业中最严重的。大量的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充斥着市场，民众对广告业的信任得分在商业行业中排名最后。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对市面上的广告首先是怀疑。
6.非政府组织信任状况
本次调查非政府组织的平均信任得分属“不信任”水平。具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较受市民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水平与宗教组织接近。
本次调查将非政府组织细分为工会、妇联、学术性学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居委会/村委会、业主委员会和慈善机构。
市民对与政府联系比较紧密的工会和妇联的信任程度较高，达到“尚可信任”水平。
对民间组织性质的居委会/村委会、业主委员会的信任也接近“尚可信任”水平。
对学术性学会和行业协会的信任，属“不信任”水平。
而对“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已接近“高度不信任”范围。本次调查结果反映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还在继续。
三、市民的人际信任状况
1.亲而信的格局继续保持不变
本次调查显示，市民在人际交往中最信任的是亲属和亲密朋友，其次是一般熟人，而对陌生人则高度不信任，有趣的是市民对邻居表现出矛盾的信任关系。
亲属信任程度排第一位。调查结果发现，市民最信任的还是家庭成员，为“高度信任”。这种对家庭成员极高的信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独特信任，此将其称为“亲属信任”。
亲密朋友信任排第二位。对亲密朋友的信任同样接近“高度信任”水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亲密朋友仍然进入了个人的核心信任区域，处于个体信任圆环由内往外的第二圈。
一般熟人信任排第三位。对一般熟人、一般朋友、单位同事、单位领导的信任属于“尚可信任”。这种与一般熟人、一般朋友、单位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多是基于业缘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分析发现，市民对这种人际关系表现出了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处于个体信任圆环由内往外的第三圈，是对人际圈最中心只对亲属和亲密朋友信任的补充，可以将其称为“熟人信任”。
陌生人信任度最低，为“高度不信任”。对网友的信任程度更低。市民对陌生人这样没有任何既往关系人群的信任，和对通过不可控的虚拟网络环境建立起来的网友的信任程度是一致的，都表现为高度不信任。在此将其称为“陌生人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人信任行为所承担的风险极高，低信任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
调查中，市民对邻居的信任接近“尚可信任”。分析发现，对邻居的信任程度为典型的“熟人信任”和典型的“陌生人信任”这两种信任特征并存的状态。即在参加调查的市民心目中，邻居这个群体存在着两方面的特性，一种特性来自于因同居一地所形成的一种熟人关系；另一种特性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居住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极大改变，使人们对邻居产生了像陌生人一般的感觉。具体表现在信任中，就出现了有些人把邻居当成自己信任圈子里的人；有些人则对邻居有着极高的戒备。对邻居群体这种“信任矛盾”现象，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远亲不如近邻”的地缘信任，是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之一。
2.初次见面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
调查中问及人们在初次见面的情况下会相信什么样的人。结果发现，在初次见面时，人们会相信那些具有名望或良好声誉的人，有50.4%的人选择此项。在初次见面时如果朋友介绍也更容易获得信任，有49.4%的人选择此项。有32.2%的人表示，如果之前从他人口耳相传的信息中听说过这位初次见面的人的相关信息，会对增强双方的信任有帮助。还分别有9.8%～18.2%的人认为如果对方有良好的业绩，或高社会地位/职位，或有难以取得的各种资格（如医师资格），亦或是高学历，也会在初次见面时为彼此的信任加分。调查中有15.6%和12.0%的被访者表示，如果初次见面的人是校友、同乡等有共同归属者，也会增加信任感。另有14.1%的人表示自己不会相信那些第一次遇见的人。 3.责任心、志同道合、理解他人是建立人际信任的三大因素
责任感是建立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重要人格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在建立可信任的人际关系时，最看重对方的人格特质因素是“责任感”，有46.7%的人表示会与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建立关系。其次分别有40.5%和32.4%的人选择了会与“可靠”和“正直”的人长期交往。接下来“言行一致”、“对人或事公平”、“体谅别人”和“坦率”等人格特质的选择率也达到了21.6%～27.0%。
志同道合是建立信任人际关系的关键行为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建立可信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因素是“个性合得来”，有49.8%的人选择此项。其次是“与我有相似的兴趣及偏好”，有43.4%的人选择此项，还有28.0%的人选择“与我有相似的思考模式”。有35.0%的人表示会和那些“会维护其他人的权利”的人建立关系，有29.0%的人愿意与那些“可以随时联系得到”的人交往，另有24.1%的人与那些“可以容易而且明确地沟通”的人交往，还有22.0%的人希望对方拥有“准时”的特点。
理解他人和自身水平是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态度和能力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在人际关系建立中，人们最看重的是对方“理解别人心情”的态度，有61.2%的人愿意与那些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情的人交往。口才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因素，56.2%的人喜欢与“具有说服力”的人交往。“专业知识与能力”、“可以尊重不同的意见”、“领导能力”和“达成目标的能力”也分别有28.7%～38.3%的人选择。
四、分城市信任程度比较分析
1.各城市行业大类信任程度比较
（1）中西部城市市民对政府的信任高于东部
本次调查的中西部郑州、武汉、重庆和西安四城市对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分为72.1分，比本次调查的东部京、沪、穗三市平均分65.9分高出6.2分。
（2）重庆市民对公共媒体信任度低
各市市民对公共媒体基本处于“尚可信任”水平。西安和武汉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郑州市民对公共媒体“尚可信任”。北京、广州与上海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属“尚可信任”，但分别较2010年下降了4.3分、9.0分和5.1分，降幅明显。重庆市民对公共媒体的信任度最低，为“不信任”水平。
（3）对公共事业部门信任度北京市民最高，广州最低
北上广的市民对城市公共事业部门的信任程度差异明显。其中北京和上海对公共事业部门信任高，属“尚可信任”。广州市民对公共事业部门的信任较低，属“不信任”。三市较2010年分别有3.3～6.1分的降幅。
（4）重庆市民对商业行业最不信任
各城市居民对商业行业的社会信任评价均较低。重庆市民对商业行业的信任最低，属“高度不信任”，广州和武汉市民属“不信任”。
（5）武汉、广州市民对非政府组织基本信任
本次调查武汉和广州的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最高，属“尚可信任”水平。上海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接近“尚可信任”水平。本次调查的三个北方城市郑州、北京和西安市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水平属于“不信任”。重庆市民的非政府组织信任程度最低。
2.不同城市人际关系信任比较
总的来看，武汉市市民的综合人际信任程度最高，属“尚可信任”。郑州、北京、上海和西安的人际信任得分也同属“尚可信任”水平。广州市民对人际关系的信任水平属“不信任”水平。重庆市民人际信任程度最低。
具体看，家庭成员信任各市都很高，平均为90.6分。
熟人信任北方城市高，南方城市低。其中北方郑州市最高，南方重庆市最低。
陌生人信任各市都很低，仅为27.4分。其中重庆市最低。
五、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1.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社会欺骗现象严重
信任经验是个人信任感的重要来源。对社会上守信/失信状况的判断也间接影响到个人的信任感。
七市市民认为我国社会欺骗严重。2011年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判断平均分为58.2分，属于程度“严重”。本次调查让市民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可能存在的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各城市市民估计的严重程度在49.7～68.0分之间，上海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的判断最高，为68.0分，广州最低，为49.7分。
具体看各种主要欺骗现象，广告、地产、食品、药品行业信任危机严重。
欺骗现象最严重的是广告，属于“非常严重”。
其次是房地产开发商或房地产中介的欺骗。对许多市民来说，一生最大的投入就是房地产，买房子耗尽了一家人一辈子的积蓄和心血。所以房地产开发商或地产中介的欺骗所带来的影响极大。本次调查中房地产欺骗严重程度属“很严重”的欺骗水平。
近些年，市民用来养命、救命的食品和药品行业危机不断，食品、药品行业制假的新闻常见诸报端。调查中市民对这两个行业的欺骗作假严重程度评分属程度“很严重”。
政府部门被看作是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机构。市民对政府工作人员渎职或不作为的行为比较反感。本次调查市民认为公务员的渎职不作为现象的严重程度属“严重”。
对引导社会舆论的公共媒体，市民认为其欺骗现象“严重”。
对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团体中出现的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判断属“严重”。
市民认为陌生人欺骗现象“严重”。
2.社会欺骗影响社会信任
市民的社会欺骗感受对其社会总体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事业单位信任、商业信任和非政府组织信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发生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如温州动车追尾、佛山小悦悦事件、扶起倒地老人被讹事件、房屋双卖和倒塌事件等。这些都影响到市民的总体社会信任。对社会总体信任影响显著的有陌生人欺骗、政府工作人员渎职或不作为，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或中介欺骗，越是感知情况严重的人，对社会总体信任程度越低。 政府信任受到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渎职以及社会团体的欺骗的感知的影响，感受欺骗程度越严重社会信任度越低。
媒体信任水平受到市民对公共媒体、社会团体欺骗现象严重程度感知的影响，认为这些情况越严重，对媒体越不信任。
对商业行业的信任显著地受到了药品行业欺骗、虚假广告、陌生人欺骗以及地产行业欺骗的影响，越是认为这些现象严重的，越是对商业行业信任度低。
3.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影响社会信任
本次调查中用“请问您认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还是只关心自己”一题来测量被访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测，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市民认为社会上有一半多一点儿的人是乐于助人的，还有近一半人是只关心自己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认为其他人多是乐于助人的人，对社会更信任；那些认为其他人多是只关心自己的人，对社会更不信任。统计发现，这个观念对个体的社会总体、政府、媒体、事业单位、商业行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影响相关关系都非常强烈。
六、主要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1）2011年我国社会信任总体状况不理想。社会信任总体为“不信任”水平。
（2）我国社会信任水平近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1年底信任下降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频繁发生的公共事件，如温州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小悦悦等事件的曝光，冲击市民对社会的信任感受。
（3）我国社会欺骗现象严重，市民普遍有过被欺骗的经历。
（4）我国社会信任现状中存在积极因素。一是53.2%的人对社会“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二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三是市民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高。
2.主要建议
（1）政府要做诚信的表率，做到信息公开、办公廉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市民对政府信任较高。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强，民众对信息的掌握和理解有较大的提升，对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愈加敏感和关注。所以政府要以身作则，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有效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对社会信任起到积极帮助作用。
（2）全社会有计划开展道德污染治理工程，下狠手打击假冒伪劣。制假贩假泛滥已经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影响。应建立起信用体制建设，规范诚信的奖惩措施，建立和完善个人与组织的信用档案，提高假冒和欺骗的成本，使社会信用运行健康平稳。
（3）加强社会信任状况监测，把握社会信任变动趋势。根据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社会信任的水平是一个极易波动的指标，非常容易受到当下的重大社会事件和生活感受的影响，并且社会信任是社会心态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对社会信任状况进行及时地测评和长期的跟踪监测与分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4）宣传诚信人物和事件。加强道德建设，弘扬助人文化，提升安全感。诚信、信任和信用不是自在的，而是培育的，随着社会背景的改变、文化价值的变迁而不断消长的。因此在当下更要积极宣传和弘扬优秀的助人事迹，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爱和关爱，受到感染，进而信任他人，愿意帮助他人，进一步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