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高增长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是2003年以来经济持续高增长主要的市场需求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出口结束高增长；国内城镇承载能力的瓶颈，开始制约住房、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两个方面需求水平下降，必然使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减弱。城市承载能力不足，还使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房租、物流等成本提高，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减弱了企业的发展动力和能力。汽车、住房市场降温不仅影响到汽车工业、房地产建筑业，而且影响到重化工原材料、装备制造、能源、交通运输等多个产业，导致国内市场需求增速全面下降。而劳动工资、土地、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污染排放收费标准持续提高，则增大了企业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订单减少、成本压力加大，集中表现为企业利润水平大幅下降，面对这一重大变化，企业需要调整转型，现有产能面临调整，产能建设发展的既有模式，包括项目建设主体、项目预期、融资方式等都面临调整。这也使经济内生性增长能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
　　2003年-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增长7.8%。针对这一情况，自2012年开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就转向了稳增长，就是要把实际增长率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7%-8%）。实现这一目标，重点是稳定市场需求。2012年以来，通过加快“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审批进度、增加必要的资金支持、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力度等措施，使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投资增长由落转稳，促进了经济增长由落转稳。但更重要的还是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支持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为中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打基础。这就需要更关注中长期目标，重点改进供给面的决定因素，包括企业、产业发展的制度条件、政策条件，加快技术进步步伐，增强创新驱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着力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以转型升级主导的新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其特点既与2003年-2007年期间的防过热不同，也与2008年以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不同。必须要根据改革发展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把稳增长与推进经济转型的各项政策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既要有效稳增长，又要着力调结构，注重用改革的办法促进产业发展，把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结合起来，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稳中有为，使增长的稳定与转型的推进之间形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促进增长的基础不断改善，促进企业和产业对新的发展环境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加快为更高水平、更小代价、更可持续、更加健康的增长奠定基础。我认为这应该是新时期政府经济思想的重要特点。