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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的发现，以及其后汉渭文化圈田野考古的开展，学界掀起了探讨早期秦史、秦文化的热潮，把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与此相应，社会各界对此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嬴秦活动所涉汉渭文化圈内的地方文化事业也蓬勃兴起。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背景，使对这一文化领域感兴趣的人们对嬴秦崛起的历史有一概略了解。
[关键词]嬴秦崛起；秦文化；汉渭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73-06
一、嬴秦崛起的关键环节
（一）中潏保“西”
嬴姓起源于东方海岱地区，是一个以少昊为首领的鸟图腾部族，五帝时期已相当繁盛。嬴族的一支，后来西迁至陇右，是为秦人的祖先。这支嬴族何时西迁，为什么西迁，古史学界认识很不一致，影响较大的有“五帝后期说”、“夏末商初说”、“商代说”、“周初说”四种观点。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详加绍述。只对时下人气正盛的周初说略作评介。此说上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认为周灭商后，在商王朝任大臣的嬴姓首领飞廉参与了商奄地区的反周叛乱，后被镇压，飞廉被杀，其余族作为战俘被遣发至陇山以西，此即秦人之先。近年新面世的清华简，有一支简文曰：“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去年李学勤先生撰文指出，商盖即商奄，邾指朱圄山，在今甘谷县境。这支西迁的飞廉余族，即秦之“始源”。 ① 因有简文的强证和李学勤先生的力挺，周初说遂大盛于时。
然而，此说与《史记》记载不符，我们尚须慎重对待。简文说飞廉的余众被迁往陇右的朱圄山，当为史实，这有田野考古可作辅证。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渭水之南的朱圄山下）发现了秦文化遗存，跨时从西周中期至战国，规模甚大，内涵丰富，显为一处嬴人的居住中心。这支嬴人西迁后融入了嬴秦群体，也是事理逻辑的必然；但把他们视为秦之“始源”，则嫌武断。据《史记》言，这以前陇山以西早就有嬴姓方国存在了。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事常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杂说出现，仅凭一支战国简文就否定《史记》的系统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未免过于轻率。笔者愚见，嬴族的西迁，不止一次。飞廉败亡后余众之所以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因为这里本即飞廉主族的活动地域。飞廉虽在商王朝任职，其族邦却早已在西汉水上游一带存立并发育着。
为稳妥其见，我们还是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史记》泛言嬴族的迁移流动，为时甚早，或谓夏初，②或谓夏商之间，③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未交代其所迁地域。时代和地点都很明确的记载是在商后期。《秦本纪》云，飞廉之父中潏时代，嬴族已经“在西戎，保西垂”了。④ “西戎”在此指陇山以西众多的牧猎部族，嬴人厕居其间，活动地域同诸戎邻接。“西垂”不是指西部边陲，而是个具体域邑名，又称犬丘或西犬丘。此邑最早名“西”，犬丘及西垂的名称是犬戎族从东方带过来的；因为此地曾长时期被犬戎族占据，所以该族使用的邑名便因历史惯性而延存下来。⑤但秦人却一直称此邑为“西 ”，是从不使用犬丘或西垂之名的，故后来秦国在此地设县，即名为西县。⑥“保西垂”的“保”字，意为居守。小城曰保，按古汉语名动用法理解，“保西垂”即在西垂建立可以防守的城邑。这是正史明载嬴族在西方所建方国，乃日后秦国的前身。
西垂，更确切地说西邑，具体方位在哪里，对此人们的认识也尚未统一。有“红河岳费家庄说”，有“永兴、祁山之间说”，有“盐官东南说”，有“永兴赵坪说”，但诸说大致范围不出今礼县东部西汉水上游地区。这个课题我们在此也不可能展开讨论，好在这方面的论著甚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一下。西汉水上游这片地带，北连渭域，南通川陕，实处交通枢纽的位置。生态环境也相当优越，河流众多，川原开阔，气候温润，土壤肥美，农畜两宜；域内又盛产井盐，极适于养马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小型方国来说，确为营建中心城邑的理想区域。
殷、嬴二族共有鸟始生神话，族源接近，关系密切，《史记·秦本记》即言商代“嬴姓多显，遂为诸侯”。故西汉水上游以西邑为中心的嬴姓方国，一直是商王朝的属邦，其族中首领也常在商王朝供职。周灭商后，这个嬴姓方国的处境，有段时间想必是很艰难的。但它很快便适应王朝体制的政治现实，调整了与周人的关系，表示了对西周王朝的臣服。对于刚建立的西周王朝来说，也需要借助这个嬴姓方国的力量，联络陇山以西的诸戎，稳定王畿西部所谓“荒服”地区的局势，所以便对嬴姓方国采取怀柔政策，让它保持原有的方国形态，成为臣服于周的属邦。从《史记》记载的实情看来，嬴族同周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和亲周的申国通婚，促成了西戎地区的部族和睦。也就是说，嬴姓方国成为西周王朝联结、控制西部诸戎的一支辅助力量，听命于周。
（二）非子邑秦
至西周中后期的孝王时代，嬴姓方国的首领名大骆。大骆有个庶子，名非子。所谓庶子，指非正夫人所生的儿子，在贵族社会的宗法制度下，庶子通常是不能继承君位或爵位的。这个非子有特殊爱好，他善于养马，是个繁育马匹的专家。他这个特长也并非偶然，嬴姓原本就是个擅长畜牧业的部族。据《史记·秦本记》载，嬴姓始祖伯益就做过舜的虞官，曾“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后来的嬴族首领，也大都是驯马驾车的高手；而驯马驾车的技能，是由畜马、育马传统衍生而来的。非子之父名大骆，白马黑鬃谓之骆，古代部族首领的名字，常与其事业特征相关。种种迹象表明，嬴姓确为善于经营畜马业的部族。而西汉水上游地区，坡谷平缓，水丰草美，盐分充足，非常适宜于大家畜的生长繁衍。这些都是非子养马事业获得成功的优越条件。
那又正是西周王朝大量需用马匹的时代。一方面，马车是人们代步、运输的主要手段。尤其在上层社会中，马车不仅是贵族们出行的必备用具，马车数量与华美程度，还是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鲜明标志。因此，王公贵族们死后，都要以不同规模的马车陪葬。另一方面，马车是构成武装力量的基本要素。是时战车是军队的主体成分，一辆战车需四匹良马驾驭。西周中后期国势渐衰，同西北边域部族的战争频繁，消耗了大量马匹。马匹的短缺日益严重，解决马匹来源问题已成王室的当务之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周孝王得到了非子擅长畜马的信息。便“召使”非子承担畜马任务，命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⑦即让非子在今陕西宝鸡以西千河注入渭水所形成的那片扇形地带，为王室繁育马匹。 非子没有辜负孝王的期望，他在汧渭之间畜马十分成功，“马大蕃息”，深得孝王的赏识。为了褒奖非子的功劳，孝王原本打算让他接其父大骆的班，最终能成为嬴姓方国的君主，但此意遭到权臣申侯的反对。申侯之女是大骆的正妻，所生嫡子成，才应是大骆的正宗接班人。为了维护其女及外孙的权位，申侯向孝王分析了当时关陇地区的民族形势，力劝孝王不要破坏原有的政治格局，应保持王室同申、嬴两族的和睦关系。孝王接受了申侯的意见，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另一种方式奖赏非子。他在王畿西部划出一块地盘，以“附庸”身份封非子于秦邑。“附庸”是很低的一种贵族爵位，但非子一支由此脱离了大骆母族，别祖立宗，独立发展。“秦”作为一个新生政治实体的名号，也便由此开始。
秦邑地望，也是学界长期探求而至今未获解决的问题。《史记·秦本纪》为我们大致划了个范围。史言非子之六世孙秦文公由西邑出发“东猎”，到达“汧渭之会”，曾抒发怀古念祖的感叹：“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秦嬴即非子，“获为诸侯”的即文公之父，非子五世孙秦襄公。文公因此视“汧渭之会”为福地，决定迁都于此，“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汧渭之会即汧、渭二水的交汇处，非子为王室主马于汧渭之间，其居邑就封在汧渭之会，这非常合乎情理。尽管目前田野考古尚未在那一带发现可认定为秦邑的城址，但该邑距离汧渭二水汇流处不会太远，则可以肯定。学界有人弃《史记》的全面叙述，而盲从《汉书·地理志》之孤立一语，主张非子所封秦邑在陇上今张家川境内，实不可取。张家川境内如存在一座西周后期城址的话，那应当是非子的曾孙秦仲的居邑。关于此下面我们即将谈到。
非子一支别祖立宗，封于秦邑，这在嬴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非子所出的大骆方国，后来被戎族灭掉，全赖非子一支保存了嬴姓族脉，并不断壮大了实力。正是非子的后裔，使“秦”这个政治实体，发展昌盛为西方诸侯国，最终完成了神州一统的伟业。
（三）秦仲始大
秦仲是非子的曾孙，是嬴秦崛起过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据多种古文献及方志记载作综合考察，秦仲时代其族体活动地域已不在汧渭之间，而已转移至陇上今张家川、清水一带。陇上之所以有秦地之名，实为嬴族从汧渭秦地带过去的。对于嬴秦的这次迁徙，史籍并无直接的记述，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揣度：从汧渭地区的形势说，那里正是王畿西部的多事之域，最早乃与姬周关系密切的姜姓部族活动中心，后来又成为夨、散、井等小方国的邻接地带，牧猎部族出没无常，民族关系相当复杂。当西周王朝对周边族邦威慑力尚强时，嬴秦还能在那里勉强立足；当王朝后期国势日衰已无力控制局面时，族体羽翼未丰的嬴秦便不得不另谋发展了。从陇山以西的形势说，当时戎势正炽，大骆方国面临戎族的猛烈攻逼，岌岌可危。非子后裔们离开汧渭秦地而西上陇原，当也含向西垂祖地靠拢，以解母族危局的意图。这是一次全局性谋划的族体转移，可能就完成在秦仲时代。因此后世文籍几乎众口一辞地说，陇上秦地是秦仲的封域。
秦仲一族在陇上渭水河谷地带，开拓了一片新的邦土，在同诸戎的斗争中增强了族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秦仲的身份也已不再是“附庸”，周王室将其封之为大夫。《通志·氏族略》说：“秦仲有功，周王封其少子康于梁山，因为梁氏。”亦表明王室对秦仲功业的肯定。《诗经·秦风》有《车邻》一篇，《诗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郑玄在《诗·秦风谱》中说：“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不仅强调了秦仲的“始大”，而且指明秦仲“大”在汧陇之西的天水地区。
《国语·郑语》中有一段郑桓公与史官史伯的对话，分析评说当时列国状况及演化趋向，史伯把秦仲与齐侯并列为“国大而有德者”，称他为嬴姓“之隽”，认为秦乃“将兴”之国。古本《竹书纪年》说秦国“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秦国史事，即从秦仲开始。史官记事的确凿年代上溯至秦仲时代，表明秦仲确为嬴秦国家制度与文化风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切都显示出，秦仲所拥有的巨大历史影响，给了后世史家以极深刻的印象，秦仲已被视为秦国兴起的象征。
在此需要注意，史言秦仲的功业，着重突出其“国大”。所谓“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是以“国大”为前提的，如无强盛的族势和富足的实力，怎能造成可以张扬“车马礼乐侍御”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国大”首先意味着领域的开拓。秦仲一族离开了狭促受制的汧渭秦地而经营陇上，是导致“国大”的战略性举措。陇上拥有密布的渭河水系，河谷川原也宜农宜畜，早在史前时代就是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繁荣区域。在西周后期的那个时段内，该地带虽然戎族活动频繁，但尚未形成一种足以遏止嬴秦发展的强大而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为嬴秦族邦的扩壮提供了适宜的空间。
秦仲在位23年，最后死于伐戎之役。但他扩拓国力的业绩，把嬴秦早期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其后庄、襄二公战胜诸戎、掌控陇山以西奠定了基础。秦仲虽死，但有五个儿子继承其事业。而且，他的战死，引起西周王室的震动。奋发图强，以“中兴”王室自任的周宣王，派兵七千，配合秦仲诸子，与戎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周秦联军终于打败了戎族，并把陇上秦域同原大骆方国领地联成一片，使嬴秦国势空前振兴。接了秦仲班的庄公，战后有了“西垂大夫”的称号，他乘胜势把都邑重又迁回祖地西垂。
（四）襄公封侯
庄公时代，嬴秦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势，但仍未能彻底消除掉戎族的威胁。其子襄公即位不久，即又遭到戎族的一次攻袭，都邑被围，长兄世父被俘，嬴秦再度面临存亡关头。襄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史籍无载。我们只知道后来的局势相当平顺：西邑无恙，世父被放归，秦与戎的关系趋于缓和。也就是说，襄公经受住了执政之初的这次考验。以其政治智慧而不是以战争手段解决了与戎族的矛盾，使族邦转危为安。此后，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秦、戎在西垂地区发生冲突的记载。秦戎军事斗争重心转移至关中，陇山以西的局势相对平稳。 秦襄公在位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做的两件大事却非同寻常、影响深远，为日后秦国的崛起在政治前景和精神信仰两方面，确立了两根最坚实的支柱。第一件大事是在西周末年申侯之乱中，襄公果断决策，率兵救周。西周后期，各种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蓄积已久，王室统治早就危若累卵。幽王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而立宠妾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此举终于成为危机总爆发的火山口。宜臼的母舅申侯，联合缯侯及犬戎，发动了对王室的武装进攻，杀掉幽王，拥戴宜臼即王位。此即著名的“申侯之乱”，西周王朝由此灭亡；而犬戎族则趁乱横行，四处攻掠，关中陷入一片灾难。在这个预示着时代大转换的历史关键点上，秦襄公采取了英明的行动，亲自带兵东进关中，积极参与了那场大动乱的后期进程，帮助申侯稳定了王畿局势，为嬴秦争取到了善后发言权。史载襄公不仅“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而且又和诸侯们一起扶持新立的周平王，并率部护送平王“东徙雒邑”，在中国历史东、西周交接契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秦襄公的行动，抓住了决定嬴秦未来命运的历史机遇，为日后秦国的应时崛起，培育了巨大的潜势。为回报秦襄公救周护王的功勋，周王室是这样处理善后的：“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国由此成为西方唯一的诸侯国，并同东方列国展开了正常的外交活动；尤其意义重大的是，秦国取得了原西周王畿核心区域——“岐丰之地”的拥有权。尽管当时关中戎势嚣猖，嬴秦一时尚难实际控制，但王都被迫东移后，一个将由嬴秦起主导作用的西北地区政治新格局，已露端倪；嬴秦国势东向、放眼中原的历史大趋势，开始显现。
第二件大事是“作西畤，祀白帝”。《史记》高度重视此事，有五处文字言及，以《封禅书》讲得最明确：“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前文交代过，嬴秦族体缘自以少昊为首领的东夷集团，是奉少昊为始祖神的，现在襄公认定少昊之神即为“白帝”。按我国起源甚早的“五行”说宇宙模式，五行与五方相配，与五色相配，西方属金，白乃西方之色。据此，白帝就是西方之帝。秦襄公的逻辑是：嬴秦既被封为西方的诸侯，嬴秦的始祖少昊也便成为西方的天神，故可称白帝。依当时王朝体制下的宗教哲学原则，天神祭祀权是垄断在最高统治者即“天子”那里的，只有周王才能祭天，诸侯无此资格。秦襄公像是打了个政治“擦边球”，他把天分解开来，他祭的只是西方的天帝，而这西方天帝正是嬴族的始祖神，他其实是在祭祖。
畤祭白帝少昊，乃襄公升封为诸侯后首创的盛举，目的是利用当时天帝信仰与祖神崇拜意识形态的绝对威力，通过嬴姓部族的精神凝聚与感召，以强化政权，巩固统治。此举确定了嬴秦祖神少昊的天帝地位，并开创了秦国政治宗教领域极具特色的畤祭传统。
《史记·秦本纪》索隐以“止”释畤，“言神灵之所依止也”，实即“为坛以祭天”。司马迁在《封禅书》正文中这样解释：“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再结合其他文籍的表述看，嬴秦的畤坛多设在高山下临水的平台上，因其性质接近周王朝的郊祭，故通常处于国都附近。襄公之后，畤祭成为嬴秦至高无上的祀典，被历代秦君所秉承并不断完善。文公迁汧后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德公虽迁都于雍，但仍“用三百牢于鄜畤”，对白帝的祭仪空前隆盛。再后来，嬴秦国势不断东拓，宗教视野也随之扩大，畤祭对象渐趋全面。宣公在渭南作密畤，“祭青帝”；灵公时又“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至此，五色天帝体系中，除黑帝颛顼因系嬴姓直系始祖享受庙祭大典而不另设祭畤外，已全被纳入畤祭范围了。但嬴秦畤祭中白帝一直居首位，因为白帝少昊是嬴秦全力倡导的天帝信仰同祖神崇拜紧密结合的精神核心。晚至战国时代，秦献公又开创专祀白帝的畦畤先例，尤能说明问题。
顺便说一下西畤与畦畤的位置问题。康世荣先生曾撰文论证过，他认为礼县境内的祁山，实乃嬴秦都邑北依山系的主峰。而在西汉水畔翘起的尾丘祁山堡，当即襄公西畤所在；祁山堡附近依次排列的所谓“九土堆”，应为献公所立畦畤的遗迹。⑧康先生的见解有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双重依据，笔者很赞同，不仅在《甘肃通史·先秦卷》中引述过康说，还曾在相关文章里对康说作了些补证。去年笔者应邀参加“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嬴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其中即有对西、畦二畤地望的详论，⑨此不赘言。
（五）文公迁汧
襄公升封为诸侯的第五年，“伐戎至岐”而卒。他刚迈开了承接周人遗业并东向发展的步子，便“壮志未酬身先死”了。继位的是秦文公。文公在位50年，这是早期嬴秦历史中最辉煌的一段历程，秦国走向全面崛起之路。
前文曾言及，西汉水上游一带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都较优越，作为一个小方国的中心地域是相当适宜的。但对于一个立意主导西方并全力东扩的诸侯大国来说，其方位和规模就很不相称了。
摆在嬴秦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解除诸戎对关陇地区的威胁，尽快控制岐、丰沃野，密切与东方列国的联系，全面取代原西周王朝在西方的地位。为此，迁都关中势在必行。秦文公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史载文公即位的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那时的国君远距离狩猎，常含狩猎之外的目的；文公的越陇东猎，实为一次长途跋涉的武装考察，最后选定了先祖非子曾居住过的关中西部之汧地为新都。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大政治决策。
文公在“汧渭之会”营建的新都，史称汧邑，与当年非子受封的秦邑大致在同一地区。那时秦国实力尚不足以直抵原西周王都附近，只能在关中平原西部边缘初步立足，徐图发展。汧邑东望岐丰，背依陇坂，是控制陇道的关口要冲。这里可作为征伐陇山以东诸戎的基地，如形势不利，也易于登陇西返故土。所以说，文公迁汧，为嬴秦东向发展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迁都于汧后，嬴秦用了十几年时间与诸戎周旋，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掌控了关中大部分地区，并“收周余民有之”，有效地安定了社会局面，逐步恢复、繁荣了关中经济。在此基础上，文公又进一步发扬襄公以神权支撑政权的宗教理念，设鄜畤，祀白帝。还在陈仓山上建祠，祭奉天上飞来的“若石”之宝（事实上可能是块较大的陨石），利用图腾时代曾盛行的阳鸟崇拜在民间的精神遗存，为政权罩一轮神圣的光环。此外，为了强化政权威势，文公修订、补充了津法，施行“三族之罪”，借助严酷刑罚维护其统治。
秦国的史官制度，也是在文公时代建立起来的。“初有史以记事”，这应视为文化领域内值得赞誉的一项功业。史官文化具有深邃的社会内涵，是华夏文明颇具特色的要素之一。史官文化虽脱胎于巫祝文化，其原生形态鲜明地保留着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发展方向和思考重心，已越来越坚定地转向人事，转向世事的演变，在日趋政治化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史官尊重事实、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君主权力和品行是一种制约和监督，有助于执政者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文公时代史官制度的出现，表明嬴秦国家政权的成熟化和严密化，反映了统治集团对族系、君世以及文化传统的认识高度， 同时也显示出嬴秦在意识形态上与华夏文明的进一步融合。此事比被认为当时文化最先进的鲁国国史《春秋》纪事早30多年。秦的国史《秦记》是后来秦王朝焚书运动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列国史书，司马迁撰《史记》在许多方面得益于这部《秦记》。
十年前笔者曾撰写《论秦文公》一文，文末对他作过这样的简评：“文公执政50年，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均大有作为，全方位地增强了秦的国力，提高了秦在列国中的地位，并确定了秦国东向发展，加速向中原先进文化靠拢的国策。如果说秦襄公为嬴秦崛起的准备阶段划上了句号的话，秦文公则为嬴秦的昌盛期奠定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我之所以把文公时代划定为早期秦史的下限，缘由也即在此。
文公虽已迁都关中，但他死后仍归葬于西垂，与其父襄公安息在一起。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内那座中字形大墓（M2），古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墓主当为文公。该墓完全按诸侯国君葬制修建，规模宏伟，车马坑与乐器祭祀坑配套，出土物异常丰盛。已知的可靠信息表明，国内外均有收藏的那批大型鸷鸟金片椁饰，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那批有铭文的鼎、簋礼器，均出自该墓。墓葬的豪华程度，也反映了文公时代嬴秦国力的昌盛。
二、嬴秦崛起的历史评价
嬴秦的崛起，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件大事，意义极其深远。从宏观角度作粗线条梳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加速了汉渭文化圈的开发和形成
“汉渭文化圈”是笔者新提出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对此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约略界定一下其大致范围，即以陇山为中心的西汉水（原汉水）上游与渭河中游地区。从远古直到中古，这个文化圈在我国历史进程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发挥过影响全局的独特作用。而这个文化圈的开发与繁荣，和嬴秦的崛起密不可分。
汉渭文化圈是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水系唯一一处近距离邻厕流布的地区。早在史前期，这里就是大地湾文化的中心区域，后来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在这一带也有密集分布。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自然条件的急剧变化，以及代表优秀文化的族体不断转移，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一度衰落；在中原及东方文明曙光已经灿然升起的岁月里，这里仍是牧猎形态与农耕形态的交切地带，部族林立，冲突频繁，未能形成一支融合众族踏入文明大门的政治力量。直到嬴姓部族西迁陇右，并经营起一个显然具有先进性的族邦之后，情况才慢慢发生变化。
作为文明程度甚高的东夷集团外移的一支，嬴秦本即涵存着东方文化的基因，西迁后又能向先进的周文化学习，并同诸戎密切交往，吸收戎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故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开发能力是相当高的。嬴秦早期活动地域，南自礼县、西和，北至清水、张川，东抵汧渭之间，西涉甘谷、武山，这正是我所说的汉渭文化圈的主体范围。域内大都山势平缓，拥有无数适宜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河谷川原。嬴秦充分利用了较好的生态环境及自身的文化优势，世代相继地开发了这一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乃至遏止了牧猎部族对农耕经济的破坏侵扰。通过嬴秦的长期经营，汉渭地区逐渐形成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最终被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使以农、畜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形态范围不断扩大。战国时期，秦国在征服众多戎狄氏邦基础上设置了陇西、北地等郡，又开始兴建西起临洮的长城，不仅为秦的西部行政区域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也护卫了农耕文化区域的发育和巩固。经济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农耕经济的日趋定型，是汉渭文化圈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则为文化圈的生命力提供了保障。
（二）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
西北地区，尤其是汉渭文化圈内，很久以前便是部族多元比邻、群体关系十分复杂的区域。这首先是由多样性的地域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类型史前文化所决定的。此外，陇山周围不仅是农耕形态与牧猎形态的切合地带，也是几个大文化区系间联系、沟通的枢纽部位。齐家文化衰落后兴起的众多以游牧为主体生业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导致日后不同民族相邻并处的形势；而部族群体频繁的转移流动及利益冲突，更加深了民族关系复杂而又紧张的状况。
然而，社会的整体进步，要求相邻族体和睦相处，乃至逐步走向融合，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稳定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就需要一种强势的主导性力量，需要一个具有文化凝聚力的族体作为引领者。而日渐崛起的嬴秦，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随着嬴秦在汉渭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增强，不仅为诸牧猎部族在生产形态上提供了农、畜结合的经济范例，而且在行政体制上营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嬴秦的主导和掌控下，西北地区许多族邦氏国渐被并合或涵化。当然，过程中多重因素在起作用，既有嬴秦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感召，也伴随着嬴秦军事力量的征伐与胁迫。但社会整体在进步则是史实。一些族体向秦人学习，开始过以农畜业为生存方式的定居生活，并经过同秦人世代杂居而渐融为一体；一些族体被嬴秦征服后表示归顺，被纳入秦国行政体制的治理范围；也有一些族体在嬴秦的挤压下，流徙他方，远离了汉渭地区。立足于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观察，在嬴秦崛起的过程中，以汉渭文化圈为主域的西北民族关系，总的趋向是越来越缓和，变化进展的线条，也越来越清晰。这种趋向，在春秋前期的襄、文时代已初露端倪；至穆公征服诸戎、开地千里，局面已大致形成。这既有利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加速了西北各族同华夏的融合。战国后期义渠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域内原有的民族问题基本解决；而域外的民族矛盾即秦与匈奴的矛盾开始突出，西北地区民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三）发育成一支统一中国的力量
晚至春秋时期还被东方列国视为僻处西北一隅，将之比于戎狄的嬴秦，后来竟能纵横捭阖，驰骋中原，最终完成了九洲归一的大业。古人对此常感到困惑。其实，这一历史现象决非偶然。嬴秦崛起容含着许多列国并不具备的优势因素，其强盛的国力和精锐的军力，是在西北地区特殊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中长期磨炼出来的。
首先，嬴秦在思想文化上具有包容性。嬴秦既是东方文化的伟播者，又是姬周文化的学习者，实为不同文化类型间的融合剂。作为一支远徙部族，嬴人必须适应迁至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状况，吸收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将它们融入本族文化特性之中。这样，便逐渐培养，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包容性。
其次，嬴秦在政治上勃发着进取性。嬴秦长期僻处西北，较少受中原王朝体制下礼乐伦理的熏陶，尤其是较少受贵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故在行政方式与人事理念上都相当开放，其政策多含功利色彩，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由于贵族宗法体制薄弱，大家族势力难以过度膨胀，国君的强势地位不易动摇。如同“三家分晋”及鲁国“三分公室”之类事件，在秦国是很难想像的。故一些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举措，如郡县制、军功爵制、户籍制等都能够顺利推行。在用人方面，嬴秦眼界开阔，不拘一格，重才能而不究身份，吏治肃正，严而不污。战国时期列国皆推行社会改革，但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彻底，成效最显著，决定因素就在于秦国具有上述政治进取特性。
从经济方面说，嬴秦极富开创性。早在“保西垂”时代，嬴秦即已拥用发达的农业。迁都关中后，嬴秦掌握了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全面继承了周人的先进农业传统，并成为在农业生产中最早使用铁制工具、最早使用牛耕的国家。后来的商鞅变法又彻底铲除掉原井田制下份地规划的躯壳，而采用240步的大亩辕田制，使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飞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大型水利工程在各地的兴建，耕地灌溉面积的空前扩增，又使农业发展如虎添翼。在农耕操作技术上，嬴秦也有许多创造性的成就，这在战国后期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总结性阐述。其《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专著，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所达到的高度。至于以繁育马匹为代表的畜牧业繁荣，更是东方列国所望尘莫及的。在手工业领域，即以最能反映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制造而言，无论生产规模还是铸作技艺，嬴秦都在前人基础上有突破性进展，已完全经摒弃了贵族社会那一套礼器工艺传统，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呈现一派社会化、世俗化的新气象。
嬴秦在军事上的突出优势，最受世人称道。世代相继的生存斗争，以及与诸戎的长期冲突，锤炼了嬴秦的尚武精神和勇猛斗志。富国强兵，一直是嬴秦的基本国策。为此，国家颁行军功爵制，使军功同耕地、宅院、奴婢的分配直接挂钩，为军队的战斗力构建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习战杀敌成为民心同向的社会风气。嬴秦又是擅长畜马、育马的部族，其驯马御车的本领，列国均难望其项背，而战车乃当时军队的主体性装备。秦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业，又是以生产各类武器为核心的，其戈、剑、弩、镞的坚利程度，亦非他国所能比超。勇猛的士卒，优良的兵器，再配以迅疾灵动的战车和战马，其战斗力确令列国望而生畏，谈秦士而变色。
总之，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政治上的进取性，经济上的开创性，军事上的勇锐性，把嬴秦塑造成为一支列国均难与之抗衡的力量，由嬴秦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四）编织了联结西北与中原的纽带
嬴姓族体在汉渭地区生存繁衍并构建政治实体的时间非常久远，期间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且不说他们有可能早在五帝后期即已迁居陇右，即依《史记》所言，至迟在商、周两代，嬴姓在汉水上游（即今西汉水）所建方国，就以中原王朝为宗主，并担负着联络西部诸戎，维护王朝利益的重任，嬴姓首领也多在王朝中央任职。即使在迁都关中之后，在面向中原发展的同时，嬴秦也并未放弃对汉渭地区的经营治理。作为西北一方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生产形态的引领者，嬴秦一直是沟通西北与中原的桥梁。
嬴秦文化具有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嬴秦政权具有镇慑力和感召力，嬴秦对西北戎狄诸部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从王朝体制的宗属传统上说，从农耕文化圈的扩大与巩固上说，从宗教、伦理、艺术等意识形态上说，嬴秦的存在与壮大，都在西北地区培育了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势能，强化着华夏护导边域的观念，编织了一条联结中原与西北的坚韧纽带，并以此引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程。秦以后至今的两千多年间，西北地区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出现过不少想当“西北王”的野心家，但却无一能久立成功。历史业已证明，没有一种力量能切断联结西北与中原的这条无形的纽带，因为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元气，贯通着华夏文明的经络血脉。嬴秦崛起在这个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过去尚无人谈及；笔者认为，这是嬴秦对中国历史的深度贡献，理应给予高度评价。
[注 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②《秦本纪》云，伯益之孙费昌时代，嬴族即已“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③《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谓嬴族“及殷夏之间微散”。
④由《秦本纪》另一处记载我们得知，中潏之父戎胥轩时，嬴族就已经生活在陇山以西，并且与申戎通婚了。这显示出司马迁并未把嬴族西迁时间的上限定死。
⑤这一史事最早由段连勤先生论定。见其《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1982年《先秦史集刊》），及《犬戎历史始末述》（载《民族研究》1989年5期）。
⑥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⑦《史记·秦本纪》。以下凡未标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不再一一注出。
⑧《祁山稽古》，收入康世荣、南玄子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⑨该文压缩稿发表在《嬴秦学刊》2012年2期，全文收载于李学勤主编《嬴秦与莱芜》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载《丝绸之路·文论》，2002年总第6期。
[关键词]嬴秦崛起；秦文化；汉渭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73-06
一、嬴秦崛起的关键环节
（一）中潏保“西”
嬴姓起源于东方海岱地区，是一个以少昊为首领的鸟图腾部族，五帝时期已相当繁盛。嬴族的一支，后来西迁至陇右，是为秦人的祖先。这支嬴族何时西迁，为什么西迁，古史学界认识很不一致，影响较大的有“五帝后期说”、“夏末商初说”、“商代说”、“周初说”四种观点。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详加绍述。只对时下人气正盛的周初说略作评介。此说上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认为周灭商后，在商王朝任大臣的嬴姓首领飞廉参与了商奄地区的反周叛乱，后被镇压，飞廉被杀，其余族作为战俘被遣发至陇山以西，此即秦人之先。近年新面世的清华简，有一支简文曰：“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去年李学勤先生撰文指出，商盖即商奄，邾指朱圄山，在今甘谷县境。这支西迁的飞廉余族，即秦之“始源”。 ① 因有简文的强证和李学勤先生的力挺，周初说遂大盛于时。
然而，此说与《史记》记载不符，我们尚须慎重对待。简文说飞廉的余众被迁往陇右的朱圄山，当为史实，这有田野考古可作辅证。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渭水之南的朱圄山下）发现了秦文化遗存，跨时从西周中期至战国，规模甚大，内涵丰富，显为一处嬴人的居住中心。这支嬴人西迁后融入了嬴秦群体，也是事理逻辑的必然；但把他们视为秦之“始源”，则嫌武断。据《史记》言，这以前陇山以西早就有嬴姓方国存在了。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事常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杂说出现，仅凭一支战国简文就否定《史记》的系统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未免过于轻率。笔者愚见，嬴族的西迁，不止一次。飞廉败亡后余众之所以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因为这里本即飞廉主族的活动地域。飞廉虽在商王朝任职，其族邦却早已在西汉水上游一带存立并发育着。
为稳妥其见，我们还是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史记》泛言嬴族的迁移流动，为时甚早，或谓夏初，②或谓夏商之间，③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未交代其所迁地域。时代和地点都很明确的记载是在商后期。《秦本纪》云，飞廉之父中潏时代，嬴族已经“在西戎，保西垂”了。④ “西戎”在此指陇山以西众多的牧猎部族，嬴人厕居其间，活动地域同诸戎邻接。“西垂”不是指西部边陲，而是个具体域邑名，又称犬丘或西犬丘。此邑最早名“西”，犬丘及西垂的名称是犬戎族从东方带过来的；因为此地曾长时期被犬戎族占据，所以该族使用的邑名便因历史惯性而延存下来。⑤但秦人却一直称此邑为“西 ”，是从不使用犬丘或西垂之名的，故后来秦国在此地设县，即名为西县。⑥“保西垂”的“保”字，意为居守。小城曰保，按古汉语名动用法理解，“保西垂”即在西垂建立可以防守的城邑。这是正史明载嬴族在西方所建方国，乃日后秦国的前身。
西垂，更确切地说西邑，具体方位在哪里，对此人们的认识也尚未统一。有“红河岳费家庄说”，有“永兴、祁山之间说”，有“盐官东南说”，有“永兴赵坪说”，但诸说大致范围不出今礼县东部西汉水上游地区。这个课题我们在此也不可能展开讨论，好在这方面的论著甚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一下。西汉水上游这片地带，北连渭域，南通川陕，实处交通枢纽的位置。生态环境也相当优越，河流众多，川原开阔，气候温润，土壤肥美，农畜两宜；域内又盛产井盐，极适于养马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小型方国来说，确为营建中心城邑的理想区域。
殷、嬴二族共有鸟始生神话，族源接近，关系密切，《史记·秦本记》即言商代“嬴姓多显，遂为诸侯”。故西汉水上游以西邑为中心的嬴姓方国，一直是商王朝的属邦，其族中首领也常在商王朝供职。周灭商后，这个嬴姓方国的处境，有段时间想必是很艰难的。但它很快便适应王朝体制的政治现实，调整了与周人的关系，表示了对西周王朝的臣服。对于刚建立的西周王朝来说，也需要借助这个嬴姓方国的力量，联络陇山以西的诸戎，稳定王畿西部所谓“荒服”地区的局势，所以便对嬴姓方国采取怀柔政策，让它保持原有的方国形态，成为臣服于周的属邦。从《史记》记载的实情看来，嬴族同周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和亲周的申国通婚，促成了西戎地区的部族和睦。也就是说，嬴姓方国成为西周王朝联结、控制西部诸戎的一支辅助力量，听命于周。
（二）非子邑秦
至西周中后期的孝王时代，嬴姓方国的首领名大骆。大骆有个庶子，名非子。所谓庶子，指非正夫人所生的儿子，在贵族社会的宗法制度下，庶子通常是不能继承君位或爵位的。这个非子有特殊爱好，他善于养马，是个繁育马匹的专家。他这个特长也并非偶然，嬴姓原本就是个擅长畜牧业的部族。据《史记·秦本记》载，嬴姓始祖伯益就做过舜的虞官，曾“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后来的嬴族首领，也大都是驯马驾车的高手；而驯马驾车的技能，是由畜马、育马传统衍生而来的。非子之父名大骆，白马黑鬃谓之骆，古代部族首领的名字，常与其事业特征相关。种种迹象表明，嬴姓确为善于经营畜马业的部族。而西汉水上游地区，坡谷平缓，水丰草美，盐分充足，非常适宜于大家畜的生长繁衍。这些都是非子养马事业获得成功的优越条件。
那又正是西周王朝大量需用马匹的时代。一方面，马车是人们代步、运输的主要手段。尤其在上层社会中，马车不仅是贵族们出行的必备用具，马车数量与华美程度，还是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鲜明标志。因此，王公贵族们死后，都要以不同规模的马车陪葬。另一方面，马车是构成武装力量的基本要素。是时战车是军队的主体成分，一辆战车需四匹良马驾驭。西周中后期国势渐衰，同西北边域部族的战争频繁，消耗了大量马匹。马匹的短缺日益严重，解决马匹来源问题已成王室的当务之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周孝王得到了非子擅长畜马的信息。便“召使”非子承担畜马任务，命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⑦即让非子在今陕西宝鸡以西千河注入渭水所形成的那片扇形地带，为王室繁育马匹。 非子没有辜负孝王的期望，他在汧渭之间畜马十分成功，“马大蕃息”，深得孝王的赏识。为了褒奖非子的功劳，孝王原本打算让他接其父大骆的班，最终能成为嬴姓方国的君主，但此意遭到权臣申侯的反对。申侯之女是大骆的正妻，所生嫡子成，才应是大骆的正宗接班人。为了维护其女及外孙的权位，申侯向孝王分析了当时关陇地区的民族形势，力劝孝王不要破坏原有的政治格局，应保持王室同申、嬴两族的和睦关系。孝王接受了申侯的意见，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另一种方式奖赏非子。他在王畿西部划出一块地盘，以“附庸”身份封非子于秦邑。“附庸”是很低的一种贵族爵位，但非子一支由此脱离了大骆母族，别祖立宗，独立发展。“秦”作为一个新生政治实体的名号，也便由此开始。
秦邑地望，也是学界长期探求而至今未获解决的问题。《史记·秦本纪》为我们大致划了个范围。史言非子之六世孙秦文公由西邑出发“东猎”，到达“汧渭之会”，曾抒发怀古念祖的感叹：“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秦嬴即非子，“获为诸侯”的即文公之父，非子五世孙秦襄公。文公因此视“汧渭之会”为福地，决定迁都于此，“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汧渭之会即汧、渭二水的交汇处，非子为王室主马于汧渭之间，其居邑就封在汧渭之会，这非常合乎情理。尽管目前田野考古尚未在那一带发现可认定为秦邑的城址，但该邑距离汧渭二水汇流处不会太远，则可以肯定。学界有人弃《史记》的全面叙述，而盲从《汉书·地理志》之孤立一语，主张非子所封秦邑在陇上今张家川境内，实不可取。张家川境内如存在一座西周后期城址的话，那应当是非子的曾孙秦仲的居邑。关于此下面我们即将谈到。
非子一支别祖立宗，封于秦邑，这在嬴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非子所出的大骆方国，后来被戎族灭掉，全赖非子一支保存了嬴姓族脉，并不断壮大了实力。正是非子的后裔，使“秦”这个政治实体，发展昌盛为西方诸侯国，最终完成了神州一统的伟业。
（三）秦仲始大
秦仲是非子的曾孙，是嬴秦崛起过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据多种古文献及方志记载作综合考察，秦仲时代其族体活动地域已不在汧渭之间，而已转移至陇上今张家川、清水一带。陇上之所以有秦地之名，实为嬴族从汧渭秦地带过去的。对于嬴秦的这次迁徙，史籍并无直接的记述，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揣度：从汧渭地区的形势说，那里正是王畿西部的多事之域，最早乃与姬周关系密切的姜姓部族活动中心，后来又成为夨、散、井等小方国的邻接地带，牧猎部族出没无常，民族关系相当复杂。当西周王朝对周边族邦威慑力尚强时，嬴秦还能在那里勉强立足；当王朝后期国势日衰已无力控制局面时，族体羽翼未丰的嬴秦便不得不另谋发展了。从陇山以西的形势说，当时戎势正炽，大骆方国面临戎族的猛烈攻逼，岌岌可危。非子后裔们离开汧渭秦地而西上陇原，当也含向西垂祖地靠拢，以解母族危局的意图。这是一次全局性谋划的族体转移，可能就完成在秦仲时代。因此后世文籍几乎众口一辞地说，陇上秦地是秦仲的封域。
秦仲一族在陇上渭水河谷地带，开拓了一片新的邦土，在同诸戎的斗争中增强了族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秦仲的身份也已不再是“附庸”，周王室将其封之为大夫。《通志·氏族略》说：“秦仲有功，周王封其少子康于梁山，因为梁氏。”亦表明王室对秦仲功业的肯定。《诗经·秦风》有《车邻》一篇，《诗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郑玄在《诗·秦风谱》中说：“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不仅强调了秦仲的“始大”，而且指明秦仲“大”在汧陇之西的天水地区。
《国语·郑语》中有一段郑桓公与史官史伯的对话，分析评说当时列国状况及演化趋向，史伯把秦仲与齐侯并列为“国大而有德者”，称他为嬴姓“之隽”，认为秦乃“将兴”之国。古本《竹书纪年》说秦国“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秦国史事，即从秦仲开始。史官记事的确凿年代上溯至秦仲时代，表明秦仲确为嬴秦国家制度与文化风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切都显示出，秦仲所拥有的巨大历史影响，给了后世史家以极深刻的印象，秦仲已被视为秦国兴起的象征。
在此需要注意，史言秦仲的功业，着重突出其“国大”。所谓“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是以“国大”为前提的，如无强盛的族势和富足的实力，怎能造成可以张扬“车马礼乐侍御”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国大”首先意味着领域的开拓。秦仲一族离开了狭促受制的汧渭秦地而经营陇上，是导致“国大”的战略性举措。陇上拥有密布的渭河水系，河谷川原也宜农宜畜，早在史前时代就是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繁荣区域。在西周后期的那个时段内，该地带虽然戎族活动频繁，但尚未形成一种足以遏止嬴秦发展的强大而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为嬴秦族邦的扩壮提供了适宜的空间。
秦仲在位23年，最后死于伐戎之役。但他扩拓国力的业绩，把嬴秦早期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其后庄、襄二公战胜诸戎、掌控陇山以西奠定了基础。秦仲虽死，但有五个儿子继承其事业。而且，他的战死，引起西周王室的震动。奋发图强，以“中兴”王室自任的周宣王，派兵七千，配合秦仲诸子，与戎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周秦联军终于打败了戎族，并把陇上秦域同原大骆方国领地联成一片，使嬴秦国势空前振兴。接了秦仲班的庄公，战后有了“西垂大夫”的称号，他乘胜势把都邑重又迁回祖地西垂。
（四）襄公封侯
庄公时代，嬴秦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势，但仍未能彻底消除掉戎族的威胁。其子襄公即位不久，即又遭到戎族的一次攻袭，都邑被围，长兄世父被俘，嬴秦再度面临存亡关头。襄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史籍无载。我们只知道后来的局势相当平顺：西邑无恙，世父被放归，秦与戎的关系趋于缓和。也就是说，襄公经受住了执政之初的这次考验。以其政治智慧而不是以战争手段解决了与戎族的矛盾，使族邦转危为安。此后，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秦、戎在西垂地区发生冲突的记载。秦戎军事斗争重心转移至关中，陇山以西的局势相对平稳。 秦襄公在位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做的两件大事却非同寻常、影响深远，为日后秦国的崛起在政治前景和精神信仰两方面，确立了两根最坚实的支柱。第一件大事是在西周末年申侯之乱中，襄公果断决策，率兵救周。西周后期，各种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蓄积已久，王室统治早就危若累卵。幽王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而立宠妾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此举终于成为危机总爆发的火山口。宜臼的母舅申侯，联合缯侯及犬戎，发动了对王室的武装进攻，杀掉幽王，拥戴宜臼即王位。此即著名的“申侯之乱”，西周王朝由此灭亡；而犬戎族则趁乱横行，四处攻掠，关中陷入一片灾难。在这个预示着时代大转换的历史关键点上，秦襄公采取了英明的行动，亲自带兵东进关中，积极参与了那场大动乱的后期进程，帮助申侯稳定了王畿局势，为嬴秦争取到了善后发言权。史载襄公不仅“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而且又和诸侯们一起扶持新立的周平王，并率部护送平王“东徙雒邑”，在中国历史东、西周交接契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秦襄公的行动，抓住了决定嬴秦未来命运的历史机遇，为日后秦国的应时崛起，培育了巨大的潜势。为回报秦襄公救周护王的功勋，周王室是这样处理善后的：“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国由此成为西方唯一的诸侯国，并同东方列国展开了正常的外交活动；尤其意义重大的是，秦国取得了原西周王畿核心区域——“岐丰之地”的拥有权。尽管当时关中戎势嚣猖，嬴秦一时尚难实际控制，但王都被迫东移后，一个将由嬴秦起主导作用的西北地区政治新格局，已露端倪；嬴秦国势东向、放眼中原的历史大趋势，开始显现。
第二件大事是“作西畤，祀白帝”。《史记》高度重视此事，有五处文字言及，以《封禅书》讲得最明确：“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前文交代过，嬴秦族体缘自以少昊为首领的东夷集团，是奉少昊为始祖神的，现在襄公认定少昊之神即为“白帝”。按我国起源甚早的“五行”说宇宙模式，五行与五方相配，与五色相配，西方属金，白乃西方之色。据此，白帝就是西方之帝。秦襄公的逻辑是：嬴秦既被封为西方的诸侯，嬴秦的始祖少昊也便成为西方的天神，故可称白帝。依当时王朝体制下的宗教哲学原则，天神祭祀权是垄断在最高统治者即“天子”那里的，只有周王才能祭天，诸侯无此资格。秦襄公像是打了个政治“擦边球”，他把天分解开来，他祭的只是西方的天帝，而这西方天帝正是嬴族的始祖神，他其实是在祭祖。
畤祭白帝少昊，乃襄公升封为诸侯后首创的盛举，目的是利用当时天帝信仰与祖神崇拜意识形态的绝对威力，通过嬴姓部族的精神凝聚与感召，以强化政权，巩固统治。此举确定了嬴秦祖神少昊的天帝地位，并开创了秦国政治宗教领域极具特色的畤祭传统。
《史记·秦本纪》索隐以“止”释畤，“言神灵之所依止也”，实即“为坛以祭天”。司马迁在《封禅书》正文中这样解释：“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再结合其他文籍的表述看，嬴秦的畤坛多设在高山下临水的平台上，因其性质接近周王朝的郊祭，故通常处于国都附近。襄公之后，畤祭成为嬴秦至高无上的祀典，被历代秦君所秉承并不断完善。文公迁汧后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德公虽迁都于雍，但仍“用三百牢于鄜畤”，对白帝的祭仪空前隆盛。再后来，嬴秦国势不断东拓，宗教视野也随之扩大，畤祭对象渐趋全面。宣公在渭南作密畤，“祭青帝”；灵公时又“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至此，五色天帝体系中，除黑帝颛顼因系嬴姓直系始祖享受庙祭大典而不另设祭畤外，已全被纳入畤祭范围了。但嬴秦畤祭中白帝一直居首位，因为白帝少昊是嬴秦全力倡导的天帝信仰同祖神崇拜紧密结合的精神核心。晚至战国时代，秦献公又开创专祀白帝的畦畤先例，尤能说明问题。
顺便说一下西畤与畦畤的位置问题。康世荣先生曾撰文论证过，他认为礼县境内的祁山，实乃嬴秦都邑北依山系的主峰。而在西汉水畔翘起的尾丘祁山堡，当即襄公西畤所在；祁山堡附近依次排列的所谓“九土堆”，应为献公所立畦畤的遗迹。⑧康先生的见解有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双重依据，笔者很赞同，不仅在《甘肃通史·先秦卷》中引述过康说，还曾在相关文章里对康说作了些补证。去年笔者应邀参加“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嬴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其中即有对西、畦二畤地望的详论，⑨此不赘言。
（五）文公迁汧
襄公升封为诸侯的第五年，“伐戎至岐”而卒。他刚迈开了承接周人遗业并东向发展的步子，便“壮志未酬身先死”了。继位的是秦文公。文公在位50年，这是早期嬴秦历史中最辉煌的一段历程，秦国走向全面崛起之路。
前文曾言及，西汉水上游一带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都较优越，作为一个小方国的中心地域是相当适宜的。但对于一个立意主导西方并全力东扩的诸侯大国来说，其方位和规模就很不相称了。
摆在嬴秦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解除诸戎对关陇地区的威胁，尽快控制岐、丰沃野，密切与东方列国的联系，全面取代原西周王朝在西方的地位。为此，迁都关中势在必行。秦文公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史载文公即位的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那时的国君远距离狩猎，常含狩猎之外的目的；文公的越陇东猎，实为一次长途跋涉的武装考察，最后选定了先祖非子曾居住过的关中西部之汧地为新都。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大政治决策。
文公在“汧渭之会”营建的新都，史称汧邑，与当年非子受封的秦邑大致在同一地区。那时秦国实力尚不足以直抵原西周王都附近，只能在关中平原西部边缘初步立足，徐图发展。汧邑东望岐丰，背依陇坂，是控制陇道的关口要冲。这里可作为征伐陇山以东诸戎的基地，如形势不利，也易于登陇西返故土。所以说，文公迁汧，为嬴秦东向发展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迁都于汧后，嬴秦用了十几年时间与诸戎周旋，最终取得全面胜利，掌控了关中大部分地区，并“收周余民有之”，有效地安定了社会局面，逐步恢复、繁荣了关中经济。在此基础上，文公又进一步发扬襄公以神权支撑政权的宗教理念，设鄜畤，祀白帝。还在陈仓山上建祠，祭奉天上飞来的“若石”之宝（事实上可能是块较大的陨石），利用图腾时代曾盛行的阳鸟崇拜在民间的精神遗存，为政权罩一轮神圣的光环。此外，为了强化政权威势，文公修订、补充了津法，施行“三族之罪”，借助严酷刑罚维护其统治。
秦国的史官制度，也是在文公时代建立起来的。“初有史以记事”，这应视为文化领域内值得赞誉的一项功业。史官文化具有深邃的社会内涵，是华夏文明颇具特色的要素之一。史官文化虽脱胎于巫祝文化，其原生形态鲜明地保留着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发展方向和思考重心，已越来越坚定地转向人事，转向世事的演变，在日趋政治化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史官尊重事实、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君主权力和品行是一种制约和监督，有助于执政者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文公时代史官制度的出现，表明嬴秦国家政权的成熟化和严密化，反映了统治集团对族系、君世以及文化传统的认识高度， 同时也显示出嬴秦在意识形态上与华夏文明的进一步融合。此事比被认为当时文化最先进的鲁国国史《春秋》纪事早30多年。秦的国史《秦记》是后来秦王朝焚书运动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列国史书，司马迁撰《史记》在许多方面得益于这部《秦记》。
十年前笔者曾撰写《论秦文公》一文，文末对他作过这样的简评：“文公执政50年，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均大有作为，全方位地增强了秦的国力，提高了秦在列国中的地位，并确定了秦国东向发展，加速向中原先进文化靠拢的国策。如果说秦襄公为嬴秦崛起的准备阶段划上了句号的话，秦文公则为嬴秦的昌盛期奠定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我之所以把文公时代划定为早期秦史的下限，缘由也即在此。
文公虽已迁都关中，但他死后仍归葬于西垂，与其父襄公安息在一起。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内那座中字形大墓（M2），古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墓主当为文公。该墓完全按诸侯国君葬制修建，规模宏伟，车马坑与乐器祭祀坑配套，出土物异常丰盛。已知的可靠信息表明，国内外均有收藏的那批大型鸷鸟金片椁饰，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那批有铭文的鼎、簋礼器，均出自该墓。墓葬的豪华程度，也反映了文公时代嬴秦国力的昌盛。
二、嬴秦崛起的历史评价
嬴秦的崛起，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件大事，意义极其深远。从宏观角度作粗线条梳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加速了汉渭文化圈的开发和形成
“汉渭文化圈”是笔者新提出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对此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只约略界定一下其大致范围，即以陇山为中心的西汉水（原汉水）上游与渭河中游地区。从远古直到中古，这个文化圈在我国历史进程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发挥过影响全局的独特作用。而这个文化圈的开发与繁荣，和嬴秦的崛起密不可分。
汉渭文化圈是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水系唯一一处近距离邻厕流布的地区。早在史前期，这里就是大地湾文化的中心区域，后来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在这一带也有密集分布。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自然条件的急剧变化，以及代表优秀文化的族体不断转移，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一度衰落；在中原及东方文明曙光已经灿然升起的岁月里，这里仍是牧猎形态与农耕形态的交切地带，部族林立，冲突频繁，未能形成一支融合众族踏入文明大门的政治力量。直到嬴姓部族西迁陇右，并经营起一个显然具有先进性的族邦之后，情况才慢慢发生变化。
作为文明程度甚高的东夷集团外移的一支，嬴秦本即涵存着东方文化的基因，西迁后又能向先进的周文化学习，并同诸戎密切交往，吸收戎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故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开发能力是相当高的。嬴秦早期活动地域，南自礼县、西和，北至清水、张川，东抵汧渭之间，西涉甘谷、武山，这正是我所说的汉渭文化圈的主体范围。域内大都山势平缓，拥有无数适宜于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河谷川原。嬴秦充分利用了较好的生态环境及自身的文化优势，世代相继地开发了这一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乃至遏止了牧猎部族对农耕经济的破坏侵扰。通过嬴秦的长期经营，汉渭地区逐渐形成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最终被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使以农、畜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形态范围不断扩大。战国时期，秦国在征服众多戎狄氏邦基础上设置了陇西、北地等郡，又开始兴建西起临洮的长城，不仅为秦的西部行政区域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也护卫了农耕文化区域的发育和巩固。经济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农耕经济的日趋定型，是汉渭文化圈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则为文化圈的生命力提供了保障。
（二）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与融合
西北地区，尤其是汉渭文化圈内，很久以前便是部族多元比邻、群体关系十分复杂的区域。这首先是由多样性的地域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类型史前文化所决定的。此外，陇山周围不仅是农耕形态与牧猎形态的切合地带，也是几个大文化区系间联系、沟通的枢纽部位。齐家文化衰落后兴起的众多以游牧为主体生业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类型，导致日后不同民族相邻并处的形势；而部族群体频繁的转移流动及利益冲突，更加深了民族关系复杂而又紧张的状况。
然而，社会的整体进步，要求相邻族体和睦相处，乃至逐步走向融合，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稳定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就需要一种强势的主导性力量，需要一个具有文化凝聚力的族体作为引领者。而日渐崛起的嬴秦，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随着嬴秦在汉渭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和增强，不仅为诸牧猎部族在生产形态上提供了农、畜结合的经济范例，而且在行政体制上营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嬴秦的主导和掌控下，西北地区许多族邦氏国渐被并合或涵化。当然，过程中多重因素在起作用，既有嬴秦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感召，也伴随着嬴秦军事力量的征伐与胁迫。但社会整体在进步则是史实。一些族体向秦人学习，开始过以农畜业为生存方式的定居生活，并经过同秦人世代杂居而渐融为一体；一些族体被嬴秦征服后表示归顺，被纳入秦国行政体制的治理范围；也有一些族体在嬴秦的挤压下，流徙他方，远离了汉渭地区。立足于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观察，在嬴秦崛起的过程中，以汉渭文化圈为主域的西北民族关系，总的趋向是越来越缓和，变化进展的线条，也越来越清晰。这种趋向，在春秋前期的襄、文时代已初露端倪；至穆公征服诸戎、开地千里，局面已大致形成。这既有利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加速了西北各族同华夏的融合。战国后期义渠国的灭亡，标志着秦域内原有的民族问题基本解决；而域外的民族矛盾即秦与匈奴的矛盾开始突出，西北地区民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三）发育成一支统一中国的力量
晚至春秋时期还被东方列国视为僻处西北一隅，将之比于戎狄的嬴秦，后来竟能纵横捭阖，驰骋中原，最终完成了九洲归一的大业。古人对此常感到困惑。其实，这一历史现象决非偶然。嬴秦崛起容含着许多列国并不具备的优势因素，其强盛的国力和精锐的军力，是在西北地区特殊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中长期磨炼出来的。
首先，嬴秦在思想文化上具有包容性。嬴秦既是东方文化的伟播者，又是姬周文化的学习者，实为不同文化类型间的融合剂。作为一支远徙部族，嬴人必须适应迁至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状况，吸收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将它们融入本族文化特性之中。这样，便逐渐培养，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包容性。
其次，嬴秦在政治上勃发着进取性。嬴秦长期僻处西北，较少受中原王朝体制下礼乐伦理的熏陶，尤其是较少受贵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故在行政方式与人事理念上都相当开放，其政策多含功利色彩，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由于贵族宗法体制薄弱，大家族势力难以过度膨胀，国君的强势地位不易动摇。如同“三家分晋”及鲁国“三分公室”之类事件，在秦国是很难想像的。故一些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举措，如郡县制、军功爵制、户籍制等都能够顺利推行。在用人方面，嬴秦眼界开阔，不拘一格，重才能而不究身份，吏治肃正，严而不污。战国时期列国皆推行社会改革，但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彻底，成效最显著，决定因素就在于秦国具有上述政治进取特性。
从经济方面说，嬴秦极富开创性。早在“保西垂”时代，嬴秦即已拥用发达的农业。迁都关中后，嬴秦掌握了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全面继承了周人的先进农业传统，并成为在农业生产中最早使用铁制工具、最早使用牛耕的国家。后来的商鞅变法又彻底铲除掉原井田制下份地规划的躯壳，而采用240步的大亩辕田制，使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飞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大型水利工程在各地的兴建，耕地灌溉面积的空前扩增，又使农业发展如虎添翼。在农耕操作技术上，嬴秦也有许多创造性的成就，这在战国后期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总结性阐述。其《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专著，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所达到的高度。至于以繁育马匹为代表的畜牧业繁荣，更是东方列国所望尘莫及的。在手工业领域，即以最能反映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制造而言，无论生产规模还是铸作技艺，嬴秦都在前人基础上有突破性进展，已完全经摒弃了贵族社会那一套礼器工艺传统，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呈现一派社会化、世俗化的新气象。
嬴秦在军事上的突出优势，最受世人称道。世代相继的生存斗争，以及与诸戎的长期冲突，锤炼了嬴秦的尚武精神和勇猛斗志。富国强兵，一直是嬴秦的基本国策。为此，国家颁行军功爵制，使军功同耕地、宅院、奴婢的分配直接挂钩，为军队的战斗力构建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习战杀敌成为民心同向的社会风气。嬴秦又是擅长畜马、育马的部族，其驯马御车的本领，列国均难望其项背，而战车乃当时军队的主体性装备。秦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制造业，又是以生产各类武器为核心的，其戈、剑、弩、镞的坚利程度，亦非他国所能比超。勇猛的士卒，优良的兵器，再配以迅疾灵动的战车和战马，其战斗力确令列国望而生畏，谈秦士而变色。
总之，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政治上的进取性，经济上的开创性，军事上的勇锐性，把嬴秦塑造成为一支列国均难与之抗衡的力量，由嬴秦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四）编织了联结西北与中原的纽带
嬴姓族体在汉渭地区生存繁衍并构建政治实体的时间非常久远，期间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且不说他们有可能早在五帝后期即已迁居陇右，即依《史记》所言，至迟在商、周两代，嬴姓在汉水上游（即今西汉水）所建方国，就以中原王朝为宗主，并担负着联络西部诸戎，维护王朝利益的重任，嬴姓首领也多在王朝中央任职。即使在迁都关中之后，在面向中原发展的同时，嬴秦也并未放弃对汉渭地区的经营治理。作为西北一方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生产形态的引领者，嬴秦一直是沟通西北与中原的桥梁。
嬴秦文化具有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嬴秦政权具有镇慑力和感召力，嬴秦对西北戎狄诸部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从王朝体制的宗属传统上说，从农耕文化圈的扩大与巩固上说，从宗教、伦理、艺术等意识形态上说，嬴秦的存在与壮大，都在西北地区培育了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势能，强化着华夏护导边域的观念，编织了一条联结中原与西北的坚韧纽带，并以此引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程。秦以后至今的两千多年间，西北地区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出现过不少想当“西北王”的野心家，但却无一能久立成功。历史业已证明，没有一种力量能切断联结西北与中原的这条无形的纽带，因为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元气，贯通着华夏文明的经络血脉。嬴秦崛起在这个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过去尚无人谈及；笔者认为，这是嬴秦对中国历史的深度贡献，理应给予高度评价。
[注 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②《秦本纪》云，伯益之孙费昌时代，嬴族即已“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③《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谓嬴族“及殷夏之间微散”。
④由《秦本纪》另一处记载我们得知，中潏之父戎胥轩时，嬴族就已经生活在陇山以西，并且与申戎通婚了。这显示出司马迁并未把嬴族西迁时间的上限定死。
⑤这一史事最早由段连勤先生论定。见其《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1982年《先秦史集刊》），及《犬戎历史始末述》（载《民族研究》1989年5期）。
⑥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⑦《史记·秦本纪》。以下凡未标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不再一一注出。
⑧《祁山稽古》，收入康世荣、南玄子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⑨该文压缩稿发表在《嬴秦学刊》2012年2期，全文收载于李学勤主编《嬴秦与莱芜》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载《丝绸之路·文论》，2002年总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