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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移民，以来自湖广地区的居多。前者主要发生于元末明初，移民主要是出于躲避战乱的需要；后者发生于清代前期，移民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大多是家族式的，但并非聚族而居，一部分人选择到较远甚至更远的地方定居。原本安居的移民及其后代，或因所处的自然环境不佳，或因巴蜀内乱，有人会再次迁徙，少数人甚至回迁故乡。移民原乡情节浓厚，他们特别重视宗祠的修建和族谱的修撰。
关键词：族谱；重庆地区；湖广移民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2-0001-07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移民研究成果已不少，近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李禹阶等主编的《重庆移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岳精柱《“湖广填川”研究》（重庆出版社2014年）、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笔者近年收集了部分重庆地区的族谱，就此论题再作探讨。
一、为避兵计：元末明初的移民
元末明初的移民，与元末的大动乱有关，迁来巴蜀的湖广人在明人谱牒中多有记载。吴宽《重庆刘氏族谱序》：“自元季之乱，湖湘之人往往相随入蜀，为避兵计。”欧阳铎《蜀内江高氏族谱序》：内江高氏始祖于元末“自孝感避地入居泸（州）”。姜宝《内江阴氏族谱序》：“（阴典庄）其先白湖广崇阳有万户府君者，避元乱徙居邑之木犀洞。”他们都是为避战祸而迁徙入蜀的。当时，巴蜀地区人称“乐土”，洪武四年，刘瑁一与不少人一样也由湖湘迁居重庆巴县。
元末明初长江沿岸遭受“盗起之变，其势汹汹，不可以处，族姓率多散亡”，为躲避兵乱而迁至巴蜀地区的湖广人，重庆地区的族谱所记较为多见。如湖北麻城孝感乡人隆文章，“因先朝赶蛮（驱元）时，托业湖广，落业于丰都老隆家沟”。据族谱看，当时两湖地区的民众迁往重庆地区的人数有一定规模。据万邑《黄氏族谱》载，洪武二年（1369），麻城孝感乡人黄伯仲率子国光、勋光、孔光、远光、文光在荆州码头上岸入川，同来的还有谭、黄、向、陈、罗六姓，共78人。黄伯仲率子背井离乡，是因为黄氏族人中的黄华、黄胜反元，被元朝征剿，族人受株连者众，为避祸才离开家乡，迁至万县杨坪、大坪、龙王坝。秦良玉的祖先秦安司，也是洪武二年（1369）“避红头军之难，偕兄弟七人”，移居黔江绍庆路（今彭水），传二代后，至秦国宝又迁居忠州。湖广地区的部分民众有的被迫卷入到元末动乱中，民众为乱中自救，像麻城孝感乡的何盛便组织乡勇及盐徒以武力自卫。而方国珍、刘福通、李芝麻、徐寿辉、张士诚诸人又继起于台州、颍川、萧县、蕲州、泰州，民众“扰攘无可投足”。何盛于至正十一年（1351）投靠徐寿辉，从其部将明玉珍入蜀，多有军功。明玉珍定都重庆建大夏政权后，封其为万户侯，命其执掌涪陵军伍，何盛便将家人迁来涪州通济里徐坪石花坎。
追随随州人明玉珍入川的湖广人应不在少数。据《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当时拥众十万，投靠徐寿辉后，一度镇守沔阳。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涝连年，民采鱼而食”。至正十五年（1355），明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艘，进入夔州筹粮。其时蜀中粮食尚充盈，“粮皆满载，蜀人亦不觉扰”。明玉珍领兵西进重庆时，将所得粮食的十分之三，运回沔阳以赈民。可以想见，在其定都重庆后，饱受战乱与灾荒之苦的湖广民众及明氏“十万众”的部属移民重庆者应不在少数，清人陶澍《蜀輶日记》就称“白（明）玉珍僭夏，楚兵随之，川东北已多麻城徙”。
事实上，明代入川移民不止限于元末明初。麻城人方秉然和其弟秉秀、秉善于成化元年（1465）移居万县，全族共数十余人。一同前来的还有丁黄二姓，人数达65人，规模也较大。也有因为官于今重庆地区而最终定居下来的。万县余家镇与该镇教家坝的先祖为余厥，永乐年间余厥第九子余上英之子因任职于川东兵备道，于是卜居今万州的余家镇。第六子余上敬的后裔余桓中携其子余伦，宣德元年由麻城县孝感乡迁来余家镇教家坝，这一支的迁徙，当受其族人早已定居于万州的影响。又如江南省江宁县（今南京）沈源，嘉靖初年出任万县知县，“子孙遂入其籍”。不过，元末明初以后非因战乱而迁来的移民，并不是明代移居重庆民众的主流。
元末明初，巴蜀地区能吸引众多的湖广移民，还与该地区地旷人稀有关。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德阳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宣宗宣德五年（1430）五月，大昌知县徐子善称：洪武四年（1371），大昌开设县治（今巫山境），最初有民户四百户，“后因充军、死、徒，止余一百户，并入大宁县（今巫溪）。永乐初，仍复大昌县，重选籍册，不满一百户，遂析丁多之家补之。比年止有五十五户，内多单丁。……田多荒芜，税粮失额。”英宗正统二年（1440）五月，四川布政使司奏：“重庆府武隆县民逃徙死亡，乡落空虚，乞补编户，以承租税。”朝廷以四川、湖广罪犯應徒流迁徙者，连家室迁往为民。白太祖直至英宗正统时期，巴蜀地区地旷人稀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正因为如此，吸引了湖广一带的民众前来以图生计，尤其是战乱或灾荒年月更是如此。
二、生计所趋：清代迁至重庆的外来民众
明末巴蜀地区经张献忠之乱，人烟稀少。至康熙十年，全省实在民户共39600户，男妇78681口。顺治时，曾将少民的遂宁县罢撤归并蓬溪县，康熙时也曾将岳池县归并南充，江油县归并平武，以减少行政成本。清代重庆地区，人口的残破也是很严重的。重庆府实在民户3734户，男妇8080口；夔州府实在民户3467户，男妇6934口。陈昆《陈孺人墓志铭》云：“蜀中自明季经献贼之乱，吾开（州）罹祸尤酷，几无孑遗。牟氏以明洪武初由楚徙蜀，称巨族，食指千余，至是仅存一三人。”云阳《贾氏族谱·源流序》也说：“至崇祯七年，流寇入川，白大宁由北道据成都，吾乡摇动十二三年，荒旱频仍十四五六年，土寇蝇集蹂躏，杀戮之惨，实不堪闻。此志所谓百里无烟，人且相食也！吾族人众，存者不过百之二三。”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巴蜀地区农业的凋弊。《清实录》称“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康熙十年（1677）六月，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清廷对入川的移民，为其农业生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雍正五年（1727）九月，川陕总督岳钟锺琪上奏：“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世宗旨谕：“其牛具籽种口粮等项之费，不必另开事例，现今有营田水利捐纳银两敷余之项，存贮在京，著于此内拨发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在此背景下，巴蜀地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又以湖广移民为最。 移民的长距离迁徙，耗时久长。麻城孝感人方秉然等人迁至万县，其行程达六十八天。时日久长，在缺乏政府有序组织迁徙的过程中，移民难以做到保障充分，存在较大着风险。雍正六年（1728），世宗就民眾“轻举妄动”远走四川对内阁发出警示：“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数千里，小民离弃乡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盗，势必为沟中之瘠矣。”《王氏宗谱》引老谱《湖广到四川路引》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祖母玉氏率全家移民巴蜀时说：
正月初四日携二子长岳次崑、侄崙，合家男妇拾余口，并婿徐九功偕女与三甥，共买舟入蜀，以别族亲。自家中起程，三十里到永州零陵县，出大西门有一关津湖硚，名目黄蛇渡。此处开船，水路一百二十里，到祈（应作祁）阳县，又走衡州走衡山县，共有五百四十里。到湘潭县，四百五十里，到长沙府九十里，到湘音（应作阴）县一百五十里，过青草大湖到岳州府二百四十里，到石首县三百里，到荆州府一百八十里，枝江县松枝县宜都县，此三县舡行只要一天走过，又三百里到夷陵州（后有文字脱漏），渡溪上走三十里到（岳池）花板硚王家湾。……楚省永城起程，至罗渡溪，共水里止，四千一百里，舡行不停者只要两月，定到四川。
族谱详细记录了王姓家族的祖母携儿女（包括女婿家）迁徙的全过程，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四川的岳池（与今重庆比邻）；远道迁徙至重庆地区的湖广人，其坎坷不易可以想见。玉氏全家迁徙的准备工作较为充分，置办了交通工具——船，而云阳县长沙村的余姓，其始祖余启明一家三口竟然于康熙五十年（1711）由江西抚州黄县步行入川，辛苦程度远高于永州零陵县的玉氏全家。迁徙途中有的家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此年永州府祁阳县人龚九德及子鼎国、靖国落业于此县大周里，其妻张氏病殁于湖北。
即使充满风险，也难以阻挡他乡人的到来。因为巴蜀地区被人们描述成迁移成本能较快得以偿付、预期收益极高的宜居乐土：“传说者谓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有人“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这一点，在族谱中也得到了印证，万州何氏族谱就说：“明末清初，风闻川省地利，出产可好，人烟稀少。”移民的故乡，人地矛盾突出，像湖广地区“人多地少”，而迁入地生活成本低（物价便宜），土地资源相对充足，根据移民的推拉力机制制理论，巴蜀地区自然能吸引外来移民。云阳清水塘《刘氏族谱》说：清乾隆年间，江南一带，“生息繁滋，患于人满，江西尤甚。时蜀乱粗定，土旷人少，朝旨移民吴楚，入实两川。吴人挈家上峡者襁属。归人相往语：蜀中土厚利丰，至者获沃饶，其次犹赡事畜。”江西龙泉县的刘万福、刘万良兄弟，其舅父只身来到夔州，“颇积赢资，因娶妇成家，厕于编户。乡人传说至吴，语稍侈，遽谓殷阜。”刘氏兄弟“家居食贫”，乾隆十九年（1754）受“思适乐土”的诱惑与舅父致富成家的鼓舞，于是“决计入蜀”。实则其舅父生计“贫甚，质贷邻曲，仅供治具”，兄弟俩到夔州时，舅父已迁至利川，希冀从他那里得到些帮助的愿望落了空。
清代有过盲目的移民。雍正六年（1728）二月，世宗指出：“愚民被其煽惑，不独贫者堕其术中，即有业者亦鬻产以图富足。……祗以愚民无知，图利心切，惑于邪说，见异而迁，遂轻舍故乡，甘受流离之苦。”刘万福兄弟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仍然在雍正皇帝发出警示的二十六年后决计入蜀，就显得草率。好在他们艰苦创业，最终扎下根来。那些生存能力不强的外来移民，其境况的惨淡可想而知。
至雍正、乾隆年间，越来越多的移民已成川省公共管理的一大隐患。南充人李先复上疏说：“近有楚省宝庆（今邵阳）、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移民群体中的个体复杂，确有不少以开垦为业的民众，也有“罪逃”“欠粮”之人。当土地资源超出所能供给的限度时，极易导致“奸徒匪类扰害地方”的现象时有发生：“占人己为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夥为窃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有事，群凶横行，此告彼诬、挟制官府者。”乾隆十一年（1746）《合州志》也称：“楚人安插者众，间教唆词讼，扰渎公庭之习。”再如民间以结拜兄弟方式而成的武装集团——四川的咽噜子，“多系福建、广东、湖广、陕西等省流棍”。针对移民“奸良不一”的情况，雍正六年（1728）一月，世宗批复同意四川巡抚宪德提出的“有游手生事者，即行驱逐。其实系匪类，现有过犯者，解回原籍”的条奏。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主张：今后只允许“有亲族可依”，前来“帮工为活”的人前来四川，并令各省地方官颁发印照。没有印照的，应沿途劝阻其回原籍。“毋使积聚多人滋事”。高宗批旨：“所见甚是，妥协为之。”赞同对移民有所限制。事实上，当时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例如合州，乾隆十一年（1746）编修《合州志》称其户口为11441户，人户并不多。乾隆五十四年编的《合州志》仍然沿用十一年时的数据，人口当然会有增加，但恐怕增量不会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所以这时的修撰者也懒于考核而一仍其旧了。在一些边远山区，如彭水县，征税的人丁，康熙四十九年（1710）为647人，雍正七年（1729）为853人，乾隆二十年（1755）为4577人，人丁仍然不为多。《清实录》也承认在巴蜀地区僻远的山区荒地依然较多，如保宁府南江县北大坝、叙州府屏山县大竹堡等地，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一年（1766）时仍须招民开垦。
所以，当四川省总督阿尔泰对“查无照票”的外来移民强制遣返时，乾隆三十二年（1767）高宗说：“倘此等民人，入川或有滋事为匪，致为乡里之害，即按罪严惩”，而不必“关隘查盘，给票验放”，他仍主张最大化地通过移民的方式为开发川省提供充裕的劳动力，而不认同川省地方当局简单的行政干预移民的做法。总的来说，清廷对移民热开始降温，不过也仍然是较为理性的，并没有完全封死移民入蜀之路，如嘉庆中吴伦正白广西桂林灌阳县迁入云阳县石庙子即其例。
三、居亦不安：移民的散居一再迁-返迁 明清时期的外来移民，移民心中只有一个大方向即四川，但具体到小的定居点是不大确定的。举家迁徙的移民至某地后，常又分散至各地而居。移民的始祖或后人有些没有永久居住于初徙之地，而是迁移不定，有人甚至回迁原籍。
（一）移民的散处而居
丰都《隆氏家乘》称麻城隆氏三兄弟，因“甲申（1344）兵变，各自逃散。至洪武二年同奔巴蜀”。三兄弟中，玄一公居巴县，玄二公居丰都县，玄三公居仁寿县。麻城刘万象兄弟三人也于洪武二年（1369）入川，本人居万县猪羊坝鸡宿岩，另二人一落万县占石嘴，一落重庆巴县凉风丫。乾隆年间，湖广武陵县（今常德境）龚氏族人来到忠县复兴镇东堡四保便分手，议定以东堡四保为主居地，留在此地的族人便建立祠堂，以此为中心，逐步向外发展。
举家迁徙的移民分散而居，与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关。《清实录》雍正六年（1728）三月丁丑载：
户部议覆：“四川巡抚宪德疏言，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一户内老小丁多、不敷养赡者，临时酌增。俱给以票，令其营业。至应给牛种口粮，请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十二两。”……从之。
一大家子同处一地，根据这一制度安排，显然难以最优化地享受政策所带来的“福利”，不便于最大限度地获得包括田土、资金在内的生活资源，所以，移民分散而居。尽管亲人的分居很痛苦，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类似的移民安置政策，族谱也有反映。龚家沟始祖龚正商与其弟明末清初移居忠州汝溪里女溪滩，因当时忠州规定：同姓分配土地比异姓少一半。为利于家族发展，兄弟一人更名为杨秀久，也居住在女溪滩。今天当地有“龚杨两姓子女不通婚”的祖训。利益面前，某些移民只得兄弟异地而居，这样可避免龚正商兄弟那样为获取更多资源而更改姓名的尴尬。须知，同一家族或同一地域迁徙而来的移民，如果星居的话，适应新的人群环境的成本会有所提高，比如学习与他们不大一样的语言以及一整套习俗，否则难以与人交流沟通，给生活带来不便——移民在熟人社群里是无此烦恼的。
（二）移民的再迁徙
因各种的原因，移民并不全都是在初次迁徙之地世代定居下来，有时会被迫选择再次迁移。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选择更好的宜居地而再次迁移。洪武二年（1369），麻城孝感乡遭水灾，廖先魁携八子入川，迁居于重庆荣昌县廖家坝。至曾孙廖善先，洪武八年（1375）因经商落业于彭水县前乡坝。清代时，由湖南零陵县移民至云阳县渔塘坝的王臣信，居地自然条件不好，“每年田中少收成”，便迁至西堂寺（今云阳新阳乡），几年后，又移居大水田尖茶溪，孙辈再迁奉节。王臣信之弟老三，最初移居于开县胡家弯，因田出臭水，收成不好，“土地菩萨投梦，指点移居云阳陈家山榨枝坝”。五房移居开县瓦子坪，后又分支迁至云阳陈家山到落弯。只有六房王臣汉移居云阳北岸盐渠下甲发泮沟，没再迁往他处。再次迁徙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月载圣祖谕曰：“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或有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往他者。”为避免与土著发生冲突或逃避税粮，移民自然有可能再次迁徙。此外，移民——先移入者和后移入者、同时移入者——之间因土地资源竞争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挤出效应的形成，使得部分移民另选他处居住。《王氏宗普》引崑曰：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移家来蜀，卜宅于此间土地，虽未开垦，而荒芜者亦为先来者得矣，间有因荒而踞，彼此争夺，搆讼不休。”那些早已移居过来的移民，内心难以接受更多的外来移民。王崑为免冲突，出资购置田土，最终定居下来。那些没钱，又不想惹麻烦的，只好再择他处作定居地。
二是躲避战乱而迁移。洪武末年，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人贾义著迁徙到云阳。张献忠乱蜀时，其族人又流落至四川渠县、湖北恩施、贵州遵义等地。麻城孝感乡的隆文章为避元末战乱，落业于丰都老隆家沟。后因兵乱，迁往石柱土司。至张献忠入川时，秦良玉征剿，不堪征田纳粮，隆氏族人复又弃石柱，重返丰都水天坪。何盛于明玉珍入蜀时将麻城孝感乡的家人迁来涪州通济里。张献忠之乱时，后人何士鼎于崇祯十七年（1644）避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始返居涪州致远场何家巷、大屋基何家湾等处。康熙十三年（1674），又因避谭洪乱而避居彭水张家坝。
（三）移民的返迁
江西临江府新喻县人何以孝，万历四年（1576）迁湖北黄州府，不久又迁至涪州麻堆坝沙溪，其弟后又迁回老家新喻。至张献忠犯梁山（今梁平），何以孝长子、次子避居黔江罗家营，第三子回迁临江府凤凰桥。何氏家族成员的返迁，表明移民故里和遥远他乡的移民及其后代，始终存在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移民难以调整好状态与当地社会融合，最终导致返回故乡。
至清代，移民复返故乡的更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圣祖说：“（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这表明，在部分移民看来，随着五年起征之年的到来，迁入地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不足，已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此外，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川省的承受能力开始出现问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四川布政使张逢尧说：“从前番民稀少，食物平贱，年来外省贫民相率入蜀，生聚日众，粮价渐昂。”因人口激增而导致的生活成本增高，显然不利于移民的安居。从笔者收集的族谱来看，确有回迁原籍的事例。如龚白寅于康熙十三年（1680）由湖南零陵县徙川，定居于梁山县小南路马家场，后龚白寅仍回湖南原籍，祖母伍氏留居落户地养育后代。具体原因不详。
一般而言，如果“浮寄无田宅”就可能会“东归”。还有，单身移民如果具备了组建家庭的能力，尤其是与本土社群的女子结婚生子，其安居的稳定性较高。不过，也有例外。移民至云阳的江西人刘万良兄弟，通过经商致富，购置田產，均已结婚生子，本可不必“东归”，但“故土难离”的情结深厚，“归志仍未辍”。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们遣其子返故里“省视庐墓”。尽管两兄弟“恢宏贾业”，“家道益昌”，也仍然“阴有归吴志”。直至嘉庆二年，因白莲教之乱才打消了他们的返乡念头，“始长为夔（州）人”。 乾隆十九年（1744），湖南零陵县人何希玉，为寻入川经商的儿子而来，初心只是出于家人团聚，并不真心想移民他乡，他没有变卖家产，而是将田产、家物器具等交长兄何希伯照管，当然还是想回到故乡。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老年人并不具备较长的未来预期，移民是得不偿失的。与他前来的还有其妻魏氏，另一儿子（已亡故）之妻周氏及其二子元举、元文。不幸的是，魏氏病故于途，经商的儿子也没找到，何希玉、儿媳周氏又先后弃世，这家人“盘费已罄，难以归楚”，于是元举、元文兄弟才决定安居万县，完成了由“旅居者”至“移居者”的转变。
四、祖先记忆：建祠修谱和移民的情感依附
远离故土的移民，尽管他们大多是举家迁徙入蜀的，但又常常得忍受骨肉的散居。时移岁迁，宗族的识别可能极为不便，进而还涉及到对先祖尊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其宗（家）族意识白入川之时就十分强烈。洪武二年（1369），麻城人廖先魁携八子入川迁居于荣昌县廖家坝，八房八支特意同制八枚银心大锣，希望八枚大锣能成为年代久远后族人识别的重要物证。谭玉珍的后人谭祯兄弟六人，因避元末之乱入蜀，明洪武年间至巫山时，柳条为诗：“本是元朝将相家，洪兵追散入西涯，庐陵背上来分别，柳条写诗传各家。千载儿孙作表志，文韬武略足堪跨，若是本家来相会，对得诗合是一家。”六人散居云、万、忠、涪、施、利、夔等州。再如洪武末年，江西新昌县贾义著落业于云阳。族人流传：“故洪都兮，再新昌；刘基更兮，到汉阳；洪武衰兮，入蜀荒。”与廖氏兄弟制银心大锣不同，谭氏、贾氏两家族试图以歌谣来书写共同的祖先历史记忆，以此作为认定同宗同族边界的标识，歌谣也寄托了对故土情感的依恋。移民宗族共同记忆的完成，通常是通过建祠和修谱来实现的。
1.建祠。祠堂是祖先崇拜的核心场所。建祠堂可“隆尊祖敬宗之心，广合食收族之道”，尊崇祖先的同时，还可团结族人聚合力量。江西人刘万良兄弟安居后，“拟建祠立谱”，未及修建即病故。刘万良子刘富文“更为两祠，祠甚崇丽，为南乡家庙之最”。建祠堂得花费大笔款子，需由族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出资。云阳《贾氏族谱》载贾家第六代移民为建祠35人捐资，最多的为九千五百文，最少的19千文。在建祠与修谱的问题上，家族成员也并非全都同心协力。万州太安镇梁上村人何希玉白湖南零陵移居而来，第四代后人何天才、何天禄、何天祥、何天珍四房的后裔在建祠与修谱二事上，二、三、四房“均乐从”，长房后裔何大纲经济条件好过那三房，却“不与和衷共济”，祠宇峻工的第二年，何大纲始将部分房产、地产捐献出来，以作立祠之用度。态度的改变，应是担心其作为长房的权威在家族中受损而最终被边缘化，诚如族谱所说：“其名虽公，其实犹私。”
2.修谱。谱牒是祖先记忆的书写载体。云阳《贾氏族谱序》说：“从来家之谱，犹国之史也。……家有谱，所以纪祖宗子姓之渊源。”修谱可“序昭穆，别长幼，定亲疏。尊尊亲亲，则孝悌之道立矣”可见族谱在宗族中的重要地位。外来移民迁出仓卒，未带族谱的较多；至巴蜀地区后，又迭经战乱，世系混乱，更加难考。比起本土民众，移民更是急切地想通过修族谱和建宗祠，来强化家族、宗族意识，凝聚家族、宗族的力量。比起建祠堂，修谱更难，有时得重返故乡求助。开州江里唐氏，先祖唐文宝本湖南零陵县人，康熙年间兄弟三人川。乾隆中叶，派人回老家抄族谱而归，白莲教乱时，族谱复失。至同治十年（1873）复重修族谱。万县孙家乡的何氏家族，由何永相返楚，带回谱帖。几代以后一直未续修，“后生未注，殁亦无稽”，何氏族人“恐日久紊乱，无从查考”，于是重修族谱。万县余家坝余氏后人余文榜，常忧谱牒失传，将先代世系拟成草本，留传后人。余鹏升，“越梁山、新宁诸县，历访同宗，兢兢不懈”，始修成族谱。万州白羊乡何家沟光绪十八年（1892）修族谱时，“各房查各房坟墓，各造各房草册”，寻源问本，历经数载，始修成总谱。
族谱的失修，极易导致祖先记忆的遗忘。万州白羊人何氏，其始祖何承阳、何承向于元末明初入川，他们及其后人辗转迁徙，加之“谱序失焚”，传至第十一代时，何氏兄弟祖先的情况已无从考证。光绪十八年（1892），其后人查考反映与本族世系有关的红板壁墓及千佛寺铁钟，再结合何氏始祖兄弟的草谱，最终弄清楚他们这一族与洪武二年（1369）迁徙至万州的何梓“均属一脉一族一地”。
族谱的不完善，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宗族矛盾、冲突，使宗族撕裂。万县余家镇与该镇教家坝的余姓，其先祖为余厥，其第九子余上英之子于永乐年间任职于川东兵备道，于是卜居今万州的余家镇。第六子余上敬的后裔余桓中携其子余伦，于明宣德元年由麻城县孝感乡迁来余家镇教家坝。由于余桓中并未携带老谱前来，随后的战乱，余姓流离失所，以致后代辈份单凭口传耳闻。白此教家坝族人与余家坝的族人常发生争执，甚至斗殴起讼。教家坝余姓多次修谱，将字派向上提升了一辈，余姓矛盾不断，互相指责对方乱伦。教家坝余姓似应更为强势。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两余姓合谱始化解了矛盾。
五、结论
外迁而来的移民，从时段上分，可分为元末明初的移民和清代移民；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湖广一带及江西移民。就目的而言，元末明初的移民是避战乱之祸以图生命的自我拯救，清代移民则主要是追求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间以改善生活状况；前者是战乱时的被迫移民，后者是和平时期的自愿移民一一当然，其中有清廷的诱导、政策上的扶持。清代移民的涌入，给巴蜀地区带来过社会治理上风险，引发地方官员的担忧甚至抵触，但由于朝廷的助推，移民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移民大多属家族式移民，有相当部分并没有族聚而居，而是分散居住。即使是定居者，也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不定。也有少部分移民因难以彻底融入当地社会，萌生去意，返迁回原籍。正因为存在这种原乡情节，移民特别重视宗祠的修建和族谱的修撰。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向华武
关键词：族谱；重庆地区；湖广移民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2-0001-07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移民研究成果已不少，近年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李禹阶等主编的《重庆移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岳精柱《“湖广填川”研究》（重庆出版社2014年）、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笔者近年收集了部分重庆地区的族谱，就此论题再作探讨。
一、为避兵计：元末明初的移民
元末明初的移民，与元末的大动乱有关，迁来巴蜀的湖广人在明人谱牒中多有记载。吴宽《重庆刘氏族谱序》：“自元季之乱，湖湘之人往往相随入蜀，为避兵计。”欧阳铎《蜀内江高氏族谱序》：内江高氏始祖于元末“自孝感避地入居泸（州）”。姜宝《内江阴氏族谱序》：“（阴典庄）其先白湖广崇阳有万户府君者，避元乱徙居邑之木犀洞。”他们都是为避战祸而迁徙入蜀的。当时，巴蜀地区人称“乐土”，洪武四年，刘瑁一与不少人一样也由湖湘迁居重庆巴县。
元末明初长江沿岸遭受“盗起之变，其势汹汹，不可以处，族姓率多散亡”，为躲避兵乱而迁至巴蜀地区的湖广人，重庆地区的族谱所记较为多见。如湖北麻城孝感乡人隆文章，“因先朝赶蛮（驱元）时，托业湖广，落业于丰都老隆家沟”。据族谱看，当时两湖地区的民众迁往重庆地区的人数有一定规模。据万邑《黄氏族谱》载，洪武二年（1369），麻城孝感乡人黄伯仲率子国光、勋光、孔光、远光、文光在荆州码头上岸入川，同来的还有谭、黄、向、陈、罗六姓，共78人。黄伯仲率子背井离乡，是因为黄氏族人中的黄华、黄胜反元，被元朝征剿，族人受株连者众，为避祸才离开家乡，迁至万县杨坪、大坪、龙王坝。秦良玉的祖先秦安司，也是洪武二年（1369）“避红头军之难，偕兄弟七人”，移居黔江绍庆路（今彭水），传二代后，至秦国宝又迁居忠州。湖广地区的部分民众有的被迫卷入到元末动乱中，民众为乱中自救，像麻城孝感乡的何盛便组织乡勇及盐徒以武力自卫。而方国珍、刘福通、李芝麻、徐寿辉、张士诚诸人又继起于台州、颍川、萧县、蕲州、泰州，民众“扰攘无可投足”。何盛于至正十一年（1351）投靠徐寿辉，从其部将明玉珍入蜀，多有军功。明玉珍定都重庆建大夏政权后，封其为万户侯，命其执掌涪陵军伍，何盛便将家人迁来涪州通济里徐坪石花坎。
追随随州人明玉珍入川的湖广人应不在少数。据《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当时拥众十万，投靠徐寿辉后，一度镇守沔阳。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涝连年，民采鱼而食”。至正十五年（1355），明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艘，进入夔州筹粮。其时蜀中粮食尚充盈，“粮皆满载，蜀人亦不觉扰”。明玉珍领兵西进重庆时，将所得粮食的十分之三，运回沔阳以赈民。可以想见，在其定都重庆后，饱受战乱与灾荒之苦的湖广民众及明氏“十万众”的部属移民重庆者应不在少数，清人陶澍《蜀輶日记》就称“白（明）玉珍僭夏，楚兵随之，川东北已多麻城徙”。
事实上，明代入川移民不止限于元末明初。麻城人方秉然和其弟秉秀、秉善于成化元年（1465）移居万县，全族共数十余人。一同前来的还有丁黄二姓，人数达65人，规模也较大。也有因为官于今重庆地区而最终定居下来的。万县余家镇与该镇教家坝的先祖为余厥，永乐年间余厥第九子余上英之子因任职于川东兵备道，于是卜居今万州的余家镇。第六子余上敬的后裔余桓中携其子余伦，宣德元年由麻城县孝感乡迁来余家镇教家坝，这一支的迁徙，当受其族人早已定居于万州的影响。又如江南省江宁县（今南京）沈源，嘉靖初年出任万县知县，“子孙遂入其籍”。不过，元末明初以后非因战乱而迁来的移民，并不是明代移居重庆民众的主流。
元末明初，巴蜀地区能吸引众多的湖广移民，还与该地区地旷人稀有关。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德阳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宣宗宣德五年（1430）五月，大昌知县徐子善称：洪武四年（1371），大昌开设县治（今巫山境），最初有民户四百户，“后因充军、死、徒，止余一百户，并入大宁县（今巫溪）。永乐初，仍复大昌县，重选籍册，不满一百户，遂析丁多之家补之。比年止有五十五户，内多单丁。……田多荒芜，税粮失额。”英宗正统二年（1440）五月，四川布政使司奏：“重庆府武隆县民逃徙死亡，乡落空虚，乞补编户，以承租税。”朝廷以四川、湖广罪犯應徒流迁徙者，连家室迁往为民。白太祖直至英宗正统时期，巴蜀地区地旷人稀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正因为如此，吸引了湖广一带的民众前来以图生计，尤其是战乱或灾荒年月更是如此。
二、生计所趋：清代迁至重庆的外来民众
明末巴蜀地区经张献忠之乱，人烟稀少。至康熙十年，全省实在民户共39600户，男妇78681口。顺治时，曾将少民的遂宁县罢撤归并蓬溪县，康熙时也曾将岳池县归并南充，江油县归并平武，以减少行政成本。清代重庆地区，人口的残破也是很严重的。重庆府实在民户3734户，男妇8080口；夔州府实在民户3467户，男妇6934口。陈昆《陈孺人墓志铭》云：“蜀中自明季经献贼之乱，吾开（州）罹祸尤酷，几无孑遗。牟氏以明洪武初由楚徙蜀，称巨族，食指千余，至是仅存一三人。”云阳《贾氏族谱·源流序》也说：“至崇祯七年，流寇入川，白大宁由北道据成都，吾乡摇动十二三年，荒旱频仍十四五六年，土寇蝇集蹂躏，杀戮之惨，实不堪闻。此志所谓百里无烟，人且相食也！吾族人众，存者不过百之二三。”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巴蜀地区农业的凋弊。《清实录》称“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康熙十年（1677）六月，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清廷对入川的移民，为其农业生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雍正五年（1727）九月，川陕总督岳钟锺琪上奏：“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世宗旨谕：“其牛具籽种口粮等项之费，不必另开事例，现今有营田水利捐纳银两敷余之项，存贮在京，著于此内拨发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在此背景下，巴蜀地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又以湖广移民为最。 移民的长距离迁徙，耗时久长。麻城孝感人方秉然等人迁至万县，其行程达六十八天。时日久长，在缺乏政府有序组织迁徙的过程中，移民难以做到保障充分，存在较大着风险。雍正六年（1728），世宗就民眾“轻举妄动”远走四川对内阁发出警示：“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数千里，小民离弃乡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盗，势必为沟中之瘠矣。”《王氏宗谱》引老谱《湖广到四川路引》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祖母玉氏率全家移民巴蜀时说：
正月初四日携二子长岳次崑、侄崙，合家男妇拾余口，并婿徐九功偕女与三甥，共买舟入蜀，以别族亲。自家中起程，三十里到永州零陵县，出大西门有一关津湖硚，名目黄蛇渡。此处开船，水路一百二十里，到祈（应作祁）阳县，又走衡州走衡山县，共有五百四十里。到湘潭县，四百五十里，到长沙府九十里，到湘音（应作阴）县一百五十里，过青草大湖到岳州府二百四十里，到石首县三百里，到荆州府一百八十里，枝江县松枝县宜都县，此三县舡行只要一天走过，又三百里到夷陵州（后有文字脱漏），渡溪上走三十里到（岳池）花板硚王家湾。……楚省永城起程，至罗渡溪，共水里止，四千一百里，舡行不停者只要两月，定到四川。
族谱详细记录了王姓家族的祖母携儿女（包括女婿家）迁徙的全过程，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四川的岳池（与今重庆比邻）；远道迁徙至重庆地区的湖广人，其坎坷不易可以想见。玉氏全家迁徙的准备工作较为充分，置办了交通工具——船，而云阳县长沙村的余姓，其始祖余启明一家三口竟然于康熙五十年（1711）由江西抚州黄县步行入川，辛苦程度远高于永州零陵县的玉氏全家。迁徙途中有的家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此年永州府祁阳县人龚九德及子鼎国、靖国落业于此县大周里，其妻张氏病殁于湖北。
即使充满风险，也难以阻挡他乡人的到来。因为巴蜀地区被人们描述成迁移成本能较快得以偿付、预期收益极高的宜居乐土：“传说者谓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有人“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这一点，在族谱中也得到了印证，万州何氏族谱就说：“明末清初，风闻川省地利，出产可好，人烟稀少。”移民的故乡，人地矛盾突出，像湖广地区“人多地少”，而迁入地生活成本低（物价便宜），土地资源相对充足，根据移民的推拉力机制制理论，巴蜀地区自然能吸引外来移民。云阳清水塘《刘氏族谱》说：清乾隆年间，江南一带，“生息繁滋，患于人满，江西尤甚。时蜀乱粗定，土旷人少，朝旨移民吴楚，入实两川。吴人挈家上峡者襁属。归人相往语：蜀中土厚利丰，至者获沃饶，其次犹赡事畜。”江西龙泉县的刘万福、刘万良兄弟，其舅父只身来到夔州，“颇积赢资，因娶妇成家，厕于编户。乡人传说至吴，语稍侈，遽谓殷阜。”刘氏兄弟“家居食贫”，乾隆十九年（1754）受“思适乐土”的诱惑与舅父致富成家的鼓舞，于是“决计入蜀”。实则其舅父生计“贫甚，质贷邻曲，仅供治具”，兄弟俩到夔州时，舅父已迁至利川，希冀从他那里得到些帮助的愿望落了空。
清代有过盲目的移民。雍正六年（1728）二月，世宗指出：“愚民被其煽惑，不独贫者堕其术中，即有业者亦鬻产以图富足。……祗以愚民无知，图利心切，惑于邪说，见异而迁，遂轻舍故乡，甘受流离之苦。”刘万福兄弟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仍然在雍正皇帝发出警示的二十六年后决计入蜀，就显得草率。好在他们艰苦创业，最终扎下根来。那些生存能力不强的外来移民，其境况的惨淡可想而知。
至雍正、乾隆年间，越来越多的移民已成川省公共管理的一大隐患。南充人李先复上疏说：“近有楚省宝庆（今邵阳）、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移民群体中的个体复杂，确有不少以开垦为业的民众，也有“罪逃”“欠粮”之人。当土地资源超出所能供给的限度时，极易导致“奸徒匪类扰害地方”的现象时有发生：“占人己为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夥为窃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有事，群凶横行，此告彼诬、挟制官府者。”乾隆十一年（1746）《合州志》也称：“楚人安插者众，间教唆词讼，扰渎公庭之习。”再如民间以结拜兄弟方式而成的武装集团——四川的咽噜子，“多系福建、广东、湖广、陕西等省流棍”。针对移民“奸良不一”的情况，雍正六年（1728）一月，世宗批复同意四川巡抚宪德提出的“有游手生事者，即行驱逐。其实系匪类，现有过犯者，解回原籍”的条奏。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主张：今后只允许“有亲族可依”，前来“帮工为活”的人前来四川，并令各省地方官颁发印照。没有印照的，应沿途劝阻其回原籍。“毋使积聚多人滋事”。高宗批旨：“所见甚是，妥协为之。”赞同对移民有所限制。事实上，当时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例如合州，乾隆十一年（1746）编修《合州志》称其户口为11441户，人户并不多。乾隆五十四年编的《合州志》仍然沿用十一年时的数据，人口当然会有增加，但恐怕增量不会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所以这时的修撰者也懒于考核而一仍其旧了。在一些边远山区，如彭水县，征税的人丁，康熙四十九年（1710）为647人，雍正七年（1729）为853人，乾隆二十年（1755）为4577人，人丁仍然不为多。《清实录》也承认在巴蜀地区僻远的山区荒地依然较多，如保宁府南江县北大坝、叙州府屏山县大竹堡等地，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一年（1766）时仍须招民开垦。
所以，当四川省总督阿尔泰对“查无照票”的外来移民强制遣返时，乾隆三十二年（1767）高宗说：“倘此等民人，入川或有滋事为匪，致为乡里之害，即按罪严惩”，而不必“关隘查盘，给票验放”，他仍主张最大化地通过移民的方式为开发川省提供充裕的劳动力，而不认同川省地方当局简单的行政干预移民的做法。总的来说，清廷对移民热开始降温，不过也仍然是较为理性的，并没有完全封死移民入蜀之路，如嘉庆中吴伦正白广西桂林灌阳县迁入云阳县石庙子即其例。
三、居亦不安：移民的散居一再迁-返迁 明清时期的外来移民，移民心中只有一个大方向即四川，但具体到小的定居点是不大确定的。举家迁徙的移民至某地后，常又分散至各地而居。移民的始祖或后人有些没有永久居住于初徙之地，而是迁移不定，有人甚至回迁原籍。
（一）移民的散处而居
丰都《隆氏家乘》称麻城隆氏三兄弟，因“甲申（1344）兵变，各自逃散。至洪武二年同奔巴蜀”。三兄弟中，玄一公居巴县，玄二公居丰都县，玄三公居仁寿县。麻城刘万象兄弟三人也于洪武二年（1369）入川，本人居万县猪羊坝鸡宿岩，另二人一落万县占石嘴，一落重庆巴县凉风丫。乾隆年间，湖广武陵县（今常德境）龚氏族人来到忠县复兴镇东堡四保便分手，议定以东堡四保为主居地，留在此地的族人便建立祠堂，以此为中心，逐步向外发展。
举家迁徙的移民分散而居，与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关。《清实录》雍正六年（1728）三月丁丑载：
户部议覆：“四川巡抚宪德疏言，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一户内老小丁多、不敷养赡者，临时酌增。俱给以票，令其营业。至应给牛种口粮，请照滇省之例，每户给银十二两。”……从之。
一大家子同处一地，根据这一制度安排，显然难以最优化地享受政策所带来的“福利”，不便于最大限度地获得包括田土、资金在内的生活资源，所以，移民分散而居。尽管亲人的分居很痛苦，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类似的移民安置政策，族谱也有反映。龚家沟始祖龚正商与其弟明末清初移居忠州汝溪里女溪滩，因当时忠州规定：同姓分配土地比异姓少一半。为利于家族发展，兄弟一人更名为杨秀久，也居住在女溪滩。今天当地有“龚杨两姓子女不通婚”的祖训。利益面前，某些移民只得兄弟异地而居，这样可避免龚正商兄弟那样为获取更多资源而更改姓名的尴尬。须知，同一家族或同一地域迁徙而来的移民，如果星居的话，适应新的人群环境的成本会有所提高，比如学习与他们不大一样的语言以及一整套习俗，否则难以与人交流沟通，给生活带来不便——移民在熟人社群里是无此烦恼的。
（二）移民的再迁徙
因各种的原因，移民并不全都是在初次迁徙之地世代定居下来，有时会被迫选择再次迁移。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选择更好的宜居地而再次迁移。洪武二年（1369），麻城孝感乡遭水灾，廖先魁携八子入川，迁居于重庆荣昌县廖家坝。至曾孙廖善先，洪武八年（1375）因经商落业于彭水县前乡坝。清代时，由湖南零陵县移民至云阳县渔塘坝的王臣信，居地自然条件不好，“每年田中少收成”，便迁至西堂寺（今云阳新阳乡），几年后，又移居大水田尖茶溪，孙辈再迁奉节。王臣信之弟老三，最初移居于开县胡家弯，因田出臭水，收成不好，“土地菩萨投梦，指点移居云阳陈家山榨枝坝”。五房移居开县瓦子坪，后又分支迁至云阳陈家山到落弯。只有六房王臣汉移居云阳北岸盐渠下甲发泮沟，没再迁往他处。再次迁徙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月载圣祖谕曰：“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或有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往他者。”为避免与土著发生冲突或逃避税粮，移民自然有可能再次迁徙。此外，移民——先移入者和后移入者、同时移入者——之间因土地资源竞争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挤出效应的形成，使得部分移民另选他处居住。《王氏宗普》引崑曰：康熙四十二年（1703）冬，“移家来蜀，卜宅于此间土地，虽未开垦，而荒芜者亦为先来者得矣，间有因荒而踞，彼此争夺，搆讼不休。”那些早已移居过来的移民，内心难以接受更多的外来移民。王崑为免冲突，出资购置田土，最终定居下来。那些没钱，又不想惹麻烦的，只好再择他处作定居地。
二是躲避战乱而迁移。洪武末年，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人贾义著迁徙到云阳。张献忠乱蜀时，其族人又流落至四川渠县、湖北恩施、贵州遵义等地。麻城孝感乡的隆文章为避元末战乱，落业于丰都老隆家沟。后因兵乱，迁往石柱土司。至张献忠入川时，秦良玉征剿，不堪征田纳粮，隆氏族人复又弃石柱，重返丰都水天坪。何盛于明玉珍入蜀时将麻城孝感乡的家人迁来涪州通济里。张献忠之乱时，后人何士鼎于崇祯十七年（1644）避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始返居涪州致远场何家巷、大屋基何家湾等处。康熙十三年（1674），又因避谭洪乱而避居彭水张家坝。
（三）移民的返迁
江西临江府新喻县人何以孝，万历四年（1576）迁湖北黄州府，不久又迁至涪州麻堆坝沙溪，其弟后又迁回老家新喻。至张献忠犯梁山（今梁平），何以孝长子、次子避居黔江罗家营，第三子回迁临江府凤凰桥。何氏家族成员的返迁，表明移民故里和遥远他乡的移民及其后代，始终存在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移民难以调整好状态与当地社会融合，最终导致返回故乡。
至清代，移民复返故乡的更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圣祖说：“（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这表明，在部分移民看来，随着五年起征之年的到来，迁入地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不足，已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此外，随着移民的逐渐增多，川省的承受能力开始出现问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四川布政使张逢尧说：“从前番民稀少，食物平贱，年来外省贫民相率入蜀，生聚日众，粮价渐昂。”因人口激增而导致的生活成本增高，显然不利于移民的安居。从笔者收集的族谱来看，确有回迁原籍的事例。如龚白寅于康熙十三年（1680）由湖南零陵县徙川，定居于梁山县小南路马家场，后龚白寅仍回湖南原籍，祖母伍氏留居落户地养育后代。具体原因不详。
一般而言，如果“浮寄无田宅”就可能会“东归”。还有，单身移民如果具备了组建家庭的能力，尤其是与本土社群的女子结婚生子，其安居的稳定性较高。不过，也有例外。移民至云阳的江西人刘万良兄弟，通过经商致富，购置田產，均已结婚生子，本可不必“东归”，但“故土难离”的情结深厚，“归志仍未辍”。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们遣其子返故里“省视庐墓”。尽管两兄弟“恢宏贾业”，“家道益昌”，也仍然“阴有归吴志”。直至嘉庆二年，因白莲教之乱才打消了他们的返乡念头，“始长为夔（州）人”。 乾隆十九年（1744），湖南零陵县人何希玉，为寻入川经商的儿子而来，初心只是出于家人团聚，并不真心想移民他乡，他没有变卖家产，而是将田产、家物器具等交长兄何希伯照管，当然还是想回到故乡。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老年人并不具备较长的未来预期，移民是得不偿失的。与他前来的还有其妻魏氏，另一儿子（已亡故）之妻周氏及其二子元举、元文。不幸的是，魏氏病故于途，经商的儿子也没找到，何希玉、儿媳周氏又先后弃世，这家人“盘费已罄，难以归楚”，于是元举、元文兄弟才决定安居万县，完成了由“旅居者”至“移居者”的转变。
四、祖先记忆：建祠修谱和移民的情感依附
远离故土的移民，尽管他们大多是举家迁徙入蜀的，但又常常得忍受骨肉的散居。时移岁迁，宗族的识别可能极为不便，进而还涉及到对先祖尊崇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其宗（家）族意识白入川之时就十分强烈。洪武二年（1369），麻城人廖先魁携八子入川迁居于荣昌县廖家坝，八房八支特意同制八枚银心大锣，希望八枚大锣能成为年代久远后族人识别的重要物证。谭玉珍的后人谭祯兄弟六人，因避元末之乱入蜀，明洪武年间至巫山时，柳条为诗：“本是元朝将相家，洪兵追散入西涯，庐陵背上来分别，柳条写诗传各家。千载儿孙作表志，文韬武略足堪跨，若是本家来相会，对得诗合是一家。”六人散居云、万、忠、涪、施、利、夔等州。再如洪武末年，江西新昌县贾义著落业于云阳。族人流传：“故洪都兮，再新昌；刘基更兮，到汉阳；洪武衰兮，入蜀荒。”与廖氏兄弟制银心大锣不同，谭氏、贾氏两家族试图以歌谣来书写共同的祖先历史记忆，以此作为认定同宗同族边界的标识，歌谣也寄托了对故土情感的依恋。移民宗族共同记忆的完成，通常是通过建祠和修谱来实现的。
1.建祠。祠堂是祖先崇拜的核心场所。建祠堂可“隆尊祖敬宗之心，广合食收族之道”，尊崇祖先的同时，还可团结族人聚合力量。江西人刘万良兄弟安居后，“拟建祠立谱”，未及修建即病故。刘万良子刘富文“更为两祠，祠甚崇丽，为南乡家庙之最”。建祠堂得花费大笔款子，需由族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出资。云阳《贾氏族谱》载贾家第六代移民为建祠35人捐资，最多的为九千五百文，最少的19千文。在建祠与修谱的问题上，家族成员也并非全都同心协力。万州太安镇梁上村人何希玉白湖南零陵移居而来，第四代后人何天才、何天禄、何天祥、何天珍四房的后裔在建祠与修谱二事上，二、三、四房“均乐从”，长房后裔何大纲经济条件好过那三房，却“不与和衷共济”，祠宇峻工的第二年，何大纲始将部分房产、地产捐献出来，以作立祠之用度。态度的改变，应是担心其作为长房的权威在家族中受损而最终被边缘化，诚如族谱所说：“其名虽公，其实犹私。”
2.修谱。谱牒是祖先记忆的书写载体。云阳《贾氏族谱序》说：“从来家之谱，犹国之史也。……家有谱，所以纪祖宗子姓之渊源。”修谱可“序昭穆，别长幼，定亲疏。尊尊亲亲，则孝悌之道立矣”可见族谱在宗族中的重要地位。外来移民迁出仓卒，未带族谱的较多；至巴蜀地区后，又迭经战乱，世系混乱，更加难考。比起本土民众，移民更是急切地想通过修族谱和建宗祠，来强化家族、宗族意识，凝聚家族、宗族的力量。比起建祠堂，修谱更难，有时得重返故乡求助。开州江里唐氏，先祖唐文宝本湖南零陵县人，康熙年间兄弟三人川。乾隆中叶，派人回老家抄族谱而归，白莲教乱时，族谱复失。至同治十年（1873）复重修族谱。万县孙家乡的何氏家族，由何永相返楚，带回谱帖。几代以后一直未续修，“后生未注，殁亦无稽”，何氏族人“恐日久紊乱，无从查考”，于是重修族谱。万县余家坝余氏后人余文榜，常忧谱牒失传，将先代世系拟成草本，留传后人。余鹏升，“越梁山、新宁诸县，历访同宗，兢兢不懈”，始修成族谱。万州白羊乡何家沟光绪十八年（1892）修族谱时，“各房查各房坟墓，各造各房草册”，寻源问本，历经数载，始修成总谱。
族谱的失修，极易导致祖先记忆的遗忘。万州白羊人何氏，其始祖何承阳、何承向于元末明初入川，他们及其后人辗转迁徙，加之“谱序失焚”，传至第十一代时，何氏兄弟祖先的情况已无从考证。光绪十八年（1892），其后人查考反映与本族世系有关的红板壁墓及千佛寺铁钟，再结合何氏始祖兄弟的草谱，最终弄清楚他们这一族与洪武二年（1369）迁徙至万州的何梓“均属一脉一族一地”。
族谱的不完善，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宗族矛盾、冲突，使宗族撕裂。万县余家镇与该镇教家坝的余姓，其先祖为余厥，其第九子余上英之子于永乐年间任职于川东兵备道，于是卜居今万州的余家镇。第六子余上敬的后裔余桓中携其子余伦，于明宣德元年由麻城县孝感乡迁来余家镇教家坝。由于余桓中并未携带老谱前来，随后的战乱，余姓流离失所，以致后代辈份单凭口传耳闻。白此教家坝族人与余家坝的族人常发生争执，甚至斗殴起讼。教家坝余姓多次修谱，将字派向上提升了一辈，余姓矛盾不断，互相指责对方乱伦。教家坝余姓似应更为强势。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两余姓合谱始化解了矛盾。
五、结论
外迁而来的移民，从时段上分，可分为元末明初的移民和清代移民；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湖广一带及江西移民。就目的而言，元末明初的移民是避战乱之祸以图生命的自我拯救，清代移民则主要是追求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间以改善生活状况；前者是战乱时的被迫移民，后者是和平时期的自愿移民一一当然，其中有清廷的诱导、政策上的扶持。清代移民的涌入，给巴蜀地区带来过社会治理上风险，引发地方官员的担忧甚至抵触，但由于朝廷的助推，移民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移民大多属家族式移民，有相当部分并没有族聚而居，而是分散居住。即使是定居者，也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不定。也有少部分移民因难以彻底融入当地社会，萌生去意，返迁回原籍。正因为存在这种原乡情节，移民特别重视宗祠的修建和族谱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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